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14年，刚好是父亲去世的第十个年头，我的思绪也不禁飞回到10年前。
记得12岁那年的一天，父亲回到家，说他因为内出血必须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为食道静脉曲张，医生诊断出他食道里的静脉血管呈肿胀状态，同时还伴有肝损伤。
他有时会呕血，是那种非常严重的出血，必须要住院，有时还得一袋袋的连续输血。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父亲一连在医院躺了数周，我们几近绝望，担心他会离我们而去。幸好医生们设法在他胃里安置了一个气囊，成功止血，他才挺了过来。
在他生病期间，他总是斗志昂扬，从不因为疾病而沮丧。为了充分展示他的幽默，他还在37岁生日那天（我已经14岁了）举办了一场叫作“万一活不过四十”的大型生日派对。
父亲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有时连续几个月身体状况不错，有时则几乎每个月都会呕血。尽管如此，他总是努力坚持，尽量不让我和哥哥受到影响。
有一次，我们全家在坎贝沙滩的庞汀斯度假营地度假，他执意要和我们玩乒乓球。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了解他打起球来可不只是玩玩。他一贯好胜，那天自然也打得很尽兴，以至于体力严重透支。回家的当天他就住院了，我为此自责了很多年；但他就是这样的人。生病了，无论病情多严重，他都会纵情享受生活，绝不会让时光白白溜走。
我17岁那年，刚刚过完圣诞节，父亲居然搬出去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了，这实在是让人震惊和不解。当时我非常愤怒，他竟然就这样抛弃了母亲和我们。为此，好几个月我都不愿意见他。我的哥哥迈克是家里第一个和他言归于好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应该是想通过那样的方式让母亲（或者是我们）得到解脱。在他看来，有他这个病号在，整个家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后来被我批为“恶毒婊子”（这当然不是她真名）。她用尽心机阻止父亲和家人来往，不只是中断父亲和我们兄弟俩的联系，甚至连父亲的姐姐和母亲，她也不让见。有一次她居然拿着刀出现在我姑姑家门口，威胁姑父，不准他们和我父亲联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肝病会严重影响大脑的正常运作。这和血液里的毒素有关，肝脏的主要功能是排除体内的毒素，一旦肝脏功能异常，人体就会慢慢累积过多毒素。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开始把他要做的事都写在记事本上，以便必要的时候随时查看。其实鉴于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他大可不必这么做，因为即使在生病期间，他也总是开着车到处去兜风。
最终，父亲的名字还是排进了伦敦国王学院附属医院的肝移植等候名单上。在这之前，迈克、父亲和我会固定每周见一次面，玩玩斯诺克，吃吃汉堡。每次见面我们都尽量避免提及某些话题，因为我和迈克都不想和那个女人有任何瓜葛。
医生正式通知他进行移植手术时，我们并不知情。那个女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做完手术了，正在重症监护室，有什么情况她会再通知我们。我和迈克去医院看望父亲，在病房外等待时，还不得不和她寒暄了一阵。
但好景不长。他术后感染，情况危急，我们当时都不知他能否挺过这关；尽管他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但这次渡劫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如获新生，甚至跑到泰国去度假（虽然还是和那个女人一起）。
不幸的是，大概过了一年半，肝移植手术失败，他的身体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个女人也和他断了关系，他又搬回了自己的公寓。这倒是给了我，迈克，奶奶以及姑姑一个与他改善关系的机会。因为那个女人，这些年他和家人都疏远了。
做第二次肝移植手术的时候，我作为手术登记表上的直系亲属，为了熟悉从家到医院这段路，还专门试驾了一次。
肝移植名单上的病人基本上就是在等医院的通知，等待被告知有登记在册的捐赠者离世，同时血型又相匹配。病人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因为只有别人逝去，自己才有机会活下来。
那天晚上接到电话后，我仿佛启动了自动巡航模式一样。尽管凌晨三点的马路看上去比白天恐怖得多，但我仍然清楚记得去医院的路。记得当路过一个看上去满是流氓帮派的街区时，我迅速地锁上了车门。
当我到达医院时，父亲已经上了救护车，马上被送往伦敦。他被脱光衣服准备手术时，我才发现他竟如此瘦削，心头不禁为之一颤。
一切准备就绪，在去手术室的路上，我能看出来他很害怕（第一次生病的时候他就害怕医生和医院，但他最后克服了恐惧，他必须去面对），他坐上手推车被推走之前，和我拥抱了一下。我们家的人都不太习惯拥抱，但我知道他很感激有我陪着他。
那是我度过的最糟糕的一个晚上。我走到等候室，蜷缩在沙发上，把衣服上的帽子盖到头上想睡一会儿。可连续一整晚，房间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我就一直在假装熟睡。我还记得第二天早上护士叫我的名字，那时父亲已被推出手术室，安置在了重症监护室。
他刚睁开眼时，双眼噙泪，脸上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似乎之前他并不认为自己还能挺过来。其实手术前当我看着他的时候，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第二次移植手术后，他又一次续了生命的租约。我们甚至还组建了一支英式板球[1]队（英式板球起源于苏塞克斯[2]，看上去像是介于现代板球和英国小朋友玩的英式棒球[3]之间的一种运动。生病以前父亲一直都在玩这项运动。）生活总算平静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后，父亲开始咳嗽，喉咙也疼，一直不见好。他定期去看医生，回来却告诉我们医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否怕我们担心而故意隐瞒病情，我不得而知，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们他得了喉癌。
器官移植后，病人必须服用抗排异药物，其后果之一是：药物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容易引发癌症。加之父亲喜欢吸烟，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叼着一根烟。医生们尝试了化疗以及放疗，但我觉得最后他的身体已经快透支了。
一天，我正在工作，叔叔打来电话让我到父亲的住处去看看。我即刻明白他的意思。父亲那晚没去酒吧喝酒，他的朋友担心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上仍未联系上他，于是直接去了父亲的公寓，破门而入。不料却发现父亲瘫坐在沙发上，身前的烟灰缸里放着一只雪茄，桌上放着一杯橙汁，好像是刚坐下来准备看电视。他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如此重负了。
我更愿意相信父亲走的时候是快乐的；走之前还在酒吧和朋友一起畅饮。所幸父亲从未病到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步，因为他讨厌那样。
父亲过去总是告诉我应当“活在当下”，当我们失去他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不是父亲这句话，我和洛娜会决定搬去西班牙吗？
应该不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