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一篇向英国学界介绍美国社会学的论文中，30来岁却已是学界翘楚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梅尔瑟（Neil Smelser）以轻蔑的语气对C. 赖特·米尔斯做出如是评价：“［米尔斯先生］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界无足轻重，虽然其著作在学术圈外颇为畅销，并在某些政治圈子里广为传阅。……由于占据了大众和商业媒体的重要发言平台，他影响了圈外人士对社会学的印象。他是在美国头号评论媒体《纽约时报书评》上对学界同行做出最多点评的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和斯梅尔瑟显然未能预见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持久影响力。时至今日，米尔斯已成为社会学史上的传奇人物。1997年，国际社会学会选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高居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米尔斯去世已超过半个世纪，当代中国社会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更是天差地别。我们今天读米尔斯，不在于书中的历史细节和政策是非，而在于他迫使我们反思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学家应如何想象？
首先，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他并不主张学者抛开研究，以社会活动为业，而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为审美而审美的研究理念，反对狭隘的经验研究与科学主义。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技艺在于转译（transl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米尔斯一方面炮轰空中楼阁的宏大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反对研究方法凌驾于实质议题之上的经验主义。时过境迁，米尔斯所批判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再看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以来，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从理论到方法，从后现代到大数据，我们对西方学术前沿已不再陌生。然而，我们是不是让术语和数据掩盖了事实本身？有没有忘了自己投身学术最初的感动？社会总体结构如何？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如何？这个社会中的获利者是谁？米尔斯敦促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其次，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对于马克思和韦伯等奠基人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无泾渭分明的边界，他们的研究既是横向的结构剖析，也是纵向的历史叙事。但随着行为主义和量化分析的崛起，历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初开始分家；历史学家对社会学家提炼一般化理论的尝试不屑一顾，社会学家则将历史学家视为提供史料的体力劳动者。米尔斯对这一现象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 历史社会学’”。随着历史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兴起，这一现象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未得到真正的有机融合。如果我们遵循米尔斯的建议，历史社会学就不是社会学的分支领域，而是一切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历史社会学不是研究历史的社会学，而是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它将时序性（temporality）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因果关系在时间上的异质性。具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必然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结构是历史事件的产物。以转型期的中国为例，我们所处的社会和面临的社会现象从何而来，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社会是什么关系，传统社会、转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何联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米尔斯并不主张大而无当的无病呻吟，而强调“大”和“小”的辩证关系。在分析权力精英、核武器这些时代的大问题时，研究者必须学会利用个人体验。从小镇到大城市，从务农到白领，经典之作《白领》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对于未来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建议是：先反思你的个人经历，再把个人经历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不仅回避了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抽离了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其所做的研究并无亲身体验，甚至没有个人兴趣，他又怎么能指望吸引甚至影响读者呢？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我们最缺乏的并非事实，我们的普查和抽样数据已经不少；我们缺乏的是由小而大，大中见小的社会学想象力。
2016年是米尔斯诞辰100周年，我们推出这套译丛，既是向这位社会学巨人的献礼，也是社会学想象力的真诚邀约。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理应感到庆幸，因为这个转型的大时代是学术研究和公共关怀相互促进的难得机遇。我们任重道远，但满怀期待。
李钧鹏 闻翔
2016年1月17日
献给哈维（Harvey）与贝蒂（Bet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