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作品集（套装共四册）（名家特辑）

　　译者序

《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

这不是一部等闲的写手小说，它的浓重的传奇色彩，说起来实属罕见，且不带一丝一毫的虚夸和做作，层层都是沉甸甸的历史真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日瓦戈医生》一出现，就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于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五大诗人之一，无端招来背叛国家的可怕罪名，被作家协会扫地出门。接踵而至的种种压迫，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作品流传国外，因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声大噪，可在自己祖国却形同洪水猛兽，遭围堵封杀，三十年不得见天日。而在帕斯捷尔纳克方面，此书早已成了生命中的唯一念想，真可谓生也为它来，死也为它去。一九六〇年他在郁郁中因肺癌辞世。半个世纪过后，风止雨霁，该可以平心静气品味这以诗为文的胜境了，人们却又发现小说竟是如此难懂。相比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读者，我们今天有了时间距离的优势，持论能够全面公允些了。但时光也在不断激发新思想新关注，所以依然感到文本中遍布玄机奥义，不仅需要重新去认识，更觉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呼之欲出，若能有多方位多层次的领悟，那时才解得开这个艺术世界之谜。眼下的这种阅读体验，在我们这里和在俄罗斯差不多是一样的。由此倒足可证明，《日瓦戈医生》在人们心目中，被公认是本好书奇书，唯其好而又奇，它的思想意蕴经得住不断掘进，它的艺术风致全在于不入老套，也须投以新的眼光。于是，我们重读的任务，就可以概括成破解作品思想的秘密和艺术的奥妙。

在我国，译介《日瓦戈医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此书就是当时出现的译本之一。这次再版，已是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系列文集的组成部分，希望标志着对诗人的了解和研究，正在开启一个立足于中外文化沟通的新阶段。借这个机会，我们想为中国读者贡献一些有关此书的资料和看法。

《日瓦戈医生》是立意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命运的作品，而小说的中心设定为日瓦戈医生。首先这是情节的中心，写日瓦戈从世纪初到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乌拉尔一线上颠沛流离、漂泊的一生。小说里的诸多线索和事件，都因与日瓦戈发生联系才牵涉出来，社会动荡和时代风雨，更是折射在日瓦戈身上，间接迂回地透露出来。其次，日瓦戈医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以长篇小说容量来看，书中出现的形象并不算多，而几个主要角色的独立性又不强，好似众星捧月，都服从于表现日瓦戈的需要。例外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日瓦戈艰难生活里的红颜知己——拉拉。她不仅衬托日瓦戈，自己也体现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小说聚焦于一个人而折射出一个时代，这该是怎样的人物，又该有何等的作为呢？以此衡量日瓦戈，因为与阅读习惯的期待大相径庭，也就难怪评者要众说纷纭了，这也是主题难以把握的原因之一。再次，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日瓦戈还是视角的中心。换言之，故事虽由第三者讲出，但他往往站在日瓦戈的角度看世界，以日瓦戈的情感为叙说的基调。最后这一点，坦露了作者对主人公日瓦戈的偏爱与同情。

那么，日瓦戈一生有着怎样的遭遇？他如何应对时局和命运？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日瓦戈天资聪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上大学时他一边攻读医学系，一边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便一直坚持写作，不时发表一些诗文作品，颇得读者的好评。可是由一九一五年秋应征入伍起，他完全陷入动荡、混乱、艰难的时局漩涡中。他与家人先是被战乱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儿女和岳父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国门，剩他一人漂乎无定，毕业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后来长年漂泊，生命里的唯一慰藉，是同心爱女人拉拉的两情相悦，而这恋情也充满变数，危机四伏，每每令人备感痛楚。最后几年日瓦戈蛰居莫斯科，几乎已是穷愁潦倒。一九二九年当异母兄弟、已晋升苏军少将的叶夫格拉夫再次出现时，日瓦戈的厄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他却已然心力交瘁，猝死街头，完成了一次暂短的生命之旅。

日瓦戈的遭遇是他个人的厄运，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初二十余年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和生存环境。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意味着劳动大众翻身做主，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承认，腐败的官僚政治宣告结束。这些正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要革命诉求。然而新政权的稳固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而且，今天已经很清楚，革命政权有过许多失误，也犯了许多错误，这背后往往可以追溯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这就使原本矛盾重重的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青年日瓦戈刚开始接触动荡的现实，就表现出冷静思考、独立判断的鲜明个性。十月革命时，日瓦戈看到苏维埃政权第一号命令，大为振奋，称赞革命“是个了不起的外科手术”。对痛恨社会痼疾、盼望清平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可是时隔不久，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对形势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他目睹了城里民生凋敝，军队瓦解，逃兵胡作非为。为避战乱，他不得不举家迁往乌拉尔地区。路上他被当作特务逮捕过，后又被游击队强迫留下医病。到处可见上级派来的首长、政委发号施令，说一不二，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对一红军军官说：“我曾经非常倾向革命，可现在我以为，靠强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一点日瓦戈坚信是真理，一时一事使用暴力或可奏效，但用历史眼光看，到头来必然事与愿违。于是他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要放弃医学，也隐瞒医生的专长，为的是不被捆住手脚，失去行动的自由。从此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冷静观察的角色，不赶风头，不受诱惑，用独立思考来判断是非曲直。当时苏维埃不少举措打着“改造生活”的旗号，而在日瓦戈看来，这并不是历史的进步，倒是对进步的扭曲。他曾对一军队首长直言不讳，自己绝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次听到说‘改造生活’，我简直忍无可忍，内心绝望极了。生活从来不只是一堆物质的东西。生活本身可以说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远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论要高明一百倍。”这里，日瓦戈受到舅舅韦杰尼亚平的思想影响，在“改造生活”中听出与生命哲学不相协调的意味。革命时期宣传的“改造生活”，无异于“改造世界”、“砸烂旧世界”之类的豪言壮语。可他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是有机的生命体，它不仅要与自然界相和谐，还要与文化相和谐，它只可能循着自己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发展。

在日瓦戈的同龄人中，安季波夫与他恰成对照。早在学生时代，安季波夫的思想就倾向革命，后来他参加红军，当上了指挥官、政委。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有果断行动的魄力。但思想过于激进，带着某种狂热性，且在行为动机中逐渐夹杂了个人功名利害的考虑，因此卷入内部的倾轧，终于被迫自杀身亡。日瓦戈虽也同情他，赏识他的忠诚和果敢，却不赞成一点：迷信乌托邦式的理想，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凡事照搬教条，好讲大话空话，甚至不符合实情却人云亦云的假话。靠讲假话过日子，这是日瓦戈所最诟病、最厌恶的。

早自家人被放逐国外，日瓦戈便预感到自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注定是命途多舛，不过对此他并不太介意。让他冥思苦索的是，面对动荡、纷乱、严酷的环境，人当何以自处？他苦思和践行的结果，就是书中处处可见的坚持一个诚实正直之人的操守，任何情况下不丧失自己的本来面目。日瓦戈看待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有自由的思想；思想自由才能产生独立见解，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人没有自己的面目，便成了千人一面，彼此雷同，这只能制造平庸，窒息创意。日瓦戈在新政权的作为中，在周围人们的身上，在自己写作的经验里，处处感到独立思考与随声附和、出奇与平庸两种倾向的角力。当然，个人独特面目的基础，它的核心内容，都还离不开社会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则、人们普遍接受的道义精神。一个是不丢独特面目，一个是不离道义基础，这便是日瓦戈自处的原则，更可说是他自律的原则。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遇事能把握住一个公平公道的立场，是如何需要内心的良知和见识；而光明磊落地直陈己见，更是如何需要勇气和胸怀。

这样一来，日瓦戈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是一个置身世外、特立独行的人物吗？也是，也不是。从社会立场来说，他对革命政权的思想政策多有保留，并且直言不讳，也因此不肯参与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严酷战事。可是他从未停止当一个观察员和思想者，也就是说从未置身世外。从生活现实来说，他却是艰难时世的亲历者，走过内战的腥风血雨，眼见了城乡的败破凋萎，经受了家庭破碎和事业夭折的打击，遍尝了种种精神煎熬的痛苦。这里他既不是冷静的旁观者，更谈不上特立独行。同别人一样，还有甚于别人，他内心淌着血，吞服这生命的苦果。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时局的艰难还是个人的不幸，日瓦戈总是坦然处之，很少怨天尤人，把这视为历史进程中定然发生的曲折。既是这样，苦难到来，不需逃避，不必埋怨，迎上前去背起十字架。日瓦戈的态度显然透露着舍己为人的传统基督教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思想者的历史眼光和坦荡胸怀。他坚持不同的观点，但没有反对革命，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没有个人的怨愤，他等待历史来判定谁是谁非。激进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在思想观点上，恰与日瓦戈针锋相对，但日瓦戈没有视他为敌人，反倒同情他，怜惜他，对其自杀的结局感慨万千。就连对科马罗夫斯基这个恶棍，日瓦戈也没有动清算复仇的念头，尽管明知他在父亲之死与拉拉的悲剧上难辞其咎。

现在回到前面的那个中心问题：日瓦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帕斯捷尔纳克作传的一位当代作家贝可夫评论日瓦戈时说：“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只能说出他不是怎样的人：他不是一个蜕变了的知识分子，不是鼓吹平庸习气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不是反政权的斗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总之，不是一个庸俗小人。”[1]

贝可夫还说过：日瓦戈是一个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赋的普世性的权利：不接受时代犯下的失误，不杀戮自己的同类，不随大流”。

从反面说，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从正面说，他坚守住了平常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合起来看，贝可夫最欣赏日瓦戈的，还是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眼里的日瓦戈，又是天赋极高的诗坛奇才，只是不愿（也无机会）显山露水，直到死后才渐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权当作平常人也罢，加上天赋诗才也好，出现在小说中可说是一位正直真诚的思想者。《日瓦戈医生》这部书，便是一个正直真诚思想者的生命呼喊。这里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放弃也有坚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给人温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际令人痛惜。于是，这两个生命的呼喊产生了悲剧般的震撼。

小说而以情胜，是诗人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说写得平实质朴，简洁明快，同时着力于传达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关键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诗里的主人公一样，毫不遮掩地与日瓦戈立场重合，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小说的客观叙事文字，演化为寄抒情意的倾诉。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悲凉、孤寂、哀婉的情调，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艺术的说服力。

说到小说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无疑是重中之重。在他们一生中，日瓦戈遇到过三个女人，拉拉遇到过三个男人，唯独这两人的结合非同凡响，他们相互间已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更引得别人也跟着回肠荡气。看得出就连作者落笔也小心翼翼，斟酌间存着几分虔敬。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有某种超乎理智的情感奥秘？我们想，无论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说藏有奥秘，那多半就是这种情爱要回归生活的自然，摆脱了功利主义人生追逐的羁绊。在那变乱纷扰的年月，爱情家庭莫不经历社会离析的磨难，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轨。正当此时，仿佛在世外桃源，心仪已久的两人走到了一起，发现彼此心心相印。他们但求相爱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间，愿在踏实淡定的平常日子里享受心灵交流的快乐。根据小说的描写，正是这种精神的愉悦，将一对情侣同大自然，同整个世界结为一体，实现了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即自然纯真的情爱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义，无疑是极富创意的见解。有了这一笔，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便不再是添补情节的虚应故事，日瓦戈的诗作（由作者捉刀代笔，主题多与爱情相关）也不再只是游离故事之外的“富有诗才”的佐证。如此一来，小说才呈现为浑然一体的完美整体。

要理解《日瓦戈医生》，只研读作品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了解小说成书后的命运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萌生念头，写一本反映自己亲历时代的小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作品的构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经成熟，动笔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诗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写完编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广泛散发书稿听取意见，同时筹划出版，希望新书及早问世。他首选《新世界》杂志，但投稿后久拖不决。这时他结识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说手稿一份，授权翻译并在国外出版译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书稿，拒绝采用。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签署的回信中，严厉抨击了小说的“个人主义倾向”。十月，《文学莫斯科》编辑部也以篇幅有限为由拒登《日瓦戈医生》。至此帕斯捷尔纳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于翌年秋季出书。苏联官方得知消息后，通过作家协会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价索回书稿，又设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压，均告失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说以意大利文问世，随后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为畅销书。苏联国内对此已无可奈何，只由作协领导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反苏小说，并送到了国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发扬俄国古典小说传统方面的杰出成就”。据后来的研究，诺贝尔评委会此举并无挑衅苏联加剧冷战之意，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舆论对苏联反个人崇拜、解冻、卫星上天等怀有好感，不会故意与之交恶。而选择帕斯捷尔纳克也不只是因为他一贯不从流俗，更视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后继者，可说是向俄罗斯文化示好。而在苏联当局，既然认定《日瓦戈医生》是反苏作品，为它颁奖无疑是挑战苏联，必须作出强烈愤怒的反应。令人痛心的，是当局接下来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无端迫害，龌龊伎俩，无以复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体面的一页。

就在获奖的当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专门决定。决定称小说“诽谤地描写十月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认定授予此书诺贝尔奖“是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煽动冷战的工具”。决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编辑部的退稿信；在《真理报》上撰写小品文严厉批判小说本身，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掀起反动宣传的实质；还要求组织杰出苏联作家发表见解，指出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意在发动冷战。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费定奉苏共中央领导之命来访，劝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奖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却无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决定的举措都付诸实行。作家协会连续开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会，他没有去，但给会议送去一封信表明态度。三十五年后人们在档案中发现了此信的副本，内容如下：

一、我真诚地想到会，已来到市里，但突感身体不适。请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不来是轻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写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么通畅明白。

二、经过这么大风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我只不过对苏联作家的权利和潜力理解得较宽一些，而这一点并没有辱没苏联作家的称号。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实能得到恢复，公道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交付书稿的过程，前后的顺序被人搞错了。小说稿本交给国内的编辑部时，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说、文学环境总体宽松的时候。当时尚怀有小说能够出版的期望。过了半年以后，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产主义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这一情况为人们所知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才写了《文学报》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们闭口不讲同国家文献出版社签的合同，这事前后拖了一年半，闭口不讲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请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国家文献出版社利用时机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作为意大利文翻译的基础。这些机会全未被利用。而今报上普遍地只登载书中那些我主张出却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结果除了危及我个人的灾祸外，并没有出什么事。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应的注释刊出呢？

四、我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中是吃闲饭的，扪心自问我多少也为文学做了点事。

五、自负从来不是我的罪过，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相反，我在个人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宁静不为人注目的环境里工作。

六、我原以为，我获诺贝尔奖的喜悦，不会是个人独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体。在我的眼里，给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予整个苏联文学的荣誉。我很遗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错了。

七、关于奖项本身的实质。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我承认这一礼遇是一种耻辱，要以粗暴来回敬。至于金钱方面，我可请求瑞典科学院将钱捐给和平理事会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或者全留由瑞典当局处理。就此我想与我们的负责人商谈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尔波夫，过一两周，等我从已到来的与尚等待我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之后。

八、同志们，我个人准备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们。环境可能迫使你们在清算我时走得很远，以后又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再给我平反，但那时就晚了。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够多了。求你们不要着急。这不会给你们增添荣誉和幸福。

帕斯捷尔纳克

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致电诺贝尔委员会：“由于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的奖励赋予了那样一种含义，我必须拒绝接受。”同日，苏共青团领导人公开表示：政府准备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苏联国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会决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呼吁政府取消其苏联国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报》刊出经苏共中央文化处修改过的帕斯捷尔纳克致编辑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绝诺贝尔奖，要求留在苏联生活和工作。这标志着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妥协。

不难看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屈从压力改变立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

《日瓦戈医生》是诽谤革命和人民吗？帕斯捷尔纳克说，苏联的作家也有权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的确，小托尔斯泰有《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都是写革命年代却有自己的人物、主题和视角。《日瓦戈医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误和教训，提出了当时认识不到且至今也仍难有定论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就成了诽谤而大逆不道呢？

《日瓦戈医生》是宣泄个人主义情绪吗？帕斯捷尔纳克推崇根据事实独立思考，不受诱惑，不随大流，特立独行。这是坚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与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爱日瓦戈这个形象，要通过医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诟病钳制思想、制造平庸、浪费生命的社会现实。诗人这一高远的立意，与当局的思想专制针锋相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击，如所谓的个人主义之类。

其实，《日瓦戈医生》是好是坏，是丑化了现实还是揭示了本质，最有说服力的是生活，是历史。远的且不说，从一九五五年小说脱稿到一九六六年诗人妻子去世，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前事和身后事，可说是活脱模样的日瓦戈第二。读者仔细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就会感到，日瓦戈的为人行事、向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纪初三十年间（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压力和打击，比起最后十余年间作者的境遇，只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无情，事实俱在，谁又能说今人讲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是对苏联“解冻”时期的诽谤，今人为诗人鸣不平是个人主义情绪的宣泄？

问题的关键是，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久远的历史视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现实。这是他自由探索、独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向往的生活，第一是人应该诚实，第二是社会应该公正。但现实是很多人并不诚实并不正直，社会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说是汉语里的卑鄙小人。弥留之际，老诗人对家人说“我满意了”，表示没有虚度此生。在这之前，又曾几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遗言，该是对《日瓦戈医生》最好的注解。

我们以为，同对一切文学经典一样，中国读者对《日瓦戈医生》也一定会产生研究、对话的兴趣。愿这个或许还差强人意的译本，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此书上卷译者是顾亚铃，下卷译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订和修改。

白春仁

二〇一〇年八月于北京

第一节 五点钟的直达快车

一

人们走着走着，一边唱着《安魂曲》。当歌声停息时，送行人的脚步声、马蹄声和清风仿佛依然唱着挽歌，欲罢不能。

路上行人给送殡队伍让开路，数着花圈的数目，一边在胸前画十字。有那好奇的人，钻到送殡队伍中打听：“给谁出殡？”有人回答说：“日瓦戈。”“哦，原来是他。难怪这么排场。”“嗐，不是日瓦戈本人，是他太太。”“反正一样。愿她早升天国。好阔气的葬礼。”

临到了最后的时刻，连这屈指可数的几分钟也将一去不复回。神甫画着十字，将一把土洒在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口中念念有词：“主的大地和大地的一切，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生灵。”响起了《信徒的灵魂》。接着是一阵忙乱。棺木上了盖，钉牢，开始放入墓穴。四把铁铲急急忙忙朝穴里填土。泥土像雨点似的纷纷落下。转眼堆起一个小冢。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爬上了坟头。

在盛大葬礼完毕之后，人们通常会变得迟钝麻木。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大家才可能觉着这孩子站在母亲的坟茔上似乎想说些什么。

男孩抬起头，在坟头上茫然环视四周荒凉的秋野和修道院上的圆顶。长着翘鼻子的脸上，神色异常。脖颈伸得长长的。如果一只小狼崽这样仰起头来，不用说它就要哀嗥了。这时孩子双手掩面，失声恸哭起来。迎面刮来的乌云泼下冷雨，仿佛用湿鞭抽打他的脸和手。坟前来了一个男人，穿着窄袖皱边紧口的黑色丧服，这是死者的兄弟，那哭泣的孩子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原是个神甫，自愿还了俗。他走到男孩跟前，领着他离开了墓地。

二

他们在修道院里一间单身修士房中过夜，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才让借住的。这天正是圣母节[2]的前夕。第二天，男孩将和舅舅一起去南方伏尔加地区的一个省城。舅舅在一家发行地方进步报纸的出版社工作。车票已经买好，行李也已打捆放在屋里。火车站离得很近，寒风拂过，传来不远处机车调头时发出的凄厉的汽笛声。

傍晚，天气骤然变冷。从屋里两扇落地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败落的菜园一角，菜园四周丛丛刺槐；凭窗还可以看到大路上冻冰的水洼，墓地中白天安葬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那个角落。菜园里除了几畦冻青了的卷心菜外，周围一片荒芜。劲风吹来，叶落枝疏的刺槐，便狂摇乱舞，伏倒在大路上。

深夜，尤拉被窗子的响声惊醒。黑暗的小屋闪烁着一种神奇的、飘忽不定的白光。尤拉只穿着衬衣跑到窗前，把脸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墓地和菜园，只有暴风雪在肆虐，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旋。也许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暴风雪意识到自己有无限的威力，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如何震慑住了孩子，它呼啸着，狂吼着，千方百计想吸引尤拉的注意。白茫茫的风雪巨浪，一层又一层从天空不停地倾泻到地面上，仿佛是一块块白色的裹尸布，笼罩在大地上。此刻世界上唯有暴风雪在大施淫威，没有什么堪与它相匹敌。

尤拉爬下窗台，第一个念头就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里去做点什么。他一会儿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风雪埋住，再也挖不出来了，一会儿又害怕母亲被埋在雪里，无力反抗，会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结果他又哭了一场。舅舅从梦中惊醒，给他讲基督对人们的保佑，安慰了他一番。然后舅舅打个哈欠，走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天光渐渐发亮。

三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母子俩。父亲浪迹于西伯利亚和国外形形色色的城市，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早把万贯家财挥霍一空。人们总是告诉尤拉说，他父亲有时在彼得堡，有时去参加商品交易会，最常去的是伊尔比特。

后来，一向多病的母亲发现得了肺结核。她开始常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治疗，尤拉陪她去过两次。他常被托付给别人照料，这些人又常常更换。就在这种动荡和不断的猜测中，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类变化；在长期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父亲不在家，对他来说也不足为奇。

他小时候还赶上了日瓦戈家族的好时光，那时他家的姓，常被人们用去给许多极为不同的事物命名。

当时曾有过日瓦戈纺织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系领带和别领带用的日瓦戈佩针，甚至有一种浸糖酒的圆形蛋糕也叫日瓦戈；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对马车夫说一声“去日瓦戈家”简直就像说了句“去爪哇国”，车夫就会拉着雪橇把你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你会进入一座宁静的花园。低垂的云杉枝，挂着白霜，乌鸦飞落枝头，霜花簌簌而下。乌鸦的呱呱声传到远处，仿佛是树枝折断的声音。几只纯种猎狗，从林中通道后边的新房子那里，穿过大路跑来。那里已时近傍晚，灯火通明。

然而，转眼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的家业衰败了。

四

一九〇三年夏季，尤拉和舅舅坐着四轮马车去乡下的杜普良卡庄园，探望教师兼科普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波伊尼科夫。这庄园是丝绸厂老板科洛格里沃夫的产业，他同时又是热心的艺术赞助人。

那时正值喀山圣母节，收割大忙的日子。他们到时，田里一个人也没有，也许去吃午饭，也许过节去了。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没割完的麦地，仿佛是给犯人剃的阴阳头一般。鸟儿在麦地上空旋舞。田野上没有一丝风，麦秆笔直地挺立着，坠着沉甸甸的麦穗；割下的麦子一垛垛高高地摞在路那头很远的地方。久久细望过去，它们仿佛成了一个个走动着的人，正在地平线上测量，一边记录着什么。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侧身坐在赶车座上的帕维尔说：“这里的地是谁家的？”帕维尔是出版社的听差和看门人。他坐在那里，弓着背，跷着腿，表示他并非马车夫，驾车不是他的本分。

“这片地是地主老爷的，”帕维尔答道，一边点着烟，“前边那些地，”他点着了烟深吸一口，过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道，“那些地是农民自己的。驾！怎么睡着了？”他不时对马吆喝着，眼睛总瞟着马尾和后臀，就像火车司机盯着压力表一样。

然而，这两匹马拉车也和普通的马一样。也就是说，驾辕的那匹很卖力气，另一匹拉边套的马，在不懂行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救药的懒虫。它只知摆出漂亮的架式，伴随着串串铃声，不停地跑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去给伊万·伊万诺维奇送他的新书校样。这是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小册子，出版社迫于书刊检查日益加强的压力，希望作者再作些修改。

“县里的人们太胡闹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在潘科夫乡把一个商人给杀了，地方自治局的育马场也叫人给放火烧了。你对这有什么想法？你们村子里人们说些啥？”

帕维尔的看法竟比要求伊万·伊万诺维奇在土地问题上收敛锋芒的书刊检查官更为严厉。

“村里人说些啥？他们说，把老百姓给惯坏了。不加管束。对我们这些人哪能这么干。一给农民自由，他们就要互相残杀，一点没错。驾，又不走了！”

今天，舅舅和外甥是第二次去杜普良卡庄园。尤拉本以为自己认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边伸展开去，前后的地边出现细条林带时，尤拉觉得他马上能认出该从哪儿向右拐，接着眼前会闪过科洛格里沃夫的十里庄园全景，以及远处波光粼粼的河流和庄园后的铁路。谁知他竟一次又一次地弄错。田野连着田野，穿插着一片又一片森林。无穷无尽的旷野令人心旷神怡，尤拉情不自禁地思考和幻想起未来的生活。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作品，那时还一本也没写出来。但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不知道成名之时已经为期不远。

他即将跻身当代文学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中。他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同样的，然而除了一些通用的术语之外，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那些人全都固守着某种教条，满足于词藻和假象。而当过神甫的尼古拉，却熟悉托尔斯泰主义，了解革命，并且不断地深入研究。他渴望有一种鼓舞人心而又实实在在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给人指出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使世界多少变得美好一些，并且要让孩子和无知识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电闪雷鸣一般。他如饥似渴地探求新思想。

尤拉很愿意和舅舅呆在一起。舅舅很像母亲。他和母亲一样自由不羁，对任何陌生事物从不抱偏见，对任何人都怀有一种高尚的平等相待的态度。他也和她一样，遇事一眼就能看穿，善于用头脑中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舅舅带他到杜普良卡来，他十分高兴。这里景色异常优美。美景同样令他想起母亲。她也热爱大自然，常常带着尤拉一起出去玩。此外，尤拉还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尼卡·杜多罗夫——一个借宿在沃斯科波伊尼科夫家的中学生。尤拉觉得尼卡大概看不起他，因为尼卡比尤拉大两岁，握手时，尼卡总把手伸得低低的，还垂下脑袋，头发搭在前额，遮住了他半边脸。

五

“劳动大众赤贫乃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觉得改为问题的‘实质’好些，”伊万·伊万诺维奇说，一边就在校样上作了必要的改动。

他们在镶着玻璃的昏暗的阳台上改稿，那里堆放着浇水壶和各种园艺工具。一把破椅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阳台角落里放着沾有干泥巴的高筒靴，靴筒歪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着手稿。

“应该增加‘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记了下来。

阳台上有点过堂风，他们在校样上压了几块小花岗石，以免风给吹散了。

校完稿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急着要动身回家。

“快来雷阵雨了，我们得走了。”

“这不行，我不放您走。马上就喝茶了。”

“天黑前，我得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不行。我听都不想听。”

花园里飘来茶炊散发的焦炭味，冲淡了阳台上的烟草和芥菜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酸乳、浆果和甜点心送到花园里。这时突然又听说帕维尔去河里洗澡了，还把马也牵了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遵命留下来。

“趁茶点还没备好，咱们先去河岸峭壁那儿，在长椅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说。

作为富翁科洛格里沃夫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借住在总管厢房中的两间屋子里。这幢带小园子的厢房，位于庄园杂乱偏僻的角落。厢房前入口处有一条半圆形的旧林荫道，现已杂草丛生，不通车马，只有运送建筑工地上的泥土和废料的车经过这儿，往堆垃圾的深沟里倒土和废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思想开明、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现在他和妻子在国外。庄园里只住着他的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女教师和几个仆人。

总管房前的小园子和整个庄园是隔开的，中间有一道稠密的阔叶绣球树丛；池塘、草坪以及主人的宅邸都在小园子外边。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林墙外侧走着。每隔距离相当的几步，树丛里就飞出一小群的麻雀。里面鸟儿多得难以计数。绣球树丛里一片啁啾声，仿佛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前面，沿着林墙有条水管在流水一般。

他们走过花房、花匠的住房和一堆不知派什么用场的碎石子，谈论着科学界和文坛上的新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有的人很有才华。可现在盛行各种各样的团体、协会。其实任何团体不过是庸材的庇护所而已，不论他信仰索洛维约夫[3]、康德还是马克思。只有独自探索的人才是真正的真理探索者，他能摈斥一切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世界上有没有值得我们信仰的东西呢？为数甚少。我认为应该相信灵魂的永生，这也就是对生命的另一种强而有力的称呼。应该坚信灵魂的不朽，虔诚地信仰基督。唉，您又皱眉头了，真是可怜，您对我讲的又是丝毫也没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哼了一声。他一头浅色卷发，身材细高灵活。蓄着的一小撮胡子，带点讥诮的味道，有点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那撮胡子捏在手里，用嘴去抿须尖。“是啊，我不想说什么。您也清楚，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您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请告诉我，他们怎么免了您的教职，让您还俗的？我早想问了。大概，您当时吓坏了吧？是他们把您革出教门，对吗？”

“咱们不要岔开去谈别的。其实……革出教门？不，现在也不兴这个。当时有过不愉快，后来也受到影响。例如，很长时期不许我担任公职，不许进入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我都无所谓。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刚才说了，应该信仰基督。现在我再解释一下。您并不明白，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不知道是否有上帝，以及上帝存在的目的，不过他应该懂得，人不是生存在自然界，而是生活在历史过程中。现在看来，历史是基督缔造的，福音书是历史的基础。历史又是什么呢？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系统探索死亡之谜和将来如何战胜死亡——这就是历史。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发现了数学中的无穷大和电磁波，创作了交响乐。如果没有某种热情，这样的探索是难有进展的。为了创造这种伟绩，需要精神上的武装。而福音书就包含精神所需的武器。它们是，首先，爱你周围的人。这是人们内心精力的最高形式，这充沛的精力要求得到宣泄。其次，作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思想包含这两部分：即个人自由和生活即牺牲的观点。人缺乏了这些思想，是不可想象的。您应该知道，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新鲜。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古代人是没有的。古代有的只是丑陋的罗马暴君们的疯狂兽性，他们从来不曾想到任何奴役者都是愚蠢的。古代只有青铜纪念像和大理石圆柱，然而它们的不朽是夸张了的、没有生命的。只有基督以后的世世代代才能自由地喘气。只是在基督以后人类才开始了生活，人们不再倒毙在大街的栅栏旁，而是瞑目于历史进程中，在探索如何克服死亡的紧张劳动中，把自己献给了这一课题。嗐，我怎么高谈阔论起来了。这全是对牛弹琴。”

“这是玄学，老兄。医生禁止我谈弄玄学，我的胃口受不了。”

“那就随您啰。不谈了。您真有福气呀，这里景色多美。可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阳光照在河面上，银波荡漾，使人目眩。突然，河面上涌起一层层波峰浪谷，一艘满载着马匹、大车、妇女和农夫的渡船，沉重地离开岸边，驶向对面。

“您看看，现在才五点多，”伊万·伊万诺维奇说，“您瞧，那是从塞兹兰开来的直达快车。经过这里是五点过几分。”

远处平原上，从右向左驶过一列十分显眼的黄蓝相间的专车，因距离太远而显得很小。他们意外地发现列车停了下来。火车头上冒着团团蒸气。稍后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汽笛声。

“奇怪，”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出什么事了？列车不该在那片沼泽地停呀。咱们回去喝茶吧。”

六

尼卡既不在花园里，也不在屋里。尤拉想，大概他躲着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呆在一起无聊，看来尤拉高攀不上他。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去阳台工作了，让尤拉在屋外随便玩玩。

这里真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时刻都可以听到黄莺三种音调唱出的清脆歌声，当中间断一会儿，仿佛要待柔润的鸣唱全被周围吸收，才唱第二声。闷热的暑气，使花坛上缭绕着的花香无法四散开去。此情此景使尤拉想起他陪着母亲去过的几处国外疗养地。尤拉不停地东张西望。在那里的草地上空，在鸟儿的啼啭、蜜蜂的嗡嗡声中，尤拉恍惚听到母亲的声音。她在寻找他，呼唤他。尤拉因为幻觉感到一阵阵的惊颤。

他来到深沟旁，慢慢往下走去，穿过坡上稀疏干净的树林，来到了沟底的赤杨丛中。

沟底阴暗潮湿，铺满枯枝败叶和烂果。花儿很少，多节的木贼草梗，很像雕有埃及图案的手杖，和他那本《圣经》插图中的图案一样。

尤拉心里越来越感悲苦，忍不住想哭。他跪倒在地，泪珠滚滚而下。

“上帝的天使啊，我神圣的护法神啊，”尤拉祈祷着，“保佑我永不迷途。告诉我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请她不要惦记。如果死后真还有生命，上帝啊，送妈妈进天国吧，愿她与光辉如日月的圣徒同在。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不会有什么罪孽的。上帝，你发发慈悲吧，别让她受折磨。我亲爱的妈妈啊！”他在极度的凄楚中仰天呼唤母亲，像在呼唤上帝新收容的侍者。而后他突然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他晕倒一会儿又苏醒了过来，听见舅舅在上面叫他。他应了一声，便从地上爬起来。蓦地，他想到刚才没有为久无音讯的父亲祈祷，妈妈过去常嘱咐他要为父亲祈祷。

不过，经过那阵昏厥以后，他觉得心头十分松快。他想继续保持这种轻松的心境，怕它消失。他想不妨下一次再替父亲祈祷，没有什么不好。

“让他耐心等一等吧，”他迷迷糊糊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尤拉已经完全不记得父亲了。

七

在火车二等包房里，十一岁的二年级中学生米沙·戈尔东正与父亲从奥伦堡一起前往莫斯科。米沙沉思的脸上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格里戈里·戈尔东是奥伦堡的律师。这次调到莫斯科任新职，米沙也转到莫斯科的中学学习。母亲和姐妹们在他们之前已经抵达莫斯科，正忙着安顿新居。

米沙和父亲乘上车已经过了两天多了。

车外，被阳光晒得灰白的俄罗斯，田野和草原，城镇和乡村，在尘土飞扬的灼热空气里一一掠过。络绎不绝的马车在路上移动着，沉重地拐向铁路道口。从奔驰着的火车上看去，马车好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马儿犹如在原地踏步。

火车一到大站，旅客们蜂拥奔向车站的小吃部；夕阳从车站公园的树后斜照过来，照到旅客匆匆移动的脚和车厢下的轮盘。

世上的一切活动，单独看都是有目的的，明智的，然而联系起来看，就被整个生活洪流卷到一起，变得不很清晰，不很明智了。人们被各自的操心事所驱使，劳动着，忙碌着。然而，如果不以一种最高、最基本的超然感为主调，来调整人们各自的动机，那么一切动机都无法实施。要有这种超然感，就应让人感觉到人类生命是连续的，相信人的存在是由一个行程转到另一个行程，并且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发生在别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人称为天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称呼。

米沙·戈尔东却是不在此规律内的一个痛苦伤心的例外。他的生命动因是一种焦虑感。他从未因无忧无虑而感到轻松和变得高尚。他意识到自己身上遗传下来的这种性格，并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种性格的流露，为此他不胜懊恼，感到自卑。

他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困惑不解，为什么有的人四肢五官、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别人一样，却还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对他有好感，大多数人却不喜欢他？他无法理解：如果你比别人差，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做个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挑战，它只会带来痛苦。那么，做了犹太人，如何补偿又如何解释呢？

米沙·戈尔东去向父亲求教。父亲说，他提问题的出发点是荒唐的，这种想法也不对。但父亲没有讲出任何深刻的道理能引起米沙深思，能使他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心悦诚服。除父母外，米沙对大人们都渐渐产生了轻蔑和反感，因为是他们把问题弄乱的，他们自己却又无力解决。他深信自己长大成人以后，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说眼前发生的事吧，谁敢说父亲做得不对呢，谁敢说不该刹车呢？车上一个疯子突然冲到平台上要跳车，父亲追过去。疯子推开格里戈里·戈尔东，拽开车门，从全速行驶的火车上一头扎了下去，就像从游泳池踏板上跳入水中潜泳一样。

格里戈里·戈尔东拉了紧急制动阀。这事是他干的，而不是别人，所以人们就认为火车无故长时间停车是他的过错。

谁也闹不清火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有人说，由于紧急刹车把蒸气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足够冲劲把列车带动起来。还有人认为，那死者是个大人物，所以和他同行的代理人要求从附近的科洛格里沃夫火车站请来见证人做现场记录。所以那位副司机爬上了电线杆打电话。检道车可能已经开出来了。

尽管洒了香水，隐隐约约还可以闻到厕所的臭气；油腻纸包里的烧鸡，也在车厢里散发出变质的气味。几位从彼得堡来的、头发花白的太太们，还照样在脸上扑粉，用手帕擦手掌，声音低哑地交谈着。火车的煤烟和浓重的脂粉，把她们一个个都打扮成了黑发的吉卜赛女人。她们从戈尔东的包房门口走过时，用披肩裹紧肩头；狭窄的甬道使她们有机会忸怩作态一番。米沙觉得她们在不满地嘟哝，或者说从她们咬嘴唇看得出是在不以为然：“嗐，你们倒说说看，太感情用事嘛！我们可不同别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铁道路基旁的草地上。已经凝固的一道黑色的血迹，骇人地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流过，仿佛把这脸一笔勾销了。这血又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而是贴上去的橡皮膏、溅上去的一道泥浆，或是附着的一片湿漉漉的桦树叶子。

围观尸体的人群，走散了一些，又来了一些，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同情。有一个身体敦实、满脸傲气的人，俯下身观察着。这是死者同一包房的旅伴，一个律师，他像只血统高贵的动物，穿着汗湿的衬衫。他蹙着眉，木然地站在那里。大概热得难受，他不停地用软帽扇风。不管人们怎么问，他只是耸耸肩，甚至头也不回，爱答不理地哼一句：“酒精中毒，这还不明白？这是酒鬼常有的事。”

一个身材瘦削、穿件毛线裙衣、披着钩花三角巾的妇女，有两三次走到尸体近前观看。她是寡妇季韦尔辛娜老太太，两个儿子都是火车司机。她和两个媳妇凭职工免费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头巾扎得低低的安静斯文的妇女，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仿佛是两个跟随修道院长的修女。她们一行三人，使人们肃然起敬，大家给她们让出道来。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现在她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地方，透过人群看到了死者，不停地唉声叹气，好像在比较两次惨祸的情境。她仿佛在说：“人人都命有定数啊，这都是上帝的安排。瞧，他因为太有钱发了疯，竟干出这样的事。”

旅客们都到尸体跟前看了一眼，然后就回车厢去了，怕行李叫人偷了。

他们从车厢跳到路基上，活动活动手脚，采朵野花，小跑几步。他们似乎觉得，只是因为在这里中途停车，才出现了这块土地；如果不发生刚才的惨祸，这些土岗草泽、宽阔的河流、对岸高坡上教堂的漂亮的房子都是不会有的。

甚至太阳也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西沉的斜阳怯生生地照着铁路两旁的情景，就像一头母牛从附近的牛群里来到路基旁，朝人们张望着。

米沙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起初他由于害怕和对死者的同情流下了眼泪。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位自杀者几次来他们包房，和米沙父亲坐在一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在他们纯洁高尚的宁静气氛中，他的心得到了宽慰，他们理解他、体贴他。他询问了格里戈里·戈尔东有关证券、馈赠、破产和伪造之类的法律上的种种细节和诉讼方面的问题。他听完戈尔东的详细解释后，惊奇地说：“啊，原来是这样！您所说的法律比较宽容，但是我的律师的说法就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位神经质的来客逐渐平静下来，与他同行的那位律师，就从头等车厢里出来找他，拽着他去餐车喝香槟酒。

他就是现在站在尸体旁那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律师。此人个头敦实，表情轻慢无礼，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讲究。人们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性的激动亢奋，对他可能有利。父亲说，死者是个大名鼎鼎的富翁，心地善良的舍拉普特教徒，但已经近乎神经失常。他毫不避讳米沙，当着他面谈到和米沙同年的儿子和已经去世的妻子。后来又谈到他第二个也被他抛弃了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吓得脸色煞白，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表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疼爱，也许反映了他对另一个人的感情。他不时送礼物给米沙。为此每到大站，他总要去头等候车室一趟，因为那里有书卖，还有各种玩具和地方名胜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并且诉苦说，已经两个多月没睡觉了，每当酒醒过来，哪怕时间不长，便觉得极其痛苦，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寻短见的前一分钟，他跑进他们的包房，抓住格里戈里·戈尔东的手，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就冲向过道平台，纵身跳了下去。

米沙正仔细端详装在木匣里的一套乌拉尔矿石标本，这是那死者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突然，周围骚动起来。另一条铁路线上驶来一辆检道车。上面跳下来一个制帽上饰有帽徽的侦查员，还有医生和两名警察。他们冷漠地打着官腔，提出一连串问题，一边做记录。列车员和警察笨手笨脚地拖着尸体，磕磕绊绊地上了砂砾路基。有个女人号啕大哭起来。乘务人员请旅客回到车上去，汽笛一响，火车又开动了。

八

“教堂那个讨厌的神甫又来了！”尼卡恼火极了，在屋子里急得乱转。客人们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出不去，再无退路。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的，一张是他的。尼卡来不及多想，就钻到自己床下。

他听见他们到别的房间找他，喊他，见他不在都感到奇怪。后来，他们进了卧室。

“瞧，没办法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自己出去走走吧，也许过会儿你的朋友就会来的，那时你们再一起玩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先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闹学潮的事，尼卡也只好在他那难堪的、不体面的防空洞里呆了二十来分钟。好不容易他们才去了阳台。尼卡轻轻推开窗户，跳到外面的花园里跑了。

尼卡今天精神不佳，前一天夜里没睡着觉。

他已经过了十三岁，不愿再当孩子了。一夜没睡，他一大清早就从屋里出来。太阳冉冉升起，花园地面的露水还没有干，处处摇曳着歪歪斜斜的修长树影。影子不是黑色的，倒像湿毡那样透着深灰色。清晨醉人的清香，仿佛正是从湿地上的树影里散发出来的。影子缝里映出的长条光带，仿佛女孩纤细的手指。

蓦地，离他几步远的草丛里，有一股水银像草叶上的露珠闪烁着滑了过去。这股银色的水柱，一直往前蹿动，没有渗进泥土里。突然，它一个转弯消失不见了。原来这是一条方花蛇。尼卡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是个奇怪的孩子。每当感到兴奋，他就大声自言自语。他也学着母亲，喜欢谈些高深的问题，发表点奇谈怪论。

“世界是多么美好！”他想道，“可是为什么人们生活在世上总是痛苦呢？上帝当然是有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这上帝就是我。瞧，我可以对它下命令。”说罢他瞧了瞧微微颤动着的白杨树，树上闪着水亮的叶子，好像是剪碎的薄铁片。“现在我要对白杨树下一道命令，”他使出全身力气，不是简单低语一声，而是以整个身心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停住！”白杨树立即听话地纹丝不动了。尼卡高兴得大笑起来，拔腿奔向小河去洗澡。

他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还在服苦役，原判绞刑，后蒙皇上特赦，改为苦役。他母亲是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一位乖张任性的公爵小姐，而且也还年轻貌美。她总是为一些事情所着迷，例如暴动、暴乱分子、激进的理论、著名演员、贫穷的失意者。

她疼爱尼卡，把他的正名英诺肯季变着法儿叫，想出一串别人想不出的稀奇古怪的爱称，像什么“英诺契克”，或叫“诺钦卡”；母亲常带他到梯弗里斯娘家去炫耀。那里，在他们所住的庭院中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株粗大的热带树。宽阔的叶子犹如大象的耳朵，把院子上空南方炎热的阳光都挡住了。尼卡总感觉这棵树不是植物，而是一只动物。

尼卡用父亲可怕的姓氏是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让尼卡改用母亲娘家的姓。

尼卡躲在床底下，对天下一切忿忿不平的时候，他也想到要他改姓这件事：伊万·伊万诺维奇凭什么干涉人家的事，他算老几！他尼卡要狠狠教训他一番。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她凭着十五岁了，就可以谁也不放在眼里吗？她对他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对一个小孩子！他也要给她点厉害看！“我讨厌她，”他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我要杀了她！我让她跟我去划船，然后淹死她！”

妈妈也不怎么样。她当然是骗了他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临走时，她说她去高加索，其实到了下一站她就转车北上去彼得堡。现在她倒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同大学生一起和警察干仗，而他却只能在这穷乡僻壤给活活地闷死。他可饶不过他们。他要把娜佳淹死，自己从学校逃跑，去西伯利亚的父亲那儿策划一次暴动。

池塘四周长满了睡莲。小船摇进睡莲丛里，发出干爽的簌簌声。不长睡莲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泓塘水，就像西瓜切成三角瓣渗出来的瓜汁。

尼卡和娜佳摘起了睡莲。两人同时抓住一株睡莲，莲茎柔韧难折。一使劲他们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脑袋一碰，船就像用篙撑了一下，猛地滑到了岸边。边上的睡莲被小舟碰得东倒西歪。朵朵白莲花，带着黄中透红的花芯沉进水里，挂上滴滴答答的水珠又从水里钻了出来。

娜佳和尼卡不歇手地采着睡莲。小船倾斜着，他们两人几乎是趴在船帮上采花。

“我念书念腻了，”尼卡说，“应该独立生活了，我要去挣钱，到社会上去。”

“可我正好要问你二次方程式呢。我代数学得太差，糟得差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话里有刺。不用说，她是要他有自知之明，提醒他人还小。什么二次方程式呀，他还没有接触过代数呢！

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他不露声色，故意装得很平静，问她说：

“等你长大了，准备嫁给谁？”

他问时心里明白，自己问得多么愚蠢。

“噢，这还太早，我大概谁也不嫁，我现在还没想这事。”

“你可别胡思乱想，以为我对这有兴趣。”

“那你为什么要问？”

“你真笨！”

他们争吵起来，尼卡心头又泛起对女性的厌恶。他吓唬娜佳说，如果她再胡说八道，他要淹死她。娜佳说：“你敢！”他拦腰抱住她。两个人就扭打起来，小船失去平衡，两人一起掉进水里。

他们俩都会游泳，可是莲茎缠着他们的手脚，他们却又够不着底。最后，两人踩着厚厚的淤泥，总算爬上了岸。水从他们鞋子和口袋里不停地往外流。尼卡尤其觉得疲乏。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以前，即使今年春天吧，他们从河里上岸后，湿淋淋地坐在那里，非吵吵闹闹不可，不是相互骂架，就是哈哈大笑。

可是现在他们默不作声，气喘吁吁地坐着，为刚才荒唐的举动感到沮丧。娜佳十分恼怒，气得一言不发，尼卡浑身酸痛，好像吃了人家的棍子，被打断了肋骨。

最后，娜佳像个大人似的心平气和地说道：“你是个疯子！”他也同样用大人似的口气说：“请原谅。”

他们上岸回家了，就像两只盛着水的木桶，一路滴滴答答地淌着水。他们回家要经过那条多蛇的灰土山坡，早上，尼卡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看见一条蛇。尼卡想起了夜里那种神奇的亢奋，想起了黎明时分，也想起了早上自己显示的神力，他居然能对大自然发号施令。“现在我该对大自然下道什么命令呢？”他想道。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他觉得他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他能和娜佳再掉进池塘里去。他此刻多么想知道，这事将来是否还会发生。

第二节 另一个世界中的少女

一

俄日战争还没结束，另一些事变突然压过了战争。革命浪潮席卷俄罗斯大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猛烈。

这时，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吉莎尔，带着两个孩子从乌拉尔来到了莫斯科。她是一个完全俄罗斯化了的法国女人。儿子叫罗佳，女儿叫拉拉。她把儿子送进军官武备学校，把女儿安排到女子中学。拉拉正巧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莎尔太太的丈夫留给她一笔有价证券。以前证券行情不断地上涨，如今却一天天下跌。为了防止坐吃山空，也免得自己闲住无聊，吉莎尔太太在凯旋门附近，从女裁缝列维茨卡娅的后代手里，买下了一个不大的缝纫店。店铺仍沿用老牌子，原来那些主顾仍照应着，店里的设计师和学徒女工，也都一并留用。

吉莎尔太太是采纳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意见才买下这个缝纫店的。他是她丈夫的朋友，自己的靠山。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头脑冷静的实业家，对俄国工商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她这次从乌拉尔到莫斯科来，也是事先和他商量好的。他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租好房间，驱车经过莫斯科市区把他们送到军械胡同“黑山旅店”带家具的房间。是他劝吉莎尔太太把罗佳送进武备学校，把拉拉送到他推荐的一所女子中学。他心不在焉地和罗佳随便开玩笑，对拉拉却盯着看，弄得她羞红了脸。

二

他们在“黑山旅店”住了一个月光景，然后又搬迁到缝纫店近旁的一套不大的三居室寓所。

这一带是莫斯科最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马车夫聚集的下流地方，整条街都是妓院、赌场、贼窝和堕落场所。

罗佳和拉拉对房间里的龌龊、臭虫和破旧家具并不太在意。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穷日子。孩子们听惯了母亲的诉苦和哭穷。他们自知自己并不是街头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内心深处对有钱人怀着一种怯懦心理，就像孤儿院的孩子。他们的母亲是这种怯懦自卑心理的活生生的榜样。阿玛利娅·吉莎尔是个三十五岁左右、体态丰腴的金发妇人。她不是犯心脏病，就是弄出一些蠢事来。她胆小如鼠，特别害怕男人。因为胆小又没有主意，她常常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旅店”，他们住在二十三号房间。二十四号房间自从旅店开业以来，一直住着一个叫特什克维奇的大提琴手，他是个老好人，秃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总是汗津津的样子。他想劝说别人时，总像祈祷似的双手合十。在交际场合或是音乐会上演奏时，他总是向后仰头，双目充满灵感地朝上望着。他极少在家，整天呆在大剧院或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有时互相照应照应，也就熟悉、亲密起来。

科马罗夫斯基来访的时候，孩子们在一旁，阿玛利娅·吉莎尔觉得很不方便。特什克维奇出门，就把自己房门的钥匙留给她，让她在那儿接待自己的朋友。不久以后，吉莎尔对邻人甘于自我牺牲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几次哭着去敲他的门，要求保护，免得遭到那位庇护人的欺侮。

三

缝纫店是幢平房，离特韦尔街口不远。布列斯特铁路也就在附近。旁边是铁路职工的宿舍、机车车库和仓库。

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奥利娅·杰明娜也住在职工宿舍里，她是莫斯科货运站一名职工的侄女。

她是个能干的学徒工。缝纫铺以前的老板娘就很赏识她，现在的新店主也对她颇有好感，奥利娅·杰明娜很喜欢拉拉。

店里的一切都和原店主列维茨卡娅在时一模一样。疲惫的女工在机台上飞快地挪动双手，脚踩着踏板，缝纫机发狂般地飞旋。有的女工坐在桌旁，静静地缝着，手指捏着针，一次次把线拉出很远。布头布屑扔得满地都是。在车间里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否则就压不过机器的响声和窗拱下鸟笼里金丝雀婉转的歌唱。金丝雀取名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这名字的秘密，已经由原先店主带进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定做衣服的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围在堆满杂志的桌旁。她们站的站，坐的坐；有的倚着什么半站半坐，模仿画上的姿态；大家研究时装式样，商量着衣服的款式。在另一张桌后的经理座位上，坐着阿玛利娅·吉莎尔的助手，高级裁剪师法因娜·费季索娃。她瘦骨嶙峋，肌肉松弛的凹陷的双颊上，长着一个个肉疣。

她用焦黄的牙齿咬着骨制烟嘴，眯着一只发黄的眼睛抽着烟，鼻孔和嘴巴都喷出一股股黄烟，同时一只手还不停地在本子里记下尺寸、单据号码以及挤在店堂里的顾客们的地址和要求。

阿玛利娅·吉莎尔在缝纫铺里是个新手，也没有经验。她觉得自己还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女店主。但店里的人都很老实，费季索娃也是可以信赖的。可是时局动荡不安，阿玛利娅·吉莎尔对将来的情况不敢多想，总觉得前途渺茫，干什么事总不很顺手。

科马罗夫斯基常来店里看看。他穿过店堂到吉莎尔太太家里时，顺便总要吓一吓那些试穿新衣的摩登女郎。她们一见他来，赶紧躲到屏风后面去，在那儿嬉笑着，回击他放肆的玩笑。女裁缝们则不满地讪笑他，在他背后悄悄说：“大人亲临啦！”“她的那个来啦。”“阿玛利娅的情郎。”“水牛。”“色鬼。”

大家最讨厌的是他的那条叭儿狗杰克。他有时就用皮带拴着它带来店里。这条狗直往前冲，扯得他走路跌跌撞撞。他两手前伸，攥住绳子，跟着狗朝前跑，倒像是个给人牵着的到处乱撞的盲人。

一年春天，杰克咬了拉拉的脚，还撕破了她的长筒袜。

“我要把它弄死，这条恶狗。”奥利娅·杰明娜孩子气地恨恨地对拉拉耳语说。

“是啊，这条狗真可恶极了。可是，傻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呢？”

“轻些，别嚷嚷，我来教你。复活节时不是有石头做的圆蛋吗？你妈妈五屉柜上就有……”

“嗯，有，有大理石的，有玻璃的。”

“对了，就是那个。你低下头，我附耳说。把那东西拿来，在猪油里蘸一蘸，外面就粘上层猪油。那癞皮狗，把它们全部吞下肚去，那条笨狗，恶鬼，就完蛋了！来个四脚朝天！它就没命了！”

拉拉笑了，心中不免暗暗羡慕：这姑娘虽然穷，可是自食其力。老百姓的孩子懂事早。可你看，她还那么天真，那么孩子气呢。什么鸡蛋呀，杰克呀……真亏她想得出来。拉拉又暗自思忖：为什么我摊上这样的命呀？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放不下心来！

四

“事实上妈妈是他的……怎么说呢……事实上他又是妈妈的……这字眼很难听，我不想说。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打量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拉拉十六岁刚过，但已完全发育成熟了，看上去能有十八岁，甚至更大一些。她聪慧，性格随和，长得水灵俊俏。

她和罗佳都明白，生活中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他们和游手好闲、家境富有的人截然不同。没有时间早早琢磨如何去钻营，也没有时间空想实际上与他们无缘的东西。非分之想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姐弟俩懂得他们一家能有今日很不容易，他们知道要想有出头之日，需要给人良好的印象。拉拉学习好——不是出于抽象的求知欲，而是因为要想免交学费，必须成为优秀生，为此必须努力学习。拉拉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洗碗刷碟也手脚麻利，还在店里帮忙，替妈妈出去办事。她举止文雅娴静。她身上的一切：轻盈迅速的动作、身材、声音，灰眼睛和浅色秀发，都非常和谐、雅致。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每逢假日早上可以睡睡懒觉。拉拉两手枕在头下，仰卧在床上。

缝纫店里静得出奇。临街的窗子开着。拉拉听见远处一辆四轮马车从鹅卵石马路上了有轨马车的轨道，难听的辘辘声变成了车轮畅快的滑动声。拉拉想道：“我应该再睡一会儿。”城市的喧嚣就像摇篮曲一般催她入眠。

此时拉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她感觉到了自己的个头，自己的卧姿，这感觉来自凸出的左肩，来自右脚的拇指。这是她的肩和她的脚，其余全是她本来熟悉的，她的心地、品格；它们深藏在她俊美的身材里，热切地向往着未来。

“应该再睡着一会才好，”拉拉想着。与此同时，脑子里却浮现出朝南的马车店此时的情景。马车行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停着一辆辆准备出售的大马车，装着多棱的玻璃车灯，配着熊皮坐垫，多么豪华！拉拉继续想象：再往前走，在兹纳缅兵营里，龙骑兵正在操演。威风凛凛、昂首阔步的高头大马在跑圈。骑手们跑步跃上马背，时而慢步走，时而小跑，时而奔驰。兵营围墙外，一群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乳娘们张大着嘴惊讶地看着骑兵操练。

拉拉想：再往前就是彼得罗夫大街。“拉拉，你怎么啦！你想到哪去了啊！我不过是要让你看看我住的房子。何况我家离这儿不远。”

那天是奥莉加的命名日。她是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行里的朋友的小女儿。为了庆祝奥莉加过命名日，大人们要快活地聚会一番，跳跳舞，喝点香槟。他邀请了妈妈，但她不舒服去不了。妈妈说：“你把拉拉带去吧。你不是经常对我说，‘阿玛利娅，要照顾好拉拉。’好啦，现在由你来照顾她吧。”好个照顾啊！哈—哈—哈！

华尔兹舞简直叫人神魂颠倒，旋转，不停地旋转，什么也不需要想。舞曲声里，不知不觉过去了许多时光，就像小说里描写的生活一样。可乐声一停，你就会感到似乎出了什么岔子，好像被人当头浇了一桶冷水，或是没穿衣服让人撞见了。此外，你允许别人同你如此亲热，是因为你想显示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以前她从来没想到他舞跳得这么好。他的手多么灵巧，非常自信地搂着她的腰！但是以后她决不允许别人这么吻自己。她简直难以想象，当别人嘴唇久久地贴在她唇上时，竟然这样厚颜无耻。

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永远不干了。不能再装作天真无邪，不能再摆出可怜又可爱的样子，不能再羞答答地垂下眼帘。这样总有一天会惹出祸来。那条可怕的界线，已近在咫尺。跨前一步，就会坠入深渊。再不要想舞会了，那是万恶之源，要断然拒绝。可以推说没学过跳舞，或是说拐了脚脖子。

五

秋天，莫斯科铁路枢纽各条线路上，掀起了罢工风潮。莫斯科喀山线开始罢工。莫斯科布列斯特线也要起而响应，罢工决定已经作出，但线路罢工委员会在宣布罢工的日期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铁路职工都知道要罢工，现在只需要表面上有个导火线，好让罢工自发地开始。

这是十月初的一个阴冷的早晨，也是铁路上发薪的日子。但会计科好半天也不见动静。后来，一个小男孩到办事处来了，手里拿着工资表、发薪通知单和一大叠为扣薪水收缴来的劳动册。开始发薪了。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徒弟、车场清洁女工，都来领工资。铁路枢纽站上，一边是车站、厂房、仓库和铁轨，另一边是一排排办公木房，中间隔着一大长条空地。人们顺着这条空地纷纷来到办事处领薪水。

城里已是初冬景象，空气中飘着踏烂的槭叶味和湿雪的潮湿味，还可以闻到火车头的煤烟和车站地下餐室刚烤好的热乎乎的燕麦面包的香气。铁路工人摇动展开或卷起的信号旗，指挥着列车编组。一趟趟列车在小旗指挥下开进开出。值班员嘟嘟地吹出种种不同哨音，挂钩员吹着他的小哨子，火车头发出低沉的笛鸣。各种声音高高低低，在车站里响成一片。烟柱仿佛没有尽头的梯子插向天空。火已烧旺的机车马上准备开车了，蒸气的热雾裹向寒冷的冬云。

铁路段长、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车站区段筑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在路基旁来回踱步。安季波夫一直埋怨维修部门卸给他更新路轨的材料不合规格。维修部门都听腻了。安季波夫认为钢的韧度不够，铁轨经受不了弯度测试。安季波夫估计，在严寒下铁轨会断裂。但是铁路局对安季波夫的意见置若罔闻，大概有人在这上面捞到了好处。

富夫雷金穿着镶有铁路制服饰边的高级皮毛大衣，敞着怀，里面是一件新哔叽西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步子，一边欣赏西服前襟的线条、笔挺的裤线和脚上那双款式高雅的皮鞋。

安季波夫说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富夫雷金像有什么心事，过不一会儿就掏出怀表来看看，好像急着要去哪儿。

“是这样，是这样，老弟，”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安季波夫，“可是你说的情况只有在主要路段，或是在运转频繁的直达区间才可能发生。你别忘了，你那是什么区段呀？不过是个备用线，再不就是终端线，满地长着牛蒡草和荨麻，那里顶多搞空车编组或是调车罢了。有什么可不满的！你简直疯了！那儿连这种铁轨都没必要，铺些木轨都可以对付。”

富夫雷金看了一下怀表，咔嗒一声合上表盖，就专注地眺望前面那条连接铁道的公路。远远地，在公路拐弯处驶来一辆四轮马车。这是富夫雷金的私人马车。他太太接他来了。马车夫勒紧缰绳，马紧挨路基停下来。可是马见了铁轨害怕，马车夫用女人尖嗓吆喝着，好像保姆呵斥不听话的孩子。马车一侧坐着个漂亮女人，漫不经心地靠在软垫上。

“行了，老弟，咱们以后再谈吧，”段长说罢，挥了一下手，意思是：顾不上你说的那些道理了，有比这更重要的呢。他们夫妇俩乘车走了。

六

约莫三四小时以后，天已经擦黑，大路旁的地里冷不丁冒出两个人影，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他们不时回头张望，很快就走远了。这是帕维尔·安季波夫和基普里扬·季韦尔辛。

“咱们走快些，”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担心密探跟踪我们，只怕地窖里那帮人就要扯完皮，追上我们。我真见不得那帮人。要是大家都这样扯皮，何必白费劲呢。何必设立委员会呢。又要玩火，又想保险！你也够意思，居然和尼古拉耶夫斯卡娅支持这种举棋不定的人。”

“我老婆达里娅得了斑疹伤寒。我要送她去医院。在送她去医院之前，我什么事也干不了。”

“听说今天发薪，我现在要去一趟办事处。今天要不是发薪，上帝在上，我才不理你们这一套呢。我要一分钟也不耽搁，用强制手段结束这场争吵。”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我到锅炉房去拉响汽笛，一切全成定局了！”

他们俩告别后就分手了。

季韦尔辛穿过铁道往城里去。迎面走来一个个从办事处领了薪水的人，人数很多，他估计车站的人差不多都领了薪水。

天渐渐黑了。好些闲散工人，聚集在办事处外面路灯下的平台上。平台进口处，停着富夫雷金那辆四轮马车，富夫雷金娜还是以刚才那个姿势坐在车上，倒像从清早一直没下过车似的。她正等着去办事处领薪水的丈夫。

这时忽然下起了湿漉漉的雨夹雪来。马车夫从前座下来撑起皮车篷，他用脚顶着车尾，用力把很紧的篷撑杆扳直。这时富夫雷金娜正欣赏办事处路灯下飘洒着的银白色的雪片和雪珠。她沉浸于幻想的目光从那群工人的头上掠过，不眨眼地凝神望着，仿佛需要的话，她这目光毫不费力就能穿透这群工人，像透过雾霭和迷濛濛的细雨一般。

季韦尔辛偶然一瞥，看到了她的眼神。他感到十分厌恶，没同富夫雷金娜打招呼便走了，准备晚点去领薪水，免得在办事处遇上她的丈夫。他朝晦暗的厂房那边走去，黑乎乎的转车台隐约可见，那四周是一条条通向机车库的铁轨。

“基普里扬·季韦尔辛！”暗处有好几个人在喊他。厂房门前站了不少人。屋里有个人扯着嗓门直嚷嚷，还听见有一个孩子在哭。人群中一位妇女说道：“基普里扬·季韦尔辛，您帮帮这孩子吧。”

老师傅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毒打他的出气包小徒工小奥西普。

胡多列耶夫原来并不是爱虐待手下人的恶魔，不是酒鬼，也不是打架不要命的人。他曾经是个仪表堂堂的工匠，莫斯科城外工场手工业区的商人和神甫的姑娘们都对他有好感。他当时向一个女子神学校的毕业生——也就是季韦尔辛的母亲——提过亲，但她没有答应，嫁给了他的朋友火车司机萨维利·季韦尔辛。

一八八八年，萨维利·季韦尔辛惨死在一次尽人皆知的车祸中：火车相撞，他被烧死。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丧夫后的第六年，胡多列耶夫又来追求她，但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再次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开始酗酒闹事，他认定自己的种种失意，都是这世界的罪过，他要向这世界报复。

小奥西普是季韦尔辛家看门人的儿子。季韦尔辛在工厂里总是护着这孩子，这就更引起胡多列耶夫对他的不满。

“你锉刀也不会拿了，笨蛋，”胡多列耶夫吼叫着，揪着小奥西普的头发，捶着他的脖子。“难道铸件能这么锉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存心要糟蹋我的东西？你这个吊眼鬼，异教徒！”

“哎哟，下次我不了，好叔叔，哎哟，我不了，不了，哎哟，疼呀！”

“我给他说过一千次，先要对好机床头，然后再拧紧卡盘，可他就不这么干，差点没把我的主轴弄断，这狗娘养的。”

“主轴我碰都没碰，好叔叔，真的，我碰都没碰。”

“你凭什么虐待这孩子？”季韦尔辛挤过人群问道。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少管闲事！”胡多列耶夫出言不逊。

“我问你，凭什么你要虐待这孩子？”

“我告诉你，趁早滚开，你这个瞎指挥的社会主义者！这下流东西打死他还便宜了他呢，差点把我的主轴弄断了，这吊眼鬼！他现在没死还得给我叩头呢，我只不过拧了拧他的耳朵，揪着他的头发教训了几句罢了。”

“怎么，照你的意思，他该杀头呀，胡多列耶夫大叔？你真不害臊。这么个老师傅，这么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可是脑子一点也不开窍。”

“你走吧，我告诉你，趁早快走。你敢来教训我，我揍死你，狗东西！你这野杂种就是在铁路上干出来的，就在你老子鼻子底下干的。你妈这个骚娘们儿，我可知道她的底细，丑婆娘，下贱的娼妇！”

接着发生的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两人随手抄起车床台架上的大家伙和铁块。要不是人们赶紧拥上去把他俩拉开，两人必死无疑。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脸色煞白，眼睛通红，梗着脖子，两个额头几乎要相撞。他们气得直呼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的手被大家从背后紧紧揪住。隔不一会儿，他们憋足劲想挣脱出来，拼命扭动身子向前冲撞，把拽住他们的同事们拖向前去。衣服上的纽扣、领钩一个个掉了下来，上衣和衬衫都扯开了，露出光肩膀。人们围着他们，大呼大叫个不停。

“凿子！夺下他手里的凿子！要砸烂脑袋的！”

“别动，别动，彼得大叔，要不然会拧坏胳膊啦！”

“怎么，咱们老跟他们这么耗着吗？把他们拉开关起来就完事了。”

突然季韦尔辛使出一股子非凡的力量，甩掉揪住他的那一大帮人，一下子冲到了门旁。大家奔过去要逮他，但发现他根本不想打架，就任他去了。他嘭地一摔门，出了厂房，头也不回大步走了。漆黑、潮湿的秋夜吞没了他。“你想着为他们好，可他们老想着给你捅刀子。”他嘟哝着，漫无目的地朝前乱撞。

这是个卑鄙虚伪的世界，锦衣玉食的阔太太望着一个劳动者，就像看着一个蠢材、傻瓜；而一个社会的牺牲品——堕落的酒鬼，竟然欺侮自己人，从中寻求满足。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仇恨这个世界。他加快了步子，仿佛匆忙的脚步，能使他现在紧张的脑海里憧憬的和谐合理的世界早日到来。他知道，他们近日来的种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这一切都是未来的巨大斗争的具体步骤。但现在他激动到了极点，急不可耐地希望一口气跑完这场斗争的全程。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往哪里走，只是大踏步地朝前去，可他的双腿却十分清楚要将他带往何方。

过了很久，季韦尔辛才得知在他和安季波夫离开地窖以后，会议就通过了决议：当天晚上开始罢工。罢工委员会立即进行了分工，规定谁去哪儿，到哪儿去控制什么岗位。机车修配厂响起嘶哑的汽笛声，季韦尔辛觉得这声音好像发自他内心深处。汽笛声愈来愈清晰、响亮。这时从机务段和货运站出来的人群，已经离开进站信号机朝市区走去。季韦尔辛也拉响了锅炉房的汽笛，工人扔下手里的活跑到外面。这批人和前面的工人汇集到一起。

多年来季韦尔辛一直以为，那天晚上的罢工以及铁路运输的中断，靠的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只是在很久之后的审讯中，当他被指控参与罢工，而不是挑唆罢工时，他才明白过来。

汽笛拉响后，工人们从厂房里跑出来问道：“拉汽笛让我们去干什么？”有人在黑暗中回答说：“你又不聋，没听见是报警吗！去救火。”“可火在哪儿？”“总有地方着火了，要不然不会报警的。”

又有许多人走了出来，摔得房门乒乓直响。听到另有人在说：“听他瞎说呢，什么着火！乡巴佬！这叫罢工，懂吗？这是套，这是轭，别想让我再当牛马！伙计们，回家去吧。”

人聚得愈来愈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七

直到第三天，又困又乏的季韦尔辛才回家，胡子几天没刮，冻得直哆嗦。昨天夜里气温突然下降，比往常早冷了好些天，而季韦尔辛还穿着秋装。在大门口，看门人吉马泽金迎上了他。

“谢谢您，季韦尔辛老爷，”他一迭声地说道，“亏了你小奥西普才没遭罪，我要一辈子为你祈祷。”

“吉马泽金，你疯了，我怎么是老爷呢！你可别这样叫啊。有什么事快说，天冷得很呢。”

“冻不着你，你家暖和着呢，季韦尔辛。昨天我和你妈妈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货运站给你们弄来好多劈柴，棚子里都堆满了，全是白桦，好木柴，干着哩。”

“谢谢你，吉马泽金。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吧，你瞧，我都冻僵了。”

“我想说的是，季韦尔辛，你别在家过夜，得躲一躲啊。岗警来问过，警察分局长也来打听，谁常上你这里来。我回答说没人来。要有的话就是你的帮手，再不就是机车组和铁路上的人有时来走走。要说别的什么不认识的人，那可从来没有！”

季韦尔辛是个单身汉，同母亲和一个成家的哥哥住在一起。他们住的房子属于隔壁的圣三一教堂。

这里还住着一部分教士，还有卖水果和卖肉的两个合作社社员，他们在城里既做批发买卖又零售。但房客中的绝大部分是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的小职工。

这是一幢带有木回廊的砖房。回廊中央是肮脏的烂泥地院子。由回廊向上，是木板楼梯，梯子又脏又滑，发出一股猫腥和酸白菜味，紧挨着楼梯口是厕所和上着锁的贮藏室。

季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在瓦峰谷地方负了伤，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他，准备亲自接他回来。季韦尔辛家是铁路工人世家，他们出门很方便，凭职工免费票，可以到俄罗斯任何地方。现在家里人少，很安静，只有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层，门外走廊上放着一个水桶，由运水工给他们送水。季韦尔辛上了二层，发现桶盖掉在一旁，一只生铁杯子冻在冰层上。

“一定是普罗夫干的，”季韦尔辛想着微微一笑。“他酒总也喝不够，像无底的酒坛子，也不怕烧坏肠子。”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位诵经士，年纪不大，身材魁梧，是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的远亲。

季韦尔辛把杯子从冰上拔下，盖好桶盖，拉了拉门铃。屋里的一股热气和饭菜香扑面而来。

“烧得好暖和，妈妈。暖融融的，真舒服。”

妈妈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哭了。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才轻轻推开她。

“胆子大才能成事，妈妈，”他低声说，“我这条铁路从莫斯科直到华沙全停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啊。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呀！孩子，你最好躲到远处去。”

“你那个可爱的人，那个心上人，胡多列耶夫差点儿没砸碎我的脑袋。”他本想逗她笑的。她没听懂玩笑，认真地回答说：

“笑话他可是罪过，你该可怜他才是。没治的酒鬼，堕落的灵魂。”

“帕什卡·安季波夫，就是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被人抓走了。夜里来人抄了家，翻箱倒柜。早上把他带走了。可是他家里的达里娅，得了伤寒，正躺在医院里呢，就剩在实科中学念书的儿子小帕沙，和那聋子姨妈住在一起，还要赶他们走，不让住。我觉着应该让孩子到我们家来。普罗夫来干吗？”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我发现木桶开着盖，上面有个杯子，我想准是酒鬼普罗夫喝了水了。”

“你真机灵，亲爱的，说的不错。是普罗夫，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来过。跑来想借点劈柴。我借给了他。哎呀，我都闲扯些什么呀！我全给忘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你知道吗？沙皇陛下签署了一个宣言，今后一切都要焕然一新了，谁也不再受欺压，土地分给农民，大家都和贵族一样平起平坐。你想想，这份已签了字的命令，只等着公布了。主教公会下来了新的要求，在祷告时加上对皇上的祝福。我可不是胡说，普罗夫对我讲的，可我给忘了。”

八

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被捕，妻子达里娅病倒在医院里，他们的儿子帕沙·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来住。帕沙是个眉清目秀、干净整齐的男孩，淡褐色头发分梳着。他不时用刷子梳平头发，整好上衣，系正装有校服扣环的宽皮带。帕沙爱逗人发笑，而且善于观察。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所见所闻，十分滑稽。

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公布不久，就策划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路线从特韦尔城门起到卡鲁日城门。但这次游行却没搞成，应了一句俗语：“人多嘴杂事难办”。发起游行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起来，一个接一个地退出。等到他们知道原定游行那天早上，人们还是上了街，又连忙向游行示威群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顾儿子基普里扬·季韦尔辛的劝说和反对，也去参加了游行，还带上了快活的、好说话的小帕沙。

那是十一月初一个寒冷而干燥的日子。阴沉的天空就像悬着一个大铅块凝然不动。空中零零星星的雪花忽东忽西飘舞着，慢慢落到地面，道路的沟坎里聚起毛茸茸的灰色雪尘。

人们顺着大街往低处拥去，真是一片混乱。闪过一张张脸，一件件棉大衣和一顶顶羊皮帽子；有老人和孩子，穿制服的铁路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外套的电车修理厂和电话局的工人，还有男女中学生和大学生。

他们唱着《华沙工人进行曲》、《你们光荣牺牲》和《马赛曲》。唱了一阵，那个在队伍前面一边退着走一边挥动帽子的指挥，突然戴上帽子不唱了。他转过了身子，背对着人群，侧耳听着旁边几个领队在说些什么。歌声乱了拍子，停了下来。这时只听见游行队伍数不清的脚踏在马路薄冰上的咔嚓声。

原来，有人好心跑来报信，告诉游行的领头人说，哥萨克骑兵正埋伏在前面。这一消息是通过电话传到附近一家药房的。

领头的几个人说：“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现在要马上占领路旁一幢公共建筑物，然后告诉大家可能发生危险，让他们化整为零。”

他们开始争论，把游行群众带到哪儿去好。有的人建议去商业协会，有的人提议去高等技术学校，还有的提议去外国记者学校。

他们正在争执不下，前面已经露出一座建筑物的一角。这也是一所学校，完全可以隐蔽游行队伍，不比他们提到的地方差。

当游行队伍走到这幢楼房的前面，几个领头的就跑上大门口的半圆形平台，招呼游行队伍的先头部队停下来。进口处的好几扇大门都打开了，游行队伍全都开了进去，只见一件大氅接着一件大氅，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都拥上了学校正门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面只有零星几人喊了几声，但人群依旧继续朝里面拥，有的来到走廊上，有的进了教室。

好不容易把人群带进了礼堂。人们各自坐到椅子上，游行领导人不止一次想对他们宣布说，前面已有埋伏。可谁也不听他们的。他们以为游行队伍所以停下来，开进这座楼里，为的就是请他们来参加临时召开的群众大会，这个会眼下就要开始了。

刚才人们好长时间又走又唱，现在想闭上嘴坐上一会儿，巴不得有人替他们代劳，喊几嗓子呢。对他们来说，眼下主要是舒舒服服休息一会儿，至于台上讲话的几个人意见有何不同，比起休息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志同道合的。

因此，最受群众欢迎的，倒是不使人疲倦的、听不听由你的最糟糕的演讲人。他的每句话都赢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谁也不因为他的话被掌声淹没而感到遗憾。他们因不耐烦才急于表示同意，高喊“无耻”，还拟出了抗议的电报，而后突然间，人们听腻了演讲人单调的声音，全都不约而同地一拥而出，把演讲人丢在台上，又是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一排接着一排，蜂拥着下了楼梯，来到街上。游行队伍又继续出发了。

人们开大会的时候，外面落起大雪，马路变成一片白色。雪越下越大。

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游行队伍后面的人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从前面传来越来越响的呼喊声，很像刚才欢呼“乌拉”的声音。“救命呀！”“打死人啦！”的尖叫，和其他许多声音混成一片无法分辨。几乎与此同时，人群惊慌地朝两旁躲闪。骑兵冲进呼喊着的人群闪开的狭窄通道；马头、马鬃、挥着马刀的骑兵，一个接一个飞快地无声地冲过去。

半排骑兵冲过去后，掉转马头，重新整好队，又从游行队伍的尾部冲进人群。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之后，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人们四散奔逃，躲进了胡同。雪下得小了些。那天傍晚外面干爽得就像一幅炭画。沉入屋后的太阳，突然从屋角射过来一束束余晖，仿佛用手指触点着街上一切红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色帽冠，一面倒在地上的红旗，雪地上一道道的血迹和斑斑点点的血滴。

马路边上，有一个头部被砍伤的人，不停地呻吟着匍匐向前。几个骑兵为追击游行者，冲到了街尾，现在又排成一列往街口走去。在马蹄底下，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窜来窜去寻找小帕沙，她头巾滑到了后脑勺，声音嘶哑地喊着：“帕沙，小帕沙！”她的声音整条街都可以听到。

游行时，帕沙一直跟她在一起，一面还绘声绘色学着最后一位演讲人的样子，逗得玛尔法直笑。龙骑兵冲过来，在一片混乱中他突然不知去向了。

在混乱之际，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虽然，她那件棉背心很厚，没觉得痛，但她向走远的骑兵举起拳头，骂了几句。她气愤的是，他们竟敢当众抽打一个上了年纪的妇道人家。

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焦急地向马路两旁搜寻。突然间，她高兴地发现男孩正在对面人行道上。那里，在卖殖民地商品的小铺和另一幢砖房之间凹进的角落，还躲着一群过路的闲人。

一名在人行道上巡逻的龙骑兵，看到这伙惊慌的人群觉得可笑，就策马把人们挤进墙角里，自己在墙角前面表演起了马戏。他骑在马上急转圈，让马用后腿旋转，又催马后退几步，而后像马戏团那样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忽然他发现前面别的龙骑兵已经回来了，于是双腿一夹马肚，跑了几步就回到了队伍里。

被截在墙角里的人也散了。刚才吓得不敢吱声的帕沙，赶紧朝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奔了过去。

他们一起往家走。一路上，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停唠叨：“十恶不赦的杀人魔鬼，伤天害理的刽子手！皇上给人们自由，大家多高兴，可这些家伙忍不住了，他们非要把什么都糟蹋了，什么话都要颠倒过来不可！”

她愤恨龙骑兵，愤恨周围的世界，甚至对自己儿子也有气。她一时气急败坏，觉得现在惹出这场大祸，都是她儿子那帮糊涂虫的罪过。她骂他们是自作聪明，是冒失鬼。

“好毒的眼镜蛇！他们这些疯子想干什么？谁都不明白！就会骂呀，吵呀。还有那个说起来没完的家伙，小帕沙，你怎么学他来着？孩子，你再学一遍。哎唷，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简直一模一样，太像啦。叨叨个没完。呸，多叫人讨厌，嗡嗡个不停，像只大马蝇！”

到了家里，她把儿子狠狠骂了一通，说什么她这把年纪了还要挨那骑兵鬼东西的鞭子。

“您倒是怎么啦，妈妈！难道我是哥萨克的骑兵队长，或是宪兵队长吗？”

九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窗口看到人们到处逃窜。他知道这是参加游行的人。他朝远处注意地看了一阵，看看这些人里会不会有尤拉或别人。可他没看到什么熟人。只觉得有个跑过去的人，好像是杜多罗夫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这个不要命的年轻人，不久前刚从左肩取出一颗子弹，现在又到不该去的地方惹是生非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这里的。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处，又不愿去旅馆，就借住在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斯文季茨基家里。他们安排他住在阁楼拐角的一间书房里。

这幢二层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太大了。这是已故的老斯文季茨基夫妇很早以前向多尔戈鲁基公爵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这个大院包括三个院落、一个花园和凌乱坐落在园中的好几幢风格迥异的楼房。大院共有三个大门，通向三条不同的巷子。很早以前人们就管它叫穆奇大院，一直沿用了下来。

阁楼那间书房，虽有四个窗子，仍觉光线不够充足。屋里摆满了书籍、文书、地毯和版画木刻。书房外面有一个围着屋角的半圆形阳台。一到冬天，通向阳台的双层玻璃落地长窗就需要严严实实地封上。

从书房的两扇窗子和玻璃长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一条长巷：路面上有长长的雪橇轨迹，两旁是参差不齐的房屋和歪歪斜斜的栅栏。

雪青色的树影，从园子里投进了书房。树干也向房里窥视着，仿佛想将枝条移到地板上来。枝条上的厚霜，就像蒙着细长的紫色的蜡泪。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倚窗望着小巷，回想起去年在彼得堡度过的冬天，想起了加邦神甫、高尔基，想起了访问维特部长、一些时髦的现代作家的情景。现在，他摆脱了这种种纷扰，躲到最早成为首都的莫斯科的宁静、安谧中来，撰写已构思好的一部作品。然而计划完全落了空！他跳出了龙潭，却又跌进了虎穴。现在他每天都要演讲、作报告，弄得自己晕头转向。今天去高等女子学校，明天去宗教哲学学会，再不就去红十字会或罢工基金委员会。要能去瑞士，到森林中的僻静处隐居下来，那该有多好。那里有宁静明丽的湖泊、群山和苍穹，那凝寂的空气对任何声响都会引起回音。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窗口走开。他很想出去探望朋友，或者去街上随便走走。但他突然想起，那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维沃洛奇诺夫有公干要来，他不能离开。于是他便在屋里来回踱步。此刻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尤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伏尔加河畔那个闭塞小镇搬到彼得堡之后，把尤拉带到了莫斯科去认亲戚：韦杰尼亚平家、奥斯特罗梅斯林斯基家、谢利亚温家、米哈耶利斯家、斯文季茨基家和格罗梅科家。刚去时，尤拉住在一个没有条理的、爱唠叨的老人奥斯特罗梅斯林斯基那里。亲戚们都随便地叫他费季卡。费季卡暗中与养女莫季娅姘居，还自诩为反传统的人、新思想的倡导者。他辜负了亲戚们的托付，甚至手脚不干净，贪污了尤拉的生活费。于是亲戚们又把尤拉安排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教授家，此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家的气氛极好，对尤拉的成长十分有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尤拉、他的中学同班同学米沙·戈尔东和格罗梅科的女儿冬尼娅，在他们家倒像是一个三角联盟，他们三人反复阅读着《爱的意义》、《克莱采奏鸣曲》，完全被童贞的说教迷住了。”

青少年时期应充分体验狂热的纯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竟弄得自己也糊涂起来。

他们怪得出奇，又充满稚气。使他们激动不安的情欲问题，不知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庸俗”，还把这词儿不分场合地到处乱用。如此用词，大可不必！“庸俗”在他们心目中，既意味着一种本能的要求，也表示诲淫文学，同女人的淫乱，甚至包括了整个性关系。他们每次说到这个字眼，就满脸通红或是脸色煞白。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心想：“我要是在莫斯科，决不会让他们走得这么远。羞耻之心应该有，但有一定的界限……啊，您来了，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欢迎！”他大声说着，走上前迎接客人。

十

来者是个胖子，身穿灰衬衫，腰里束着宽皮带，脚蹬毡靴，裤子的膝头隆起两个小鼓包。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务实的好好先生。夹鼻眼镜用黑色宽带系着，在鼻头上似乎愠怒地颤动着。

他在前室脱衣服就不利索：忘了把围巾摘掉，围巾的一头拖在地板上；软呢圆帽也拿在手上没放下。围巾和帽子使他很尴尬，妨碍他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还影响到他向主人致意问候。

“嗯……哦……”他嘟嘟哝哝不知如何是好，眼睛朝屋子的四周打量着。

“请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时维沃洛奇诺夫才恢复常态，说起话来。

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这些追随者的脑海里，托尔斯泰从来不求安宁的天才思想已经平息，并且高枕无忧地入眠了，因此必不可免地日益流于浅薄。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邀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学校演讲，为政治流放犯伸张正义。

“我在那里已经讲过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伸张正义？”

“是的。”

“您还得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先推辞了几句，后来就同意了。

维沃洛奇诺夫的事已经办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无意再留他。他本可以起身告辞，但觉得马上就走有失礼貌，告辞前是需说几句亲切自然的话。于是又聊起来，却谈得勉强又不愉快。

“您现在是颓废派吗？热中于神秘主义吗？”

“这怎么说呢？”

“太遗憾了。还记得地方自治局吗？”

“当然。为选举的事我们一起在那儿工作过。”

“还提倡过建立乡村学校，主张办教师进修班，记得吗？”

“当然记得，当时斗争很激烈。后来，您好像去了卫生和社会救济部门？是吗？”

“干过一段时间。”

“哼，现在这帮年轻人，自诩是浮努斯[4]、人们的保护神，我无论如何是不信的。您这么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对民众那么了解的人，居然和他们……我求您别信这一套了……也许我太冒昧。……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呢？”

“您为什么不假思索就这么说呢？我们没争论什么呀。您并不了解我的观点。”

“俄罗斯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浮努斯——以人们的保护神自居的青年人。”

“没人反对这个呀。”

“农民衣不蔽体，饿得浑身浮肿……”

他们俩就这么东拉西扯地说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明知说也无用，但还是解释起来，说明为什么他和某些象征主义派作家有来往，后来又谈到了托尔斯泰。

“在一定程度上我和您是一致的。但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对美越诚，离善越远。”

“难道您认为恰恰相反吗？难道拯救世界要靠美吗？或者靠神秘剧之类的东西？靠罗扎诺夫[5]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一等，让我自己来说我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人身上潜伏的兽性可以用威胁来制止，不管这威胁是监牢还是阴间报应，那么人性的最高象征就不是自我牺牲的布道者，而是马戏团里执鞭的驯兽人。可事实是，几百年来使人向高级阶段发展，成为万物之灵的，并非棍捧而是音乐：亦即不可抗拒的非武力的真理，以及真理的具有吸引力的榜样。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戒条里的道德警句和劝诫。可对我来说，重要之点在于基督的箴言都来自普通生活，用日常生活来解释真理。这里依据的思想是：人们虽然是凡夫俗子，可他们的交往是不朽的；生命具有象征性，因为它的意义重大。”

“我全都没懂，您其实可以把这些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极其恼火。他恼恨自己把心中一些隐秘的思想泄露给了没有头脑的维沃洛奇诺夫，这几乎是对牛弹琴。但突然间，他又不再恼恨维沃洛奇诺夫，把他完全丢到了脑后，仿佛他并未来过一般。他转而为另一件事烦恼起来。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他不记日记，但一年中偶尔也会记上一两次，把特别重要的想法写到一个厚笔记本里。现在他又拿出本子，写下一行行清晰的大字，内容是这样的：

今天一整天那个蠢女人施莱辛格弄得我一直冒火。她从大清早一直坐到吃午饭，花了整整两个钟头诵读象征主义作家A为作曲家B的《宇宙进化交响曲》配写的诗句，里面讲到什么行星里的精灵呀，宇宙呀、水、火、气、土四大元素的旋律呀等等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忍了又忍，最后实在受不了，央告她别再念了。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东西即使在浮士德里也显得虚伪，难以忍受。这里的所谓兴趣，原来是矫饰的、虚假的兴趣。现代人并不需要这些。如果他为宇宙的奥秘而苦恼，他可以去钻研物理学，而不会去求教于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集[6]。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形式的陈旧和时代的久远。问题也不在于这些火和水的精灵，把科学已经明确揭示出的东西再次搞乱。问题在于，这种体裁与现代艺术的整个精神相互矛盾，与它的本质、它的动因相矛盾。

这类宇宙进化论对古代世界来说是自然的。当时世界上人烟稀少，人们还没有遮蔽大自然。大地上那时还存有古生物猛犸，对恐龙和龙记忆犹新。大自然是那样惹人注目，同时又那样凶险，那样近在咫尺，像抓住了你的脖颈，说不定当时世上真的到处充满神明。这是人类历史的最初几页，还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这个古代世界，由于人类的繁衍，到罗马时代便告结束了。

罗马麇集了外来的众神和被征服的民众，拥挤得分成了天地两层，是个如回肠三转的龌龊地方。那里有达西亚人、赫鲁西亚人、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还有没上辐条的巨大沉重的轮子、肥得泡起的眼睛、兽奸、双下巴颏、把懂学问的奴隶杀死喂鱼、一个大字不识的皇帝。当时世上的人，比后来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科洛西姆斗兽场的过道里，苦不堪言。

这时，一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个堆满大理石和黄金但却俗不可耐的世界。他一身圣光，飘然而至，充满了鲜明的人性，又有意显得凡俗。从此，部族和众神的时代宣告结束。诞生出了真正的人，他是工匠，是农民，是夕阳中的牧羊人。这人毫不孤高傲世。在母亲们的摇篮曲中可以听到唱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的画廊里，可以看到他的形象，人们感恩戴德地赞颂他。

十一

彼得罗夫大街很像莫斯科的小彼得堡。街道两旁是对称的楼房，大门上面都有典雅的雕饰；还有书店、阅览室、制图社、相当体面的烟草店、富丽堂皇的酒家。酒家正门两侧，沉甸甸的支架托着两盏瓦斯灯，罩着毛玻璃灯罩。

冬天，这地方冷清清的，似乎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住在这里的都是些规矩正派、洁身自好、收入丰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就在这里租了二层一套豪华的单身套间。这儿楼梯宽阔，扶手都是橡木的。

他的女管家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应该说是他平静的幽居生活的管理员——不声不响地为他操持家务。她既事事经心，又仿佛什么事都不介入。他像一位绅士应该做的那样，慷慨地酬谢她。他不欢迎任何男客或女客来访，因为他们和他寓所里安静的、老处女一般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寓所里像修道院一般沉寂：窗帘总是垂着，屋里干净整洁、纤尘不染，犹如手术室一般。

每个星期天的午饭前，科马罗夫斯基总爱带着那条叭儿狗去彼得罗夫街和铁匠街溜达。那位爱打牌的演员康斯坦丁·萨塔尼季，常在街口碰上他，也随他一起散步。

他们俩在人行道上闲逛，相互说些趣闻逸事和自己的看法。这些话大都没头没脑，毫无意义，还表现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两人只不过是想让铁匠街听到他们放肆的粗嗄的狂笑罢了，所以比狗吠高明不到哪儿去。

十二

天气要变暖，雪水滴滴答答落在水管和屋檐的铁皮上。各家屋顶也淅沥淅沥响着，此起彼伏，就像春天已到。开始解冻了。

拉拉一路失魂落魄地走回家来。回到家里，她才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

家里人都睡了。她又如呆如痴，心不在焉地坐到母亲梳妆台前，身上仍是那件镶着花边的淡紫近乎月白的舞裙，罩着长长的面纱，这些都是为了参加化装舞会，从缝纫店借来的。她瞅着镜中的映像，却视而不见。然后，她倚在梳妆台上抱起双臂，把头埋进臂里。

母亲如果知道了，会打死她，然后自杀的。

怎么出的事呢？怎么可能出这样的事呢？现在已经晚了。应该早就想到这些。

现在她成了所谓的堕落女人。她成了法国小说中所写的那种妇人。明天她去学校再和那些姑娘们坐在一起时，她们对她来说不过是些孩子了。上帝啊，上帝，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呢？

以后，过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如果条件允许，拉拉将把心底的秘密告诉奥利娅·杰明娜。奥利娅会抱住她的头伤心痛哭的。

窗外，融化的雪水滴个不停，正是解冻的声响。外面有人使劲敲邻家的大门。拉拉没有抬头，她双肩抽搐着在哭泣。

十三

“哎呀，爱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这无所谓。我都烦死了。”

他把袖口、胸衣和一些别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扔在地毯上、沙发上；把五屉柜和抽屉拉开又推上，自己也不明白要找什么。

他太需要她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却不能见到她。他像头困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无法安静下来。

她神韵高洁，无与伦比。她的双手犹如高尚的思想那样令人惊叹不止。她投在墙纸上的身影，仿佛是她纯真无邪的象征。她的衬衣质朴自然地紧绷着她那酥胸，像绷在花架上的细麻布。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指叩击玻璃窗，节拍合着沥青路上不慌不忙的马蹄声。“拉拉，”他闭起眼低声呼唤，眼前又浮现出她头枕着他的胳膊、垂着睫毛熟睡的模样。睡梦中她不知道，这人竟毫无倦意一连几个钟头地望着她。她浓密的秀发散堆在枕上，像一缕青烟刺痛了科马罗夫斯基的双眼，钻进他的心中。

星期天的散步，这回半途而废。科马罗夫斯基牵着杰克才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他想到前面又是铁匠街，又是萨塔尼季的笑料和路上一个个熟人。不，他受不了！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他厌恶！科马罗夫斯基转身往回走。那条狗觉得奇怪，不高兴地仰头望望主人，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

“我中了什么邪！”他想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良心发现，是怜悯和忏悔？也许为她担心？不是。”他知道她现在呆在家里，平安无事。那么为什么她总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自家的楼门洞，爬上楼梯，拐过平台。平台上有一扇威尼斯式窗子，玻璃窗的四角饰有图案：地面和窗台上洒落着五彩的太阳光点。科马罗夫斯基又登上半截楼梯便停住了。

“不能沉溺在这折磨人的、令人消沉的相思中，她可不是个孩子啦。如果这姑娘、他亡友的女儿，由一个玩物变成他疯狂热恋的对象，那么他应该清楚这将会有什么结果，要赶紧醒悟！不要背叛自己的观念和习惯。否则一切全完了。”

科马罗夫斯基紧紧抓着宽阔的扶手，捏得手指发疼。他闭目镇定一下，然后毅然转身走下楼梯。在洒满阳光的平台上，他看到了那条狗虔诚的目光。杰克仰头望着他，仿佛是一个皮肉松弛、淌着口水的老年侏儒。

这条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袜子，看见她就龇着牙乱叫。它嫉妒拉拉，好像担心主人会从她那里染上人的品德。

“啊，原来如此！你想要一切照旧，还要找那个萨塔尼季，听那些下流话、那些闲扯？为这个我得给你几下子，得抽你一顿！”

他抡起手杖抽打杰克，还用脚踢它。杰克呜呜尖叫，全身颤抖，一瘸一拐地蹿上楼，抓挠着门去向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告状。

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了。

十四

啊，这简直是无法逃脱的魔圈！如果科马罗夫斯基闯入拉拉生活只是引起她的厌恶，她会反抗并且摆脱他。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

拉拉感到受宠若惊，因为科马罗夫斯基这样一个头发斑白，能做她的父亲的人，各种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报刊上常见名字的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居然不惜为她花钱花时间，称她是天使，带她去戏院、听音乐会，要培养她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

她到底还只是个穿着咖啡色校服的未成年的女学生，在学校喜欢和同学一起嬉闹淘气。在马车上，科马罗夫斯基在车夫眼皮底下向拉拉献殷勤，或者在幽暗的包厢前座上当着全场观众与拉拉狎戏。这种隐蔽放肆的挑逗使她陶醉，撩拨得初解人事的姑娘也跃跃欲试。

然而，这种学生气的顽皮的调情很快就过去了。痛苦的沮丧心情和对自己的恐惧，却深深留在了她心中。她总是感到困倦不支。这是因为夜里常常缺觉，因为她总是哭泣，不断地头疼，再加上功课太重，整个身体变得衰弱了。

十五

她诅咒他，她恨他。每天她都重复着这样的念头。

现在她将一辈子成为他的奴隶。他是如何使她服服帖帖、如何逼她就范的呢？如何使她迁就他，不顾羞耻地战栗着满足他的欲望？是靠长者的身份吗？是因为母亲经济上对他的依赖吗？还是他善于对她恐吓呢？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些都不是理由。

不是她俯首听命于他，而是他唯她的命是从。难道她没有看到他如何渴念她？她无所畏惧，良心是清白的。一旦她揭露他，无地自容和心惊胆战的应该是他。可问题就在于她决不会这样做。她还不那么卑鄙，而科马罗夫斯基正是以卑鄙为主要手段来对待下属和弱者的！

他们两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周围生活所以可怕，也在于此。对生活的震慑是靠雷电吗？不是，是用侧目而视和背后的窃窃私语。生活到处都是陷阱和虚伪。如果只是一根蛛丝，你一抻它就扯断消失了，可你要想从蛛网中脱身出来，只会愈缠愈紧。

所以，强者竟也受制于无耻之徒、虚弱之辈。

十六

她对自己说：假如她是结了婚的人呢？那会有什么不同呢？她走上了诡辩之途。但有时她完全陷入了痛苦的绝望。

他不知羞耻地跪在她脚下苦苦哀求：“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你看我是干了什么事呀。你这样滑下去，怎么得了！咱们向母亲坦白吧。我要和你结婚。”

他流着泪，反复地说着，好像她反对，不肯同意似的。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拉拉对这种台词似的空洞语言，连听都不爱听了。

他仍和以往那样，带着蒙了长面纱的拉拉，到那家令人心碎的餐馆单间去。那里的侍者和客人们目送她走过，仿佛用目光剥掉了她的衣服。而她暗自问道：难道爱护你就可以侮辱你吗？

一天，她做了个梦。她安息在大地下面，身上除了左肋、左肩和右脚掌外，别的荡然无存。左边的乳房下长出一束蓬草。大地上人们在唱歌，《黑亮的明眸，洁白的酥胸》和《玛莎不该去河边》。

十七

拉拉不信教。她对宗教仪式并不笃信。但有时痛苦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她希望心灵能有某种音乐陪伴她。不能每次都由自己来谱写这种乐曲。这音乐便是上帝解释生活的箴言。于是拉拉会不时去教堂哭一场。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心里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一样难受，便去教堂祈祷。当时她觉得仿佛脚下的大地立刻就会崩裂，教堂的拱顶马上要坍塌。这也是罪有应得。一切都应该结束了。遗憾的是，这次和她同来的，还有那个爱叨唠的奥利娅·杰明娜。

“这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利娅悄悄对她耳语说。

“嘘，别说了。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那个诵经人，他姓索科洛夫，是我的表叔。”

“噢，你说的是诵经士。他是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说了，让我好好听。”

她俩到教堂时，礼拜刚开始，正在唱赞美诗：“以我灵魂，颂赞我主，以我良知，赞主圣名。”

教堂里人不多，四壁回声很响。只在前面挤着一堆祈祷者。教堂是新建的。窗子不是彩色玻璃，外面那条积雪的暗巷和巷里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窗旁站着教堂的长老，在大声开导一个疯疯癫癫的耳背的苦老婆子，也不顾教堂里面在做礼拜，整个教堂都听见他在训人。他的声音也和那扇窗户与那条小巷一样，单调乏味。

拉拉手里捏着铜币，慢步绕过祈祷的人们，走到门旁为自己和奥利娅去取蜡烛。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尽量不碰着人走了回来。这会儿工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急忙忙唱完了九段祝福词，其实这些祝词大家都很熟悉。

“让灵魂受苦的人得福……让悲苦的人得福……让渴求真理的人得福……”

拉拉走着，猛然一惊，停下步来。这是在说她嘛。上帝说：被蹂躏的人们终有好命，他们有苦难要向人们诉说。他们的一切都在未来。上帝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基督的旨意。

十八

普列斯尼亚发生了暴动。拉拉的家正好在暴动区域内。离他们家不远，在特韦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客厅的窗户里就可以看见。人们从他们家院子里担去一桶桶水，浇在街垒上，把石头和废铁都冻成冰块，筑成一道坚固的冰墙。

邻院是起义者的集合地，有点像医疗站或食品供应站。

有两个男孩子来到邻院。拉拉认识他们。一个是尼卡·杜多罗夫，娜佳的朋友，拉拉就是在娜佳家里认识他的。他是拉拉类型的人，直率，自尊，沉默寡言。他和拉拉性格相似，所以拉拉对他不感兴趣。

另一个孩子是中学生帕沙·安季波夫，和奥利娅·杰明娜的外婆、季韦尔辛老太太住在一起。拉拉有时去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已经发现这孩子对她有强烈的反应。帕沙纯洁得像个孩子，毫不掩饰见到她的欣喜之情，仿佛拉拉是一片白桦树林，上面飘浮着朵朵白云，下面是鲜嫩的青草；又时值夏季，他可以尽情地表示自己喜不自胜的感情，也不怕别人笑话他。

拉拉一发现自己对帕沙的吸引力，便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一点。不过，只是若干年以后，当他们的友情发展得很深的时候，她才开始同这温顺、谦和的孩子亲近起来。那时帕沙已经明白：自己对她爱恋至深，这一生中必是非她莫属了。

这两个男孩子所参与的，是最可怕的大人的游戏——战争，而参加这活动是要被绞死或流放的。然而，他们头上的围巾是在后颈上扎结起来的，这说明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还有父母。拉拉就像大人对小孩一般看着他们。在他们这种危险的游戏上，罩了一层幼稚无知的色彩。周围的一切也随着染上了孩子气。像那蓝光莹莹的院子、对面那幢藏着孩子的楼房，那白霜浓重得变成了黑色的严寒的傍晚，都带着一股天真的稚气。甚至连楼里不停传出的哒哒枪声，也带有孩子气。拉拉总觉得“这是孩子们在打枪玩”。她倒并不只是指尼卡和帕沙，而是想着全城的枪战。她心里琢磨：“都是些很好的、正直的孩子。正因为很好，所以他们才打枪。”

十九

听说有可能要向街垒开炮，他们的房子很危险。现在要搬到莫斯科别的区里熟人家去，为时太晚了，因为他们这个区已被封锁，需要就近在本区范围内找个地方避一避。他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到那之后才知道，早在他们之前已有不少人住了进来。“黑山旅馆”里挤得满满登登。许多人与他们处境相同。由于过去的老交情，旅馆才答应让他们住到被服间去。

为了不惹人注目，他们不想拿手提箱，把最必需的东西打成了三个包袱。但没有搬过去，能拖一天就拖一天。

缝纫店按老章程办事，虽然外面在罢工，可是店里女工们一直在干活。一个寒冷无聊的傍晚，店外突然响起了门铃。进来一个人，向缝纫店提出批评，并要求店主出来。法因娜·费季索娃来到了穿堂，想消消来人的火气。过了一会儿她招呼工人都过去：“姑娘们，上这儿来！”把她们逐个介绍给来客。客人和她们一一握手，虽然显得笨拙，却很热情。他和费季索娃谈了一会儿，就走了。

女工们回到作坊，一个个戴上头巾，抬起两只手使劲往袄袖里伸，穿上了紧身小皮袄。

“怎么回事？”阿玛利娅·吉莎尔赶出来问。

“他们不让我们干活，夫人，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的吗？”吉莎尔夫人竟哭了起来。

“您别难过，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我们对您并没有恶意，我们很感激您。可现在问题涉及的不是您或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全世界都这样。不这么干哪可能呀！”

女工们全都回家了，连奥利娅·杰明娜和法因娜·费季索娃也走了。费季索娃临走时悄悄对吉莎尔说，她不过装装样子，这样对东家和缝纫店有好处。可是吉莎尔夫人仍旧十分伤心：

“多没良心啊！真想不到，我竟看错了人！在奥利娅身上我花了多少精力啊！好了，不说她，就算她还小，可是那个老东西费季索娃也是这样！”

“妈妈，你不明白，她们不能为了咱们而例外呀，”拉拉安慰着母亲。“她们谁也不恨你，相反，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为了保护弱者、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真的，你要相信我，别再摇头了。这样做对你和对我，将来都会有好处的。”

但母亲还是一点不开窍。她啜泣着说：“你老是这样。每回我脑子里乱哄哄的时候，你就讲些莫名其妙的话。人家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可你说这还是为我好。也许我真是老糊涂了。”

罗佳不在家，住在武备学校。空荡荡的屋子里，就剩下拉拉和妈妈两个人。窗外是没有照明、没有行人的冷清的街道。房间里也和街道一样冷清。

“妈妈，咱们去‘黑山旅馆’吧，趁天还没全黑。妈妈，听见没有？不要再耽搁了，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把看门人叫来，“菲拉特，亲爱的，送我们去‘黑山旅馆’吧。”

“是，太太。”

“你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照看好家。现在，时局还不稳定。别忘了给金丝雀喂食、喂水。所有东西都要上锁。对了，常来看看我们。”

“是，太太。”

“多谢你啦，菲拉特。上帝保佑你。好了，上路之前咱们先在行李上坐一坐，求上帝保佑平安！”

她们来到街上。外面空气大不一样，她们仿佛是久病后刚出门。冰雪把四周装点成玉宇琼楼。声音也像是一颗颗金属珠子，在冷峭的空中向四方滚去。远处响着枪炮，忽而喑哑，忽而轰鸣，忽而一阵啪啪，似乎要把遥远的天边炸成碎片。不管菲拉特怎么说，拉拉和母亲都认为这是在放空枪。“菲拉特，你真傻。你想想，根本不见开枪的人，当然是放空枪了。依你说是谁呢？难道能是神灵开枪不成？自然都是放空枪。”

她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被一个巡逻队截住了。嘴角挂着冷笑的哥萨克骑兵，搜了她们的身，放肆地从头摸到脚。系着带子的海军帽野里野气地歪在耳旁，好像他们都是独眼龙。

拉拉心想：“这段时间她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她们同城里其他部分已经隔绝，太幸运了！由于母亲的关系，她无法摆脱他。她不能说：妈妈，你别让他来。这样一来，全部秘密都要揭穿。可即使瞒不住，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要害怕呢？噢，上帝，只要能了结这件事，她什么都顾不得了。上帝啊，上帝！她心里感到一阵厌恶，几乎立即就要晕倒在街上。现在她想起了什么？在她失身的那个单间里，挂着一张可怕的画，画上是个胖胖的罗马人。这张画叫什么？《花瓶女人》，对，就是它。没有错。是张名画。《花瓶女人》。那时她还不是妇人，不能与这幅名画相提并论。这是以后的事。那天桌上的菜肴多么丰盛。”

“你急急忙忙往哪儿跑？你疯了？我可跟不上你。”母亲跟在后面埋怨女儿，她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才跟上她。

拉拉快步向前，仿佛有种力量推着她疾走。她感到骄傲和振奋。

“枪声响得多带劲儿，”她想道，“祝福被侮辱的人们！祝福受欺骗的人们！枪声啊，愿你们更威风！枪声啊，你们也祝福他们吧！”

二十

格罗梅科兄弟的家，在西夫采夫费拉热科街和一条小巷的交叉口上。兄弟俩都是化学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未成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乌拉尔地区尤里亚京市郊的铁矿矿主和铁厂厂长。铁矿区就在他那森林别墅所在的大片土地上，但由于无经济收益，已经废弃不用了。

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二层是卧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书房和藏书室、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以及冬尼娅和尤拉的房间，整个二层都是生活用室。一层则是接待客人用的。这里窗上都挂着灰绿色的帷幔，钢琴盖擦得锃亮，还有大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水草的盆景。它们把屋子点缀得像一个绿影婆娑的梦幻中的海底。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一家人都很有教养，很有文化，懂得并且喜爱音乐，又十分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举行室内音乐晚会，演奏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

一九〇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不久，这里又举行了一次例行的音乐会。节目中原定要演奏塔涅耶夫派新秀的小提琴奏鸣曲和柴科夫斯基的三重奏。

音乐会前一天家里就开始准备了。客厅里挪动了家具，腾出了地方。钢琴调音师在大厅一角给琴调音，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琴音，接着弹响一连串其他的音调。厨房里宰鸡杀鸭，洗摘菜蔬，把芥末和橄榄油搅在一起准备做调味汁和冷盘调料。

舒拉·施莱辛格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知心好友，一大清早就来了，叫人不胜厌烦。

舒拉·施莱辛格是个瘦高女人，五官端正，脸形多少有点男人气。尤其当她斜戴着灰色羊羔皮帽的时候，使人不由想起陛下的那张脸来。她到别人家是做客，也不把帽子摘下来，只是将别在帽檐上的面纱稍稍撩起些。

当这两个朋友烦闷苦恼的时候，彼此谈谈，往往会感到轻松一些。这种轻松表现在哪儿呢？她们一谈话，相互便要说些刺激人的刻薄话，越说越狠，最后大闹一场，但马上又流着泪言归于好。经常性的争吵，对两个女友起着镇静作用，就像用水蛭放血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曾数度结婚。每回一旦离婚，很快就把丈夫忘到脑后，认为他们都无足轻重，所以一直保持着单身女人的冷漠淡然、无拘无束的派头。

舒拉·施莱辛格是个神智学者，同时对东正教的祈祷仪式又很有研究。甚至当她整个身心沉浸在宗教氛围的极度兴奋之中时，也会忍不住提醒诵经人或唱诗的神职人员该说什么或该唱什么。她那沙哑的嗓音冲口而出：“求主垂听”，“直至永远”，“无上光荣的基路伯天使”。

舒拉·施莱辛格还懂得数学、印度的神秘主义，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名教授的住址，知道谁和谁同居，我的上帝，她简直无事不晓。因此，生活中凡有什么大事，都请她来断案、拿主意。

举办音乐会的日子到了。客人们按时陆续来到，有阿杰莱伊达·菲利波夫娜、金茨、富福科夫夫妇、巴苏尔曼先生和太太、韦尔日茨基夫妇和卡夫卡斯采夫上校。外面下着雪，一开大门，风卷着团团棉絮般的雪花涌进屋来。男客进来时脚上穿着长筒大套靴，一个个显得心不在焉，笨手笨脚的样子；而他们的妻子正好相反。她们冻得脸颊鲜润，大衣领口敞着两个纽扣，头发上缀着点点雪花，毛茸茸的围巾搭在脑后，一个个俨然是工于心计的情场老手，那圆滑劲儿，可得提防着点呢。

一位初次赴邀的钢琴演奏家走进客厅时，客人们窃窃私语说：“他是居伊[7]的侄儿呢。”

向大厅后面的两扇门望去，可以看到餐厅里那张铺着雪白的桌布的长桌上已摆好酒菜。带圆粒形水晶的酒瓶里，闪烁着花楸酒的色彩，银托上摆着盛黄油和醋的亮晶晶的小瓶，还有色泽喜人的野味和冷盘，甚至每套餐具旁叠成小塔形的餐巾，花篮里散发出杏仁香气的青紫色的爪叶菊——这一切好像都在勾引客人的食欲。客人们想快些享用这人间的美食，于是急着早点开始精神的会餐。大家在大厅里一排排分别坐好。钢琴师刚坐下演奏，又传来悄悄细语：“他是居伊的侄儿哪！”音乐会开始了。

这首奏鸣曲，大家都听说既枯燥又艰涩。一听果然如此，而且还长得可怕。

因此，演奏完第一乐章休息时，评论家克里姆别科夫还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生了争执。评论家批评了这首奏鸣曲，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却说不错。客人们抽着烟议论着，不停地挪动椅子。

此时客人们的目光又落到了隔壁餐厅里五光十色的挺括的桌布上面。大家希望继续演奏下去，不要耽误时间。

钢琴师转头朝听众看了一眼，向伴奏的小提琴手点了点头，便又开始了。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法杰伊·特什克维奇拉动琴弦，三重奏悲怆地响了起来。

尤拉、冬尼娅和米沙·戈尔东（现在他一半时间都住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在招呼您呢。”尤拉悄悄对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说。

大厅门旁站着他家的白发老女仆叶戈罗夫娜，她焦急万分地朝尤拉看着，使劲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点头，意思是告诉尤拉，她急着要让主人出去一下。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转过头不满地瞥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耸肩膀，可是叶戈罗夫娜还是要他出去。他们两人从大厅的一头向另一头打起了哑语手势。客人们都望着他们。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瞪了丈夫一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站了起来。坐着不动是不行了。他涨红了脸，悄悄从墙角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好意思这么干，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了不起的急事？快说吧，出什么事了？”

叶戈罗夫娜凑着他耳朵说了几句。

“什么黑山？”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啦？”

“要法杰伊·特什克维奇马上回去，他们那里有个人快要死啦。”

“哼，快要死了。我懂得这一套。不行，叶戈罗夫娜。等这一段演奏完，我再对他说。否则不行。”

“旅馆的侍者还等着呐。马车也等着呐。我跟您说了，人都要死了，您不懂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不就三五分钟吗，没什么了不起。”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悄悄顺墙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拧着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了，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走到演奏者跟前，告诉大提琴手法杰伊·特什克维奇说，有人来接他回去，出了事，不能再演奏了。然后朝全场举起双手，请大家静下来，大声说道：

“诸位，三重奏不得不暂停一下。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家里发生了不幸，我们向他表示慰问。他需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放他一人走。他可能需要我。我和他一起去。尤拉，亲爱的，你去告诉谢苗把马车赶过来，车早已套好。先生们，我暂时出去一下。请你们别走，我很快就回来。”

两个男孩子请求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带他们去，他们想坐马车在寒夜里兜兜风。

二十一

十二月以后，虽然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秩序，还是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各处不断地起火，好像是不久前的火场重又死灰复燃。

他们大概从来没像那天夜里一样，坐马车走那么长久，又走得那么远。其实旅馆近在咫尺，经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再走过半条花园街就到了。然而酷寒和浓雾似乎把这狂颠的空间分割成了各不相同的许多碎片。路旁篝火仍旧烟雾缭绕，行人踩在冰雪上咔嚓咔嚓响，还有雪橇滑板的吱呀声。这一切令人觉得已经走了很久很久，走到了一个远得不得了的地方。

旅馆门前停了一匹有披挂的马，蹄腕骨上裹着布，驾着一辆狭长的豪华雪橇。前座上的马车夫，把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埋在大手套里取暖。

旅馆前厅里很暖和。离门口不远的衣帽间里，看门人在栏杆后面打盹，不时发出很响的呼噜声。他有时自己也被鼾声惊醒。通风器的嗡嗡声、炉里低沉的呼呼声，以及茶炊中沸水的嘶嘶声，确能催人昏昏欲睡。

大厅左边的穿衣镜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胖乎乎的脸上脂粉厚得像扑了一层面粉，身上穿着一件在寒天里过于单薄的短皮袄。这位太太在等楼上的人下来。她转过身背朝衣镜，不时扭头看看自己的背影是否苗条。

那个冻僵了的马车夫从外面探进头来。他穿着一件束腰的长袍，看起来好似食品店招牌上画的8字面包，再加上他浑身一股寒气，就更加相像。

“小姐，他很快就下来吗？”他问镜前那位太太说。“做你们的生意，我的马都要冻坏啦！”

二十四号房间里出的事，对旅馆侍从来说算不了什么。店里几乎每天都发生叫人恼火的事。铃声时刻不停，铃一响，墙上玻璃长橱中的房间号牌，有的就得取下来，这意味着某个房间里旅客又在大发雷霆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弄得侍者无法安生。

现在二十四号房间里，正给那个上年纪的傻女人吉莎尔太太灌肠抢救，给她服催吐剂，清洗肠胃。旅店女仆格拉莎忙得马不停蹄，提水进来擦地，再把脏水提出去。但在仆役下房里，还在二十四号出事之前，这里已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时还没有派车夫捷廖什卡赶车去请医生，也没派人叫回这倒霉的大提琴手，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有到，二十四号门前走廊里还没有这么多围观者。

仆役下房里的风波白天就已发生了。瑟索伊从厨房出来，弯腰低头飞快地往走廊上跑，右手高高举着一托盘饭菜。在狭窄的走廊上，有个人从餐具室出来，不凑巧正好转身，无意撞着了瑟索伊，托盘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汤全泼了，三个深盘和一个浅盘都打碎了。瑟索伊一口咬定，这个人是洗碗女工，该唯她是问，扣她的工钱。此时已是半夜十点多，旅馆里一半侍从就要下班，可他俩还为这事一直争吵不休。

“他白天黑夜抱着个酒瓶，就像抱着自己老婆，喝得昏天黑地，连路都走不稳，活像只公鸭，手也抖，腿也颤。再说别人干吗去撞他，干吗要砸他的碗碟，要泼掉他的汤！你说是谁推了你，吊眼的异教徒，魔鬼，谁推你啦？你这王八羔子，瞪着眼说瞎话！”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跟您说过多少回了，您嘴巴要干净些。”

“哪值得这么大吵大闹哟，还砸了碗碟！不就是因为那个骚娘们儿吗！下贱的女人。自己干了好事，到老来弄得吞了砒霜。我们在黑山旅馆住得有年月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野鸡和淫棍。”

米沙和尤拉在二十四号门前走廊上走来走去。情况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象的相去太远。他原以为是大提琴师出了不幸，是一件高尚纯洁的事情。不料活见鬼，竟是这么一档子污浊肮脏、丢人现眼的事，绝不该让孩子们参与。

两个男孩在走廊上徘徊。

“你们去看看那位阿姨吧，小少爷们。”一个仆人又对他俩不慌不忙地低声说。“不要紧，进去吧。她没事了，你们不用担心，现在她全好了。你们别站在这儿。这里刚才还出过事呢，打碎了很贵重的碗。我们正忙活着，要来回走动，走廊太窄，你们进去吧。”

孩子听他的话进了屋。

房间里，原来挂在饭桌上面一个玻璃罩里的煤油灯，已经取了出来，挪到散发臭虫气味的隔板后面的半间屋里。

那是卧室，门上挂着一块落满尘土的布幔和外间隔开，挡一挡外人的眼睛。混乱中布幔忘了放下来，现在还搭在隔板上。那盏灯放在里间小凳子上，像舞台上的脚灯从下往上照着，屋子亮得刺眼。

吉莎尔夫人喝了碘酒自杀，而不是那个洗碗女仆胡说的吞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呛鼻的酸味，好像是青核桃皮揉得发了黑的气味。

隔板后面，一个女仆正在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身上湿漉漉的又是水又是泪和汗，头发一绺绺粘在一起。她放声大哭，低头弯腰俯在一个脸盆上。两个男孩赶紧移开目光往别处看。目睹这些，实在令人尴尬，也不体面。不过这已使尤拉惊异不止：当女人处于某种难堪和极度紧张的情况时，她就不再是雕塑出来的那种形象，而变得类似肌肉发达、只着短裤赤身裸体的角斗场上的大力士了。

隔板后的人终于想起把布幔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呢？把手伸过来，让我握着，”女人又哭又恶心，话也说不出来，“啊，我太痛苦了！我起了疑心。卡济米罗维奇……我怀疑……幸亏这是场误会，是我神经过敏，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您不知道，我现在可轻松多了！结果……结果……我也没有死。”

“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您要安静，我求求您，您要安静。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太不像话，真的，多不应该啊。”

“现在我们回家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对两个孩子嘟哝了一句，两个孩子窘迫地站在外间门边昏暗的过道上。他们倒不知该瞧什么好，就眼盯着外屋没有灯的暗角。那里壁上挂满了照片，放着个乐谱架，还有一张堆满纸张和图册的书桌。在铺着针织台布的餐桌后边，有个姑娘坐在圈椅里。她两只胳膊抱着椅背，头倚在上面睡着了。看来，她疲惫已极，屋里的吵闹声和人们来回走动都没有吵醒她。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两个孩子真是白来了一趟，再呆下去就更不得体了。“咱们现在就走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说了一次，“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向他道别一声就走。”

但从隔板后面出来的，不是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却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个壮实、自信、外貌堂堂、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手里高高举着那盏煤油灯。走到桌子跟前，他把灯放进吊灯罩里。灯光照过来，把睡在桌旁的姑娘晃醒了。她朝进来的人微微一笑，眯缝着眼睛，伸了个懒腰。

米沙一看见那个陌生的男人，惊得浑身一哆嗦，两只眼紧紧盯住他不放。他拉了拉尤拉的衣袖，想告诉他什么。

但尤拉不让他说，也不愿听：“你怎么好意思在别人家里说悄悄话？他们会对你怎么看！”

这时，那姑娘和那男人演了一出哑剧。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只是相互传递着眼色。然而两人如此默契，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仿佛她是他手上牵着线、由他摆布的木偶。

姑娘脸上浮起慵懒的笑意，双目半睁半闭，微张着嘴。那男人向她投去戏谑的目光，她狡黠地眨眨眼回答他。一切如此圆满地了结，他们感到欣慰。他俩的私情没有被戳穿，吉莎尔夫人自杀也没有丧命。

尤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俩。他在暗处，谁也看不见他，可灯下的一切自始至终在他的视野之中。那姑娘受制于人的情形，既神秘莫测，又袒露无遗。尤拉心上涌起了复杂的感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力量，使他心碎。

这就是他和米沙、冬尼娅热烈议论过的“庸俗”，以前这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字眼罢了。他们害怕它，可又受到它的吸引。当时他们在口头上漫无边际地毫无亲身实感地议论它，现在这种力量就出现在尤拉眼前，它是那样实在具体，又显得朦胧虚幻，既具有无情的破坏性，又可怜无助。此时此刻，他们这几个孩子的那些哲理跑到哪里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他们走到街上，米沙问他说。尤拉正想自己的心事，没有答话。

“他就是灌醉了你父亲，把他害死了的那个人。不记得了？那是在火车上。我给你讲过的。”

现在盘踞在尤拉脑子里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往事。开始他甚至没有听懂米沙的意思，天气太冷，说话很不方便。

“谢苗，冻坏了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对马车夫说。他们坐车回去了。

第三节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一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衣柜。他是偶然碰上买下来的。这个乌木衣柜是个庞然大物，哪个门也进不去。所以只好卸开了运来，分几件搬进屋子，然后又开始琢磨把它放在哪儿。如果放在一楼的房间里，地方虽然宽敞，可是柜子派不上用场；二楼太挤，搁不下。于是只好在二楼他们夫妇卧室门外的平台上，腾出一块地方来安置它了。

看门人马克尔来重新装配衣柜时，带着六岁的女儿马林卡。有人给了马林卡一根麦芽棍儿糖。她抽着鼻涕，一边舔着棍儿糖和手指上的甜汁，一边煞有介事地观看爸爸干活。

开始活儿干得挺顺手。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这柜子慢慢装了起来，最后只剩安柜顶了。她忽然异想天开，要给马克尔帮点忙，就踩上衣柜高高的底板，没站稳身子一晃，撞到柜壁上。那槽榫还是活动的，柜子两侧拴着的绳子，活结没有扎牢。这一撞，活结松开，安娜·伊万诺夫娜随着壁板轰隆一声仰面倒在地上。这一下可摔得很厉害。

“哎呀！我的好太太！”马克尔朝她奔过去。“您干吗要上衣柜呀，我好心的太太！没有伤着骨头吧？您摸摸看伤了骨头没有？只要没伤着骨头就好，皮肉不要紧，皮肉能长起来，俗话说，不伤筋骨就不怕。”他冲着啼哭的马林卡喝道，“不许哭，讨厌鬼！鼻涕擦干净，找你妈去。唉，太太，没您在这儿，我就装不起这柜子吗？您也有您的道理。乍一看，我确实是个看门的，可是说真的，我们家的人生来是当木匠的料。我们都干过木工。说来您不会相信，这样的家具，这样的大衣柜，我漆就不知漆了多少。再不就是红木的，胡桃木的。再比方说吧，有钱人家的女儿，您可别怪我说话粗，一个个打我眼皮底下过去不少，可都没成。原因就是我爱喝一口，专喜欢烈性酒。”

安娜·伊万诺夫娜在马克尔搀扶下，坐到他推来的圈椅上。她喘息着揉那摔伤的地方。马克尔又装起柜子来。等顶板也上好后，他说：“得啦，现在只剩安两扇门了。门装好，拿出去展览都可以。”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个大衣柜。它的形状和尺寸，很像灵柩台或是皇族棺椁。这柜子引起她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大柜子叫“阿斯科尔德[8]之墓”。安娜·伊万诺夫娜指的是奥列格亲王那匹害死了自己主人的马[9]。安娜·伊万诺夫娜书读得不少，但杂乱无章，常常把一些相近的东西搞混。

这次摔倒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部就经常出毛病。

二

一九一一年整个十一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病在床，她得了肺炎。

尤拉和米沙·戈尔东第二年春天该大学毕业了，冬尼娅也将念完高等女子学校。尤拉学医科，冬尼娅学法律，米沙在语文系学哲学。

尤拉心里，一切都在变化动荡，一切又那么超群不凡，无论是观点、习惯，还是爱好。他聪慧颖悟，常有新颖的见解，令人惊叹。

虽然尤拉十分醉心艺术和历史，但选择专业时却毫不犹豫。他认为，艺术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就像人们天生的乐观或忧郁不能成为职业一样。他对物理和自然科学兴趣浓厚，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该从事某种对人们有益的工作。于是他选择了从医的道路。

四年前，也就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他整整一学期都在解剖尸体的实验中度过。他走下螺旋楼梯，到地下解剖室去工作。那些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或成堆或单独在那里：要么抱本残破的教科书背诵，四下摆开各种人体骨骼；要么在屋角默默地做解剖；要么在逗乐说笑，哄撵那些在石板地上到处乱窜的一群群耗子。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一具具裸露的尸体，发着青幽的磷光。这里有身份不明、自杀身死的年轻人，有保存完好尚未腐烂的溺水女人。尸体注入防腐液以后，肌肤显出了丰润、细腻的假象。尸体被解剖、肢解，制成标本。死人即使被切割成块，人体美的魅力仍然不减。所以当一个淹死的美丽女人被扔到锌面解剖台上，人们会不由地惊叹她的美丽。等肢解下一只手臂或手掌时，人们转而赞叹她部分肢体的美。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碳酸气味的地下室里，一切都显得神秘。这些手脚摊开的死者的命运是神秘的，生命和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而在这个地下室里，死亡主宰着一切，解剖室是死亡之家，或者说是死亡的大本营。

这种神秘的气氛压过了一切，占据着尤拉的思绪，给他的解剖工作带来纷扰。同样，他在生活中也曾碰到许多别的烦扰。对此他渐渐习惯了，分心的干扰并不令他感到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并且特别擅长写作。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希望写小说，写一本传记小说。他要在这书中像埋炸药包似的，把他所见所想之中最惊人的东西写进去。但要写这样一本书，他还太年轻。于是他只好以诗来代替，就像一个画家，为了作一幅成竹在胸的巨画，一辈子打着种种草图。

尤拉不很介意这些诗的不足，看重的是它们蕴含的活力和颖脱。尤拉认为活力和颖脱是艺术中标志着现实性的主要品格，没有这点，艺术中其余的一切便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存在的必要。

尤拉知道，自己性格上许多特点的形成，要归功于舅父。

此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侨居洛桑。那里出版了他几部著作的俄文版和译著。在这些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过去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第二宇宙，是人类借助时间和记忆提出来，用以对付死亡的挑战。这些书的核心是对基督教义的新阐释。它们对新的艺术观的产生，起了直接作用。

这些思想对尤拉的朋友米沙·戈尔东影响更为显著。在这种影响之下，米沙·戈尔东选择了哲学专业。他在系里还听神学课，甚至常常考虑以后要转到神学院去。

由于舅父的影响，尤拉思想前进了一步，摆脱了某些束缚；米沙却反而裹足不前。尤拉心里明白，米沙之所以如此热中于极端化的思想，他的经历和出身起着很大作用。出于审慎和礼貌的考虑，他没有劝米沙放弃这类奇怪的打算。但他常希望米沙变得现实一些，更靠近生活一些。

三

十一月末的一天傍晚，尤拉很晚才从大学回到家里。他感到十分疲倦，加上一天没吃东西。家里人告诉他，白天出了吓人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发生了痉挛。请来好几位医生，他们都劝家里人请神甫，后来，才又改变了主意。现在安娜·伊万诺夫娜觉得好些了，神志已经清醒，吩咐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去见她。

尤拉听了顾不得换衣服，就去了她的房间。

屋里还看得出不久前忙乱过一阵。护士蹑手蹑脚在整理床头柜上的东西。到处扔着用过的小方巾和湿敷用的手巾。洗漱盆里还有血，染得水成了淡红色。水面上还浮着几个小玻璃针药瓶和浸泡大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被汗水湿透，舌头不时舔着干燥的嘴唇，和尤拉早上最后一次看见时相比，她明显地瘦了。

“是不是诊断有误呢？”他想道，“从所有症状看是格鲁布性肺炎。看来这是危险期。”他向安娜·伊万诺夫娜问了好，讲了几句安慰病人的客套话，就让护士离开房间。他拿过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手，开始号脉，另一只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没有必要。尤拉明白了，她要他做的不是这个。安娜·伊万诺夫娜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刚才……想让我做临终忏悔……眼看要不成了……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人要拔牙害怕疼，还得准备呢……我这可不是拔牙，是整个人，整个生命……咔嚓一下，一条命就用钳子拔掉了……可这是怎么回事呢？……谁也说不清……我觉得很难受，很恐惧。”

安娜·伊万诺夫娜停下不说了。硕大的泪珠，从面颊滚下来。尤拉沉静着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夫娜又说下去：

“你有才赋……你天资高……有才赋就同一般人不一样……你一定懂得多……给我说说吧，让我能宽心。”

“说点什么好呢？”尤拉答道。他觉得坐不住，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重新坐下，“首先我要说的是，明天您一定会好些。有这个迹象。我用生命担保。其次，您是想听听我这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对死亡、意识、复活的信念等等有什么看法吗？是不是咱们以后再谈？不行？现在就谈？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可是马上就开始真怕说不好呢。”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自己也奇怪，怎么会如此侃侃而谈。

“先说复活。对复活最粗浅的解释，仅是对弱者的一种安慰罢了。那是我不能接受的。基督关于生者与死者的教义，我的理解一向与众不同。几千年来历史长河中积聚起来的芸芸众生，如果复活了，哪里有地方安顿他们？整个宇宙也不够，就连上帝、善良和真理，都要无处栖身了，都要被贪婪拥挤的大群动物挤死。

“然而，有一个统一的没有止境的生命，总是充塞于宇宙之中，并且通过无数的组合和变化形式时刻在更新，如此您担心，您会不会复活，实际上您已经复活了——当您降生的时候，您就复活了，只是您没有觉察罢了。

“您是否会痛苦，肌体是否会感到自己的衰亡？换句话说，您的意识会怎样？可意识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您一心一意想睡着，您必定会失眠。有意识地想感觉到自己的消化过程，必然会引起消化神经的紊乱。当主体把意识用于自身的时候，意识是毒剂，它是自我毁灭的手段。意识是向外照射的光，它给我们照亮了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不会绊倒摔跤；意识是机车上的车头灯，如果把这灯光朝里照，非发生车祸不可。

“那么，您的意识会怎么样呢？我指的是具体的您的意识。可您自己又是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分析分析看。您自己在您的意识里是什么？您肌体的哪一部分，您自己意识到了呢？是您的肾、肝、血管？不是的。不管您怎么去想象，您能想象出的只是您表现于外部活动中的形象：是您双手劳动时的形象，在家庭中的形象，同别人一起时的形象。下面这一点请您更注意地听：在别人心目中的人，也就是这人的灵魂。这样就清楚了，您是怎样的呢？您的意识一辈子赖以呼吸、赖以摄取营养的泉源是什么呢？就是您在别人心目中显现的灵魂，显现的不朽，显现的生命。事情就是这样！您活在别人心中，您也会留在别人心中。至于以后人们把它称为怀念，对您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您仍然是您，是属于未来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没有什么可让您不安的。死亡并不存在。死亡与我们不相干。刚才您说到了‘才赋’，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与我们有关系，是我们发现的东西。而才赋从最高和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生命的一种赐予。

“圣徒约翰说，世上不会有死亡，您听听他浅显的道理吧。由于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不会有死亡。这几乎就是说：死亡不会有了，因为我们已经见过死亡，它已经变得陈腐讨厌，而现在要求新生的东西，新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生机。”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屋里踱步。然后，他走到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双手放在她头上说：“睡吧。”几分钟以后，安娜·伊万诺夫娜慢慢入了梦乡。

尤拉悄悄走出房外，吩咐叶戈罗夫娜让护士去卧室。他想：“真见鬼，我成了骗人的巫医了。我喋喋不休地念咒，甩手掌施法来为人除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好多了。

四

安娜·伊万诺夫娜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十二月中旬，她试着起床，但仍感到十分虚弱。大家劝她再好好卧床养养。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冬尼娅叫到跟前，给他们讲自己童年的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她的童年是在乌拉尔雷尼瓦河畔祖父瓦雷基诺庄园里度过的。尤拉和冬尼娅从来没到过那里。但尤拉听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讲述后，眼前很快就浮现出五千来俄亩人迹不到的黑魆魆老林和克吕格尔河岸下碎石铺底，峭壁对峙的急流，还有两三处尖刀似的插入森林的河湾。

这几天，第一次给尤拉和冬尼娅做礼服，尤拉做的是一套黑色礼服，冬尼娅是一件领口稍低的浅色缎子礼服。二十七日他们要去参加斯文季茨基家的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

这两套礼服，由男女裁缝店在同一天做好送到。尤拉和冬尼娅试了一下很满意。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新衣，安娜·伊万诺夫娜就让叶戈罗夫娜来叫他们去。于是尤拉和冬尼娅一身新装来到安娜·伊万诺夫娜房间。

安娜·伊万诺夫娜看见他们两人进来，就用臂肘撑起身子，看了看侧面，又让他们转过身来，说道：

“好极了。简直太美了。我还不知道新装已经做好了呢。来，冬尼娅，再让我看看。嗯，不错。我觉得好像肩头褶儿多了些。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我要先说说你的事，尤拉。”

“安娜·伊万诺夫娜，我都知道。是我自己要求把那封信给您看的，大概您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都认为我不该拒绝继承权。等一等，您不宜多说话。现在我给您解释一下。其实您都十分清楚。

“是这样，首先我要说的是，确实存在一笔日瓦戈的遗产，但它只够供养律师，支付诉讼费用。真正有实际意义的遗产却并不存在，有的是种种债务和乱七八糟的纠纷，再就是打官司时会出现的诽谤和中伤。如果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难道我自己不要，愿意拱手送给法院吗？这是一场徒有其名的假官司。与其在这上面耗费精力，还不如放弃对并不存在的财产的继承权，把它让给几个冒名顶替的竞争对手和垂涎三尺的假冒的继承者吧。有一个叫爱丽斯的太太想染指这笔遗产，自称姓日瓦戈，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巴黎，我早已听说了。可现在还有别人也盯着这笔遗产。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前不久别人才告诉我。

“原来，父亲生前迷恋过一个浪漫的怪女人，斯托尔布诺娃娅恩里茨公爵夫人，那时母亲还在世。她和父亲有过一个儿子，现在十岁了，叫叶夫格拉夫。

“这位公爵夫人喜欢离群索居。她和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栋私邸里，不知靠什么生活。我见过这幢住宅的照片，房子很漂亮，有五扇无窗格的大窗，房檐饰着浮雕。最近一个时期，我常常觉得这栋房子瞪着五只充满恶意的眼睛，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盯着在欧洲俄罗斯的我，迟早它要看得我倒大霉。因此，我何苦去理睬那笔虚假的遗产，那些巧妙伪装的继承人，他们的恶意和忌恨，还有那些律师。”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同意他的看法：“再怎么说也不该拒绝继承权。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重复问了一句，接下去说：“我想起了那个守林人的名字。还记得吗，昨天我和你们谈到过一个守林人？他名叫巴克斯！名字极少见，对吧？他是个吓人的林中黑怪，满脸胡茬直到眉梢，所以管叫他酒神！他曾经碰上过一只熊，可居然拼命挣扎了出来，面容被毁变得丑陋不堪。林子里这样的人不少，名字都挺短。为的是叫着响亮、听得清。巴克斯。有叫卢普的，还有的叫福斯特。你们再听我往下说。有时仆人向祖父通报说，某个阿夫特克或者叫福罗尔什么的来了，我们就像听到祖父两支猎枪打响似的，一下子从儿童室拥进了厨房。厨房里的情景，你们真难以想象：不是林子里烧炭的人带着一头活的小熊来了，就是从老远的护林哨所捎来一块矿石样品。祖父就给他们每人写一张签条，让他们去账房领钱，或者领粮食和子弹。森林就在我们窗子外面。那积雪可厚极了！比房子还高！”安娜·伊万诺夫娜咳了起来。

“妈妈，你别说了，这样对身体不好，”冬尼娅让母亲保重身体。尤拉也帮着冬尼娅说。

“没什么。算不了什么，噢，忘了件事。叶戈罗夫娜悄悄告诉我说，你们拿不定主意，明天去不去参加圣诞晚会。以后你们可别说这种蠢话！你们怎么这么想呢？尤拉，你是个医生，还说这样的话！好了，就这样决定了。不必多啰嗦，一定去参加晚会。现在再回来说那个巴克斯。巴克斯年轻时是个打铁的。一次打架，人家把他五脏都打坏了。他就用铁铸了一付新的。尤拉，你真傻。难道你以为我不明白？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可是老百姓都这么说。”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这次咳了很久，总也停不下来，咳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尤拉和冬尼娅一起跑到她床前。他们两人肩并肩地站在床前，安娜·伊万诺夫娜仍旧咳个不停，她抓住他们两只挨在一起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最后她止住了咳嗽，缓过气来，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离吧，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们结为夫妇吧。”接下去她又补充了一句说，“我这就算替你俩订婚了。”说着她流下了眼泪。

五

一九〇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毕业班。这时，持续了六个月的和科马罗夫斯基的暧昧关系，就已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善于很狡猾地利用她的沮丧心情。每当需要时，他不露声色地巧妙地提醒她委身之情，这种暗示和提醒使拉拉心慌意乱，而这正是一个好色之徒的目的。拉拉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可怕的情欲的陷阱。每次她清醒过来回想一切，不禁毛骨悚然。夜里的癫狂时的矛盾，就像巫术一般不可解释。一切都适得其反，不合逻辑；撕心般的痛苦迸发为银铃般的狂笑，反抗和挣扎却意味着许诺，占有者的手上竟落下感激的亲吻。

这种情形看来永无完结。春天，在学年末的一堂课上，拉拉想到夏天学校功课一结束，她将失去学校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那纠缠会越来越勤。于是她当机立断做了个决定，这决定在之后很长时间改变了她的生活。

那天上午天气闷热，眼看要来雷阵雨。上课时教室敞着窗户。远处的市声犹如蜜蜂在蜂巢里嗡嗡地单调地叫着。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草地和嫩树叶的气味，就像谢肉节时伏特加和煎面饼的气味，让人脑袋发胀。

历史课教员正讲拿破仑的埃及远征。说到军队在弗雷瑞斯登陆时，天空骤然变暗，闪电之后雷声滚滚而来。随着一股凉风，尘埃和沙土卷进教室，两个好巴结的学生讨好地奔到走廊上去找个大人来关窗。他们一打开教室门，一阵穿堂风呼啦啦地把教室里所有课桌上练习本里的吸墨纸全都刮跑了。

等关上窗户，雨水夹带着城市上空的尘土倾泻下来。拉拉从本子里扯下一页纸，给邻座的同学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一张小条：

“娜佳，我必须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请帮我找个教几节课的差事，收入要多点。你们家认识许多有钱的人家。”

娜佳也回了她一个小条：

“家里正给莉帕找家庭教师呢，上我们家来吧，那可再好不过了！你也知道，我爸爸妈妈很喜欢你。”

六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像靠了座大山，安安稳稳过了三年。没有人来搅扰她，甚至妈妈和弟弟也没来过，对他们她已感到相当疏远。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现代型的精明强干的大实业家。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他痛恨当时腐败的制度，作为一个平步青云而财势雄厚的巨富，他也痛恨这个制度。他在家里藏匿神秘分子，为政治犯找辩护律师。他像人们开玩笑说的那样，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自己这个私有者，还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科洛格里沃夫枪法高明，喜爱狩猎，一九〇五年冬天他经常在星期日驱车去白桦树林和驼鹿岛，训练工人纠察队员们射击。

这是个很出色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利波夫娜和他十分般配。拉拉对他们夫妇俩都由衷地尊敬。他们一家人也都爱她，待她像自家人一样。

拉拉无忧无虑生活的第四个年头，弟弟罗佳找上门来。他走起路来像纨绔子弟那样，两条长腿故意摇晃着，说起话来装腔作势地拖着重重的鼻音，慢慢吞吞往外吐字。他对她说，同届士官生们凑了钱准备离校时给校长买礼物，他们把钱交给罗佳去物色和购买。前天罗佳去赌钱输得精光。罗佳说到这儿，瘦高个子一下瘫倒在圈椅里，哭了起来。

拉拉听说后，人都凉了半截。罗佳抽抽搭搭地继续说道：

“昨天我去求过科马罗夫斯基，他拒绝和我谈这件事，但又说，如果你肯求他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爱我们了，可你还有权力指挥他……亲爱的拉拉……只要有你一句话……你明白吗，这多丢脸呀，这对士官生的名誉是多大的打击，你去找找他，对你算不了什么，求他帮个忙，你总不忍心看我因为动用这笔款项付出血的代价吧。”“付出血的代价……士官生的名誉，”拉拉满腔怨愤，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踱步，“我不是士官生，我没有名誉，对我可以为所欲为，难道你不明白，你要求我的是什么吗？你不清楚，他向你提出了什么要求吗？我一年又一年地干活，苦苦奋斗，觉也睡不够，可我都白干了。你一来，说得好轻松，什么也不管，把这一切全葬送了。见你的鬼去吧。你要开枪自杀，请吧。和我有什么相干？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凑个整数，就算七百吧，”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罗佳！这怎么得了，你疯啦！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竟赌输了七百卢布？罗佳啊，罗佳！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要苦苦地干多少活才能攒起这样一笔款子啊？”

她有一会儿没说话，后来才冷漠又疏远地说道：

“好吧。我试试看，你明天来吧。来时把你要自杀用的手枪也带来。枪就算归我了，要多带点子弹，别忘了。”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借到了这笔钱。

七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工作，没有妨碍她的学业。中学毕业后她又去大学听课。明年，一九一二年，大学课程也将顺利通过。

一九一一年春天，她的学生莉帕中学毕业了。这女孩子同一位年轻工程师弗里津丹克订了婚。他出身于一个很好的殷实家庭。父母对莉帕的选择十分满意，但是反对她过早结婚，劝她等一等。为此家里经常发生不快。莉帕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从小娇宠惯了，十分任性，她跺着脚对父母又哭又嚷。

在这富有的家庭里，他们把拉拉看作自己人，已经忘了她为罗佳借的钱，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这笔债拉拉本来早就可以偿还，但她还有一项经常性的支出，这件事她对谁都秘而不宣。

她瞒着帕沙，偷偷给他的父亲、流放移民安季波夫寄钱，还帮助帕沙那位三天两头生病的唠叨没完的母亲。此外，她还向帕沙的房东补交一部分伙食费和房租，这样帕沙就可以少开支一些。这是绝对秘密的，连帕沙都不知道。

帕沙比拉拉年纪小些，对她一片痴情，百依百顺。他实科中学毕业后，她坚持要他好好坐下来补一下拉丁语和希腊语，以便日后去念大学的语文系。拉拉希望，一年后等他们都通过国家考试，她就和帕沙结婚，然后去乌拉尔的某个省城分别到男校和女校当教员。

帕沙住在靠近艺术剧院的侍从大街上一幢新盖的楼房里。这是拉拉给他租下的，房东斯文好静。

一九一一年夏天，拉拉最后一次陪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去杜普良卡田庄度假。她对这片土地爱恋至深，甚至胜过土地的主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年夏天到田庄度假时，同她有那么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她是必去无疑的。当他们乘坐的那列闷热肮脏的火车渐渐远去后，空旷的田野里一片寂静，草香四溢，拉拉置身其中，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大家便让她一人独自徒步从小车站去田庄。人们在车站上把行李装上大车，科洛格里沃夫老爷一家人就坐进四轮马车。那个穿着驿站车夫背心、露着猩红衬衫袖子的本地赶车人，便向坐进轿车里的老爷太太们，谈起前一个时候田庄里的种种趣闻。

拉拉顺着铁路走在朝圣者踩出来的小路上，然后拐进通往森林的草地小径。她不时停下步来，眯起眼睛深深呼吸着旷野上繁花的芳香。这芬芳比父母更亲，比情人更好，比书本更富于智慧。一刹那间，她的存在又有了新的意义。她领悟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要把握大地的动人心魄的美，并一一道出这美来。如果她做不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她要为自己留下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未能完成的使命。

今年夏天，拉拉来到田庄时，感到疲惫不堪——她平时过于辛苦了。如今她很容易暴躁，变得多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由此她显得气量狭窄，而过去她一向性格开朗，从不拘泥小节。

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仍然不放她走。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疼爱她。然而自从莉帕成年之后，拉拉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人。她不接受他们的薪金。他们一定要她收下。可实际上这笔钱对她来说又是缺少不了的。可是作为一个客人挣这么一笔个人的薪水，是难以说得过去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拉拉感到处于自欺欺人的难堪境地，自己成了科洛格里沃夫全家的累赘，他们只是不说罢了。她对自己来说也成了一个负担，她想一走了之，去哪都可以，只要能脱离这样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但拉拉又认为应先归还欠科洛格里沃夫的钱。可目前她上哪也弄不来这笔钱。由于罗佳干了荒唐事，她简直成了他过错的人质，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使她成天坐立不安。

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拉拉处处觉得人们对她不够尊重。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的客人对她过于殷勤，她认为是把她当成了唯命是从的所谓“养女”，是个轻易就能到手的女人。如果大家不理睬她，她认为把她看作了微不足道的人，所以才视而不见。

虽然拉拉的忧郁症经常发作，她仍照样参加杜普良卡田庄上各种热闹的娱乐。她在河里嬉水、游泳、划船，夜间到河对岸参加野餐，和大家一起放焰火、跳舞。她也去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尤其热衷于短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其实她更喜欢用罗佳的那支轻便的左轮手枪。她熟悉这枪，射击十分准确。她开玩笑说可惜她是个女人，否则她会成为好决斗的勇士。然而，拉拉越是玩得欢，心情就越坏。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想干什么。

他们回城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拉拉除了上面谈的那些烦恼外，还不时与帕沙发生口角、怄气。拉拉尽量不和他大吵，因为她把他看作是自己最后的靠山。帕沙近来有些自以为是，说话带点训人的口气，弄得拉拉哭笑不得。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人和她欠的债——这些在她脑子里跑马灯似的转个不停。拉拉对生活感到厌恶。渐渐地她精神有些失常了。她一心想摆脱过去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一九一一年的圣诞节时，做出了关键性的抉择。她决定立即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独立生活，需要的钱准备向科马罗夫斯基借。拉拉觉得，经过从前那些事之后，又经过她自己已赢得的几年自由的生活，他应该慷慨地帮她，用不着多费口舌，他也不至于那么肮脏、自私。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样的目的去了彼得罗夫大街，临走时把罗佳的枪装上了子弹，扳开保险，揣在袖筒里，如果科马罗夫斯基拒不给钱，曲解她的来意，或者对她放肆，那就用手枪打死他。

街上一片节日景象，但她却心烦意乱，对四周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她心里，这一枪已经打响，至于向谁放的，她完全不理会。

她清醒意识到的，只有这一声枪响。一路上，她耳朵里一直回荡着这声音。这一枪射向的是科马罗夫斯基，是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是田庄草地里挂在橡树干上的靶子。

八

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开门看见拉拉，惊讶得大呼小叫。她伸手帮拉拉脱大衣。拉拉忙说：

“别碰我的手筒！”科马罗夫斯基不在家，但爱玛·埃内斯托夫娜还是劝拉拉脱下大衣，进屋里去。

“不行。我急着有事，他在哪儿？”

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她说，去参加圣诞晚会了。拉拉拿了斯文季茨基家的地址，走下那条记忆犹新的阴暗的楼梯，走过平台上的彩纹玻璃窗，直奔穆奇大院的斯文季茨基家去。

拉拉再次来到大街上，才朝四周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时城里正是隆冬的傍晚时分。

天寒地冻，马路结上了厚厚一层肮脏的冰层，好像是破啤酒瓶的瓶底。空气吸进肺里冷得刺人。四周弥漫着灰色的霜雪，仿佛空气中充塞了蓬乱的鬃毛在刺你的脸，像围脖上冻了冰的灰毛扎着皮肤和嘴唇一样。拉拉在空旷的大街上走着，心狂跳不停。路旁茶室和小吃店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寒雾中浮现出路人一张张脸，冻得活像红香肠，马头和狗头下面挂着一溜溜细长冰柱，像长了冰胡子。房屋窗子都结了厚厚一层霜花，仿佛涂上了白粉。那不透明的玻璃上，影影绰绰看到点燃的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和欢聚着的人群，似乎屋里的主人在白色帷幕上给路人放映幻灯片。

走到侍从大街，拉拉停下脚步。她几乎喊出声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受不了了，我要上楼找帕沙，把一切都告诉他。”她定定神，再想了想，推开面前那扇沉甸甸的很有气派的大门。

九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吃力地涨红了脸，正对着镜子系衣领，使劲想把弯扣伸进浆洗过的胸衣扣眼里。他正准备出门做客。他还太单纯，涉世太浅，所以当拉拉推门而入，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他衣服还没全穿好。他一眼就看出她心情紧张不安，简直站立不住，进屋时一步一挪，摆动着衣裙，像在蹚水过河。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惶不安地奔过来迎她。

“坐到我身旁，你好好地坐着，等一会儿再穿衣服。我有急事，马上就要走，别碰我的手筒，等一等。你把脸转过去一下。”

他照她说的做了。拉拉身上穿着一套英式衣裙，她脱下外套，挂在衣钩上，把罗佳的手枪从手筒里取出放到外套口袋里。然后，回到沙发跟前，对帕沙说：

“现在你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上。”

拉拉喜欢点着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谈话。帕沙总是为她准备着一包没启封的蜡烛。他把烛台里的蜡烛头取下换上新的，摆在窗台上点着。烛芯先没着旺，劈劈啪啪溅出火星，然后才燃起箭头似的火苗。屋里充满了柔和的烛光，窗玻璃挨着蜡烛的地方慢慢融化出一个黑色圆孔。

拉拉说道：“帕沙，你听我说。我现在有点难处。你得帮我摆脱困境。你别害怕，也别盘问我，但你不要以为我们和别人一样。不能再高枕无忧了。我随时可能出事。如果你爱我，要救我不让我毁灭，那就不要拖延，咱们快点结婚吧。”

“这正是我一直希望的啊，”他打断了她的话，“你快定下日子，随你愿意哪一天，我都会高兴的。但哪怕只说三言两语，你也得明确告诉我，你出了什么事，别让我瞎猜。”

但拉拉转了话题，悄悄地避开了帕沙的问题，他们俩还谈了好久，但都和拉拉苦恼的事毫不相干。

十

这年冬天，尤拉为了赢得学校的金质奖章，准备写一篇有关视网膜基础原理的学术论文。虽说尤拉学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的眼科知识不亚于一个未来的眼科医生。尤拉对视觉生理学的兴趣，还反映了他天赋中的其他因素，诸如他的创造才能，他对艺术形象本质和逻辑结构的思考。

冬尼娅和尤拉乘坐一辆出租雪橇去斯文季茨基家参加圣诞晚会。他俩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之交的六年光阴。他们相知甚深，有着共同的习惯，都爱说几句俏皮话，都爱哼哼着回答对方。现在他们一起坐在雪橇上，冷得紧闭着嘴，默默不响，只是偶尔交换一两句话。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评选日期在即，论文要赶紧写完。可街上喧嚣繁杂的过年气氛，又使他的思想从论文转到另一些事情上去。

戈尔东所在的系里，出了一种胶版油印的大学生刊物。戈尔东任主编。尤拉早就答应给他们写一篇关于勃洛克[10]的论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青年都狂热地崇拜勃洛克，尤拉和米沙尤其如此。

但关于勃洛克，尤拉也并没能多想。他和冬尼娅坐在雪橇里把下巴埋进衣领，不时搓揉冻僵的耳朵，想着杂七杂八的事。可有一点他们俩却想到一起去了。

不久前呆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他俩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仿佛睁开了眼睛，彼此用新的眼光看了看对方。

冬尼娅是他多年来的伙伴，他了解她，一切都明明白白，不需要任何解释。然而现在她成了尤拉思想中最难理解和最复杂的人，她在他心目中成了女人。尤拉只要稍稍发挥一下想象力，就可以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登上土耳其阿勒火山的英雄，一个先知，一个胜利者，或任何其他人物，唯独无法想象出一个女人来。

于是这项无比困难的任务就落到冬尼娅瘦弱的肩上（在尤拉眼里她突然变得纤弱了，尽管她完全是个健康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热切的同情和羞怯的惊讶：这正是爱恋的前奏。

冬尼娅对尤拉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尤拉觉得，其实他们不该离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会不会在他们出门的当儿家里出什么事呢。他想起了出门前家里的情况：他们已经穿戴停当准备出门，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病情恶化，便到她房间说不去了，可她仍坚决反对，一定要他们去参加圣诞晚会。

尤拉和冬尼娅走到落地长窗前的深龛里，撩开窗幔看了看天气，看罢往回走的时候，两边的窗帘搭在了他俩刚上身的新衣上。冬尼娅拖着轻柔的窗帷走了几步，仿佛是新嫁娘结婚的披纱。这种相似的情景，当时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室里的人，都默默看在眼里，大家都笑了。

尤拉瞧着周围，这正是不多久前拉拉见到的街景。他和冬尼娅坐的那辆雪橇，行驶时声音异常响亮，花园里和林荫道上冰冻的树丛下传来挺怪的回声，久久不散。蒙霜的窗子上灯光融融，一个个像黄玉烟晶片制成的精巧盒子，里面充溢着莫斯科圣诞节的温馨气氛，圣诞树上烛火熠熠，宾客如云，身着舞服，笑闹着捉迷藏或寻指环。

猛然间，尤拉想到，勃洛克难道不正好比是圣诞节景象吗？他是俄罗斯生活各个领域里的圣诞节，是北方城市生活里和现代文学中的圣诞节，是在今天的星光下大街上的圣诞节，是二十世纪客厅中灯光通明的松枝周围的圣诞节。他心想不必写什么论勃洛克的文章了，只需要像荷兰人那样画一幅俄国人膜拜星相家的画，再衬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枞树林。

他们乘雪橇经过侍从大街时，尤拉发现一幢房子结冰的窗上，化开一个小圆孔。烛光透过小孔仿佛有意朝街上张望，窥探过路的人们，在等待什么人。

“桌上烛火幽明，烛火幽明……”尤拉暗自哼哼着一个朦胧的、尚未成形的诗句的开头。盼着毫不勉强地自然吟下去，但却没有续成。

十一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很早以前就是照既定的老规矩办事。每到十点钟，等孩子们纷纷回家以后，便为青年人和大人再次点亮圣诞树，一直玩到天亮。有把年纪的人，在大厅里面古庞贝式的小客厅里通宵打牌。这客厅只有三面墙，一面用大铜环挂着的厚厚帷幔，同大厅隔开来。等天亮破晓时，大家就一起吃顿饭。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斯文季茨基的侄子乔治正急急忙忙过前厅去他叔婶那儿，步子也没停问了尤拉和冬尼娅他们一声。尤拉和冬尼娅也打算去那儿向斯文季茨基夫妇祝贺节日，脱衣时顺便朝大厅里瞥了一眼。

圣诞树罩着好几圈璀璨的烛光，暖意融融。不跳舞的宾客们像一堵黑墙在圣诞树旁来回走动、闲谈，衣裙窸窣作响，还不时踩到别人的脚上。

里圈的人们正在旋舞。一个贵族学校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他父亲是位检察长——指挥大家跳舞，让两人配成一对，再排列起来，他提高嗓门喊得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大圆圈！手挽着手！”[11]舞者都欣然从命。他向钢琴师喊道：“演奏华尔兹！”[12]然后就带着女伴在第一圈领头跳起了三拍舞、两拍舞[13]，舞步愈跳愈慢、幅度愈来愈小，最后只见两只脚在原地慢慢踏着，这已不是华尔兹，是行将结束的尾声。大厅响起一片掌声，给这群踩着舞步、喧哗的舞者送上冰淇淋和清凉饮料。跳得脸颊绯红的青年男女暂时安静下来，不再叫嚷嬉笑了，急不可待地大口喝下冰冷的果汁和柠檬水。等他们把杯子放回托盘，欢笑声重新又起来，比刚才热闹十倍，仿佛喝下的是什么兴奋剂。

冬尼娅和尤拉没进大厅，先到后面去看望斯文季茨基夫妇。

十二

斯文季茨基家的几间里屋堆满了从小客厅和大厅里搬出来的东西。这里是主人幕后活动的神奇地方，是圣诞节的库房，散发出颜料和胶水的气味，堆放着一卷卷的彩纸和一盒盒跳科季里昂舞用的星星，还有备用的圣诞树蜡烛。

斯文季茨基老夫妇俩，正在礼物圆牌上编号码，在卡片和纸条上书写晚宴时宾客座位上的名字和抽彩的数字。乔治也帮着写，可他常常弄错号数，斯文季茨基夫妇心里发烦，看见尤拉和冬尼娅来，简直心花怒放，他们是看着尤拉和冬尼娅长大的，对他们很随便，不讲什么客套，就让他们也一起来帮忙。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没有经验，这种事早该做准备，等客人一到，就忙不过来了。哎呀，你真糊涂，乔治，你把号码全搞乱了！咱们不是说好的吗：糖盒放到桌上，空盒子搁在沙发上。你呢？眉毛胡子一把抓，全乱了套。”

“安娜[14]好些了，我很高兴。我和皮埃尔可替她担心呢。”

“可是，亲爱的，她没见好，反倒更厉害了，你说话总是颠三倒四。”

那天晚上，尤拉和冬尼娅有一半时间帮乔治和两个老人在里屋准备圣诞晚会。

十三

他们和斯文季茨基夫妇一起忙活的时候，拉拉一直呆在大厅里。她没有穿舞会晚礼服，也不认识什么人，只不过有时任科卡·科尔纳科夫带着自己转华尔兹，好像在梦中一般，有时神情沮丧地在大厅里闲荡。

拉拉有一两次犹犹豫豫地在小客厅门前停下脚步，暗中希望面对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能看见她。可是他左手里的牌像小盾似的挡着脸，眼睛盯着牌。也许他确实没有看见她，也许装作没看见。拉拉恨得快背过气去。这时，一个拉拉不认识的姑娘从大厅来到小客厅。科马罗夫斯基朝进来的姑娘瞟上一眼，这种眼神拉拉是再熟悉不过的。姑娘得意地回他一笑，脸上红晕飞起，喜形于色。拉拉看到这一幕戏，几乎失声喊了起来，她臊得满面通红，一直红到前额和脖颈。她想：“一个新的牺牲品。”拉拉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和自己的那段风流韵事。但她还是要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等待一个有利时机再行动，所以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又回到了大厅。

和科马罗夫斯基同桌打牌的还有三个人。挨着他坐的就是刚才请她跳舞的那个贵族学校公子哥儿的父亲，拉拉从跳舞时三言两语的交谈中了解到了这一点。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那个穿黑礼服的高个子黑发的女人，一双目光如电的眼睛四处打量，脖子像蛇一样讨厌地扭来扭去，时而从小客厅走到大厅去看看儿子跳舞，时而回到小客厅看看玩牌的丈夫。后来，拉拉偶然间知道了，刚才引起她复杂情绪的那个姑娘，是科卡的姐姐，因此她断定的那种暧昧关系并没有任何根据。

“敝人是科尔纳科夫，”舞会刚开始，科卡·科尔纳科夫就向拉拉作了自我介绍。不过当时她没有听清楚。跳完第一支舞曲，他送她到座位上，向她鞠躬致谢时，又重复说了一次“科尔纳科夫”。这次拉拉才听清楚。她暗自想道：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好像有些耳熟，听了让人不愉快。后来她想起来，科尔纳科夫是莫斯科高等法院副检察长。审判季韦尔辛时，他对许多铁路工人提出起诉。拉拉曾托科洛格里沃夫去求他高抬贵手，办案不要过严，可他不同意。哦，原来是他！原来如此，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十四

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或一点。尤拉耳朵里嗡嗡直响。舞曲中间，客人们在餐厅喝茶吃点心，稍事休息又重新开始跳舞。这时圣诞树上的蜡烛已快燃尽，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心不在焉地站在大厅里，看冬尼娅和一个不认识的人跳舞。冬尼娅舞着经过尤拉面前时，把长长的缎裙下摆用脚一甩，后襟像鱼鳍似的一闪，又消失在跳舞的人群里了。

她跳得脸色绯红。休息时他们坐在餐厅里，冬尼娅不喝茶，轻巧地剥着香气四溢的橘子，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吃。她不时从宽腰带和袖子里取出细纱手帕，小巧得就像果树上的花朵，拿它擦着唇边的汗水和手指上黏黏的橘汁。她不停地说呀，笑呀，不自觉地把手帕塞进腰带或皱边胸衣里。

现在她正伴一个不相识的人跳着，转圈时蹭着了站在一边皱着眉头的尤拉。冬尼娅顺势淘气地握了握他的手，颇有深意地朝他微笑着。有一次她和他握手时，把自己的一块手绢留在尤拉的手中。他拿起来放在嘴上吻着，闭上了眼睛。手绢混合着橘子皮香味和冬尼娅手上的热气，两者都令人心醉。这是尤拉有生以来的新体验，像电流从上到下通过了全身。这股童稚天真的馨香，亲切而又雅淡，仿佛是黑暗中的一句悄悄话。尤拉合着眼，嘴唇埋到掌中的手绢里闻着。蓦地，房里发出一声枪响。

大家都扭头朝挂着帷幔的小客厅望去。一时鸦雀无声，接着出现了骚乱。大家慌作一团，惊恐地喊叫起来。有几个人跟着科卡·科尔纳科夫朝响起枪声的小客厅跑去，正好撞上从里面跑出来的人，他们气愤地骂着，哭喊着，争吵着，谁也不听谁的。

“她这是干什么呀！她这是干什么呀！”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重复着。

“博里亚，你还活着？博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听说这里有个德罗科夫医生。他人呢？在哪儿呀？得了，你们别说了！你们看只是擦破点皮，这可要了我的命啊！唉，我可怜的人，你可遭了罪！因为你揭发了那帮坏蛋！这个下贱的烂货，我要挖掉你的眼睛，你这个婊子！哼，现在她跑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说什么来着？她是打您？她是向您开枪？不，我不信。我太不幸了，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别开玩笑了，我哪顾得上这个。科卡，亲爱的科卡，你倒是说话呀！开枪打了你的父亲呀……反正恶有恶报……科卡！科卡！”

一群人拥着科尔纳科夫从小客厅来到大厅。科尔纳科夫左手捂上了一块干净的餐巾，手上只是轻轻的擦伤，渗着血。他呵呵笑着告诉大家自己安然无恙。后面，离他不到几步，另一帮人架住拉拉，拽着手往前拉。

尤拉一见是她，不禁呆若木鸡。是那个姑娘！又是在这么奇怪的场合，又有那个头发斑白的家伙在场。不过此时尤拉对他已有所了解，知道他是名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和父亲遗产的官司有关。同他可以不打招呼，两人装出互不相识的样子就完了。可是和她呢……那么说是她开的枪？是要打死检察长？大概是个政治人物吧。真可怜。现在她可要吃苦头了。瞧，她是多么高傲漂亮！可这些家伙呢？他们反拧着她的手拽着，好像抓了个女贼。

但他马上明白自己想错了。拉拉双腿瘫软，他们架着她的胳膊是不让她倒下。好不容易把她拖到就近的一张圈椅旁，她颓然倒在椅子上。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救醒她。继而一想，首先该向所谓的受害者表示一下关心，才不失体面。他走到科尔纳科夫跟前，对他说：

“刚才说要找医生。我可以帮忙。让我看看您的手。哦，您真命大。您的伤根本不要紧，连包扎都不必。不过，可以擦些碘酒。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来了，我们向她要点碘酒。”

这时，斯文季茨基夫人和冬尼娅朝尤拉快步走来，两人都面色如土。她们叫他赶紧丢下手里的事，快去穿大衣，家里派了人来接他们，因为家中出了事。尤拉这一惊非同小可，估计是发生了最大的不幸。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就跑去穿大衣。

十五

下了马车，他们飞奔进屋，但已经晚了。安娜·伊万诺夫娜已经闭上了眼睛。死神降临在他们回来之前十分钟。由于没有及时诊断出急性肺积水，在长时间窒息性发作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猝然死去。

起初几个小时，冬尼娅一直号啕痛哭，全身抽搐着，谁也不认识了，第二天她安静下来，耐心听父亲和尤拉的劝慰，但她只能点头来作答，只要一张口，又像昨天那样难以抑制自己的痛苦，忍不住要呼天抢地恸哭起来，仿佛疯了一般。

在安灵弥撒停下来的间歇中，她两只美丽的长臂抱着那祭坛上花圈旁的棺木一角，守在亡母身边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周围的人她谁也看不见。但只要她的目光同至亲好友的目光相遇，便立刻站起身来，忍痛快步跑出大厅，上楼回到自己房间，扑倒在床，把头埋在枕头里，哭着把自己肝肠俱断的痛苦倾泄出来。

近日来，尤拉由于内心痛苦，长时间站立祈祷，睡眠不足，也由于低回凄婉的哀乐和昼夜明蜡的刺激，再加上最近患了感冒，一直感到心绪纷乱却又甜丝丝的，既像梦呓般的舒适，又因悲痛而兴奋。

十年前母亲辞世时，尤拉还是个小孩子。他至今还记得，自己是如何捶胸顿足地痛哭，又悲哀又害怕。那时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自己。其实他那时恐怕还不明白他尤拉是个什么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当时对他来说，主要的是周围外在的事物。这外在的世界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尤拉，就像一座无法通过但可以感觉到的威严的森林。母亲的死对尤拉震动极大，因为他和她原本像在这座森林中迷了路，可突然母亲不见了，只剩下他孤单一人。这森林便是世上的万物：天上的云朵，城市街道上的招牌，消防瞭望塔上的气球，以及在圣母马车前骑着马不能戴帽子只套耳罩的修道院的仆役。这森林还包括商场里的商店橱窗、星光璀璨的高远的夜空，以及那里的天主和众神。

幼时，每当保姆给他讲天神的故事，这深邃莫测的高空便仿佛低垂下来，落到育儿室保姆的裙摆旁边。当在沟谷里压低榛树枝采摘榛果时，这天穹就低得近在咫尺，伸手可及了。天空又好似沉入了育儿室那个镀金的浴盆里，在金光闪烁的盆里沐浴后，跟随保姆去巷子里小教堂参加晨祷或日祷。在小教堂里，天上的星星化为一盏盏长明灯，上帝变成神甫，众神也按威力大小在教堂中各就各位。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大人的现实世界和城市。这座城市犹如黑森森的树林，周围一片昏暗。那时，尤拉几乎以全部本能的虔诚，信仰这森林的上帝，正如信任护林人一般。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在念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整十二年里，尤拉学习了古代史和神学、传说和诗歌、历史和自然科学，犹如熟悉了自家的历史和家谱。现在他已无所畏惧，不怕生活，不怕死亡；整个人世和所有的事物，都超不过他的知识范围。他觉得自己和宇宙也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他此刻站着为安娜·伊万诺夫娜做丧礼弥撒，和当年为母亲治丧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时他痛苦到了麻木的程度，他害怕，他祈祷。现在他听安魂祷告，把这当作直接对他讲的切身之事。他聆听着祈祷的词句，努力琢磨其中明确表达的思想，就像做任何别的事情一样。他对天地的伟力，怀着如同对伟大先辈一样的崇敬心理。而他要继承天地间博大力量的感情，与虔诚信神毫无共同之处。

十六

“神圣的天主，神圣伟大的主，神圣不朽的主，赐福我们吧。”这是什么声音？自己在哪儿？要出殡了。该醒醒了。早上五点多钟，他和衣倒在沙发上。可能他在发烧。现在人们正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在藏书室里睡着了。那里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他正躺在书架后面远处的角落里。

“尤拉，尤拉！”仆人马克尔就在不远的地方喊他。该出殡了，马克尔要把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可他找不到尤拉。再说马克尔自己也被堵在满是花圈的卧室里。因为外边楼道上大衣柜的门打开了，挤住了卧室门，马克尔出不去。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楼下的人们呼唤他们。马克尔使劲一撞，推开了柜门，抱着几个花圈急忙往楼下跑。

“神圣的天主，神圣伟大的主，神圣不朽的主。”安魂祈祷词像阵轻风吹进小街，就停在那里了，仿佛人们举了一根轻柔的鸵鸟羽毛从空中拂过。接着，花圈、路人、饰缨的马头，神甫手里提着的长链香炉，以及脚下白色的大地，一切都开始晃动起来。

“尤拉！我的上帝，总算找到你了，快醒醒吧。”舒拉·施莱辛格找到了他，晃着他的肩头。“你怎么啦？出殡了。你跟我们去吗？”

“啊，当然去。”

十七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瑟缩着慢慢走过来，拥挤着站成两行。灵车、载花圈的双轮马车和克吕格尔家的四轮轿式马车启程，缓慢地向前移动。一辆辆出租马车赶到教堂跟前，从教堂里走出来泪痕满脸的舒拉·施莱辛格。她撩起泪湿的面纱，用探询的目光朝一排出租马车扫了一眼。找到殡仪馆的脚力之后，她朝他们点点头，招呼他们过去，然后全都进了教堂。这时从教堂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轮到了安娜·伊万诺夫娜。她该上路啦，可怜的人儿，她这回可要走远路了！”

“是啊，可怜的人下世了。忙活了一辈子，这回去休息了。”

“你们坐马车，还是自己走？”

“腿站麻了，先走一段，然后再上车。”

“你没见富福科夫多难受吗？他望着遗体，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擤着鼻子，眼睛都直了。她丈夫就在旁边。”

“他一直悄悄爱着她哩。”

送殡的人们就这样议论着，慢慢朝城区另一头的墓地走去。天气在严寒之后稍许有些回暖。街上无风，空气滞重。寒气退了，生命也完了。好像天公有意让这一天成为丧葬的日子。踩脏的雪地仿佛也蒙上了一层黑纱。墓地围墙后面湿漉漉的枞树，像生了一层银锈，黑乎乎仿佛也在服丧。

这正是尤拉永志不忘的墓地，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也安息在这里。近几年来，尤拉没来过母亲的墓地上。“妈妈。”他从远处朝坟墓望着，几乎又像当年那样喃喃低语了一声。

人们肃穆地，甚至有些做作地在扫掉雪的墓地小径上分散走着。小径弯弯曲曲，与人们悲痛时缓慢的步履很不协调。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挽着冬尼娅朝前走，后面跟着克吕格尔家的人。黑色丧服穿在冬尼娅身上，看上去很得体。

十字架上的铁链和修道院粉红色的墙壁，挂了一层毛茸茸的霜，仿佛是长着长毛的霉菌。在修道院的最里面，围墙之间拉着绳子，晾着洗过的衣服，有袖子水淋淋的衬衣、桃红色的桌布和挂得歪歪扭扭的湿床单。尤拉仔细一打量，认出这里就是当年修道院中暴风雪肆虐的地方，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新盖了许多房子。

尤拉独自走着，快步超过别人，又不时停下来等他们。缓慢地走在后面的人们，由于丧事而感到心里空虚。可他却相反，有种不可遏制的愿望，像漩涡里的水要卷入深处似的，想去思索、幻想、探寻形式，创造出美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向来有两个对象：它总是在思考着死亡，同时又总是以此创造着生命。伟大的真正的艺术，一是圣约翰的启示录，一是这启示录的后续。

尤拉热切地渴望从家里和学校躲出去，独自过上一两天，好在悼念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中，增添一些新的感受，增添一些生活中偶有所得的东西：比如再写进死者三两个美德，冬尼娅穿丧服的形象，由墓地回家时路上的见闻，还有修道院里晾床单的地方，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雪的夜里，幼小的他曾在这地方伤心地哭泣。

第四节 不可避免的命运

一

拉拉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的床上，处于半昏迷之中。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女仆在她周围低声说话。

斯文季茨基家客人已散，房间里都灭了灯。只有长廊式套间的中间的小客厅里，还亮着壁灯，昏暗的灯光投向一前一后的套间。

科马罗夫斯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恼怒地使劲踩着步子，不像在别人家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他时而探头望望卧室，看有什么动静，时而踅回来往另一头走去，经过缀着银色珠串的圣诞树来到餐厅。餐桌上满满登登的佳肴还没动过。每当街上驶过马车，或者桌上窜过一只小耗子，绿色的高脚酒杯就叮叮作响。

科马罗夫斯基此时怒不可遏。他心里充满烦恼和矛盾。这事多丢脸，多不像话，他简直气疯了。如今他的处境岌岌可危。这件事会败坏他的声誉，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及早防止流言的扩散，防患于未然；如果消息已经传开，要在开始时就把它压下去。此外，他再次感到这个无所顾忌的疯姑娘确实令人倾倒。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她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气质。看来他是无可挽回、伤透人心地毁了她的一生。她竭力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命运，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为此她拼命奔突，不断地向命运抗争！

不论从哪方面考虑，他都应该帮她一把。是否给她租间房子呢？但绝不可再去碰她，相反应该回避她，远远地离开她，不要使她犯疑。要知道她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还会干出意想不到的事来！

可往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这件事不会就这么了结的。法律没有睡觉，现在还是夜里，离出事还不到两个钟头，可警察局的人已经来过两次。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解释了半天，才把一切对付过去。

可事情越来越复杂。得要提供证据，说明拉拉是朝他打枪，而不是针对科尔纳科夫。即使有了证据，事情也没有完结。拉拉的责任可能减轻些，但她还要受到审讯，她还是有罪的。

毫无疑问，他科马罗夫斯基将尽全力阻挠审讯，如果起诉成功，他将设法弄张精神病医师的诊断，证明拉拉开枪时精神错乱，失去控制，这样诉讼才可以了结。

想到这儿，科马罗夫斯基才开始平静下来。一夜过去了。太阳光束从外面投射进来，从一个套间穿到另一个套间，朝桌子和长椅下面探视着，像窃贼或当铺的估价人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去卧室看了看，知道拉拉并没有好转，就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去找一个熟悉的女律师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是一个外国政治流亡者的妻子。她的寓所共有八间房，但她用不了这么多，而且花销太大，就租出去两间。其中一间不久前又空了下来，科马罗夫斯基便给拉拉租下来。几小时后，拉拉被送到了这里。她仍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她患了神经性热病。

二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偏见，同情和支持一切她所谓真正“进步和有前途的”事物。

在她的五屉柜里，有一本由起草人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挂在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德”，在瑞士一次群众游园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照的。他俩都穿着柳斯特林短衫，头戴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生病的女房客，认为她是装病，用心险恶。拉拉昏迷时的呓语，鲁芬娜认为全是假的。她信誓旦旦地说，拉拉是模仿狱中的甘泪卿[15]。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成天乒乒乓乓地用力摔门，大声哼歌，在她那几间屋里旋风似的出出进进，整天敞着门窗换空气，以此来表示对拉拉的鄙视。

她的寓所在阿尔巴特街一幢大楼的顶层。冬至以后，从窗子望出去是一片辽阔的蓝天，像春汛期浩淼无际的河水。半个冬天，这寓所总是充溢着即将来临的春的气息、春的前奏。

习习南风从气窗里送来暖意。火车站汽笛呜呜地吼着。卧病在床的拉拉，百无聊赖地回忆着遥远的往事。

她常常记起他们一家七八年前从乌拉尔到达莫斯科的那个晚上。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

他们乘坐马车从车站穿过昏暗的小巷，穿越莫斯科城到旅店去。街灯迎面照来，然后又落在他们身后，把拱背的马车夫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越变越长，失去了比例，有时把路面和房顶都遮住了，直至忽地消失。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

幽暗的天空中，莫斯科数不清的教堂大钟当当地敲着，地面上来来往往的马车辘辘作响。就连五光十色的橱窗和灯光，拉拉觉得好像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旅馆里，他们桌上摆着个吓人的大家伙——硕大无比的西瓜。这是科马罗夫斯基祝贺他们迁居莫斯科的礼物。拉拉觉得这西瓜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科马罗夫斯基举刀劈开了这个深绿色的圆形怪物，露出凉丝丝的、甜汁四溢的瓜瓤，拉拉吓得不敢出气，但又不敢不吃。她勉强地咬着粉红色香甜的瓜瓤；由于情绪紧张，瓜瓤都哽在喉咙里了。

正是这种面对高级美食和莫斯科夜市的胆怯，后来变成了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胆怯，而这便是以后发生的一切的主要缘由。可是现在他简直判若两人。他无求于她，从不提到自己，甚至都不露面。他总是与她保持着距离，完全无私地帮助她。

然而，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截然不同了。拉拉见他到来喜不自胜，倒并不因为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而是因为他身上充溢着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炯炯的目光和智慧的微笑，占了半个房间，以致房里显得拥挤起来。

他坐在拉拉床前，搓着双手。当他被召去彼得堡出席内阁会议，和那些官位显赫的老人们说话时，好像在和预备学校的淘气学生打交道似的。现在，在他面前的是卧病在床的拉拉，不久前他家里的一个成员，几乎就像自己女儿一样。现在他和她就像家里人那样，随便地互相看了几眼，说上两句话（他们之间的简短又深情的交谈，显得十分融洽，这一点两人心里都清楚）。他不可能像对待大人那样苛求拉拉，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不知道该怎么同她谈话才不至使她难受。他像对孩子似的笑了笑说：

“亲爱的，你这是何苦呢？谁要看你这出戏呀？”他不再多说了，端详起天花板和壁纸上的湿斑来。接着不以为然地对她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有一个国际展览开幕了，展出的是绘画、雕塑和园艺。我打算去看。你这里有点潮湿。你还准备长期地这么漂泊不定吗？这里可算不得什么天堂，真的。这位沃伊特太太——我这只是对你悄悄说——相当坏。我知道这个人。换个地方住吧。别老躺着。躺了一阵子就够了。该起来了。换间房子，捡起功课来，把学业完成了吧。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去突厥斯坦呆两年。他的画室用木板隔成了几间房，说实在的，那倒像一套小公寓。听说，他想连同家具一起托付给个可靠的人使用。你若想去，我给你去张罗。还有一件事，请允许我公事公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自从莉帕……她已经毕业了……为了感谢你对她的帮助，这儿有一笔不大的款子……不不，你不能拒绝……不，我求求你，别固执己见吧……不，我不能拿回去。”

临走他不顾她反对、流泪、甚至几乎要和他打架，逼着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病愈后，就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推荐的住所，房子紧挨着斯摩棱斯克市场。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砖房，拉拉的房间在楼上。底层是个货栈，住着马车夫。院子里铺的是鹅卵石，常常撒下燕麦粒和干草，一群鸽子咕咕叫着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它们不时扑棱棱离开地面，低低地从拉拉窗下飞过。院子里砖砌的排水沟里，常有成群的耗子窜来窜去。

三

想到帕沙，拉拉心里很难受。拉拉病重时，人们不放他进去见她。他会作何感想呢？拉拉要杀死一个人，这个人与她毫不相干，可后来这个幸免于难的人竟出来庇护她。这一切又都发生在圣诞节他们在烛光下的一席谈话之后！如果没有那个人的保护，拉拉得被捕判刑。他使她免遭已经临头的惩戒。靠了他的帮忙，拉拉才能继续学习，平安无事。帕沙一定不胜苦恼，困惑难解。

拉拉好些后把帕沙找来，对他说：

“我是个坏女人。你不了解我，以后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我说话感到困难，你看我不是哭得喘不过气来吗？好了，你忘了我吧，我配不上你。”

他们之间出现了一幕又一幕令人肝肠欲断的场面。当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大街。女房东沃伊特太太看见泪痕满面的帕沙，就赶紧从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在沙发上笑得透不过气来，嘴里喊着：“哎哟！我受不了，真受不了！这真是……哈哈哈！好一个英雄！哈哈哈！真是个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16]！”

拉拉想让帕沙离开她这个不光彩的恋人，把她彻底忘掉，结束一切痛苦。她严肃地对帕沙说，她坚决要与他一刀两断，因为她不爱他。但她说着，竟失声痛哭，叫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犯有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对她的话一概不信。他想诅咒她，憎恨她，可实际上却发狂似的爱她。他对她心里的种种念头，连她喝水用的杯子、睡觉的枕头，都怀有妒意。再这样下去，非发疯不可。必须尽快断然行动。他俩决定不等考试结束，马上结婚。本来打算在复活节后第一周举行婚礼，由于拉拉的要求，婚期就挪后了。

等到他们得知确能顺利毕业后，便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举行了婚礼。一切都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科操办，她是拉拉毕业班的同学图西娅·切普尔科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乳胸丰满，声音低沉浑厚，是个好歌手，同时还是个极会出点子的女人。除了一般的迷信说法和做法之外，她还常常爱添枝加叶，杜撰出不少新发明。

拉拉要去教堂举行“金冕婚礼”了——这是卡皮托诺夫娜给拉拉穿嫁衣时，学着吉卜赛女低音歌手潘宁娜哼唱着说的。这天天气酷热。教堂金色圆顶和新铺上细沙的送亲之路，都闪着黄澄澄刺目的光芒。圣灵降临节前夕砍下来的白桦树枝，已经蒙上尘土，蔫蔫地挂在教堂围墙上，叶子卷了起来，好像被火烤过。喘气都感到困难，阳光照得眼睛直冒金星。这里仿佛有成千对男女举行婚礼，因为姑娘们都像新嫁娘一样，梳着卷发，穿着浅色衣裙，年轻的小伙子们也因为过节，在头发和胡子上抹了油，穿着紧身的黑色服装。大家都很兴奋，也都热得难受。

拉拉踏上圣坛前的地毯时，另一个同学的母亲拉戈金娜，在她脚下洒了一把碎银币，祝福她将来金玉满堂，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同样为了拉拉日后能大富大贵，告诉她在接受婚冕画十字时，要用头纱或花边掩着手指，不能光着指头；她还告诉拉拉要把手里的蜡烛举得高高的，这样她在家里可以占据上风。可拉拉宁愿为帕沙牺牲自己的未来，她尽量把蜡烛拿得低些。但却枉费心机，因为拉拉虽然使劲压低蜡烛，帕沙比她拿得更低。

出了教堂，他们直接回到拉拉住的艺术家画室，那里已经由帕沙的家里人布置一新了。婚宴开始。客人们喊着：“苦呵，酒喝不下去！”另一边的客人又一起大声响应：“加点甜的！”于是两位新人羞答答地含笑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唱了婚礼喜歌《葡萄》，副歌“愿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祝福”唱了两遍，还唱了一首《解下发辫，散开秀发！》。

宾客散去之后，只剩了他们两人，周围突然静下来，帕沙不知如何是好。在拉拉窗子对面的院子里，有一盏路灯，拉拉无论怎么拉紧窗帘，中间总留着一条缝隙，像锯开了的木板一般的细光带，从中间透射过来。这道光令帕沙不安，似乎有人在暗中窥视。帕沙吃惊地发现，他这会儿尽想路灯了，至于他自己、拉拉以及自己对她的爱情，却降到次要地位。

不久前还是大学生的帕沙（同学们戏称他“斯捷潘妮达”和“美姑娘”），在这个漫长得永无止境的夜里，达到了幸福的顶峰，同时又落到了绝望的深渊。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猜想，拉拉坦白相告。他问她，而每次听到她的回答，心就往下沉一次，他犹如坠入了深坑。他那受到了创伤的想象力，怎么也追不上拉拉一个又一个袒露的剖白。

他俩一直谈到天亮。这一夜成了帕沙生活里一个重大转折关头，这变化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翌日早上起来，他已判若两人，当人们还用原来的名字称呼他时，他不禁有些愕然。

四

十天以后，朋友们又在这间屋里为他们饯行。帕沙和拉拉双双毕业，双双成绩优异，双双被聘去乌拉尔的同一城市工作。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出发了。

大家又在这里喝酒、歌唱，十分热闹。但这一次清一色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客人们聚在大画室里，隔板后面是几间小起居室，放着拉拉一大一小两只柳条筐，一只箱子和一木箱的碗碟家什。屋角还放着几个行李袋。东西不少。有些行李准备第二天早晨作慢件托运。大部分东西已经收拾停当，但还没完全装好。小木箱和柳条筐还没盖上，有些富余的地方仍可放东西。拉拉一会儿想起件什么东西，就放到隔板后面的筐里，再整理—番。

拉拉到学校办公室领取了结婚证和其他证件，陪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院子的看门人，他弄来一张准备明天包装用的粗席和一把结实的粗绳。这时，帕沙已经在家里招呼客人了。拉拉等看门人走后，也来应酬客人，逐个地握手问好，或者互相亲吻，然后回到隔板后面去更衣。等她更衣出来，大家朝她鼓掌、欢呼，纷纷在桌旁就座，像几天前的喜宴上那样，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善于应酬的人，已经给左右的宾客斟酒，许多只手用叉子去取餐桌中间的面包、冷盘和菜肴。他们高谈阔论，喝下酒不断咳着，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几个人很快就有了醉意。

“我累得不行啦！”拉拉坐在丈夫旁说，“怎么，你该办的事都办了？”

“嗯。”

“累虽累，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我很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心情很好。不过，这可一言难尽。”

科马罗夫斯基作为例外，也来参加了这次青年人的晚宴。晚宴快结束时，他本想说，这两位年轻朋友走后，他将感到孤单寂寞，莫斯科对他来说将是撒哈拉大沙漠。可他激动得抽泣起来，话也说不下去，只得把中断的话再说一遍。他要求帕沙和拉拉允许他和他们通信；如果太想他们的话，允许他去他们的新住处尤里亚京探望。

“这完全不必了，”拉拉漫不经心地大声回答说，“这些全是多此一举，什么通信啊，什么撒哈拉大沙漠啊，如此等等。更用不着去看我们。我们不在，上帝保佑您会过得更好。我们并不是什么无价之宝，帕沙，你说对吗？也许您能找到别的年轻人来替代我们呢。”

猛然间，拉拉想起件事，急忙起身到隔板后的厨房去，根本忘了她和谁在说话，说了些什么。在厨房里，她卸开绞肉机，把一个个零件用稻草垫着塞到碗箱的角落里，差点没让箱旁的木片扎了手。

拉拉装着绞肉机，竟忘了家里还有客人，脑子里连他们的影子都没了。突然隔板前传来一阵喧闹，这才想起了他们。她想醉酒的人总爱装疯卖傻，越是醉得厉害，就越显得特别庸俗，越喜欢这样装模作样。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阵异常的响声。拉拉撩开窗帘，探出头去。

院子里一匹上了绊绳的马，正站立不稳，又蹦又跳。不知道这匹马的主人是谁，看来是走错了院子。天光已经大亮，但离日出还早。沉睡得就像死寂的城市笼罩在拂晓前一片浅紫的寒雾里。拉拉闭上了眼睛。这匹马与众不同的奇特的蹄声，把她带到了一个美丽而又偏僻的乡村。

这时寓所门铃声响了。拉拉注意地听了听。桌旁有人站起来去开门。来人原来是娜佳！拉拉飞奔出去欢迎她。娜佳刚下火车，光艳迷人，浑身似乎散发出一股杜普良卡庄园的铃兰香气。这两个女友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大哭着紧紧拥抱，搂得对方都快喘不过气来。

娜佳代表全家人，远道来祝贺新婚并祝福她一路顺风，同时带来父母赠她的一件贵重礼物。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小首饰盒。拆开包纸，咔嚓一声打开盒盖，是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

人们惊叹不止。一个酒醉方醒的客人说：

“这是粉红色的红锆宝石呢。你怎么不信呀？的的确确是粉红色的。这种宝石不比钻石差。”

可娜佳纠正他说，这是黄色宝石。

拉拉拉她坐到自己身边，给她斟酒递菜。她把项链摆在自己餐具旁，目不转睛地望着。在盒里浅紫色的软垫上，项链盘成小圈，珠光闪烁，一会儿像滚在一起的露珠，一会儿又好比一串纤巧的葡萄。

有的人酒已经醒了，又陪着娜佳喝起来。过不一会儿娜佳就给灌醉了。

不久，这里就成了沉睡的王国。大部分人准备明天去车站送帕沙和拉拉，便留在这里过夜。客人中有一半横七竖八地躺着鼾声大作。拉拉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和衣躺在熟睡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身旁的。

忽然拉拉觉得有人在耳边大声说话，惊醒过来。这是从街上来院子里找失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眼一看，吃了一惊，心想：“这帕沙怎么啦，总也不肯歇歇。傻大个儿似的站在房间里，东摸摸、西摸摸。”这时候，那人朝她转过头来，原来根本不是帕沙，是个长相吓人的麻子，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颏有一道长疤。这时她才明白过来，家里来了窃贼，强盗。她想喊可喊不出声来，突然她想起了那串项链，悄悄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斜眼朝餐桌望了一下。

项链放在面包屑和吃剩的糖果堆里。笨头笨脑的贼人没有发现，他只顾翻腾拉拉箱子里的衣服，弄得一塌糊涂。拉拉仍有些醉意，睡得糊里糊涂，辨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觉得那人弄乱了她的行李好不气恼！她一气之下，又想喊叫，但还是张不开嘴，舌头也不听使唤。这时她就用膝盖朝睡在旁边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胸口使劲一顶，痛得她哇哇大叫，拉拉跟着也喊出了声。窃贼失手扔下提起的一包东西，三步并两步夺门而出。男客们惊跳起来，有几个人好半天才明白出了什么事，赶紧追出去，可贼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一场骚乱和客人们唧唧呱呱的议论，像起床号似的，把大家全吵醒了。拉拉最后一点醉意也给驱散。尽管客人们还想再打个盹，躺一会儿，拉拉说什么也不答应，把睡着的客人全催起来，连忙张罗他们喝了杯咖啡，就打发回了家，约好明天开车前在车站再见。

客人一走，她就忙开了。拉拉一向干活麻利，现在她弄完这件行李弄那件，把枕头分别塞进行李包，抽紧带子，只求帕沙和看门人的老婆别来插手帮倒忙。

一切都按时收拾妥当。帕沙和拉拉没误了火车。列车缓缓开动了，好像配合着人们挥帽送别的节拍。后来，人们不再挥手，远远地喊了三声（大概是“乌拉”），火车加速向前奔去。

五

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三天。这是开战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捷报频传，第二年开始节节败退。集结在喀尔巴阡山里的布鲁西洛夫第八军，本来准备越过山隘攻进匈牙利，但由于全线总退却，只好不停地后撤。俄国军队放弃了战争初期占领的加里西亚。

日瓦戈医生站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的走廊上，旁边就是产房。他刚把妻子冬尼娅送进医院，安排到产房里。从前人们都叫他尤拉，现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了。他已和妻子道了别，现在正等助产女医生来。他要和她说好，万一有事如何通知他，他又如何了解冬尼娅的情况。

他工作很忙，急着要赶去自己的医院。在这之前，还必须顺路去两个病人家出诊。可这会儿他都在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他瞅着窗外斜斜的细密雨丝，阵阵秋风把雨丝吹断或吹弯，就像暴风雨中被打得歪斜的麦穗。

天没全黑下来，日瓦戈还可以看见医院后院圣女街上几幢私人住宅的玻璃阳台，还有医院一幢楼房后门的电车支线。

雨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地下个不停，尽管雨水的悠然自得使风变得怒不可遏。阵阵狂风撕扯着缠绕在一个阳台上的野葡萄的新藤，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抖动几下，然后再鄙夷地抛到地上，犹如扔掉一件破衣烂衫。

一辆机动车拖着两个挂车，经过阳台驶进医院。从车厢里抬出一个个伤员。

莫斯科的医院已拥挤不堪，尤其在卢茨克战役以后，连医院走廊和楼梯平台都挤满了伤员。市里各医院普遍超员，连妇产科也开始受到影响。

日瓦戈转过身子，背着窗户，乏得直打哈欠，脑子里空荡荡的。突然，他想起了件事：在他工作的圣十字医院外科，最近死了个女病人。日瓦戈诊断她患了肝包生绦虫病，别人都不同意他的诊断，今天要解剖。解剖能判定谁是谁非。不过他们医院里的解剖师是个酒鬼，天晓得他会怎么干。

很快夜幕四合，窗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有根魔杖一点，霎时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

冬尼娅产房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医生，来到走廊上。这位妇科主任医师，不管人家问他什么问题，总是翻眼望望天花板，耸耸肩了事。他的动作和表情像是在告诉你，无论科学如何进步，我的朋友，总有一些不解之谜，科学在它们面前也只好认输。

他从日瓦戈身旁走过时，微笑地向他点了点头，轻轻摆了几下他的厚实的大手，意思是说，还得等等，别着急。然后就顺着走廊去候诊室抽烟了。

这时，刚才那位不爱说话的妇科医生的助手，走了出来。她恰巧相反，极爱唠叨。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了。明天我往您医院里打电话。在这之前她不会生的。我看是顺产，无需动什么手术。可是，话又说回来，她骨盆有些窄，另外又是第二枕位；她并没有阵痛，子宫收缩微弱，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不过，说这个也为时过早。最后全看临产时腹肌收缩的情况，现在还不好说。”

第二天，日瓦戈打电话去问，接电话的是医院的门房。他让日瓦戈在电话上等着，他去问问情况。日瓦戈焦急地等了十来分钟。回话来了，很不礼貌，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消息：“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妻子来医院太早，应该把她接回家去。”气急败坏的日瓦戈，要求换个了解情况的人来接电话。一个护士对他说：“目前的迹象还不明显。请您不必着急，得耐心等上一两天。”

第三天他得到消息，昨天夜里冬尼娅开始分娩了，天亮时流了羊水，阵痛从早上开始一直不断。

他又急匆匆赶到医院，在走廊上他就听见虚掩的门里传出冬尼娅撕心裂肺的喊声，好像被火车压断手脚的人在惨叫。

他不能进去看她。他把弯起的手指关节都咬出了血。他走到窗前，外边依然同前两天一样，斜风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产房出来一个护士，门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哭声。

“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日瓦戈高兴得喃喃自语。

“是个儿子，小男孩儿。母子都平安。”护士说得悦耳动听，“现在不能进去，过些时候会让您看的。到时候您得好好给产妇花点钱呢，她可受够了罪。头一胎嘛，总少不了吃苦头。”

“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日瓦戈喜不自胜，竟没听清护士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护士为什么把他同刚才的事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有什么相关呢？什么父亲呀，儿子呀——他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父亲，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这一切都进不了他的意识。重要的只有冬尼娅。冬尼娅摆脱了死神的威胁，幸运地活了下来。

离医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他的病人，他顺路去看了一下，半小时后又回到医院。走廊上门斗和产房的两扇门都虚掩着。日瓦戈悄悄溜进门去，几乎没意识到他是在做什么。

穿着白褂子的那位高大的妇科主任医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两手一伸挡住了他：

“哪儿去？”他拦住了日瓦戈，气呼呼地压低声音，免得被产妇听见。“怎么，您疯了吗？她有伤口，还在流血，怕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受的刺激。真有你的，亏你还是个医生呢。”

“我不是……我就看一眼。就站在这儿，从门缝里瞅一瞅。”

“嗯，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吧。可得老实点！……你要留神，要是她发现了，我揍死你，打你个稀巴烂！”

产房里背对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妇女，一个是助产士，一个是护士。护士手里托着一个初生的娇嫩的婴儿，哇哇哭叫着，身子一伸一蜷，活像块暗红色的橡皮。助产士在扎结脐带，使孩子脱离胎盘。冬尼娅躺在产房中间一张能升降的手术床上。床铺很高。日瓦戈由于激动，看一切都带些夸张。这张手术床好像有齐胸高的斜面写字台那么高。

现在，冬尼娅躺在高出一般病床、接近天花板的手术台上，在备受折磨之后，仿佛沉入了云雾之乡，浑身筋疲力尽，自己也轻飘如烟了。冬尼娅高卧在产房正中，像一艘刚靠岸卸完货的船，现在停泊在海湾里。这条船从缥缈的远方，载着新的灵魂，横渡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它刚刚把一个灵魂送来大陆。如今船已抛锚，船舱里空空荡荡，整艘船正在休息。船上经过风雨侵袭被吹折的缆索和船壳板也和船一起休息了。不久前航行过哪些地方，停靠在什么码头，这一切它都忘了，脑子也休息了。

谁也不知道船上挂的国旗属于怎样一个国家，所以谁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和它交谈。

日瓦戈回到自己的医院里，人们争先恐后向他表示祝贺。他觉得好奇怪，他们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他来到住院医师室，这间屋子被大家称作肮脏的小酒馆和垃圾箱。由于医院患者太多，过于拥挤，这里成了临时的衣帽间。人们穿着套鞋从外面进来，常把别处带来的脏东西留下，地上满是烟蒂和纸屑。

住院医师室的窗前，站着那位皮肉松弛的解剖师，手里举着一个盛了浑浊液体的玻璃瓶，从眼镜上面，正在仔细观察。

“恭喜您。”他一边说一边继续端详那溶液，甚至没看日瓦戈一眼。

“谢谢，非常感激。”

“不必谢。我和此事无关。是皮丘日金解剖的。大家都很震惊，是有包生绦虫。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诊断医师！都赞不绝口。”

这时，医院的主任医师走进来，同两人打过招呼之后说：

“真见鬼。不像话，住院医师室变成了过路的走道！日瓦戈，想不到真是包生绦虫！我们全诊断错了。祝贺您。还有件不太愉快的事。又在审查您的免役证。这次没法帮您忙了。军队里的医护人员奇缺。看来您得去闻闻火药味。”

六

帕沙·安季波夫和拉拉·安季波娃在尤里亚京安顿下来，一切都出乎意外地理想。这里对吉莎尔一家颇有好感。这给初来乍到的拉拉，减少了许多困难。

拉拉整天不停地操劳。全部家务和他们三岁的女儿卡坚卡都由她管。家里那个棕发女仆玛尔富特卡虽然尽心尽力地干活，还是帮不了太多的忙。拉拉对帕沙的事，全都要过问。她自己也在一所女中教书。她工作不息，感到十分幸福。这正是她期望的生活。

尤里亚京的一切她都喜欢。这本是她的故乡之城。一条大河雷尼瓦横贯尤里亚京市，河的中下游都可通航。乌拉尔地区的一条铁路，也经过这座城市。

冬天来临之前，尤里亚京的船主们把船只从河里抬上岸，用大车运进城里，各家把船摆到自家院子里露天过冬。院子里白色的船底总是朝着天，直到来年开春。这也是冬天来临的前奏，就像有的地方秋雁南飞或初降小雪一样。

安季波夫夫妇所住的院子里，也有一条船，白漆船底朝天晾着，卡坚卡经常钻到船下玩耍，就像在花园圆顶亭子里一样。

拉拉很喜欢这偏远省城的习俗风尚。知识分子说起话来，都像北方人似的“噢”音很重，喜欢穿毡靴和灰色法兰绒短上衣，对人真挚坦白。她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和纯朴的人们。

令人不解的是，帕沙虽是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染上了许多莫斯科城里人的痼习。他对尤里亚京的人比妻子要苛刻得多，很不喜欢他们的粗野和无知。

拉拉如今才发现，原来帕沙有一种惊人的才能，在博览群书时能吸收和积累大量知识。以前有拉拉的帮助，他读了不少书，搬到这僻静小城的几年间，他的知识更突飞猛进，连拉拉都相形见绌了。他知识渊博，比学校的同事们高出一头，所以常常抱怨说，和他们在一起枯燥无聊。在战时情况下，他们那种有些盲从的爱国主义——一种时兴的、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同帕沙的比较复杂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是一回事。

帕沙是从大学古典语文系毕业的，现在中学教拉丁语和古代史。但是这位过去的实科中学学生，突然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科学产生了兴趣，仿佛这一爱好过去一直沉睡着，现在突然苏醒了。他把大学里的这些课程全部自修完毕。他希望一有机会就到区里去通过考试，改行从事数学专业的工作，并带着家眷一起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读损害了帕沙的健康。他开始失眠了。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但却非常复杂。她的善良体贴给他造成了压力。他从不敢对她稍有微词，唯恐自己毫无用心的话引起她的怀疑，以为他内心对她不满，比如说不满她出身贵族，而他却是个平民，或者责备她出嫁之前曾失身于人。他总是小心翼翼，唯恐自己无心的话被看作是对她不公正的责难。这使他俩的生活多了一层不自然的气氛。他俩都想表现得比对方更宽容更高尚，结果关系反而愈来愈复杂。

一天，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有几个是帕沙学校的同事，有一位是拉拉所在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位是仲裁法庭的仲裁员（当时帕沙是调停人），还有些其他人。帕沙认为他们全是十足的蠢材。他十分惊讶拉拉怎么对他们如此亲善，他根本不相信拉拉对谁真有好感。

客人走后，拉拉把窗子开了很久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杯盏。然后又去看卡坚卡的被子是否盖好，帕沙是否已经睡着。然后才很快脱衣熄灯，上床在丈夫身旁躺下，自然得就像一个孩子睡到母亲身旁。

其实，帕沙只是装样子，他并没有睡着。最近他又犯失眠症。他知道还得这样躺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入睡。为了能快些入睡，另外屋里的烟味难闻，他蹑手蹑脚爬起来，戴上帽子，在睡衣外面披上皮袄，走出了门外。

这天夜里晴朗寒冷。帕沙踩得脚下冰层咔嚓咔嚓地裂开来。幽光闪闪的星空，仿佛是酒精火焰，在冻硬的坑洼的黑土地上，洒下摇曳的蓝色光芒。

帕沙和拉拉住的地方和码头遥遥相对，是城市另一头街尾上最后一幢房子。过了他们的家，就是田野了。有条铁路通过这里，铁道旁矗立着一个守卫岗亭，横越铁轨是一个道口。

帕沙坐在翻倒的船底上，望着星空。这几年经常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念头，如今特别令他心神不宁。他觉得，这些念头迟早该有个结果，不如今晚就想出个眉目来。

他寻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目前的情况本来是早可以预料到的，但他明白得太晚了。她为什么允许他很小的时候就忘情地迷恋她，后来又随心所欲地塑造他？结婚前的那年冬天，她坚决要求分手，他当时为什么没及早明白过来？难道他不明白，她爱的不是他，而是对他的一种神圣使命，是体现在他身上她的一种功勋。可这种神圣高尚的使命，同真正的家庭生活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要命的是，他至今还像以前一样热恋着她。她美得叫人神不守舍。也许这并不是爱情，而只是对她的美貌和慷慨的诚惶诚恐的感激之情。唉，这些又怎么分得清呀！神仙来了也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要让拉拉和卡坚卡摆脱这种虚假的处境，这比解脱自己更重要。“可怎么做到呢？离婚吗？投河吗？亏你想得出来！”他生气了。“我决不会这样做，既然不准备这样干，为什么又想到这些廉价的把戏呢！”

他仰望星空，仿佛想听到星星的忠告。大大小小、疏密相间的星斗不断闪烁，有的蓝光莹莹，有的变幻不定。突然一道飞速而来的强光划破了黑夜，星光黯然失色，楼院、船只和坐在船底上的帕沙被照得通明，光束像一个人挥动着火把，从田野奔向院门。这是一列军用火车，它喷着一团团浓烟和红火，经过道口向西驶去。从去年开始，这里昼夜不停地驶过了无数军车。

帕沙微微一笑，从船板上站起来，回屋去睡觉。最理想的答案找到了！

七

听了帕沙的决定，拉拉一下愣住了，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亏他想得出来。又在犯什么怪毛病了，”她暗自思忖，“不理他，他自己也会忘记的。”

但事实上帕沙为此已经准备了两周。他向征兵处递交了证件，学校已经找了代课教员，鄂木斯克的军事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号啕痛哭，就像个没知识的妇人一般，抓着帕沙的手，跪在他脚下。“帕沙，亲爱的帕沙，”她哭喊着，“你把我和卡坚卡扔给谁啊？你不能这样，不能啊！现在还不晚。我能把一切都办妥的。再说你还没体格检查。你的心脏不好。你难道不羞耻吗？一时发疯，连牺牲家庭都在所不惜，你不觉得有愧吗？当志愿兵！你一直嘲笑罗佳，说他是庸俗小人，现在你自己也步了他的后尘！你自己也想炫耀军刀，过过军官瘾！帕沙，你怎么啦，我简直不认得你了！你变了，难道你疯了？求求你，老实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人云亦云，俄罗斯需要你这样做吗？”

突然，她明白过来，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她没有完全想清楚，但主要的问题她是抓住了。她猜到帕沙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她对他的感情中始终掺着一种母性的爱，而他却不珍惜这种母性的爱，他也不理解，这种爱比女人一般的爱情更加深厚。

她咬着嘴唇，冷得整个心都瑟缩起来，仿佛挨了打似的。她不再说什么，默默吞下眼泪，替丈夫收拾行装。

他离开她们走了。她觉得整座城市变得沉寂了，甚至天空的乌鸦也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叫她，她听不见。“妈妈，我的好妈妈。”卡坚卡拽着她的衣袖咿咿呀呀地叫着她。这是她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她最美好的、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丈夫自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中，拉拉知道了他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过来，非常思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沙提前毕业，成了一名准尉军官，不久又突然被派往作战部队。军令紧急，他匆促上路，途经的地方都离尤里亚京很远，在莫斯科也没有闲暇和亲友见面。

他从前线开始来信了。这比起鄂木斯克军校的来信要有生气，不再那么满腹忧思了。帕沙想立一次功。为了嘉奖他的军功，也许可能给他休假和家人团聚，或者受一些轻伤也好。立功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后来称之为“布鲁西洛夫突破”的有名战役之后不久，部队转入了进攻。帕沙的家信从此中断了。开始拉拉还很坦然，以为帕沙所以不写信，是因为军队不断推进，不可能在行军途中写信。

秋天，军队不再向前推进，开始构筑工事。帕沙仍然音讯全无。拉拉开始惊惶不安，去打听消息。最先只在尤里亚京打听，后来又写信去莫斯科和帕沙的军邮信箱询问，结果一无所获，哪里也没有回信。

当时县城里，许多热心慈善的太太都自愿为军队尽义务，拉拉也和她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尤里亚京县医院扩建的军医院，尽自己一份菲薄的力量。

现在，她正规地学了点基础医学知识，并且在医院里通过了护士资格的考试。

作为一名护士，她向学校请了半年假，把尤里亚京的家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看，带着卡坚卡去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她把女儿寄在莉帕家。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克是德籍侨民，和其他国内的被俘人员一起拘留在乌法。

拉拉终于明白了，只是在外围寻找帕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决心去不久前他曾作过战的地方。为找帕沙，她到一列救护车上当护士，列车途经利斯基市开往匈牙利边境的梅索拉鲍尔奇。这个城市是帕沙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她的地址。

八

一列从莫斯科发车的货车，满载着塔季扬娜伤员救济协会的物资，抵达前线师部指挥所。这列长龙列车由外观不雅的多节短身取暖货车连接起来。其中有一节客车车厢，坐的是莫斯科社会活动家，来前线向官兵赠送慰劳品。里面一个人叫米沙·戈尔东。他听说师部的军医院中有一位他童年的朋友日瓦戈，医院就在附近的村子里。

戈尔东去师部索取了一张前沿地区通行证，带上证件，搭上一辆顺路的马车就去看望老朋友了。

赶车的是白俄罗斯人，也许是个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蹩脚。出于间谍恐惧症，他谈的都是官样文章，千篇一律，不说也猜得出来。他那种装出来的政治上的忠诚，使谈话枯燥乏味。所以一路上坐车和赶车的几乎都默默坐着不说话。

师部的人告诉他说，那村子就在附近，离这儿不过二十俄里或二十五俄里光景。实际上到那儿得走上八十多俄里路。因为在师部里调动军队计算距离时，习惯以一百俄里为单位计算。

一路上，在马车左侧远处的地平线上，敌人大炮不停发出沉闷的轰响，令人心惊。戈尔东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但他的判断是对的：远处敌炮阴沉的隐约可闻的隆隆声，确实极像火山爆发时的地动和轰响。天色刚暗下来，左方天际就亮起一片颤悠悠的红光，一直到天亮才熄灭。

马车拉着戈尔东经过一座座破败不堪的村落。有的村子里，老百姓已经跑散；有的村子老百姓躲进了很深的地窖。村中满地是瓦砾，一堆挨着一堆，排得就像原来的房子一样。这种遭过兵祸的村子，可以一览无遗，就像没有植被的空旷荒漠。废墟上有几个劫后余生的老妇人在翻找什么，在自家的瓦砾堆、灰炭堆里挖东西，挖得一点赶紧藏好，仿佛仍在自己屋里，外人看不到她们。她们眼看着戈尔东的马车驶近，又目送它远去，似乎在询问：世上的人们是否能很快醒悟过来，生活还能不能恢复平静安宁。

夜里，戈尔东遇上了骑兵侦察队。他们命令马车从土路上退回去，绕道从村里走。马车夫不认识乡间小路，绕来绕去白白浪费了两个钟头。天快亮时，戈尔东和马车夫才到达目的地。可是村里谁也不知道有个军医院。原来这里有两个同名村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早上他们才到达军医院所在的村子。戈尔东一进村口就闻到了甘菊浸剂和碘仿的气味。他原来并不准备在日瓦戈那里过夜，到他那里呆上一天，晚上便回留在车站的同志们那里去。然而出乎意料，他竟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

九

就在这几天，前线有了动静，突然发生了变化。戈尔东所在地区的南面，一个兵团在下属部队胜利之后，突破了敌军牢固的防线。为了扩大战果，一部分先头部队，插入敌军纵深阵地，援军在后面接应，以便进一步扩大突破口。然而援军赶不上先头部队，渐渐拉开了距离。先头部队陷入敌军包围，全部被俘。由于半连人投降，准尉帕沙也被迫当了俘虏。

关于帕沙有许多传闻。有人说，炮弹爆炸时把他掀翻在弹坑里牺牲了。这消息是他同团的少尉加利乌林传出来的，好像是他在观察哨位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当时帕沙正带着一队士兵向敌军冲锋。

加利乌林所看到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冲锋的情景。冲锋部队要迅速，几乎是跑着通过两军阵地间的旷野，那里遍布着在秋风中摇曳的干枯蒿草和直棱棱的刺蓟草。冲锋的士兵需要无畏地逼近敌人，把躲在对面战壕里的奥地利士兵引出来拼刺刀，或者向战壕投掷手榴弹，把敌军消灭在里面。这片旷野，仿佛也在向前奔跑，没有尽头。士兵脚下的泥土，就像摇晃不定的沼泽地。准尉开始时冲在他们前面，后来混在他们中间向前跑，举起手枪在头上挥舞着，张大了嘴拼命喊：“乌拉，冲啊！”可周围的士兵和他自己都听不见喊声。他们每隔适当的距离就在地上卧倒，然后一起爬起来，又喊叫着继续朝前冲。每次卧倒，总有几个人被枪弹击中，倒下时的姿态不同于其他人，仿佛是锯断的树木直挺挺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炮火射程太远。电话通知炮兵连，”神情紧张的加利乌林向身旁的炮兵军官说道，“不。等一等，他们把炮火转向纵深，做得对。”

这时，冲锋的士兵们已经接近敌军。炮火停了。在突然降临的寂静中，站在观察哨岗的军官们紧张得心扑腾扑腾直跳。仿佛他们正处于帕沙的地位上，带着士兵冲到了奥军壕沟的前沿，马上就该出现大智大勇的奇迹了！正在这一瞬间里，前面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两颗德国十六英寸炮弹。升起几股黑色的烟柱，前面的一切都被遮住了。“啊，真主啊！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嘴唇血色全无，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阵亡了。第三颗炮弹就落在观察哨岗旁边。他们猫着腰，赶紧撤到后边。

加利乌林和帕沙住在同一个掩蔽部中。当后来团里其他人都认为帕沙已经牺牲，不会再回来时，就让最了解帕沙的加利乌林来保管他的遗物，以便将来交给他的寡妻，遗物中有不少他妻子的照片。

机械师加利乌林是后备军士官生，不久前才提升为准尉。他就是季韦尔辛家看门人吉马泽金的儿子小奥西普。很早以前当过钳工学徒，常常挨师傅胡多列耶夫的毒打。可是他现在得到晋升，倒还得感激那个凶神呢。

加利乌林任准尉军官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派到后方偏远的卫戍部队服役，那里气候温暖，又平静无事。他指挥一支由半残军人组成的部队。由几个和士兵一样衰弱的老兵担任教官，每天清晨进行操练，教官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做了。此外，他还负责检查军需库的守卫。这些工作很轻松，对他没有更高的要求。一天，从莫斯科调来一批老民兵来补充他手下不足的兵员。突然他发现新到的人中，有他再熟识不过的彼得·胡多列耶夫。

“啊，我们是老相识啊！”加利乌林阴沉地笑着。“是，长官。”胡多列耶夫答道，赶紧立正敬礼。

他们之间的恩怨不能就这样了结。操练中胡多列耶夫稍有差错，准尉马上呵斥这个下等兵。而当准尉觉得他不正眼看他，眼神躲躲闪闪转向一旁时，就狠狠抽他耳光，罚他蹲两天禁闭，只给面包和水充饥。

现在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了报复的味道。可是，加利乌林觉得，利用等级服从来算旧账，是稳操胜券但并不高尚的行为。怎么办呢？他们两人不可能再呆在一起。但一个军官想把士兵从所在部队调走，除了把他送感化营以外，还能有什么借口，还能往哪里送呢。于是他借口在卫戍部队里枯燥乏味，无所作为，申请调往前线。部队上觉得加利乌林表现不错，再加上最近他在一件事上表现得也很出色，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军官，很快由准尉晋升为少尉。

还在季韦尔辛他们闹罢工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帕沙。当时帕沙在季韦尔辛家里住了半年，加利乌林（也就是小奥西普），常去他那里，过节常在一起玩。他还见过拉拉一两回。后来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当帕沙从尤里亚京来到他们团后，加利乌林为老朋友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原来那个羞答答笑眯眯像个姑娘似的干干净净的小淘气，如今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博学的、倨傲而抑郁的人。他聪慧，有过人的胆略，沉默又好讥讽别人。有时加利乌林审视帕沙，简直觉得在帕沙深沉的目光中，如同在两个窗口里，看到了另一个人，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看到了他对女儿的思念，看到了他妻子的面庞。帕沙仿佛是神话里中了魔法的人。可现在他不在人世了。留在加利乌林手上的，是帕沙的证件和照片，还有就是帕沙谜一般的变化。

拉拉或迟或早会查问到加利乌林这里来的。他准备要答复她。但戎马倥偬，坐下来认真写封信都不可能。他还想在告诉她悲痛消息之前，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所以，那封详尽的长信，他一拖再拖，无法动笔。后来他听说，拉拉自己也上前线当了护士。这样他又不知该往哪儿寄信了。

十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每当日瓦戈医生回到加里西亚的农舍时，戈尔东总要问他。

“哪儿有马呀？你能上哪儿去呢，前后受阻，寸步难行。周围混乱到了极点。谁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在南方，我们包抄或是突破了德军的许多据点。可又传说，我们有几股分散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在北方，德军渡过了斯瓦泰河，据说这是当地无法强渡的一条河流。渡河的是骑兵，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破坏铁路线，炸毁了军需库。据我看他们正在包围我们。你看，这就是战局。你还说要什么马。卡尔宾科，快点开饭吧，动作快一点。今天我们有什么吃的？啊，有牛蹄，太好啦！”

卫生营和野战医院，以及它们下属的单位，分散在村子各处。这个村子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房屋居然没有一幢遭到破坏，墙上西式的狭长窗子还明净光亮。

那是晴明的初秋，最后几个暖和的好天气。白天，医生和军官开了窗子打苍蝇，它们一群群黑乎乎爬在窗台上，爬在低矮的天花板上的糊墙纸上。他们敞着军上衣和衬衫，喝热汤和热茶，大汗淋漓。晚上，他们蹲在打开的炉门前，朝湿柴下的炭火使劲吹气，眼睛被烟熏得泪汪汪的，嘴里骂骂咧咧，呵斥勤务兵连生个炉子都不会。

夜里十分寂静。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东西两边靠墙的宽铺上。中间隔着一张吃饭的桌子，沿墙是一扇狭长的窗子。房间里炉子烧得很旺，满屋弥漫着烟草味。他们把两边的小气窗打开，放进了秋夜的新鲜空气，玻璃窗上淌下了水珠。

今天，他们俩又像这些天的日日夜夜那样谈着话。远处前沿的天空，也像平时那样一片红光。哒哒的枪声一刻不停，均衡地响着。有时稍远些突然响起一两声沉闷的轰隆的炮声，震得大地微微发颤，仿佛擦着地板上的漆皮，拖过一个沉重的四角包着铁皮的大箱子。这时日瓦戈总是停下话来，注意听这轰响，过了一会儿才说：“这是德国十六英寸口径的贝尔塔大炮，这家伙有六十普特重。”接下去想继续刚才的话题，却又忘了谈的是什么了。

“村子里老有股什么怪味？”戈尔东问道，“我第一天就闻到了。一种甜腻腻叫人恶心的气味，活像耗子的气味。”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大麻。这里种了许多大麻。大麻本身总有一种叫人头晕的烂果子那样的讨厌气味。再说，这是战区，大麻地里有未被发现的腐烂尸体。这里经常能闻到腐尸气味，不足为怪。听，又是贝尔塔。”

这些天来，他们两人无所不谈。戈尔东了解了日瓦戈对战争和时代精神的看法。日瓦戈讲到他无法接受人们互相残杀的血腥逻辑，讲到他如何不忍心看到伤员的惨状，特别是某些新式武器杀伤的可怖模样，不忍目睹伤残者死里逃生后的毁容模样，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一个个丑陋可怖的肉块。

每天戈尔东都陪同日瓦戈外出，在医生指引下，所到之处目睹了种种情况。他看到人们如何英勇顽强，如何以超人的毅力战胜死亡的威胁，如何临危不惧，为国捐躯。这时，他不由得因为自己无所事事的游荡而感到内心不安。但是于事无补的徒然唉声叹气，在他看来道义上也并不高尚多少。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人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诚实和自然地工作。

一次，他去西线一个流动的红十字分队。医疗小分队在前沿阵地上的急救站抢救伤员。他亲自体验到，伤员的可怖的模样，真能让人昏厥。

他们驱车来到一座大森林旁边，树木有半数已毁于炮火。满地断枝残叶、一片狼藉的丛林里，横七竖八地扔着打坏的炮车和运输车。树干上拴着一匹乘骑。林子深处，隐约可见的森林管理所的木屋，房顶已被掀掉一半。急救站就设在管理所的办公室里。另外在大路对面的林子里，还搭了两个灰色的大帐篷。

“我不该带你来，”日瓦戈说，“战壕近在咫尺，离这儿只有一里半到两里，我们的炮兵就在那边林子里。你听听那炮声。不要充英雄好汉，我不会相信的。你现在已经吓得没魂了，这并不奇怪。情况瞬息万变。炮弹很可能落到这儿来。”

林中小路旁边，一些年轻士兵疲惫不堪地叉开穿着沉重皮靴的双腿，或是趴在地上，或是仰面躺着，浑身污垢，前胸和后背都是汗渍。他们是伤亡严重的一个班幸存的士兵，刚从持续四昼夜激战的前线撤下来，到后方作短暂的休整。士兵们像石头似的躺在地上，连笑一笑、骂几句的气力都没有。林中小路上，有几辆双轮马车拉着伤员疾驶而过，士兵中竟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眼。这原是运枪支弹药的敞篷车，没有装弹簧，颠得十分厉害。可怜的伤员连骨头都快震断，五脏都要颠出来了。送到救护站后，只能紧急处理一下，匆匆忙忙包扎好伤口；对危急伤员，简单动一下手术。所有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前利用战火的间歇，从战壕前的战场上运下来的。数目多得令人咋舌，有一半已昏迷过去。

这几辆马车在管理所门口停下，卫生员抬着担架从门廊上下来接伤员。帐篷里一个女护士用手撩起幕布，探头朝外面看。现在她已经下班，没有她的事。帐篷后面的村子里有两个人在大声吵架。树木高大、空气清新的林子里，回响着他们的吵闹声，但听不清吵的是什么。伤员到后，吵嘴的两个人走到路上朝管理所去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军官大声责问流动医疗队的医生，要他说出树林里原来那支炮兵队伍转移到哪儿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事与他不相干。他求军官别缠住他嚷嚷，因为伤员到了，他有事。可军官仍然骂个不停，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所有的人都骂了个遍。日瓦戈走到这位医生跟前，两人互相问了声好，就一起去森林管理所了。那位稍带鞑靼口音的军官，还大声骂着，一边从树上解下马，翻身上马，沿着小路进了林子。女护士一直在那里望着。

突然她吓得面如土色。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她对两个轻伤员大喊起来。他们自己抬着一付担架朝救护站走去。护士从帐篷里出来，朝他们飞奔过去。

担架上躺着一个面容毁得可怖的伤兵。炮弹的底壳击碎了他的脸部，他的舌头和牙齿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血浆，但人还活着，弹片打掉脸颊，深深嵌在牙床里。这位面容惨不忍睹的士兵，用非人的微弱声音，时断时续地呻吟着，任何人听到这声音也会明白，这是哀求人们快些结束他的生命，不要让他徒然受这痛苦无穷无尽的折磨。

护士觉得抬担架的轻伤员为他的呻吟所动，准备自己用手把吓人的弹片拔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吗？这得由医生用专门的家伙来动手术。要是需要的话，医生会做的。”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啊，你就把他收容了吧，如果你确实存在的话！”

过了不到一分钟，当人们把这失去人样的伤员抬上门廊时，他大喊了一声，全身一阵痉挛，就气绝而死。

死者是预备役列兵吉马泽金。而那个在林子里大喊大叫的军官，是他的儿子，少尉加利乌林，护士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是当时的目击者。他们全都在此邂逅，聚于一处。可是有的彼此没有认出来，有的彼此从不相识。有的人以后一直不知道今天的相逢，有的人要到后来再次相遇时才明白。

十一

这一带村庄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们仿佛是残垣断壁的海洋中一个无法解释的完好无损的岛屿。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乘马车回村。太阳西斜，他们途经一个村子，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围观人群的哄笑声中，把一枚铜币抛上天去，让一个身穿长上衣的白发犹太老人去接。老人每次都接不住。那铜币从他可怜巴巴伸开的手指缝里落到泥地上。老人弯下腰去拾那铜币，哥萨克趁势打他的屁股。围观的人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合。如果仅此而已，也还算不得太过分，但谁敢担保不越演越烈呢。从对面的农舍里，几次跑出犹太人的老伴，她喊叫着向老头伸出双手，但每次又胆怯地躲了回去。农舍的窗子里有两个小姑娘，看着自己的爷爷哭个不停。

赶马车的骑兵觉得十分可笑，勒马放慢步子，想让车上的长官开开心。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骂了他几句，叫他别玩这种捉弄人的把戏。“是，长官，”哥萨克答应得很干脆。“我们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开开心。”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一直没有说话。

“这简直令人发指，”快到他们住的村子时，日瓦戈才开口说。“你简直难以想象，犹太人在这次战争中受了多大的罪。战争恰好是在俄国西部、犹太人居住区进行的。他们除了承担战乱之苦、苛捐杂税和经济破产之外，还要受人任意凌辱、嘲弄，骂他们不爱国。请问他们哪里会有爱国心呢，在敌国他们倒享有一切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却只是受迫害。对犹太人的仇恨本身，从根本上看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惹人反感的东西，恰恰是应该获得人们同情和好感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贫困和居住拥挤，软弱和无力自卫。事情令人费解，这里好像有些命里注定的味道。”

戈尔东对他这番话没有作出反应。

十二

夜里，他俩又躺在长条窗两旁的木板床上聊天。

日瓦戈对戈尔东说，他在前线曾经见到沙皇，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

那是他抵达前线后的第一个春天。他临时被调到驻防在喀尔巴阡山盆地的司令部。这支部队把持了从匈牙利谷地进入盆地的入口。在这块盆地中央，是一个火车站。日瓦戈向戈尔东描绘了那地方的景色：山上长着参天大树，枞树和松树上面浮着团团白云，透过林木露出光秃秃的灰板岩和石墨岩的峭壁，就像厚厚毛皮上的一块块秃斑。那是四月一个阴霾的早晨；四周就像岩石一样灰暗潮湿。由于深谷四面高山环抱，谷底无风，闷热又潮湿，山谷上空笼罩着一股热气流。车站上火车头的烟雾、草地上蒸发出来的灰色热气，灰蒙蒙的群山，暗绿的树林和层层乌云——一切都如蒸腾的烟波。

当时沙皇正在加里西亚地区巡视。突然来了通知说，沙皇陛下要到驻扎此地的部队视察，他正好是这支部队的名誉司令。

沙皇随时可能到达。仪仗队已在车站列队准备迎接。人们苦苦等了一两个钟头。然后沙皇随员乘坐的两辆列车，一辆接着一辆飞驶而过。稍后，沙皇的专列才进站了。

沙皇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陪同下，检阅了车站上列队的近卫军。他致意时声音很低，但每吐出一个音节，就引起山鸣谷应的雷动般的欢呼声，就像水桶中晃动的水来回荡漾。

沙皇窘迫地微笑着。看样子，他比起卢布纸币上和奖章上的头像，要显得老些，也不太修边幅。他的脸没精打采，微微有些浮肿。他不时惴惴不安地侧目看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什么。于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恭恭敬敬地弯下腰，甚至不须说话，只扬扬眉毛或耸耸肩来向他示意，帮他解围。

在山谷中这个灰暗和闷热的早晨，沙皇的样子有点可怜。同时又令人感到困惑、害怕：这么畏缩、羞怯的人竟会是一个压迫者，这么软弱的人，竟然主宰着人们的生杀大权，或下狱处死，或赦免恕罪。

“他应该像德国国王威廉那样说话：‘我，我的宝剑和我的人民！’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但一定要说到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像俄罗斯人一样崇尚自然，他不屑于说这种陈腐的话。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因为在俄国，不能设想会搞这种装腔作势的演戏。这些难道不正是装腔作势的演戏吗？我也明白恺撒时代的人民是怎么回事，那是指高卢人，或是斯维夫人，或是伊利里亚人。可从那时候之后，人民就变成了假想的东西。它的存在是为了让皇帝、政治家和国王们发表演说时有话可说：‘人民，啊！我的人民。’”

“现在，前线到处是新闻记者和报刊记者。他们记下‘观察’所得，把民间智者的格言、警句收集起来，采访采访伤员，提倡一种鼓吹人民灵魂的新理论。他们很像一个当代的达里[17]，同样耽于想象，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写作狂。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另一种类型，喜爱三言两语，来上‘寥寥几笔速写和场景素描’，再加怀疑和厌世。例如我自己就读到有人写出了这样寓意性的文字：‘天灰蒙蒙的，同昨天一样。早起就一直下雨，满地泥泞。从窗口朝大路望去，路上是一行俘虏，一眼望不见头。大车拉着伤员。炮声隆隆。又在炮击了，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又和今天一样，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你看，这写得多么透彻，多么俏皮！但是，为什么他要埋怨那门大炮呢？要求炮击多样化，岂不是不可理解的苛求吗！他不该对大炮提出过分要求，倒应该对自己所作所为打个问号：为什么日复一日地说那些空洞的话，只懂得罗列，只会打些逗号？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大讲新闻记者的人道主义，匆匆忙忙跳来蹦去活像只跳蚤？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是他，而不是大炮去不断创新，反对陈陈相因吗？！他应该懂得，单凭笔记本里积累的大量无聊的资料，是翻不出什么新意来的。他不知道，如果人们没有创见，没有某种自由驰骋的天才，没有某种神话的因素，那么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这番话讲得妙极了。”戈尔东打断了他，“现在我要就今天咱们路上所见的事，回答你的话：类似那个哥萨克捉弄可怜的犹太老人的事情，可谓成百上千。当然，这些都是极为下流的举动，对干这类丑事的人无须讲什么道理，应该抽他们的嘴巴。这用不着多说。然而，就整个犹太人的问题来说，是需要探讨的，而其结果会使你感到非常意外。这里我说不出什么新的思想。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是受你舅舅的影响。

“你会问，什么是民族？是否需要对他百般照顾？也许，并不时刻想着民族，只以自己美好、庄严的事业吸引、带领民族前进，为民族争光，使民族流芳百世，这样的人倒是对民族更为有益？自然，这肯定无疑。那么，基督的时代所谈的民族指的又是什么？这并不简单地指各族人民，而是指受感召、起变化的民族。问题全都在于变化二字上，而不在于对古老原则的矢忠。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福音书》是怎么说的。第一，《福音书》里没有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的肯定断语。《福音书》中只有商量口气的简单天真的建议。它建议说，你们愿意按过去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生活方式过活吗？你们希望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吗？这个建议被人们接受了，影响一直绵延数千年之久。

“《福音书》里说，在上帝的天国里是不能分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这是否只是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不然，《福音书》的主旨并不在此。在这以前的希腊哲人、罗马的道德学家、《旧约》的先知们都已悟出了这个道理。《福音书》要说的是，在天国里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中，没有民族的不同，而只有个性的不同。

“你刚才说，事实如果没有注入内在的含义，是毫无价值的。基督教、个性的神秘——这正是应该注入事实的含义。只有包含了这种内涵，对人来说才有价值。

“咱们也谈到了那些平庸的活动家，他们对整个世界，毫无真知灼见。这类二流水平的人物兴趣狭窄，只热衷于谈论某一民族的问题，首先是受苦受难的某个弱小民族。他们叨唠个没完，通过表示同情来捞取资本。而犹太人就完全是他们的牺牲品。民族意识使犹太人死死地认定：他们必须永远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是一个民族。而许多世纪以来，正是来自这个民族的一股力量，使整个世界摆脱了这一令人感到屈辱的任务。这是多么奇怪呀！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这样一个盛节，这样一个摆脱了世俗陋习的成功，这样一次超脱了平庸琐事的腾飞，这一切都发生在犹太人的土地上，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属于他们的民族。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听到了这一切，怎么又忘记了这一切呢？他们怎么能听任如此无限美好和强大的灵魂离开自己的躯壳呢！他们怎么会认为，在这个灵魂取得了胜利和主宰权的同时，他们自己却变成了失去珍贵的精神力量的一具空壳。他们情愿这样受苦受难，究竟对谁有利呢？多少世纪以来，让全然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任人嘲弄、宰割，而他们却是那么善良，待人那么真诚——请问是谁需要这样呢？世界各国挥笔写作的爱民之人，为什么竟然如此低能呢？犹太民族的伟大思想家，为什么只满足于运用世界性的悲哀和警策的讥讽这类为人熟知的形式，而没有更大的开拓？为什么这些人为了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宁愿冒高压蒸气锅爆炸的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而不解散这支奋斗目标不明、又不明不白遭受蹂躏的队伍？他们为什么不说一声：‘醒悟过来吧。够了，再不必这样了。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叫自己是犹太人了。不要聚居一起，各走各的路吧。去和所有的人们住到一起吧。你们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你们之中最卑劣的、意志最薄弱的人，把你们同正义对立起来，而其实代表这正义的恰是你们自己。’”

十三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中饭时，对戈尔东说道：

“你总嚷嚷要走，现在出事了吧，非得走了。但并不是你走了什么好运，是敌军又逼上来，我们又挨了揍。这算什么走好运呀！往东的路还能通，西边敌军正在逼近。已经下令让部队的全部医疗单位集中。明天或是后天就要开拔。去哪儿还不清楚。卡尔宾科，戈尔东先生的衣服准是还没洗吧。你总这样。说什么有个女人帮忙，再问仔细些，哪个女人，他自己也说不清，糊里糊涂，这个蠢东西。”

卫生勤务兵卡尔宾科嘟嘟囔囔为自己辩护。戈尔东身上穿的是日瓦戈的衬衫，已经很脏了。现在他要走，又换不下来，觉得很抱歉。日瓦戈没理勤务兵，也不看戈尔东，继续说道：

“咳，这就是我们的行军生活，像吉卜赛人一样行踪无定。刚到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习惯，炉子安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又脏又闷。可现在说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以前我们是驻扎在哪儿啦。看惯了炉角瓷砖上的阳光，还有从炉台上移过的街上的树影，哪怕让我们在这里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不急不慢地收拾起行李来。

半夜，他们被喧哗和喊叫声吵醒，周围一片枪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村子笼罩在一片不祥的凶光之中。窗前不时闪过黑影。后屋里的房东一家也醒过来，窸窸窣窣地穿衣服起床。“卡尔宾科，快去外面看看，出了什么事？”日瓦戈说。

不一会儿就全都弄明白了。日瓦戈三下两下穿上衣服，跑去医院想核实一下消息是否属实：在这一段战线上，德军击败了俄军。战线向村子移近，正在步步进逼，村子已处在火力射程之内。医院和机关等不得上级命令，必须紧急撤退，要在天亮之前离开。

“你随第一批车队走。马车现在就出发，但我已经吩咐他们等你。再见吧，我送送你。看看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坐。”

他们向村头跑去，部队正整装待发。街上子弹纷飞，一片呼啸。他们弯着腰，利用墙根做掩护，跑过街上一幢幢房子。在通向田间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榴霰弹在半空爆炸，就像大伞似的向四周散去。

“你怎么办呢？”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得等一等。先得回去拿东西。我第二批才能走。”

他俩在村口道别。几辆大车和一辆双轮马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开始时你碰我撞地走不开，慢慢就顺顺当当一辆接一辆地朝前走了。日瓦戈向远去的朋友挥了挥手；路旁一间木棚起火了，火光照亮了他俩。

日瓦戈像刚才来时那样，贴着农舍，靠墙角的掩护，很快回到了驻地。离开他屋门只隔两幢房子的地方，一股炮弹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榴霰弹打中了他。日瓦戈倒在路上，满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十四

军医院撤退到了西部靠铁路的一个偏僻小镇，和司令部相邻。那时正是二月末的回暖天气。日瓦戈住在养伤的军官病房里，床旁的窗户由于他的要求大开着。

快吃午饭了。病人们各自打发饭前的时光。他们听说医院里新来了个护士，今天第一次来他们这里查房。躺在日瓦戈对面床上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送来的《言论报》和《俄罗斯言论报》，看到版面上新闻检查后留下的一块块空白，十分恼火。日瓦戈在读战地信箱送来的冬尼娅的信，信已经攒了一大摞。一阵阵清风吹拂着信笺和报纸。这时响起了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拉拉走进了病房。

日瓦戈和少尉各自都认出了她，而拉拉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户？你们不冷吗？”她走到加利乌林跟前问道。

“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她问道，一边拿起他的手替他把脉，但马上又放下了。她在他床旁的椅子上坐下，感到有些窘迫。

“真没想到，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说，“我和您的丈夫帕沙·帕夫洛维奇在一个团服役。他的遗物我都替您保存着。”“不可能，不可能，”她连声说道，“简直太巧了。这么说您了解他的情况？请快点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牺牲了，是被土埋了？不要隐瞒，不必为我担心。我已经都知道了。”

加利乌林没有勇气证实她所了解的情况。他想编些瞎话来安慰她。

“帕沙被俘了，”他说，“他带他的士兵冲得太猛，被敌人截断了后路。他们被包围之后，他出于无奈投降了。”

但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这次意料不到的谈话，使她无比震惊和激动。眼泪已经涌上眼眶，但她不愿在人前掉泪。她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才镇静下来。

少顷，她又回到病房，表面上已经平静下来。她故意避开目光不看加利乌林，怕忍不住又会哭起来，径直走到日瓦戈的病床前，心不在焉地、像背书一般说道：

“您好。您有什么不舒服吗？”

日瓦戈已经注意到她的激动不安和眼泪。他想问问出了什么事，并想告诉她，他曾两次遇见过她。一次他还是个中学生，一次已是大学生。可再一想，这样显得过于亲昵，别让她误会了他的意思。接着，他又突然想起了躺在棺木里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和冬尼娅在西夫采夫产院的哭喊声，他忍住了嘴边的话，只是简单地说道：

“谢谢您。我自己是个医生，我可以给自己治病，什么也不需要。”

“他干吗冲着我不高兴？”拉拉暗自思忖，奇怪地朝这相貌平常、长着翘鼻子的陌生人看了一眼。

几天来，天气一直变化无常，晴不起来。夜里常常吹起一阵阵暖风，送来潮湿的泥土味。

这些日子司令部里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不断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司令部和彼得堡的电话时常中断。现在到处都在议论政治问题。

每次拉拉值班，早晚要查房两次，同各个病房里的病人随便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也和加利乌林和日瓦戈扯上几句。“这人很怪，很有意思。”她想道。“年纪轻轻的，那么不友好。长了个翘鼻子，当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是个真正的聪明人，聪明得讨人喜欢，又充满活力。”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对她来说最主要的是尽快结束这里的护士工作，调回莫斯科去，可以离卡坚卡近些。到了莫斯科她要申请退役，辞去护士工作，回到故乡尤里亚京的中学去教书。关于可怜的帕沙，看来消息已经千真万确，没有任何希望了，因此她也没有必要再在前线充当女英雄。全是为了找他，才引出这么一大堆事情来。

现在卡坚卡在那里怎么样了呢？可怜的、没了爸爸的苦命孩子（想到这里她又掉下泪来）。近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不久以前，她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神圣的义务感、军人的荣誉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然而战争失败了。这是最大的不幸，于是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转眼之间，一切全变了：调子变了，气氛变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应该听谁的话。仿佛过去一直有人像带孩子似的牵着你的手走路，现在突然撒手不管，让你学着自己走。四顾茫茫，一个人也没有，既无亲人，也无权威，于是就想相信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或是相信美，相信真理，让这些，而不是让那些被推翻了的、人为的规定，来完全驾驭你，比过去习惯的和平生活时期更彻底地驾驭你。那种和平生活已经消失，被取缔了。对拉拉来说（她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卡坚卡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绝对的目的。现在帕沙不在了，拉拉只是个母亲。她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卡坚卡这个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孩子。

有人写信告诉日瓦戈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为他出版了书。书得到了好评，并预言他在文学上很有前途。人们在信中还告诉他，现在莫斯科很活跃又很不安定，在底层民怨日益鼎沸，我们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夕，重大的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夜已经深了。日瓦戈劳顿不堪。他时而沉入梦境，时而又醒过来。他觉得白天紧张了一天，现在不会睡着的，也睡不着。窗外昏沉沉的风呜呜地响着，仿佛打着哈欠，睡意矇眬。风声如诉如泣：“冬尼娅，萨沙，我多么想念你们，我多么想回家，想去干我的工作。”在风声的低诉里，日瓦戈时而醒过来，时而又跌入梦境，幸福和痛苦也随之惶恐不安地迅速交替着，就像这多变的天气，这变幻不定的夜晚。

拉拉心想：“那个伤员多么关心帕沙，为他保存下这些令人心碎的遗物，可是我简直没有良心，甚至都没问一问他叫什么，从哪里来。”

第二天早上她查房时，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和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便仔细询问加利乌林的情况，一边嗯嗯地应和着。

“我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啊！是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是季韦尔辛的家，是革命的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小奥西普吗？不，不，我不认识奥西普，也许我不记得了，请原谅。可是时间，时间是对的，房子也是对的！确实不错，我记得这幢房子和一九〇五年！”噢，她突然活灵活现地记起了这一切！当时还练过射击，还有（天啊，快让我想想）“基督的旨意”！啊，童年的一切记得多么清晰，多么深刻，因为这是人生的开始啊！“请原谅，您的名字叫什么，少尉？对了，您已经告诉过我。谢谢您，我多么感谢您啊！奥西普·吉马泽金诺维奇，您唤起了我许许多多的回忆，许许多多的思绪！”

一整天来，她心里一直想着“那幢房子”，嘴里啊啊地感叹着，几乎出声地回忆着，思考着。

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多了不起！现在又响起了枪声，可是比当初要可怕得多！这可不是“孩子们打枪玩儿”。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成了军人，那些院落和村庄里的普通百姓全部成了战士！简直叫人惊讶！

伤员们拄着木棍和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屋来或跑步进来，隔壁病房里能走路的伤员也跑着争先恐后地嚷嚷道：

“特大消息，彼得堡巷战了！彼得堡的卫戍军向起义者倒戈了。革命了！”

第五节 告别旧世界

一

这座黑土地上的小镇叫梅柳泽耶夫。大批的军队和战车途经这里，使镇子上空弥漫了黑色的尘土，像一群群在屋顶上飞着的蝗虫。军队和战车从早到晚不停地在镇上来来往往，有从前线撤下来的，也有开往前线的，所以谁也说不清战事是在继续呢，还是已经结束。

每天都有新的工作要做，它们就像蘑菇似的老长老有。每件事都得选派人去干。日瓦戈医生本人、加利乌林少尉、拉拉护士，还有和他们一伙的几个人，总之大城市来的有知识、有经验的人，一个不漏都委派了新工作。

他们在城市管理处当干部，又去某地的驻军和卫生营里当政委。他们把这些工作的变换，当作是一种户外游戏和捉迷藏。但他们越来越想结束这种游戏回老家，去干自己的旧行当。

由于工作关系，日戈瓦和拉拉·安季波娃经常有接触。

二

遇到下雨天，小镇上的黑尘就变成了咖啡色的泥泞，弄得所有街道——其中大多是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十分肮脏。

小镇不大，无论在哪里，只要拐一个弯，就可以看到荒凉的草原，阴霾的低空，笼罩着一派战争的气氛，革命的气氛。

日瓦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军队里依旧人心涣散，混乱得很。上边正在采取措施整饬军纪，鼓动士气。附近的一些驻地部队我都去过。

最后，附带说一点，这件事我本可以早些告诉你。我在这里和一位叫拉拉·安季波娃的女护士经常在一起工作。她是从莫斯科来的，乌拉尔人。

你还记得，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在圣诞晚会上有个姑娘朝检察官开枪的事吗？好像后来她受到了审讯。我记得那时我就对你说过，我和米沙·戈尔东在一个蹩脚的旅馆里见到过这个女大学生，那次是和你父亲一起去的。当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不记得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去旅馆了。那天夜里非常冷，我现在记起好像正是普列斯尼亚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是拉拉·安季波娃。

我一直急着想回家，但事情不那么简单。倒不是工作使我们脱不开身，工作我们可以毫无影响地移交给别人。困难的是路上太难走。火车有时根本没有，有时挤得无法上去。

但我们不能再无限期地拖下去。我们几个身体已康复、也已退役和辞职的人，决定无论如何要返回家去。为了能坐上车，我们不准备同一天走，从下周开始各自分开走。其中包括我，加利乌林和拉拉·安季波娃。

我也许会突然回到家里。不过，我尽可能给你去电报。

日瓦戈还没走，便收到了冬尼娅的回信。

信里的句子看来不时被冬尼娅的哭泣打断，满纸泪斑和墨迹。她竭力劝丈夫不要回莫斯科，让他跟随那位不同寻常的女护士直接去乌拉尔；她一生离奇曲折，而冬尼娅生活道路却平淡乏味，是无法和她相比的。

“至于萨沙和他的未来你不必担心，”她写道，“他不会给你丢脸的，我保证用你童年时亲身体验过的我们家的教育原则来培养他。”

日瓦戈急忙给她回信：

冬尼娅，你疯了吗，你怎么能这样瞎猜疑！难道你不知道或是不清楚，正是对你的思念，对家庭的一片忠诚，在两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中挽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各种灭顶之灾！不过，这些都不必说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又要回到我们过去的生活，一切都将悄然冰释。

不过，你竟然写出这样的信，使我产生了别的忧虑。如果是我的信引起了你的猜忌，也许我确实行为有所不检。那么，我也对不住那位有可能误解我的女人，对她我也应该表示抱歉。等她巡视附近几个村子回来，我就向她道歉。过去只有省级和县级才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现在比较小的行政单位如乡里，也建立了。拉拉·安季波娃协助她一个当指导员的朋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虽然我和拉拉·安季波娃住在一幢楼里，好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里，也从没打听过。

三

从梅柳泽耶夫小镇向东和向西各有一条大道。一条是土路，经过森林，通向买卖粮食的济布申诺镇子，也属梅柳泽耶夫镇管辖，但各方面都比它强。另一条是碎石铺面，穿过夏季干枯的沼泽地，直奔比柳奇车站。这里是离梅柳泽耶夫不远的两条铁路线的交叉点。

六月在济布申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诺共和国，领头的是一个名叫布拉热伊科的当地的磨坊主，但只维持了两周。

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第二一二步兵团里逃亡的士兵。他们携带枪支撤离阵地，途经比柳奇来到济布申诺，正好遇上政变。

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脱离俄罗斯独立。分裂派分子布拉热伊科年轻时曾和托尔斯泰有过书信来往。他宣布济布申诺为新的永恒之国。这里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并把乡政府改名为圣徒公署。

济布申诺一向是神奇和夸张传说的策源地。它四周都是黑森森的老林。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变乱迭起的时代，历史文献中就提到过它，后来那一带又是盗贼出没之地。这里商贾殷富，沃野千里。这些都传为佳话。靠近前线的西部地区，奇特的迷信、习俗，老百姓独特的乡音都源于济布申诺。

现在到处流传着有关布拉热伊科主要助手的荒诞不经的传闻。人们都说他是个天生的聋哑人，等灵感来临时，他方能说话；灵感过去，又成了聋哑人。

七月，济布申诺共和国就夭折了。一支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开了进去。倒戈的士兵被撵出济布申诺，退到比柳奇。

比柳奇的铁路后面，绵延着好几里的树林伐区，树墩上长满了草莓。没有运走的木材堆垛，被人偷走了一半；过去临时来这里伐木住的土窑，也大都坍塌了。那些倒戈的士兵就盘踞在这里。

四

军医院占用的是伯爵夫人扎勃琳斯卡娅的私宅。日瓦戈曾在那里养过伤，后来又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战争一开始，伯爵夫人就把屋子捐给了伤兵医院。现在日瓦戈要离开这里了。

这幢两层楼房位于梅柳泽耶夫最好的地段，即小镇大街和中心广场（也称练兵场）的路口。以前士兵们曾在这里操练，现在，傍晚这里经常举行群众集会。

从路口上的这幢房子朝四面望去，景色十分幽美。除了大街和广场外，还可以看到邻院里并不富裕的寒酸情景，几乎和农村毫无二致。连伯爵夫人破落的后花园也可一览无余。

扎勃琳斯卡娅从不认为这幢楼房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县里有一座很大的“逍遥田庄”，也是属于伯爵夫人的。城里这幢房子，不过是进城办事时歇脚的地方，同时也是各地宾客去庄园度假的集散地。

现在这幢房子成了军医院。房主在她常住的彼得堡被捕。

私宅里过去的仆役，只剩下两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一个是已出嫁的伯爵女儿过去的家庭教师弗列丽小姐，还有一个是专为老爷太太做饭的厨娘乌斯吉尼娅。

脸色红润、满头银丝的弗列丽小姐，常常趿拉着一双软便鞋，穿着肥大的半旧上衣，披头散发、邋邋遢遢地在军医院里到处晃悠，和军医院的人都挺近乎，犹如当年和扎勃琳斯卡娅家里人一样。她和医院里的人说话时，拿着一股法国腔，把俄语的尾音吞掉。一说起话来就摆出一副姿势，指手画脚；说到末了总要嘿嘿大笑，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弗列丽小姐了解拉拉·安季波娃护士的底细。她觉得日瓦戈医生和她应该相互爱慕。浪漫的性格使她热中于撮合男女间的好事，这已是积习难改。弗列丽小姐要是撞上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喜不自胜，伸出指头意味深长地吓唬他们，同时又调皮地向他们眨眨眼睛。拉拉·安季波娃莫名其妙，日瓦戈感到恼火。但弗列丽小姐像一切怪女人一样，不轻易放弃自己视为珍宝的想入非非的念头。

乌斯吉尼娅的性格更为怪僻。这个女人长得不匀称，头尖体胖，挺像只抱窝的母鸡。乌斯吉尼娅冷漠精明到了刻薄的地步，虽然她很理智，但要讲到迷信，她具有不可遏止的幻想力。

乌斯吉尼娅知道许多民间符咒。她如果出家门，总得对灶火和门锁孔念一通避邪咒语。她出生在济布申诺，据说是乡村巫师的女儿。

乌斯吉尼娅可以整年不开口，可一旦谈兴大发，就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收拾。见到什么不平之事，她总要挺身而出。

济布申诺共和国垮台后，梅柳泽耶夫执委会开展了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而济布申诺正是这个思潮的发源地。每天傍晚，练兵场上自然地形成只有寥寥数人参加的平静的群众集会。梅柳泽耶夫的闲着无事的居民，以往夏天也常常在消防队大门旁扎堆儿谈天。梅柳泽耶夫文教局鼓励这种集会，派出文教局的人或请外来的人指导这里的活动。他们认为关于那个会说话的聋哑人的传说是济布申诺种种传闻中最荒诞不经的，所以讲话时常常要揭露他。但是梅柳泽耶夫手艺工人、士兵和过去阔人家的女佣，对此另有不同的看法。那个聋哑人在他们眼里并非荒诞不经，他们总护着他。

人群里三三两两地喊叫着，为聋哑人说话，喊得最积极的是乌斯吉尼娅。起先她不敢露面，女人家总羞于当众说话，但慢慢地她胆子变大了，经常批驳那些不受梅柳泽耶夫居民欢迎的演说家。这样一来，不知不觉间她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庭广众下的演说家了。

从军医院那些敞开的窗子里面，常常可以听到广场上人们的喧哗笑语。到了特别寂静的夜晚，还能够听清楚人们发言中的个别语句。每当乌斯吉尼娅发言时，弗列丽小姐总要跑进屋来，让大家静心细听。她毫无恶意地用蹩脚的俄语学着乌斯吉尼娅的话：

“共和国！共和国！……济布申诺！聋哑人！叛徒！叛徒！”

弗列丽小姐暗暗为这个巧舌如簧的泼辣女人感到自豪。这两个女人既很要好，又没完没了地相互抱怨。

五

日瓦戈准备要离开这里了。他去各处向人们一一告别，同时办理一些必要的证件。

这时，附近战线的一个新任政委，正好路过梅柳泽耶夫镇去部队。人们说起他时，好像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正值大反攻的前夕。军队里想方设法要鼓舞斗志，好使士气能有明显的转变。设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废除的死刑。

日瓦戈临走前必须去卫戍司令那里除名。在梅柳泽耶夫这个工作是由一位军队首长负责的，人们简称他为“县首长”。

他那里通常挤得水泄不通。过道和院子挤得到处是人，连办事机关窗外的半条街，也站满了。办公桌跟前，人都挤不过去，声音嘈杂，谁也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办公室里没什么人，很清静。文书们对愈来愈复杂的公文事务很头痛。他们默默地写着，有时相互交换着讥讽的眼色。首长办公室里欢声笑语，听那声音好像他们正在开怀畅饮，喝着什么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日瓦戈就伸手弯腰，招呼日瓦戈去里面和他一起热闹一番。

日瓦戈反正要去办公室请首长签字。进里屋后，他发现那里简直乱得一塌糊涂。

小镇上那位头号新闻人物和当代英雄——新政委，不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却跑到这儿来了，这里既非司令部的重要部门，也与军事无关。但他却面对着一群军队文职人员，在那里夸夸其谈。

“这位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重要人物，”县首长向政委介绍日瓦戈说。可是政委正说得眉飞色舞，看都没看他一眼。县首长转过身子在日瓦戈递过来的证件上签了字，很客气地伸出手，让日瓦戈在屋子中央的一张矮脚软凳上坐下。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日瓦戈一人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他人很随便放肆，坐的姿势稀奇古怪。县首长手支着脑袋，像皮却林[18]似的懒散地半躺在书桌旁，他的那位助手踡着腿高坐在沙发一侧的扶手上，像坐在女式小马鞍上一般。加利乌林反骑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抱着椅背，脑袋靠在上面。那位年轻的政委，一会儿双手撑着跳上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个打旋儿的陀螺在办公室急匆匆地转来转去。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着比柳奇士兵倒戈的事情。

新政委和人们对他的传说相去不远。他细高身材，风度翩翩，完全还是个孩子，燃烧着崇高的理想之火。听说他出身名门，父亲可能是个参政员，二月革命时曾带领一队人马率先冲进国家杜马。别人向日瓦戈介绍他时，说他姓金采，也许是金茨——说得不太清楚。政委说一口标准的彼得堡方言，口齿十分清楚，稍稍带点波罗的海的口音。

他穿的是紧绷在身上的四个贴兜的军上衣。大概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有些不自在。为了显得老成些，他装出一种不屑的神态撇着嘴，还故意驼着背，两只手深深插在马裤兜里，肩头崭新硬挺的肩章就翘了起来。这副模样确实很像粗笔勾勒的骑兵形象，因为从肩头到脚正好可以画出两条斜线，在底端交叉到一起。

“离这里几站地的铁路线上，驻扎着一个哥萨克骑兵团，是红军，很可靠。把他们调来包围叛军，就万事大吉了。军团司令一再要求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首长向大家说。

“哥萨克？绝对不行！”政委发火了，“现在不是一九〇五年，不是革命前的演习！在这个问题上，咱们是针锋相对的，你们的将军是自作聪明。”

“还没付诸行动。一切只是纸上谈兵，是个设想罢了。”

“我们和司令部达成过协议，他们不干预我们作战的决定。调用哥萨克我不反对。就算这样吧。但我个人要采取一些理智的步骤。叛军是露营的吗？”

“怎么说呢，反正他们的营地很牢固。”

“很好，我想去他们那里一趟。告诉我怎么去找这些可怕的人，这些绿林强盗。虽说他们造了反，甚至是临阵脱逃，但他们是人民。先生们，这一点你们可别忘了。而人民就像孩子一般，需要了解他们，懂得他们的心理，要用特殊的方法。必须善于触动他们最高尚的、最敏感的心弦，这样才能奏效。

“我到他们那里的伐木场去，和他们谈谈心。你们将看到他们秩序井然地返回原来的阵地。咱们打赌好吗？你们信不信？”

“不好说。但愿如此！”

“我对他们说：‘弟兄们，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一个独生子，一家人全指望着我，但我什么都放弃了；为了你们能获得自由——世上没有人享受过这种自由，我牺牲了荣誉、地位、双亲之爱。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这样做了，且不说老一辈光荣的先驱、流放的民粹派、身陷囹圄的民意党人所做的牺牲。我们是为一己的私利而奋斗吗？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吗？现在你们已不是过去那种普通人，而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大军的战士。你们扪心自问，是否配得上这样光荣的称号？现在祖国正在流血，在竭尽全力摆脱缠在她身上的毒蛇般的敌人。可你们却上了一帮江湖骗子的当，变成了一群毫无觉悟的败类，一群践踏自由、无法无天的恶棍。你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啊，我一定要说得他们动心，让他们感到羞耻！”

“不不，这样太冒险，”县首长提出反对意见，一边暗中和他的副手交换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也劝政委不要去干这种蠢事。他了解二一二步兵团的那些亡命徒，过去二一二团也属于他所在的师管。不过政委把他的话当做耳旁风。

日瓦戈一直急着要走。政委的天真幼稚使他感到窘迫。可是县首长和他副手，这两个爱讥笑人的机灵鬼的狡猾和世故，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一种是愚蠢，一种是滑头，倒挺般配。两者又都表现为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而本身极其无聊、空洞，枯燥乏味。这些恰是生活极力要摆脱的累赘。

啊，有时他多么盼望能摆脱人们平庸的高调，回到貌似寂静无语的大自然中去，回到苦役般漫长而艰难的、默默无闻的劳动中去，回到无言的沉沉梦境中去，沉浸在真正乐曲的宁静中，沉浸在心旷神怡的恬静中！

日瓦戈想到他还得同拉拉·安季波娃作一次交谈和解释，不管怎么说，这是不愉快的事。尽管如此，他还是乐意有机会见她一面。但她未见得会回来了。日瓦戈抽了个空，赶紧站起来悄悄离开了办公室。

六

其实她已经回来了。这是弗列丽小姐告诉他的，还说拉拉·安季波娃回来时很累，匆匆吃过晚饭，就回自己屋里去了，不让人去找她。弗列丽小姐又对他说：“不过，您可以敲门试试，大概还没睡。”“去她那里怎么走？”日瓦戈问道，弄得弗列丽小姐莫名其妙。原来，拉拉·安季波娃房间在二层走廊的尽头，旁边几间堆放着扎勃琳斯卡娅的家具什物，门上都挂着锁。日瓦戈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天很快就黑下来。外面的天地显得小了。在幽暗的黄昏里，房子和围栏仿佛挤成了一堆。院子里的树木在灯火下，好像从远处挪到了窗子跟前。这是个闷热的夜晚。人稍一活动便大汗淋漓。一束束煤油灯光，照在院中的树干上，像是往下淌的一道道肮脏的汗水。

日瓦戈登上楼梯，到最后一级又停下来。他寻思人家出门刚回来疲惫已极，现在敲门不太合适，也不受欢迎。最好还是明天谈吧。他改变了主意，又若有所失地走到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有一扇对着邻院的窗户，日瓦戈探出头去望望邻院。

夜幕里充满神秘的悄声细语。走廊近处的水池中，在滴答滴答地流水，缓慢而均匀。窗下有人在低声絮语。院子尽头的菜园里，有人在浇黄瓜，把水从一个桶里倒到另一个桶里，水从井里提上来的时候，井上的链条铮铮作响。

世上的百花仿佛突然一起散出香气，好像白天大地一直在沉睡，现在苏醒过来，吐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伯爵夫人的古老花园中，满地堆积着枯枝败叶，连走路都不方便。繁花初放的老椴树，香气氤氲，浓郁袭人，像一面高墙似的全身散发出香气。

从右面围墙外边，传来街上的喧闹声。一个休假的士兵大声吵嚷，门乒乒乓乓地响着，听得到片断的歌声。

大得出奇的暗红色月亮，从伯爵夫人花园中乌鸦巢的后面冉冉升起。开始时，月亮红得像济布申诺蒸汽磨粉机厂的砖墙颜色，后来渐渐变黄，颜色像比柳奇铁路旁的水塔。

窗台下面，除了紫茉莉花香外，还隐约可辨带些花茶味的新料草的香气。院子里拴着一头母牛，一个主妇正在喂草。牛刚从老远的乡下买来，白天走了一天，累了，再加上想念老家的伙伴，所以不肯吃这陌生的女主人手里的青草。

“好，好，别淘气了。哞！哞！你要抵人，看我不收拾你这鬼东西，”主妇低声喂它吃草。可是母牛恼怒地把头扭来扭去，再不就伸长脖子伤心地哞哞叫着。在梅柳泽耶夫黑乎乎的干草棚上面，星光闪烁，似乎同情地望着母牛，仿佛星星上有另一种世界的牲畜圈，那里的牲口都在心疼它。

周围的一切都在神秘地发酵、变化和成长。生命的欢乐犹如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拂着田野和市镇，屋宇和墙垣，树木和人的躯体，所到之处，都能引起阵阵震颤。日瓦戈想遏止这种感染，就去练兵场听听大会上人们的议论。

七

月亮已到中天。天穹下的万物沐浴在月色里，像是洒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粉。

广场四周是公家的石砌圆柱大楼，台阶前投下了硕大的房影。似乎地上铺了一块块黑色地毯。

大会正在对面的广场上举行。如果仔细听，可以听到广场那头所有的发言。但日瓦戈却被这里美丽的景色迷住了。他在消防队门口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无心去听对面人们的讲话，却欣赏起四周的夜景来。广场两边是一条狭窄僻静的小巷，里面隐隐绰绰看得出是东倒西歪的破旧小屋。巷子里泥泞得无法通行，就像在村里一样。烂泥地上一排长长的柳条篱笆，很像戳在河里水面上的鱼篓和虾筐。

屋里都敞开着玻璃窗，半明半暗地闪着光。房前小院里种着一行行挂露水的玉米，淡棕色的玉米穗和玉米须，犹如涂了层油，闪闪发光。玉米快要蹿进屋里来了。坍塌的篱笆后面，一株株苍白纤细的锦葵孤孤单单地朝远处望着，就像穿着衬衣的村妇，因为屋里太热，到外面来吸口新鲜空气。

月光笼罩下的夜色，令人惊叹不已，就像看到了仁慈之心或是洞察一切的天赋。突然这皎洁宁静的神话世界被一个熟悉的似曾听过的声音所打破，语气从容而又铿锵有力。听起来是那么悦耳、热情，而且充满信心。日瓦戈仔细一听，立刻认出这是政委金茨，是他在广场上讲话。

大概地方政府因为他威信高，请他出面讲话以表示对政府的支持。他十分激动地批评梅柳泽耶夫居民散漫，无纪律，批评他们轻信布尔什维克，受到了不良影响，还告诉大家说，布尔什维克是济布申诺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他讲话的意思和刚才在卫戍司令办公室说的差不多，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存在着强大和残酷的敌人，不要忘记祖国正面临危难。他才讲了一半，有人就开始打断他。

有人要求别打断讲话，有人高喊不同意，呼叫声此起彼伏。不同意演讲人意见的愈来愈多，喊声愈来愈响。陪同金茨一起来的一个人，当起了大会主席，大声说不准随便插话，要求大家遵守会场秩序。一些人要求让一位妇女发言，另一些人就嘘她，请金茨讲下去。

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妇女，走到权充讲台的倒放的木箱跟前。她并不想登上木箱，挤到前面就站在箱子旁边。大家都认识这个女人。会场静了下来，女人吸引了会场的注意。她便是乌斯吉尼娅。

“政委同志，您刚才说到济布申诺，后来又说到眼睛，说要眼明心亮，不要受骗上当。可我听来听去，您也只会说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别的我没听出什么来。至于说不要再打仗，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圣经》里的意思，不是孟什维克说的；说到工厂要交给穷人，这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是人类的同情心。还有那个聋哑人，又拿他来责怪我们，您不说我们都听腻了。老说这个有啥意思！他怎么得罪您了？是因为他原来是个哑巴，突然没请示谁就说起话来了吗？那又怎么样呢？有什么了不得呢？天下这类怪事多着哪！比方谁都知道的那头母驴，它对主人说：‘巴兰，巴兰，我实话对你说，可别去那里，你会后悔的！’谁都知道巴兰不听劝，还是去了。它就像你说的那个‘聋哑人’。他想谁听它的呀，那驴子是头牲口嘛。他不理睬牲口的话，后来后悔也来不及。您大概也知道那后果怎么样吧。”

“怎么样呢？”人群里有人问道。

“不说了，”乌斯吉尼娅不客气地回了一句，“知道得太多，当心老得快。”

“这不行。你给我们说说结果，”问话的人不肯罢休。

“结果，结果，真烦人！最后巴兰变成了一根盐柱。”

“你开什么玩笑，大婶子！这是罗得。罗得的妻子，”大家喊了起来，哗然一片。大会主席请大家安静下来。日瓦戈回屋睡觉去了。

八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拉拉·安季波娃。他在餐具室找到了她，她正在熨衣服，面前熨好的衣服摆了一摞。

餐具室在二层朝果园那头的一间房子里。在这里生茶炊，手拉升降机从下面厨房送上来的菜在这里盛盆，脏盆碗送下去给女工洗。在餐具室里还保存着军医院的物资清单，根据清单在这里查点餐具和衣物；有人闲时来这里休息或是约会。

朝果园的窗户敞开着。餐具室中可以闻到一种古老花园里常有的椴树花香和兰芹枯茎的苦涩味，还有屋里两只烧炭熨斗冒的烟气。拉拉·安季波娃替换着使用这两只熨斗，每回用完就把它放在通气管上再次烧热。

“您昨天怎么没来敲我的门？弗列丽小姐说您找过我。不过您不来是对的，那时我已经躺下了，也不能让您进屋去。噢，您好！小心弄脏了衣服。这里有炭末子。”

“看来，军医院的衣服全都是您熨的吧？”

“不，这里不少是我自己的。您不是老取笑我，说我走不出梅柳泽耶夫去吗？现在我可真要走了。瞧，我已经在准备行装，收拾东西了。等收拾完了就开路。我去乌拉尔，您去莫斯科。日后要有人问日瓦戈医生：‘您是否记得有个小镇叫梅柳泽耶夫的？’您会说：‘不太记得，’‘拉拉·安季波娃是谁？’‘毫无印象。’”

“嗯，就算这样吧。您去各个村子走了一趟，怎么样？农村情况好吗？”

“三言两语可说不清。熨斗冷得好快！请您把那只热的递给我，如果您不麻烦的话。就在烟道口上搁着。这一只请您再放到那儿去。对，谢谢啦。农村什么样的情况都有。这要看村里的居民怎么样。有些村子的居民劳动好，肯干，这样的村子还过得去。有的村子可尽是酒鬼，地都荒着。那些地方看着就可怕。”

“尽说些傻话，哪儿是什么酒鬼？您未必懂很多！那里根本没有人，男人全部应征入伍了。好了，不说了。地方上新的革命政权怎么样呢？”

“说到酒鬼，您讲的可不对，我不同意。要说当地政府嘛，往后的麻烦事多着呢。上面的各项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乡里没人合作。农民目前感兴趣的只有土地问题。我顺路去了‘逍遥田庄’。地方真美！您要能去看看就好了。春天被放火烧掉了一部分，还遭过抢劫。柴棚烧掉了，果树熏黑了，房子正门也熏黑了。济布申诺我没去，没去成。但是到处人们都对我说，传闻的那个聋哑人确有其人。他们还告诉了我他的相貌，据说是个年轻又有文化的人。”

“昨天在广场的大会上，乌斯吉尼娅还使劲为他说话呢。”

“我刚回来，他们又从‘逍遥田庄’送来整整一车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知对他们说过多少回了，让他们不要再惊动‘逍遥田庄’。我们自己东西不少嘛！可今天早上卫戍司令部的守卫又拿着县首长的签条来要东西。说急需伯爵夫人的一套银茶具和水晶玻璃的酒具。说借用一晚上，用毕归还。我们可清楚这‘归还’是什么意思。东西得丢掉一半。听说要开个晚会，来了个什么贵宾。”

“噢，我猜出八九分了。来人是前线的新政委。我偶然见到了他，他打算去收拾倒戈的士兵，包围起来解除武装。政委不过初出茅庐，办事幼稚可笑。这里有人建议调用哥萨克，可他想用眼泪感化他们。说什么民众就像小孩子一样，如此等等，以为这一切不过是儿戏。加利乌林极力劝阻，让他不要去惊动那些沉睡的野兽，交给他们来收拾吧。可这样的人一旦认准了一个想法，难道能说服得了吗？您听我说，先放一放熨斗。这里很快会发生一场不可想象的混战，我们都对此无能为力。我很希望您能在这之前离开这里！”

“什么事也不会有的，您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反正也要走。但不能这样说走就走。需要把东西列成清单交上去，否则好像我偷了东西。可是移交给谁呢？这倒是个问题。为这些东西我没少受累，可是回报我的只有埋怨。我把扎勃琳斯卡娅的财产都登记在军医院名下，这本是根据法令办事。可有人认为，我是故作姿态，似乎我希望用这样的办法为伯爵夫人保住财物！真是卑鄙！”

“咳，这些地毯呀，瓷器呀，您不必放在心上，丢就丢了吧。为这些东西苦恼自己，何苦来！是啊，昨天我没见到您，心里十分遗憾。当时我兴致极好！我会告诉您我内心的全部秘密，回答一切伤脑筋的问题！不，我不是开玩笑，我多么想敞开来谈一谈，对您讲讲我的妻子、儿子、我的生活。真见鬼，难道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话吗？一谈马上就得被人怀疑有什么隐情吗？岂有此理！让这些说法都见鬼去吧！

“您熨呀，熨呀，我是说您熨衣服好了，不要管我，我说我的，要不少时间呢。

“您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可我们正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世上也千载难逢。您想想，整个的俄罗斯，屋顶都被掀掉了，我们和全体人民都无遮无盖。没有人来关心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口头的自由，不是写在要求书里的自由，是从天而降、出乎意料的自由。自由来得意外，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每一个人都无所适从，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您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好像每个人都为自己、为自己身上发现的英雄气概，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您还熨您的呀。您怎么不说话了？您不觉得枯燥吧？我给您换换熨斗。

“昨晚我去看了一次群众大会。惊人的场面！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活动起来了，她再也呆不住了，她来回地走也走不完，不停地说也说不够。还不光是指人们；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树木，也聚集到一起来议论。夜间的花朵同样在作哲理的思考。一幢幢的砖石楼房都起来聚会了。这有点像《福音书》里写的，是不是？仿佛回到了圣徒时代。您还记得圣保罗是怎么说的吗？‘你们要用各种语言说话并且预卜。你们要祈求获得解释的才能！’”

“您说树木和星星也像参加了大会，这我能理解。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这种情形一半是战争造成的，其余是革命的后果。战争把生活突然打断了，似乎生活可以暂时缓一缓（真是荒唐之极！）。革命的爆发，就像胸中憋了一口气，闷了太久，不吐不快。每个人都复苏了，新生了，人人都变了样，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也许不妨这么说：每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个人自身的，另一种是全体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是个大海洋，所有个人自身的革命应该像江河入海，汇入其中，流进这生活的海洋，特色鲜明的海洋。我说的生活海洋，是指在绘画中看得见的那种生活，是含有伟大意义、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的生活。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中去体验它，而要在自己身上体验它；不是抽象地、而是在实践中体验这种生活。”

日瓦戈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这是他精神开始亢奋的流露。拉拉·安季波娃停下手里的活，朝他投去严肃和惊诧的目光。他思路乱了，一下子忘记说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说下去。他无暇顾忌什么，任情发泄起来：

“这些天来，我多么渴望能生活得诚实、有益！多么渴望成为普天欢庆中的一员。然而，在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刻，我却看到了您深奥莫测的忧郁眼神，茫茫然地不知投向何处，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国度寻找什么。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但求您能收起愁容，能满意自己的命运，无须求助于任何人、任何东西。但愿您有一个亲人，一位挚友或是丈夫（他最好是军人），他握住我的手，让我不必为您的命运担忧，不必因关心您而使您徒增烦恼。可是我会抽出自己的手，用力一甩，算了……啊，我忘乎所以了！请原谅。”

日瓦戈的话音又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他一甩手，窘迫不堪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脸朝窗子站着，用臂肘撑在窗台上，手掌托腮，茫然望着黑魆魆的花园深处，试图恢复平静。

熨衣板搭在桌子和另一个窗子上，拉拉·安季波娃绕过它走到屋子中间，离日瓦戈有几步远。“唉，我一直担心会出这样的事！”她仿佛喃喃自语。“多么不幸的迷误啊！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不要这样，这样不行。哎哟，您瞧，因为您我闯了大祸！”她大声嚷着赶紧跑回熨衣板跟前。她忘了把熨斗从衣服上拿起来，冒起了一股焦糊味的轻烟，衣服熨坏了。

“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她接着说道，当的一声气恼地把熨斗放到炉圈上。“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听我的话，您去弗列丽小姐那里呆一会儿，喝杯水，亲爱的，再回来。但愿您回来时是平时的样子。您听见了吗？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我相信您能做到这一点。就这样办，我求求您。”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谈话。一周以后，拉拉·安季波娃离开了军医院。

九

又过了些日子，日瓦戈也开始整理行装，准备上路。他离开梅柳泽耶夫的前一夜，下了一场吓人的暴风雨。

狂风怒吼，大雨滂沱，风雨声响成一片。暴雨时而直泻房顶，时而趁着风势在街巷里横扫，仿佛是以水柱步步为营在攻占街道。

雷声隆隆不绝于耳，连缀成一片均匀的轰响。在接连不断的电光中，仿佛看到市街匆匆远去，街旁的树木也弯着腰朝同一方向奔跑。

夜里，弗列丽小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惊慌地坐起，侧耳谛听大门外的动静。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里就没有一个人肯出去开门吗？她这么一个老太婆倒应该为大家担风险，就因为她天生为人诚实，富于责任感吗？

且不说扎勃琳斯卡娅家里的人，他们都是阔佬，是贵族，可军医院呢？这是人民自己的财产嘛，他们把军医院扔给谁来管呀？比方说，那些卫生员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一哄而散，领导也罢，护士、医生也罢，全都走了，可是楼里还有伤病员呢。楼上外科病房里还有两个锯了腿的重伤员（那里原来是会客室），楼下洗衣房旁边的储藏室里，住满了传染病人。乌斯吉尼娅那鬼东西又不知去哪儿串门了。这傻女人，眼看要下大雨，可是鬼迷心窍非去不可。现在倒有了在别人家里过夜的正当理由。

谢天谢地，敲门声停了。大概看看没人来开门，只得无可奈何地走了。天气这么坏还上别人家去！会不会是乌斯吉尼娅？不可能，她有钥匙。我的上帝，吓死人，又敲起来了！

再怎么说，这也太不像话！日瓦戈自然难怪了，他明天就走，心思早已在莫斯科，在旅程上了。可是加利乌林呢？他听见敲门，居然还睡得那么死，那么坦然，大概指望最后她这个体弱无力的老婆子起来开门——在这可怕的地方，可怕的雨夜给陌生人开门。

突然她想道：“加利乌林！不对，哪儿还有加利乌林！因为她睡得懵懵懂懂，才会想到加利乌林。什么加利乌林！他早跑得连影子都没有了。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一起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上便衣帮他逃跑的吗？还告诉了他这一带的道路和村庄怎么走。这事发生在叛兵自行裁决打死金茨那件可怕的事之后。他们追捕加利乌林，从比柳奇一直赶到梅柳泽耶夫，一路不断放枪，在全城进行搜查。什么加利乌林！”

当时正巧有一个装甲营经过小镇，否则这里大概早已夷为平地。亏了这支装甲部队，才保护了居民，镇压了叛兵。

暴风雨势头减弱，渐渐远去。雷声也变得稀疏，在远处喑哑地响着。雨停停下下，水滴从树叶和斜槽上流下来。无声的闪电，照亮了弗列丽小姐的房间，白光并不立即离去，仿佛在屋里搜寻什么。

隔了好一会，突然，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而且敲得更急，好像唤人求救。风又刮大了，雨点随着哗哗落下。

“来了！”弗列丽小姐不知对谁喊了一声，接着又为自己应声吓得要命。

她突然猜测到了什么，连忙下床，趿上拖鞋，披上睡衣，跑去叫日瓦戈，要不一个人太害怕了。原来，日瓦戈也听到了敲门声，手里拿着根蜡烛正迎面从楼梯上下来。他们俩都猜想到一起去了。

“日瓦戈，日瓦戈！有人在敲大门，我害怕一个人去开门，”她用法语喊道，然后又用俄语补充道：“您看吧，这不是拉拉，就是加利乌林。”日瓦戈也被这敲门声惊醒。他想一定是自己人，或者是加利乌林逃不出去回来躲一躲，或者是护士拉拉·安季波娃路上难走又返回来。

在门厅，日瓦戈让弗列丽小姐拿着蜡烛，自己用钥匙打开锁，下了门闩。一股劲风吹开了他扶着的大门，吹灭了烛火，一阵冰冷的雨点打了他们一身。

“谁敲门？谁呀？这儿有人吗？”弗列丽小姐和日瓦戈轮流在黑暗中问着，但没人回答。突然间他们听到后门的方向响起了刚才的敲门声。现在细听，好像敲的是朝花园的那扇窗户。

“看来，是风吹的，”日瓦戈说，“为了保险，您还是去后门看一看，我就在这里等着，如果确实有人敲门，不是其他别的原因，我们不致两头都错过了。”弗列丽小姐朝屋里走去，日瓦戈来到外面门廊遮檐下，现在，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可以看到天光已渐渐放亮。

城市上空，乌云疯也似的疾驶着，像受到追捕的逃犯。云絮低得几乎擦着了树梢，树朝同一个方向倾斜着，像一把把弯弯的扫帚横扫着天空。灰色的楼墙经雨水一淋，成了黑色。

“怎么样？”日瓦戈向回转来的弗列丽问道。

“您说得对，没有人。”接着她又说，“刚才到楼里各处看了一遍。餐具室的玻璃窗被椴树枝打破，地板上积满了水。拉拉房间里也一片汪洋，到处是水。”

“这儿的一扇百叶窗掉了下来，窗子撞来撞去。您明白了吧，原因全在这儿。”

他们俩又说了几句，锁上门，各自回屋睡觉，两人都有些遗憾，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他们本来以为，大门一开，准定进来他俩都熟悉的拉拉·安季波娃，浑身淋得精湿，瑟瑟发抖。等她抖掉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俩就可以询问经过情形。她更衣之后，会下楼到厨房里来，在熄了火却仍有热气的炉旁暖暖身子。她会告诉他们路上的各种遭遇，一边理着头发，和他们说说笑笑。

他们锁上了大门，可是还觉得浑身是水的拉拉·安季波娃，就在楼房拐角的街口上。因为刚才他们对拉拉的归来是那么确信无疑啊。

十

人们认为，车站士兵哗变的间接肇事者，是比柳奇电报局的科利亚·弗罗连科。

科利亚是梅柳泽耶夫的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从他生下来，梅柳泽耶夫的人就都知道他。小时候，他常住在逍遥田庄上的一个仆人家里。在弗列丽小姐的照管下，他和她的两个学生，也就是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玩耍。弗列丽对科利亚十分了解。那时他已开始学说法语。

在梅柳泽耶夫公路上，无论天好天坏，人们常常看到科利亚骑着自行车，不时抬头望望电线杆和电线，检查线路有没有毛病。他骑车不扶车把，仰着头，双手抱在胸前，身上穿得很少，也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帆布鞋。

镇上几家的电话，用的是车站的分线；这些都归科利亚在车站总机室掌管。

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车站上的电报、电话他得管；有时站长波瓦里希恩临时出去，他还要管行车信号、区截调度，因为这些装置也设在总机室。

科利亚由于常常要同时管好几部机器养成了习惯，说起话来很特别。当他不愿回答、不想和别人搭话时，他讲话就含混不清，断断续续，令人费解。人们传说，出事那天他过分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加利乌林从城里打来电话，他对他置之不理，实质上使加利乌林的良好计划全部落空，可能在无意之中，使后来发生的事情变成了一场惨剧。

加利乌林让科利亚请政委来接电话，当时政委正在车站上或车站附近。加利乌林是要告诉政委，他马上就去伐木区与政委会面，在这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不愿去找金茨，借口电话线正占着，要向驶近比柳奇的列车发信号。实际上他却千方百计地想把这列载着哥萨克骑兵的列车，拦截在前面的一个会让站上。

可是列车还是驶进了车站，这使科利亚感到不快。

火车头慢慢驶进月台上阴暗的遮阳里，恰好停在总机房那扇大窗子的对面。科利亚把印有铁路字徽的深蓝厚呢窗帘全部拉开。石条窗台上的大托盘里，放着一个大凉水瓶和一个菱形厚玻璃杯。科利亚在玻璃杯里倒上水，喝了几口，朝窗外望着。

司机看见科利亚，在机车里向他友善地点点头。“哼，臭狗屎，床板里的臭虫！”科利亚怒气未消，对司机吐了吐舌头，举起拳头表示威胁。司机完全明白科利亚的意思，他自己也耸耸肩，朝后面的车厢点下头，意思是说：“我有什么办法？你来试试看。可厉害着哪。”“不管怎么说，你是废物，胆小鬼！”这些话都表现在科利亚脸上。

各个车厢纷纷牵出战马。马犟着不肯走。没过一会儿，响起了马蹄踏在木板上低沉的笃笃声，接着石砌月台上传来一阵清脆的嗒嗒声。哥萨克终于牵着不停地扬起了前蹄不愿向前的军马横过铁路道口。

铁轨尽头杂草丛生，生锈的轨道上停着两排报废的车厢。上面的油漆任凭风雨侵蚀，已全部脱落，木头也已霉烂、蛀空。因此，头上几节破破烂烂的取暖货车，同报废车厢后面的原木材，同白桦树上的多孔菌，同上空聚集的团团白云，重又恢复了往日的亲近。

到了林子边上，一声令下，哥萨克翻身上马，向伐木区疾驰而去。

二一二团里的叛军被包围了。骑兵在树林里看起来总比在开阔地上显得高大威武。士兵一下就被震慑住了，尽管他们在地窖里也有枪支。哥萨克个个马刀出鞘。

金茨从骑兵队里跑出来，站在中间一堆结实平整的木柴堆上，对被包围的叛军开始发表演说。

他又像往常那样大谈什么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之类崇高的话题。但这些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叛军人数极多。他们在战争期间吃尽了苦头，变得十分粗野，又疲惫不堪。金茨谈的大道理，他们早就听腻了。四个月来左派和右派说客的恭维，使他们变得狂妄起来。他们都来自普通的老百姓，金茨的外国姓名和波罗的海口音，使他们对他兴味索然。

金茨也感觉讲得太冗长，对自己气恼起来，但又想他这样做为的是让人们容易听懂，可他们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十分冷淡、厌烦。他愈来愈暴躁，决定对他们改用强硬的语气，说些早有准备的恐吓的话。他没听见士兵中间出现的一片抱怨声，提醒他们说，革命军事法庭已经建立并已开始执法。他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放下武器，交出他们的头目，就可能被处以死刑。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就证明自己是可耻的叛军，是毫无觉悟又目空一切的暴徒。士兵对这种讲话早已不习惯了。

几百名士兵吼叫起来。有些人嗓音低沉，几乎不怀什么恶意地说：“你说了一通就得了，够了，别说了。”但有些人充满仇恨，尖声尖气、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同志们，你们听见他怎么骂我们了吧，跟过去有什么两样！还是军官那副德行！这么说我们是叛徒啰？可你自己是哪个地方来的，大人先生？何必跟他费时间。还不清楚吗？他是德国人派来的奸细。喂，你拿证件出来看看，贵族老爷！你们干吗傻乎乎地张着嘴，杀我们的刽子手们！来吧，把我们捆起来吧，把我们吃了吧！”

结果，连哥萨克也越来越腻烦金茨枯燥乏味的讲话了。他们在下边也窃窃私语：“别人都是暴徒，下流货，这位老爷呀！”有人把军刀收进刀鞘，开始只是一两个，后来大多数都这样做了。接着一个个下了马。等差不多都下了马，他们乱糟糟不成队形地朝林中空地迎着二一二团走去。人们全混杂起来，两边士兵友好地称兄道弟。

“您应该想办法悄悄溜掉。”哥萨克的军官紧张地对金茨说，“道口旁停着您的车。我们派人去让他们把车开到这里来。您快走。”

金茨依从了。但偷偷溜走他觉得太不体面，于是他没有按军官的要求谨慎从事，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朝车站走去。他心里其实万分紧张，但为顾全面子，强自镇定，不慌不忙地走着。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一出林子就到。金茨走到林边已能看到前面的铁路。这时他才第一次回头看了一下。他身后紧跟着一些持枪的士兵。“他们想干什么？”金茨暗自嘀咕，一边加快了步伐。

尾随在后面的士兵也加快了速度。他们和金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前面就是破车厢的双层木板。金茨一绕过车厢，拔腿就飞跑。刚才运来哥萨克的列车，已经开入调车场。铁路线上全无障碍。金茨飞奔着越过了铁路。

他奔跑着跳上高高的月台。这时，从那几辆破车厢后面蹿出了追赶他的士兵。波瓦里希恩和科利亚向金茨喊了几声，一边直打手势，让他躲进车站来逃命。

但是，祖祖辈辈教育出来的荣誉感，城里形成的、不畏牺牲的荣誉感，虽然在这里并不适用，却妨碍着他躲进车站去逃命。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克制着剧烈的心跳。他觉得应该向他们发出呼吁：“弟兄们，你们好好想想，我哪是什么奸细？”他想：“要是对他们说点真诚的话，会使他们醒悟过来悬崖勒马的。”

这几个月来，每当金茨想到要建立功勋，要向人们发出热忱的呼吁，他便不知不觉会联想到高台、讲坛，甚至椅子。他一站在高处，就可以向人们呼喊，用热情的讲演去鼓动人们。

车站门口的大钟下面，有一个又高又大的消防水桶，桶顶盖得严严实实。金茨跳上水桶对朝他逼近的士兵喊了几句动人的话，但他声音很怪，话也颠三倒四。这时他离车站敞开的大门只有几步了，一闪身就可以躲进去。他却对士兵喊起话来。他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勇气，使士兵们感到震惊，都愣住不动，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但是，金茨挪到桶盖的边上，盖子踩翻了。他一条腿落入水桶里，另一条挂在桶外。结果就骑在木桶帮上。

这尴尬的模样，逗得士兵们哄然大笑。最前面的一个士兵开枪打中了这个倒霉政委的脖子。他应声倒地，其他士兵一拥而上用刺刀把他捅死。

十一

弗列丽小姐给科利亚打了电话，要他给日瓦戈在火车上找一个好座位，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干，她就要揭发科利亚的罪行，没他的好下场。

科利亚一边回答弗列丽，一边还像往常那样接着另一个电话，从他话里夹杂的十位数来看，他同时还在向第三处拍发密码电报。

“普斯科夫，电报局，你听见了吗？什么叛军？什么帮忙？弗列丽小姐，您说什么呀？胡说八道，别耍滑头，请别催，先放下话筒，您妨碍我工作。电报局，普斯科夫，普斯科夫：36，逗号，0015。嗐，这狗东西！线又断了。什么？什么？听不见。怎么又是您，弗列丽小姐？我不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您了吗？不行，我没办法。您去找波瓦里希恩吧。胡说八道，别耍滑头。36……见鬼……又来了，别打扰我的工作，弗列丽小姐。”

可是弗列丽小姐还在说：

“你别想哄我，你这骗子手！什么普斯科夫，什么普斯科夫，骗子手！我要把你的事全说出去。明天你给日瓦戈找个座位。别的我不愿跟凶手讲话，你这个小犹大，叛徒。”

十二

日瓦戈上路的那天，天气闷热得叫人难受。像前天那样，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

满地葵花子壳儿的车站旁的小镇子上，土坯房和一群群白鹅在黑压压凝聚不动的乌云逼视下，显得苍白而惊恐不安。

车站前面和两侧是很宽阔的草地。上面的草都被踩乱，挤满了无数等车的旅客。他们各自要去不同的方向，等了已有好几个星期。

候车的旅客中有一些老人，穿着灰粗呢外衣，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在人群里走动，打探各种消息和传闻。几个十四五岁的默不作声的孩子，用胳膊撑着地侧身躺在草地上，手里拿着光秃秃的树枝，仿佛在放牧。他们光腚的弟妹们撩起衬衫，在他们脚边窜来窜去，背上晒得微微变红。他们的母亲平伸双腿坐在草地上，棕色的无领上衣歪歪扭扭地敞开着，怀里搂着吃奶的娃娃。

“那次枪声一响，人们就像羊群似的四散逃走。看着真讨厌！”站长波瓦里希恩厌恶地对日瓦戈说。他们俩在躺倒的人群中间绕着弯穿行，车站里面也罢，车站门口也罢，乱七八糟都躺着人。

“转眼之间，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们又看到了这块草地。一时真让人高兴！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有四个月了，连草地是什么样的都忘记了。这儿就是金茨丧命的地方。战争期间我见了许多可怕的情景，本该习惯了。可那次见了他，心里真难受！主要是死得不值得。为了什么？他有什么对不起那些士兵的？他们还算是人吗？听人说，他是家里的命根子哩。现在，请往右走，这边走，这边走，请到我们办公室来。这趟车您就别想上去了，会把您挤死。我给您安排了另一趟区间车。这趟车是我们自己调配的，现在编组得差不多了。但是您上车以前可不能说，对谁也不能说！不然的话，他们会把车拆成碎片，连个挂钩都不留。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十三

这辆秘密列车编组完毕，从车场慢慢倒入车站。草地上的人们一见，一窝蜂地朝它直冲过去。高岗上的人们连滚带爬地奔下来，又爬上了铁道路基。人们你推我搡地向车上拥去，有些人跳上了保险杠和踏板，有的人爬进了车厢的窗户，爬上了车顶，一眨眼工夫，列车还没停下来已经挤得满坑满谷。等它驶近月台时，更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从上到下都是人。

日瓦戈奇迹般地挤进了过道台。然后，更加莫名其妙地挤到了车厢的过道。

于是他就呆在过道里，坐在自己行李上，这样一直到苏希尼奇。

带雨的乌云早已吹散。田野上烈日炎炎，遍地都可以听到螽斯虫不停歇的狂噪，甚至压过了火车行进的隆隆声。

站在车窗前的旅客，遮住了光线，他们长长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座位上和椅背上，重重叠叠摞在一起。车厢容不下，影子又穿出对面的车窗，投在斜坡上，随着奔驶的车影起起伏伏地移动着。

车厢里面一片嘈杂，有的扯着嗓子唱歌，有的骂架，有的打牌。列车停站时，车内的喧闹和围在车外的旅客们的吵嚷，混成了一片，仿佛是海上的风暴，震耳欲聋。火车中间突然停站时，也像海上的情形一样，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可以听到月台上顺着火车走路的急促脚步，行李旁的忙乱和争吵，有时远远地还传来送行者的只言片语，甚至辨得出老母鸡的低鸣和车站小花园里树叶的簌簌声。

这时，从车窗外飘进一股熟悉的香气，仿佛专给日瓦戈送来的，像路上发来的电报，又像是从梅柳泽耶夫寄来的问候。这缕缕清幽的香气就在周围缭绕，来自上空，是田里野花和花坛的香气不能比拟的。

日瓦戈被挤得无法活动，不能走近车窗。但他即使看不到，也能想象出窗外的椴树。它们就长在路基旁边，繁枝密叶上黑乎乎地积着煤烟尘土，静静地伸向车厢顶盖，上面缀满繁星般闪烁着的小花。

这馥郁的香气伴他走了一路。到处人声鼎沸，到处椴树争芳斗艳。

这无处不在的花香，仿佛一直走在这趟北上列车的前面，就像一个遍及各个枢纽站、岗亭和小站的传闻。旅客们每到一处，就听到这个传闻，不是从别处传过来的，就是在当地得到证实了的。

十四

夜里，火车抵达苏希尼奇。一个殷勤的老式打扮的脚夫，带着日瓦戈摸黑越过铁轨，帮他从后门上了火车，坐进了二等车厢，这是一列刚刚进站的临时加开的列车。

脚夫用一把乘务员的钥匙打开后面的车门，刚把日瓦戈的行李放到入口台上，一个乘务员过来就要把行李推下去，脚夫于是和他争执了几句。还是日瓦戈开口把他说动了，发了善心，搭讪着不知跑到哪去了。

这趟神秘的列车负有特殊使命，车速很快，各站停的时间很短，并且有武装保卫。车厢里的人非常少。

日瓦戈坐的包房里，小茶桌上点了一支明亮的蜡烛，窗板已经放低，但窗外钻进来的劲风，吹得火苗不停摇曳，蜡烛四周挂满了烛泪。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旅客，一个浅发青年，从他修长的手脚来看，身材十分高大。他活动手脚时，显得毫无气力，倒像折叠家具上没有拧紧的部件。年轻人懒散地仰头倚坐在窗旁的软席上。日瓦戈进包厢时，他正半躺着。见日瓦戈进来，便客气地欠了欠身，坐得比较礼貌些。他的座位下面似放着一堆墩布条。突然，墩布动弹起来，从下面钻出一只呜噜呜噜煞有介事叫着的垂耳猎狗。它闻了闻日瓦戈，望了望他，就在这房里转悠起来，爪子轻巧地向前甩动，颇像它的主人甩动着二郎腿。不一会儿，它又按主人的吩咐呼哧呼哧钻到座位底下缩成一团，成了打蜡地板上用的粗呢拖把。

这时日瓦戈才发现，包房衣钩上挂着一支装在枪袋里的双筒猎枪，皮革子弹带，还有一个满装着猎获物的口袋。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出门打猎归来。

他十分健谈，面带笑容，想和日瓦戈马上攀谈起来。谈话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日瓦戈的嘴巴。

这年轻人尖声细嗓，颇不悦耳；调门一高，就变成了刺耳的假嗓音。他还有个怪毛病：说的是俄语，可元音“y”发得很怪，像法语的软音“u”，或是德语的变元音“ü”，而且，连这个怪里怪气的“y”，他发起来也很吃力，甚至变成尖叫，比别的音都响。刚开始交谈，他头一句话就使日瓦戈惊诧不已，里面一连几个ü。

“昨天早晨，我才打了野鸭。”[19]在他比较注意的时候，还能克制不犯这个毛病；只要稍一疏忽，就又不行了。

“这是什么怪毛病呢？”日瓦戈想道，“我好像在书里看到过，有点印象。我作为医生应该懂得这些，可记不起来了。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引起了语言障碍。不过他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让人忍不住想笑。所以简直不能和他谈话，还不如爬上铺去睡觉。”

日瓦戈上了铺准备休息。这时年轻人问他要不要灭了蜡烛，是否会妨碍日瓦戈睡觉。日瓦戈向他表示感谢。他就吹灭了蜡烛。包房里黑了下来。

包房的车窗关上了一半。

“咱们是不是把窗子关上？”日瓦戈问道，“您不怕有贼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日瓦戈又大声问了一声，但是他仍然没有答腔。

日瓦戈划了根火柴，他想看看伙伴怎么了，是不是这么一会儿工夫离开了包房，或者已经睡着了，这更难令人相信。

原来，年轻人只是睁着双眼坐在座位上，见日瓦戈俯下身来，就对他笑了笑。

火柴熄灭了。日瓦戈又燃了第二根火柴，借着火光，他把问话又重复了一遍，等年轻人回答。

“随您的便，”这位猎人回答得很痛快，“我没什么值钱东西。不过，最好别关，太闷。”

“真没想到！”日瓦戈心想，“看来是个怪人，只有很亮的时候，才肯说话。现在他说话清楚极了，怪毛病也没了，简直无法理解！”

十五

日瓦戈觉得极度疲乏。上周发生的那些事情，上路前的紧张、准备行装，加上早晨上车的拥挤，这一切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想，现在舒舒服服躺下，马上就会入睡。但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反使他失眠。天快亮时，他才睡着。

漫漫长夜里，尽管思绪万端，但实际上只围绕两个萦绕不去的中心，它们时分时合。思念的第一个中心，是冬尼娅、家庭和以前安适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处处充满诗情画意，甚至细枝末节都莫不如此，亲切而坦诚。夜里日瓦戈忐忑不安地想着那种生活，但愿能一如既往，恢复原样。他躺在茫茫黑夜中奔驶的列车里，急切地盼着回到阔别两年之久的生活中去。

属于这一中心的，还有对革命的信仰和赞美。这里的革命是指中产阶级所理解的革命，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崇拜勃洛克的一群青年学生所理解的革命。

在这些日瓦戈感到亲切和熟悉的思绪里，还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思想界、艺术界和俄国命运——整个俄罗斯的命运以及日瓦戈本人的命运——中初露端倪的那些新生征兆、那些美好的许诺和前景。

战后，日瓦戈希望再回到这样的气氛中，恢复和继续这种气氛，就像他想着返回久别的家园一样。

第二个中心里的思念，内容也是新的，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它不是自己所习惯的、基于旧基础上的新东西，而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不可回避的、为现实所决定的新东西。它来得突然，像地震一般。

这个新东西就是战争，是它的血腥和恐怖，是战祸中的流离失所和人性沦丧。此外，还包括战争带来的考验和教给人们的生活能力。再有就是战争把他抛去的荒僻小镇、和他萍水相逢的人们。还有革命。不过如今这场革命不再像一九〇五年大学生所理想化了的革命；这个革命诞生于战争中，是流血的革命，是毫不留情的士兵革命，是熟知这股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革命。

护士拉拉·安季波娃也属于这第二个中心。战争把她抛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她过去的经历如何，他全然不知。她不责备任何人，只有无言的埋怨；她沉默寡言得神秘莫测，而沉默使她显得坚毅有力。属于这个中心的新东西，还有日瓦戈真心实意地努力约束自己不去爱她，就像他一生中努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消说爱家庭和亲人）一样。

火车风驰电掣。迎面吹来的风透过半开的窗子，吹得日瓦戈头发又脏又乱。夜里车站上的情景与白天毫无二致，人群骚动嘈杂，椴树簌簌摇曳。

有时从茫茫夜地里向车站辘辘驶来几辆四轮大车和轻便双轮马车。人声、车轮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汇成一片。

每逢此刻，日瓦戈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黑魆魆的树影簌簌作响，睡意矇眬的树叶含混不清地窃窃私语些什么。原来，它们谈论的正是日瓦戈躺在上铺辗转反侧思考的问题：俄罗斯日甚一日的动荡不安，俄国的革命，革命的艰难痛苦，以及革命最终的伟大意义。

十六

第二天日瓦戈醒得很晚，已经过了十一点。“马尔吉斯，马尔吉斯！”那青年猎人正低声呵斥呜呜叫着的猎狗。日瓦戈感到奇怪，包房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人，再没有别的乘客上来。一路过来的车站，他从小就很熟识。火车驶过卡卢加省以后，就直入莫斯科省中心。

日瓦戈像战前那样舒舒服服地梳洗完毕，回到包房进早点，这是他那位奇怪的旅伴请他吃的。现在日瓦戈可以仔细打量他一番了。

此人最主要的特点是十分健谈好动。这位陌生旅客喜好说话，不过目的不在于交际和交换思想，而在说话本身，在于发音吐字。与人交谈时，他仿佛坐在弹簧上不停地上下颤动，莫名其妙地纵声大笑，喜滋滋地连连搓手。如果这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兴奋，他就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笑得眼泪直流。

昨天交谈时他表现出的乖张举止，今天又重演了。这位猎人说话杂乱无章，让人吃惊。他时而无的放矢地表白一番自己，时而对一些毫无恶意的问题充耳不闻，不予理睬。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自己的情况，稀奇古怪又语无伦次。看来，他是夸大其词。他的观点极端片面，否认一切成规，显然企图以此哗众取宠。

所有这些，使日瓦戈觉得许久以前似曾相识。类似的激进思想，上一世纪的虚无主义者就提倡过，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主人公也说过，而最近直接继承他们衣钵的，便是俄罗斯外省的整个知识界。这里的知识分子常常比彼得堡和莫斯科更为激进，因为他们地处僻远的外省，保存了原来的东西，而在首都这已经落后过时了。

这青年告诉日瓦戈，他是一位著名革命家的侄子，可自己的双亲恰恰相反是无可救药的顽固分子。他称他们为死硬派。他们家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有座相当大的庄园。这位年轻人就在那里长大。他的父母与叔叔一生交恶，但叔叔不记仇，如今利用自己的影响尽量使他们摆脱许多倒霉的事。

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对日瓦戈说，在思想观念上他同叔叔相近，无论对生活、政治和艺术的看法，他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倒有点别佳·韦尔霍文斯基[20]的味道——不是指他的左倾思想，而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和堕落。他马上又要以未来派自居了，日瓦戈暗想道。果然不出所料，他谈起了未来派。接着日瓦戈猜他现在又要谈体育运动了，还要谈赛马或者溜冰场，或者法国式摔跤。果然，话题转到了狩猎上来。

青年说，他在老家就打过猎，还夸口说，他是个神枪手，倘若他没有生理缺陷能入伍当兵的话，在军队里他定是个出色的射手。

这时他发现日瓦戈疑问的眼神，惊叫起来：“怎么？难道您一点没有察觉？我以为您已经猜到我的毛病了呢。”

他从口袋里取出两张卡片，递给日瓦戈。一张是他的名片。他是复姓，全名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希赫，或者只用单姓波戈列夫希赫，他请日瓦戈就这么称呼他。为了尊敬他的叔叔，所以他只用这个单姓。

另一张是印着小方块的表格。每一格里画着两手交叉的不同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字母表。日瓦戈到此才恍然大悟。

原来，波戈列夫希赫曾是加尔特曼或奥斯特罗格拉茨基聋哑学校的高材生，也就是个聋哑人。在学校他靠观察教师喉头肌肉的运动，娴熟地掌握了靠眼力、而不靠听觉说话的本领，和别人交谈也采用同样的办法。

日瓦戈琢磨了一下他家乡所在地和打猎的地方，开口问道：

“请原谅我唐突，您可以不回答我。请问您和济布申诺共和国和它的创建，可有什么关系吗？”

“您怎么知道……请问……这么说您认识布拉热伊科吗？有关系，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波戈列夫希赫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使劲拍膝盖。接着又海阔天空地说了一大通。

波戈列夫希赫说，布拉热伊科对他来说只是个媒介物，而济布申诺也不过是试验他自己思想的地方罢了。日瓦戈很难听懂他讲的那些思想观点。波戈列夫希赫的哲学，一半是无政府主义，另一半纯粹是猎人的呓语。

波戈列夫希赫俨然以神谕的口气，胸有成竹地预言，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极重大的变故。日瓦戈内心同意他的说法，感到这种动乱多半无可挽回，但这个讨厌的毛孩子说话时那种目空一切的权威态度，惹得他十分生气。

“等一等，您别着急，”他不很有把握地说，“这都不错，一切都可能发生。但依我之见，目前不是进行您那种冒险试验的时候，因为周围是一片混乱，一片崩溃景象，而且有敌军压境。应该让国家有所恢复，在剧烈变动之后喘一口气，然后才谈得上再来一次大变动。应该先取得一种相对的安定和秩序。”

“这是天真的想法，”波戈列夫希赫说，“您所说的崩溃，同您赞美的理想秩序，同样是正常的现象。这种破坏是大规模建设计划的必然的前奏。社会破坏得还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崩溃，那时真正的革命政权才能在另一种全新的基础上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日瓦戈觉得很不是滋味，离开包房来到走廊上。

列车不断加速，驶近莫斯科。迎面是近郊的白桦树林和星罗棋布的别墅，掠过窗口，又落在后面。没有遮阳的狭长月台上，站着去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列车驶过后，他们被远远抛在火车扬起的烟尘中，仿佛是骑在旋转木马上。火车汽笛声一声接着一声。林中一切空间都荡起了回声，扩向远方。

许多日子以来，日瓦戈现在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一两个小时之后等候他的是什么。

三年来的变化，不通音信，迁徙，战争，革命，震动，炮击，毁灭的场面，死亡的场面，破坏的桥梁，废墟，大火——充满这一切的三年，倏忽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空洞无物的空白。经过长期的中断之后，现在头一件真正的大事，就是他正坐着火车一步步驶近了自己的家——这使他感到头晕目眩。他的家没有遭到破坏，还存在于世界上。那里每一块石头都非常亲切。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感受，这才是寻奇探胜者所追求的东西，这也才是艺术的宗旨所在——回到亲人怀抱，回归自我，获得重生。

树林留在了后面。列车冲出绿色林海，驶到一片开阔地。前面是辽阔的缓坡。坡地上是一垄垄深绿叶的马铃薯。在坡顶的地头上，摆了一些从温室卸下来的玻璃框架。火车朝坡地行驶，火车后面，黑紫色的大片乌云遮住了半边天。太阳从云后射出缕缕光芒，照得温室框架上的玻璃闪烁刺眼。

骤然间，一片斜雨从乌云中洒落下来，阳光里雨点闪烁着急速落下，正好与奔驶列车的轮声合拍，仿佛这阵雨想赶上列车，唯恐自己落在后面。

日瓦戈还没转过目光，山后已经出现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紧接着便是整个莫斯科城的圆顶、房盖、楼宇和烟囱。

“到莫斯科了。”他回到包房说，“该准备下车了。”

波戈列夫希赫赶紧站起来，在猎物袋里掏了一阵，挑出一只比较大的野鸭来。

“拿着吧，”他说，“留个纪念。我和您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整整一天。”

无论日瓦戈如何推辞，他都不依。“那好吧，”日瓦戈只得收下，“把这当作给我妻子的礼物吧。”

“送给您妻子！送给您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希赫高兴地连声说，好像“妻子”这个词他是第一次听到，高兴得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连那条猎狗也钻出来分享他的快乐。

火车接近了站台。车厢变暗，仿佛进入夜晚。波戈列夫希赫把野鸭包在一张铅印告示里，递给了日瓦戈。

第六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

一

在车上一直坐在小包房里不活动，日瓦戈觉得只是列车在行驶，时间是停滞不动的，似乎现在还只是正午时分。

当马车载着日瓦戈和他的行李，从斯摩棱斯克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好不容易挤出来时，天色已近傍晚。

日后，日瓦戈回忆起斯摩棱斯克市场时，总觉得当时人们都拥到广场上来，不过是习惯使然，不是别的原因。因为空空荡荡的货摊上，遮阳伞都已放下，货柜甚至都上了锁。到处是牲口粪和垃圾，广场久已无人打扫。这里没有什么买卖可做。这些或许确实是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是后来几年的生活造成的印象。

他依稀记得，当时就见到过瑟缩街头的老人，瘦骨嶙峋却穿戴不错。他们站在那里默默地责怪过路行人，不说什么话，只是向人们兜售无人需要也无人问津的东西，例如假花、有玻璃盖和气哨的圆咖啡酒精壶、黑纱晚礼服和旧公务员的制服。

一般的人们拿出来卖的，都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块块很易变硬的配给黑面包、肮脏发潮的糖块、一切两半的包装马合烟（八分之一俄磅）。

市场上到处叫卖一些莫名其妙的旧物，每倒一次手，价格就涨一次。

马车拐进了广场旁的一条小胡同。背后夕阳慢慢落山，阳光照在他们背上。在他们前面，有一辆空运货马车辘辘地走着，马车在路面上不停地颠簸，扬起的滚滚尘埃，在夕阳的余辉里仿佛是燃烧的青铜。

他们总算超过了挡在前面的运货马车，快马加鞭向前奔去。马路中间，人行道上，处处可见扯破的旧报纸和从屋墙、栅栏上撕下来的海报，日瓦戈大感意外。一阵风刮来把报纸往北吹去，过来的车辆行人又把乱纸往南带。

他们很快驶过几个路口，前面是两条小巷的路口，他的家就在眼前。马车停了下来。

日瓦戈从马车上下来，走到大门口，按了按铃。这时他激动得呼吸急促，心咚咚地跳。没有人应声。日瓦戈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人来开门。他焦虑不安地连连按了几下，等按到第四次时，才听到门里有人卸下门栓和铁链。门开了，冬尼娅手扶着门站在他面前。这意外的重逢，使他们在一瞬间相顾愕然，谁也没听见谁的惊呼。但冬尼娅的手扶在敞开的门上，好像是伸开胳膊准备拥抱。这使他们醒悟过来，像疯了似的紧紧拥抱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人同时说起来，互相打断对方。

“快告诉我，家里人都好吗？”

“好，好，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不该在信里说蠢话，请你原谅。以后还得谈谈。你怎么不打个电报来？先让马克尔把你的东西拿进来。啊，我明白你奇怪为什么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她去乡下了。”

“可是你瘦了。不过多么年轻苗条呀！我现在先把马车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去乡下买面粉。其余的用人都辞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人，你不认识，叫纽莎，是个姑娘，照看萨沙，别的没什么人了。大家都知道你要回来，都等着你呢，戈尔东、杜多罗夫，还有别的人。”

“萨沙怎么样？”

“他还好，上帝保佑。他刚睡醒。你要不是刚下火车，可以马上就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我不是信里已经给你写了吗？他从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可想而知。马车钱你付了吗？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俩站在人行道中间，身旁是网篮、手提箱，挡住了路。路人走过时，朝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张望着驶去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想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马克尔从大门口朝年轻的老爷太太跑了过来。他衬衫外面穿着件背心，手里拿着看门人的便帽，边跑边嚷嚷：

“我的天啊，这不是尤拉吗！可不是吗？就是他，我们的小鹰！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亲爱的，你没忘了我们，我们一直为你祷告，总算回家了！你们干什么？嗯，没有见过？”他不客气地对好奇的路人说，“快走吧，先生们。瞪着眼瞧什么呀！”

“马克尔，你好啊，咱们拥抱一下吧。瞧你，快把帽子戴上。有什么好消息？妻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

“她们能怎样，混日子呗。托你的福。要说什么新消息嘛，你在前线打仗那会儿，你瞧，我们也没闲着。这里弄得又脏又乱，魔鬼都嫌，你简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街没人扫，房子漏了没人修，就像过斋日似的肚子里空空的，一点油水也没有。”

“马克尔，我要在尤拉·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一状。尤拉，他老这样叨唠没个完。他说话那个粗劲，我真受不了。大概是想讨你的好。其实，他心里可有主意呢。你别替自己辩了，马克尔。你脑子缺根弦，应该学得聪明些。毕竟你不是住在生意人家里嘛。”

马克尔把行李提到前室，关上了大门，低声地、信赖地对日瓦戈说：

“你听见了吧，冬尼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对我不高兴。她老这样呢，说什么，马克尔，你两眼一抹黑，一点文化没有，就像烟囱里的黑油烟。还说什么，现在别说小娃娃，就是哈巴狗、家养的小狮子狗，都懂事理了呢。她当然说得在理，我没说的。可是尤拉，信不信由你，有学问的人不过只是看了一本书呀，未来的共济会会员，那书在石头下压了一百四十年。要我说呢，现在他们把我们给出卖啦。尤拉，你懂吗？一个小钱不值地给卖了，连烟都不给闻一闻。你瞧，冬尼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不让我张嘴，又在那儿摆手呢。”

“能不摆手？就这样吧，马克尔，把行李放在地板上就走吧，谢谢你。要有事，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会叫你的。”

二

“总算走了，真缠人！信不信由你，演戏给你看呢。在人前装傻瓜，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只是还没琢磨好去干谁，还装出一副可怜相。”

“瞧你说得也太厉害了吧！我看，他不过是喝醉了，不过是醉后胡言罢了。”

“你说，他什么时候清醒过？算了，去他的吧，真见鬼。现在，我担心萨沙别又睡着了。要不是铁路上流行伤寒……你身上有虱子吗？”

“好像没有。我一路很舒服，就像战前似的。要不我先稍微洗一下，大致洗一洗，等以后再好好洗。你去哪儿？为什么不从客厅走？你们上楼走另一条楼梯呀？”

“噢，是这么回事！你还不知道。我和爸爸考虑再三，决定把一层的几间房借给农业科学院。否则冬天我们生不起火。还有楼上也太大。准备借给他们。人还没来，他们的研究室要设在这里，还有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要搬来。千万可别引来耗子，因为有粮食嘛。不过眼下房子弄得蛮干净。噢，对了，现在房间叫做居住面积。从这儿走，这儿。怎么这么没脑子。要绕道走后面的楼梯。懂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给别人，很好。我在军医院的时候，医院也占用了一个有钱人的住宅。一间套一间的穿廊式房间，有的房间里还保留着镶木地板。屋里还有种在木桶里的棕榈树，夜里就像魔鬼似的在你床头伸着大巴掌。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常常在梦中吓得惊叫起来。不过，他们神经也不大正常，内部受了震伤。后来只好把木桶搬出去。我看，阔人家确实有些不健康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多得很。比如说家具过多，房子过多，多愁善感，又废话连篇。大家住挤一些，这样很好。应该多让出去一些，借给他们少了。”

“你袋子里有个东西探出脑袋来了！鸭子脑袋，鸟的嘴。多好看！一只野鸭！你从哪儿弄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下这可值钱哪！”

“火车上人家送的。说来话长，以后告诉你吧。你看要不要把它拿出来，送到厨房去？”

“那当然。我这就让纽莎去褪毛，开膛。大家都说今年冬天要挨冻受饿，说得很可怕。”

“是啊，别人都这么说。刚才我在火车上望着窗外，心里想有什么能比和睦家庭和工作更重要呢？其他问题都不决定于我们。确实，看来许多人会遭到不幸，有的人想逃到南方高加索去，从那儿再往远处走。我不能这样。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要挺得住。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你们就不然了。我要让你们躲过这场灾难，想把你们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比如去芬兰。瞧，现在我们每跨上一级就谈半小时，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楼上啊。”

“不，等一等。告诉你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差点儿忘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你舅舅。”

“冬尼娅！这不可能吧？这太巧了！”

“是啊，真的来了。他从瑞士来。绕道伦敦，经过芬兰。”

“冬尼娅！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看见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马上去找他，就是现在？”

“你这么着急！他住在朋友的郊外别墅。他说过，后天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他经过彼得堡的时候，路不通，在那里耽搁了一阵，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咱们真是走一步停一步呢。上去吧。这么说，你也听说以后日子很难熬，会有困难、危险，前途未卜啊。”

“我自己也料到了。没什么。搏斗一下吧。总不会全都毁灭吧。咱们先看看别人怎么过。”

“听说，往后没有劈柴，没有水，也没有电。钱也不能流通了。不向城市供应商品。咱们又停下来了。上去吧。你听我说。阿尔巴特大街一家作坊卖一种又浅又矮的炉子，都说好用。点上几张报纸可以把饭烧熟。别人给了我个地址。趁现在还有，赶紧去买。”

“对，我们要买一个。冬尼娅，你想得真周到！可是我还想着尼古拉舅舅这件事呢！你看，真没想到！”

“我有个这样的打算：二楼一侧留出一块地方；咱们和爸爸、萨沙、纽莎在那里占它两三间房，一定要互相联通的。这样就和其他房间完全隔开来，堵死，就像大街上独门独院一样。中间的屋里，摆上那么一个火炉，烟囱走气窗出去。洗衣、做饭、吃饭、会客都在这间房里，这样炉火就能充分利用了。上帝保佑，也许这样我们能熬过一冬天。”

“怎么能熬不过呢，当然熬得过冬天。这毫无疑问。你的计划太好了。好样的。这样吧，为了祝贺你的计划被采纳，咱们吃顿烤鸭，再请舅舅来我们的新居。”

“太妙了。让戈尔东带些酒精来。他能在实验室弄到。现在看看房间吧。这间就是我刚才说的。选得可以吧，不错吧？你把手提箱放下，下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还可以请杜多罗夫和施莱辛格。不反对吧？你还记得洗澡间在哪儿吧？洒上点消毒药水。我这就去萨沙那儿，让纽莎下楼去。等我弄好了，就叫你。”

三

到莫斯科后，他最感新奇的，就是这个小男孩。萨沙刚出生，日瓦戈就应征入伍了，对儿子能有什么印象呢？

入伍以后，一天日瓦戈在出发之前去医院看望冬尼娅。他到那儿正赶上婴儿喂奶，没放他进去。他坐在外厅等着。产妇室在顶头，妈妈们靠墙躺在那里。有一条走廊通到婴儿室。这时走廊上响起婴儿尖细的啼哭，大约十个到十五个婴儿一起哭叫着。护士们每人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像挟两大包东西似的，送去让母亲喂奶。她们走得很快，生怕襁褓中的婴儿着凉。

“哇，哇！”小娃娃们的哭声丝毫不带感情，他们齐声哇哇，唱着同一个调，仿佛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只有一个孩子的声音与众不同。他也是哇哇哭，听起来也毫无痛苦，但并不是为了尽什么义务；他的声音低沉、郁闷而不满。

当时，日瓦戈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萨沙，以此表示对岳父亚历山大的尊敬。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低声哭叫的正是他的孩子，因为这哭声有个性，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格和命运，这哭声包含着孩子名字萨沙——亚历山大的特色。日瓦戈真猜对了。这个孩子确实就是小萨沙。这是他对儿子的头一个印象。

以后日瓦戈对儿子的印象，主要来自冬尼娅寄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娃娃，大大的脑袋，噘着一张小嘴，笨拙地弯着腿站在铺开的被子上，他举起两只小手，好像就要蹲下去跳舞。那时他才一岁，刚开始学步；现在已经两岁，开始咿呀学语了。

日瓦戈提起箱子放在靠窗的牌桌上，解开箱上的皮带。这房间过去派什么用来着？日瓦戈认不出来了。看来，冬尼娅已经换过家具，或者又重新糊了墙纸。

日瓦戈打开皮箱，准备取出刮脸用具。从窗户望出去，前面正好是教堂钟楼，圆柱之间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满月。月光洒在打开的箱子上，照在上面的衣服、书籍和梳洗用品上，屋里的光线一变，日瓦戈又认出了这房间。

这是已故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用来堆放坏了的桌椅和没有用的旧办公用具。这儿有她娘家的家传文案、夏天收藏冬衣的大木箱。安娜·伊万诺夫娜在世时，房间四角里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一般不让人进去。但每逢大节日，小客人来得特别多，就可以在楼上到处跑、跳、淘气，于是贮藏室也开放。孩子们在那里扮强盗，藏在桌子底下，用烧焦的软木塞涂个大黑脸，穿上化装舞会的衣服。

日瓦戈站了一会儿，回忆着儿时的情景，然后他又下楼去，到一层前厅把网篮拿上来。

厨房里，纽莎正蹲在炉灶前，把野鸭放在一张报纸上褪毛。她是个腼腆、胆小的姑娘。看见日瓦戈提着网篮进来，涨得满脸通红，赶紧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掸掉围裙上的鸭毛。她向日瓦戈问了声好，就上去帮忙。日瓦戈回声“谢谢”，说他自己能提。

他刚跨进旧贮藏室，就听见隔壁第二间或第三间屋里妻子在唤他：

“尤拉，你可以进来了！”

他就向萨沙那间屋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是过去他和冬尼娅做功课的房间。小床上坐着个孩子，远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但却酷似尤拉的母亲，已故的玛丽娅·日瓦戈，几乎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比她死后留下的任何画像都更逼真。

“这是爸爸，这是你的爸爸，给爸爸做个小勾儿看看，”冬尼娅不停地说着，一边放下小床的床栏，可以让日瓦戈搂他，把他抱起来。

日瓦戈走到萨沙近前。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人，大概吓着了萨沙，萨沙不喜欢他。当日瓦戈弯下身去时，萨沙倏地站起来，抓住了妈妈的衣襟，气鼓鼓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大胆的举动把萨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赶忙投进母亲怀里，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真是的，真是的，”冬尼娅埋怨着他，“萨沙，你怎么能这样。爸爸会以为萨沙不好，萨沙是个坏孩子。你亲亲爸爸，让他看看，你亲得多好。别哭，哭什么，不要紧，小傻瓜。”

“随他去吧，冬尼娅，”日瓦戈说，“别难为他，你也不必懊恼。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都是胡扯。其实是很自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跟我熟了，拉都拉不开呢。”

可他自己走出房间时，心头也沉甸甸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四

几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看来，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现在实现了。

他的那些朋友们，不知怎么都变得平庸浅薄了。他们失落了自己的世界，也失落了自己的聪慧。在日瓦戈的记忆里，他们个性要鲜明得多。看来，过去他对他们估计过高。

过去，旧的社会秩序允许有闲阶级任情地想入非非，拿衣食无着的人作话题标新立异。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高谈阔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那种条件下，多么容易把这些当成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个性。

可下层民众刚一站立起来，上层阶级的特权一旦被废除，他们转跟之间就失去了光彩，毫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未有过独立的思想！

现在日瓦戈感到亲近的，只是不尚辞藻、不唱高调的人，是妻子、岳父、三两个同事、普通的朴实的职员和工人。

享用野鸭和酒精的晚宴，按计划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宾客见过了面，所以宴会上他们不是头一次重逢。

在那饥荒年月，一只肥鸭对客人来说是稀世佳肴，可就着鸭肉吃的面包太少，使这顿美餐大为减色，甚至使人感到气恼。

戈尔东是把酒精装在毛玻璃塞的药瓶里带来的。在黑市上酒精属于最抢手的交换物。冬尼娅手里总是拿着那药瓶，需要喝时便倒出来一些掺上水，有时兑浓了，有时兑稀了，全凭她的感觉。喝后才发现，饮用浓度不同的酒，比喝同一浓度的烈酒更容易醉人。这也叫人气恼。

最使人不快的是，他们的晚宴与当时的条件太悬殊。简直难以想象这条小巷里还有谁家此时能如此大吃大喝。窗外是静悄悄、黑漆漆、忍饥挨饿的莫斯科。店铺里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白酒，人们连滋味都忘记了。

看来，只有当你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相仿佛，能淹没在生活的大海中时，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所以，当这鸭子和酒精在莫斯科成了唯一佳肴时，它们便不再是酒，也不再是鸭子了。这不由得令人黯然。

宾客也给日瓦戈留下了不快的印象。当年的戈尔东爱苦思冥想，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叫人觉得可爱。他曾是日瓦戈的挚友，中学里大家都喜欢他。

现在他来了个自我否定，对自己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当的修正。他极力装得乐观豁达，追求机智俏皮，并且嘴上总挂着“有意思”、“多有趣”之类的话。这些不是他惯用的语言，因为戈尔东从来不认为生活是一种娱乐。

杜多罗夫到来之前，戈尔东谈起了杜多罗夫的婚事，他认为这故事十分可笑。这事在同事之间广为传播，日瓦戈还一无所知。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已有一年光景，后来又与妻子离了婚。这桩趣闻最精彩却不可信的部分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被错征入了伍。他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不断申诉。在军队里，由于他漫不经心，在街上不给长官敬礼，常常被罚去值勤。后来他复员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看见军官立即举手敬礼。他看花了眼，总觉得满眼都是军官的肩章。

这个阶段里他干什么都丢三落四，大大小小的错事不断。一天他在伏尔加河的码头上认识了两个姑娘，是姐妹俩。他们在等同一条轮船。由于他老有幻觉，仿佛左右都是军人，又由于有到处乱敬礼的积习，他变得神不守舍，还没看清姑娘，就爱上了那个妹妹，急急忙忙向她求婚。“多有趣，是不是？”戈尔东问道。但他不得不匆促收场。门外响起了故事主角的声音。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前他是个懒散、任性的公子哥儿，现在却成了一个严肃的学者。

中学时代，他因为参与政治犯的越狱计划，被学校开除。有一段时间他先后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学校里呆过一阵子，最后却学了古典人文科学。杜多罗夫在战争期间大学毕业，比他的同学晚一些。现在留在大学里担任两个教研室的课程：俄国史和世界通史。在俄国历史方面，他写了伊万雷帝时期土地政策的论文；在世界通史方面，他对圣茹斯特也颇有研究。

如今他总是侃侃而谈，声音低哑，仿佛正患感冒，双眼若有所思地平视着前方的某一点，仿佛在给学生讲课。

晚宴结束前，施莱辛格也插进来争论攻击；本来就已激动万分的主人与宾客，这时更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日瓦戈对杜多罗夫从小学时代就一直客套地用“您”。现在杜多罗夫又用您问了他几次：

“您看没看《战争与和平》和《椎形长笛》？”

日瓦戈早就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大家争论热烈，杜多罗夫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您看过《椎形长笛》和《人》吗？”

“我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因诺肯季。您没听见，是您的过错。好吧，就算我没说，现在再说一遍。我一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准确一些应该说，他的诗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一些年轻叛逆者的抒情之笔，例如伊波利特、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少年》的主人公。真是无与匹敌的天才力量！是那样铮铮有声的无可妥协和毫不讳言，最重要的是，他以大无畏的气魄把这些愤慨掷向社会，甚至投向远处的空间！”

自然，晚宴上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尼古拉舅舅。冬尼娅以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别墅了，其实并没有。他在侄子日瓦戈到达莫斯科的那天，就已回到了城里。日瓦戈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了。他们已经畅谈过，惊喜得大呼小叫，笑声不止。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晦暗的傍晚，细雨蒙蒙。日瓦戈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旅馆。这时旅馆要经市政当局批准才能接待顾客。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个知名人物。在城里他还有许多的关系。

旅馆倒有点像无人管理的疯人院。空空荡荡，乱七八糟，楼梯和走廊上脏不堪言。

从舅舅那间不整洁的房间里向大窗子外面望去，可以看到空旷无人的大广场。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广场仿佛不再是旅馆窗前那个真实的广场，而是夜里恶梦中见到的广场，使人感到可怕。

对日瓦戈来说，这是震撼心灵的、永难忘怀的、意义深远的一次会面。他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青少年时代左右他思想的主宰者，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白发更使他神采奕奕。外国式的宽大西服十分合身。他并不见老，还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

无疑，比起当前所发生的重大事变来，他显得逊色。重大的事变遮住了他的光彩。但是日瓦戈从来不想用这样的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政治问题时，镇定而从容，语气冷静而又带些诙谐。这给日瓦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善于自持，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如今的俄国人，显出外来人的特色。这一特点很显眼，不大合时宜，令人感到不受用。

其实呢，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么热烈拥抱，那么激动流泪，那么兴奋急促地交谈，又那么经常默然相对，并非是由于上面的原因。这是两个具有创造精神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的重逢。虽然过去的一切获得重生又浮现在眼前，分离后的种种情景也涌上脑际，但只要一谈到主要的东西，一谈到创造型人物所熟知的问题，那么一切关系便隐没不见了。不再有舅甥关系，也不再存在年龄的差别，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关系，那就是一种个性与另一种个性、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一种气质与另一种气质的相近。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未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畅谈创作的魅力、创作使命的本质，谈得那么尽意和痛快淋漓，那么恰到好处。从日瓦戈这方面来说，这样透彻精辟的分析算是闻所未闻，令人神往和感奋。

他们俩不时高兴地喊叫起来，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兴奋得抓耳挠腮，或者走到窗前，默默地用手指敲打玻璃，惊讶两人何以如此地相互理解。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后来在公众场合，日瓦戈还曾多次遇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这时他表现得很不一样，判若两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自己在莫斯科是客人，情愿自外于莫斯科。那么，这时他是否认为彼得堡或别的什么地方是他的故乡呢，这也无从知晓。当一个政治上的演说家或有魅力的社会活动家，这是他的向往。或许他指望在莫斯科也会举办政治沙龙，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前罗兰夫人举行的沙龙。

他经常去莫斯科僻静的小巷，探望热情好客的女友们，常常善意嘲笑她们和她们丈夫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和落后，嘲笑他们一贯爱坐井观天。现在他又在她们面前高谈阔论报纸上的时事新闻，就像过去在人前炫耀自己读过的禁书和俄耳甫斯经文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留下了一位年轻的新恋人，还有一些没做完的工作和一本没写完的书。他回祖国来，是为了亲身领略一下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如果日后能安然脱身，他要重新回到阿尔卑斯，那就又会销声匿迹了。

他赞成布尔什维克，时常举出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作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个是笔名为米罗什卡·波莫尔的新闻记者，另一位是时评家西尔维娅·科捷里。

冬尼娅的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嘟嘟囔囔地埋怨他说：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偏到哪去啦，实在可怕！哼，您的那些米罗什卡！误入歧途！还有您的那位利季娅·波捷里。”

“是科捷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更正他说，“名字是西尔维娅。”

“叫波科里还是波布里，全无所谓，不在乎两个字。”

“但是，对不起，还是应该叫科捷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耐心地要求他改正。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接着又往下谈：

“我们争论的是什么？论证这样的理论是无聊的。这是普通常识。多少年来，人民的大多数过着难以想象的生活。不管哪本历史教科书，不论如何下定义，称为封建主义和农奴制，或者称为资本主义和工厂企业，总之这些制度的反常或不合理，早已显示出来，并必然导致旧制度的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会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使一切各得其所。

“您也知道，对旧秩序作一些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需要彻底打碎旧制度。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大厦的倾覆。这又有什么可怕呢？光是害怕还不能避免它。这只是时间问题。您能驳倒这样的看法吗？”

“嗐，要谈的不是这个。难道我指的是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气恼地说，争论的气氛一下子又炽热起来。

“您的那些波布里和米罗什卡不是善良之辈。他们言行不一。另外，他们说的话也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不不！您先等等，我这就给您看篇东西。”

他拉开书桌抽屉，找那本刊有矛盾观点文章的杂志。他打开又推上抽屉时，弄得乒乓直响。这一阵乱响倒使他口齿伶俐起来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喜欢在说话的时候有旁的声音干扰他，这样可以掩饰他嘟嘟哝哝的说话中间的冷场，平时他就用“呣，呣”、“嗯，嗯”来补空。而每当他寻找东西，比如在昏暗的前厅寻找另一只套鞋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再比如，当他肩上搭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的时候，或者吃饭时要递过去一个大菜盘或给客人们斟酒的时候，他说话就十分畅快。

日瓦戈很喜欢听岳父说话。他爱听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里人特有的柔和的卷舌音，有点像低唱似的说话调子。这是他很熟悉的、老莫斯科的发音。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蓄着短髭的上唇稍稍外突，就像胸前微微翘起的蝴蝶结。他的上唇和领结之间，似乎有点共同之处，这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显得真诚感人，又天真稚气。

客人们快离席时，舒拉·施莱辛格才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她刚开过会，直接从会场上来的，身上穿着短上衣，戴着顶工人便帽，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进屋来。她和在场人一一握手问好，说着马上就大发牢骚。

“你好，冬尼娅。你好，亲爱的亚历山大。不像话，你们不能不承认。人们到处说日瓦戈回来了，莫斯科哪儿都传开了，可你们最后才告诉我。你们真不像话，看来我配不上你们。这位让人望眼欲穿的人物呢？让我过去，你们围得水泄不通。你好！好样的，了不起！大作拜读了。我什么也不懂，可是很有才气啊，这一目了然。尤拉。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年轻人，你们好。啊，果戈奇卡，你也在这里！鸭子，鸭子，叫嘎嘎，要想吃啥，请说话！”

她最后这几句笑话，是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的那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果戈奇卡说的。此人对任何刚抬头的力量总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呆头呆脑，再加又滑稽可笑，人家管他叫“小鲨鱼”，也有叫他“绦虫”的，因为他长得又瘦又高。

“你们在这里又吃又喝的！好，我马上就赶上你们。唉，诸位先生们，你们闭目塞听，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真是惊天动地啊！你们走出去看看真正基层的群众大会，那里有生活里真正的工人，生活里真正的士兵，他们可不是从书本里跑出来的。在他们面前，你敢说一句什么战争要打到彻底胜利吗？他们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我刚才听了一个水兵的发言！尤拉，听得简直让人忘乎所以！真充满了激情！说得头头是道！”

施莱辛格的话不断被别人打断。他们七嘴八舌各嚷各的。她坐到日瓦戈旁边，拉起他的手，把头凑过去，为了压过别人的喊声，像对着话筒似的，声音不高也不低地说道：

“尤拉，什么时候我带你去一趟，让你见见他们。你懂吗？你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那样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你干吗瞪大了眼睛？我的话你觉得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出身贝斯士热夫女校[21]，尤拉。我蹲过拘留所，在街垒上作过战。当然如此！你当怎么着？唉，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刚从人民群众中来。我正为他们筹建图书馆。”

她喝了点酒，现在显然醉了。就是日瓦戈也喝得脑袋发沉。他没有发现施莱辛格怎么跑到屋子那头去了，而他则在屋子另一头，靠着餐桌。他正站在那里说话，看来他本意是并不想讲的，开头大家仍吵吵闹闹，不听他的。

“诸位……我想说……米沙·戈尔东！果戈奇卡！安静点……真没办法，冬尼娅，他们不好好听！诸位，听我说两句。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事变正日益逼近。在它发生的前夕，让我向你们表示自己的祝愿：一旦事变发生，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失散，不要丧失自己的灵魂。果戈奇卡，你先别喊什么‘乌拉’，我还没说完呢。那两边的人别说话了，注意听我讲。

“战争进入了第三年，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或迟或早前线和后方之间的界线总得消失，鲜血流成的河将冲到每个人的面前，把那些蜷缩在自己安乐窝里、逍遥自得的人统统淹没。这股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革命时期，你们会觉得像在战场上一样，生活都停止了，一切个人的事都结束了。世界上除了屠杀和死亡，别的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我们长寿，有朝一日能够读到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的话，那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这五年或十年的经历，会比其他人一百年所经历的还要丰富。

“我不知道，人民会不会自觉地奋起，团结战斗，也许这一切只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这种重大的事件是无需戏剧性的证明的。即使没有这点，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对巨大事件去溯本求源是无聊的。缘由并不存在。家庭的口角有自己的起因。在相互揪头发、摔碗碟以后，怎么也弄不明白，谁第一个动的手。一切真正伟大的事物，像宇宙一样是无所谓开端的。它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却不知是如何发生的，仿佛是个永恒的存在，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王国。当这事发生时，我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时，失去的记忆有一半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我们不会记得事件的先后，也不想去寻找巨大变故的原委。我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一样。我们所到之处，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不会再有别的秩序。”

日瓦戈还说了些话，这时完全清醒过来了。但他还听不清旁人说的话，回答得也牛头不对马嘴。他看到大家都喜欢他，却驱赶不掉心头的郁闷，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他又说：

“谢谢大家，谢谢。我看出了大家对我的感情。我受之有愧。请不必对我这样厚爱，不必如此情切，好像日后再没有机会表示更深的情意。”

大家都大笑鼓起掌来，以为他是有意在说俏皮话。可是他却不知如何躲避那迫在眉睫的不幸，虽然他渴望着善，并能够争取幸福，却感到无法掌握未来。

客人们慢慢散去了。一个个疲倦得拉长了脸，不时像马一样张开大嘴打哈欠。

临走前，他们拉开窗帘，把窗子打开。窗外已是一片淡黄的曙光，潮湿的天空，叠垒着浑浊的土灰色的云层。“看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下过一场雷阵雨，”一个客人说道。“我来时，路上就挨了淋。好不容易才跑到这儿。”施莱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

无人的小巷里还晦暗无光。树叶上滴滴答答淌着雨水，湿淋淋的麻雀不停地啾啾叫着。

轰然滚过一声响雷，仿佛耕犁在天际划了一条垄沟，然后一切又复平静。接着一连四响沉雷，就像秋天从翻松的土垄里用铁铲扔出几个大土豆的声音。

雷声把屋里的烟味和尘土都廓清了。骤然间，生命的要素，如水、空气、幸福的追求、土地和天空，仿佛一股股电流袭来，都变得切实可感了。

小巷里充满了散去的客人的说话声。他们出了门仍然高声议论着什么，简直和刚才屋里的争吵没有什么不同。声音渐渐远去，小巷逐渐静了下来。

“太晚了，”日瓦戈说，“我们去休息吧。世界上所有的人里，我只爱你和爸爸。”

五

八月过去，九月也近尾声。冬日不可避免地临近了，在人世间，一种即将来临的冬眠般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人们都在谈论它。

需要准备过冬，要储存好食物和取暖的劈柴。但在唯物主义凯旋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食物和劈柴被粮食问题和燃料问题所取代。

城里居民就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孩子一样，感到无可奈何。这陌生事物扫除了一切旧日的常规，留下了一片空白。其实它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居民自己造成的结果。

周围的人们还自欺欺人地夸夸其谈。日常生活还按照旧习惯跛子似的勉强挣扎着向前。但是日瓦戈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

生活必然的未来是躲不过他的眼睛的。他们面临着考验，甚至是毁灭。留给他们的屈指可数的日子，眼看一天天逝去。

如果没有日常琐事、工作、操劳，他定会发疯。妻子、孩子、谋生的需要，救了他的命；这就是每天的生活，看病和出诊，最实际的事，不可不做的事。

他明白，在未来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他太渺小。他既惧怕未来，又热爱未来，并且暗自引为骄傲。他好像同世界告别一般，最后一次用充满激情的目光贪婪地望着云朵和树木，望着路上的行人，望着这个在不幸中痛苦呻吟的伟大的俄罗斯城市。为了美好的未来，他愿意做出牺牲，然而他却是束手无策。

他从旧马厂街路口的俄国医生协会药房旁边穿过阿尔巴特大街时，常常站在街心如此这般地观看天空和过往行人。他又回到原来的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沿用原来的名称，叫“圣十字”医院，圣十字协会当然已经解散，但还没有给医院想出更合适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温和派认为日瓦戈是个危险人物，这些人的愚钝令日瓦戈生气。政治上的激进派认为日瓦戈不够先进。所以他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

在医院里日瓦戈除了份内工作，还受院长委派负责督管医院的统计报告。他见到了不知多少报表、调查表、履历表，填过不知多少各式各样要求严格的统计表！死亡率、发病率的增长数字、职工的财产情况、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参加选举的比例、燃料、粮食和药物匮乏的情况——这一切中央统计局都要了解，需要一一统计出来。

日瓦戈填写这些表格时，就坐在医师值班室窗旁自己那张旧桌上。各式各样的表格在他桌子右角摞得老高。除了完成自己定期的医学著述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那本《舞台人生》，写写调子低沉的日记，在当时的记事本中还写下一些散文、诗和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有感于半数人失去了自我，又不知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

圣母升天节以后，阳光变成了金秋的奶黄色，照得值班室的白墙金灿灿的。早上开始出现霜冻。冬日的山雀和喜鹊，开始躲进斑驳明亮的疏林中。这些日子里天高气爽，穿过天地间的透明的空气流，从北方涌来一股深蓝色的寒光。宇宙间的一切，都看得清晰，听得清楚。断断续续传来远处的清脆声响。远方澄澈可辨，仿佛展现出未来许多年的生活。

这种稀薄空旷的感觉，如果不是如此短暂，且唯有在秋末早到的黄昏才会出现，人们会难以呼吸的。

医生值班室满是秋阳的夕照。那早早落山的太阳，光线非常鲜亮、透明、滋润，就像熟透了的白浆苹果。

日瓦戈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一边思索着，不时蘸蘸墨水。医生值班室的大窗前面，静静地掠过三五只飞鸟，屋子里不时映出它们无声无息的影子，有时落在他写字的手上、摞着表格的桌上和墙壁地板上，而后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枫树已经掉叶子了，”解剖员走进来说道。他原来是个身强体壮的汉子，现在瘦得皮肉松弛，像口袋似的挂了下来。“它大风大雨都不怕，可来一次晨霜就落到如此地步！”

日瓦戈抬起头来。刚才窗前掠过的神奇飞鸟，原来是飘落的绛红色枫叶。叶子从树上飘下，在空中旋舞着飞开去，然后落在树旁医院的草坪上，像一颗颗蜷曲的橙黄色星星。

“窗缝泥过了吗？”解剖员问道。

“没有，”日瓦戈说着，又继续写起来。

“怎么还不泥呢？是时候了。”

日瓦戈全神贯注地写作，没有回答。

“唉，可惜塔拉修克走了，”解剖员继续说道，“他可是个能人啊。修鞋，修表，什么都会。世上什么东西他都弄得到。应该泥窗户了。咱们只好自己动手。”

“没有油灰。”

“可以自己调嘛。我有个配方。”解剖员告诉他，怎样用阿利芙油和白垩拌成油灰。“不过，算了吧。我打扰您了。”

他走到另一扇窗子跟前，摆弄着自己的各种瓶子和标本切片。天渐渐黑了。过了一会，他又说：

“您要保护眼睛。天已经黑了。还不来电。咱们回家去吧。”

“我再干一会儿，二十来分钟。”

“他妻子现在在医院里当护士。”

“谁的妻子？”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他本人却不知去哪儿了。到处乱跑。夏天，回过两次家。还来过医院。眼下在乡下什么地方建设新生活。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士兵，这样的人您在街上和火车上都可以见到。您想知道这里的奥秘吗？就说塔拉修克吧，您听我说。他是个多面手，什么都干得漂漂亮亮。不论干什么，又麻利又好。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也一样。他像琢磨手艺似的，把战争琢磨个透。战场上他竟成了个神枪手。在战壕里或潜伏哨位上，他的眼力和手上功夫全是第一流的！他得了不少奖章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百发百中的枪法。他干一行爱一行，喜欢上打仗了。他认为武器就是力量。武器可以使他出人头地。他自己就希望成为一种力量。武装起来的人，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在古时候，这样的人都由射手沦为强盗。你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下枪，那可不容易。于是发明了新的说法，像‘调转枪口’之类，他真就倒戈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呢，来自生活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您想得到吗？”

解剖员走到自己桌前的窗旁，又摆弄了一会儿试管。然后说道：

“那个炉匠怎么样？”

“谢谢您把他介绍给我。是个十分有趣的人。我们谈黑格尔、克罗齐，谈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

“那当然啰！他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呢？”

“别提了。”

“漏烟？”

“糟糕透了。”

“烟筒装得不对吧？应该跟炉子接上，可他大概是把烟筒从气窗里通出去了吧？”

“烟筒他是接在荷兰炉上了。可是烟出不去。”

“那就是没有找到烟道，用了通风道。再不就是走了排气孔。可惜塔拉修克不在！您将就用一阵吧。莫斯科也不是一天就建设齐全的。生炉子可不是弹琴玩。要学学。劈柴准备好了吗？”

“哪儿去弄劈柴？”

“我给您把教堂看门人叫来。他是个偷劈柴的能人。他会把栅栏拆了当柴烧。不过我先提醒您，对他要讲好价钱，要不然会漫天要价。要么去找一个木料浸染女工。”

他俩下楼到了传达室，穿上大衣，来到街上。

“干吗去找人治臭虫[22]？”日瓦戈说，“我们家里没有臭虫。”

“和臭虫毫不相干！我说东，您说西。我说的不是臭虫，而是木材。这女人什么都能弄得来卖。把木头房子和木墙都买下来，当劈柴卖。手上东西多着呢。走路小心瞧着点，别绊倒了，黑得像锅底。过去，我蒙上眼睛在这里都能走。每块小石子我都清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嘛。后来把栅栏拆了，我睁着眼都不辨东南西北，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些过去没见过的叽里旮旯儿都暴露出来了！树丛里那些帝国风格的房子，还有那些放在花园里的露天圆桌和破破烂烂的长椅。最近有一天，我在三岔路口路过几个荒芜的院落，见一个上百岁的老太婆，用根拐棍挖土。‘老奶奶，上帝保佑您。您挖蚯蚓钓鱼吗？’我这么说，当然是开玩笑啰。可是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老爷，我找蘑菇呢。’可不是吗？现在城里跟树林里一样，到处是腐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地方，是不是在谢列勃良街和莫尔恰诺夫卡路口？我路过那里总会碰上稀奇古怪的事。不是碰见个二十多年未见过面的人，就是碰上什么别的。据说，那里背阳处，还有拦路抢劫的。这也不奇怪。这地方四通八达。那里有许多路可以通往斯摩棱斯克市场的老贼窝。抢了你，剥了你的衣服，就没影没踪了，你追去吧。”

“这里路灯灯泡太暗，难怪人家把打得青肿的眼叫做灯泡子。你可别撞个鼻青脸肿的。”

六

确实，在那个地方，日瓦戈经常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晚秋一个寒冷昏黑的晚上，正是十月革命起义之前不久，他在这拐弯的地方撞上一个昏厥过去的人横躺在人行道上，摊开双手，脑袋斜靠着石墩，两条腿伸在马路上。他偶尔发出一两声低微的呻吟。日瓦戈大声喊他，想让他苏醒过来。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一时又昏了过去。他头被击伤，满脸是血。日瓦戈匆忙检查了一下，发现颅骨并没伤着。这人显然是遭到了持械者的抢劫。“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声。

日瓦戈就近在阿尔巴特街的药房打了电话，让圣十字医院的老马车夫赶来车，送这不知名的伤员去医院。

原来受害人是位著名政治活动家。日瓦戈治好了他的伤。此后许多年他就成了日瓦戈的庇护者，使他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时代，避免了许多麻烦。

七

这是个星期天。日瓦戈休息，不必去医院上班。他们在西夫采夫街的家里，按照冬尼娅的安排，已经集中到三间居室里准备过冬。

这一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天空密布阴霾，晦暗已极。

大早上就生起了取暖炉子。炉子往外倒烟。冬尼娅对生炉子一窍不通。纽莎费力地想把几块潮湿劈柴引着。冬尼娅在一旁指手画脚，瞎出主意。日瓦戈看见这种情况，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想去帮个忙。但是冬尼娅轻轻推着他的肩，把他撵到门外，一边说：

“你去自己房间吧。本来就够头昏了，全都乱了套，你总爱瞎说一气来碍我的事。你懂什么，一插手只会火上浇油。”

“啊，浇油，冬尼娅，这不是太妙了吗？有了油，炉子马上就着旺了。苦就苦在我既不见油，又不见火。”

“现在顾不上说俏皮话。你明白吗？有时候是顾不上说笑话的。”

炉子没生着。星期天的计划全打乱了。原来大家指望天黑以前把该做的事做完，傍晚可以休息，现在落了空。吃饭推迟了，有人本打算用热水洗个头，还有其他种种计划，一概无法实现。

过了不一会儿，满屋是烟，呼吸都感到困难。大风把烟逼回屋里，黑色的浓烟悬在屋子半空，倒像童话中大松林里的妖怪。

日瓦戈把家人都撵到旁边的两间屋里，打开了气窗。他把炉子里的劈柴取出了一半，在炉膛的碎劈柴中掏一条小道儿，放上桦树皮和碎根作引火。

气窗里涌进一股股清新空气，吹得窗帘飘起来。书桌上的纸也吹落了几页。远处有扇门被风刮得砰的一声响。钻进屋里的风，吹得屋里剩下的烟满地乱窜，好像猫在追赶耗子。

燃着的劈柴哔剥作响，火焰蹿起老高。炉子熊熊着了起来。炉身被烧得显出一个个火团，好像肺病患者脸上的红晕。屋里烟渐渐散了，最后完全消失了。

屋里变得亮堂起来。玻璃窗上蒙着水汽，这是前不久按解剖员教的办法泥好的窗户，暖烘烘、油腻腻的油灰气味直冲鼻子。摞在炉子四围烘烤的小劈柴，也散发出一股苦涩的、刺激喉咙的云杉树皮的焦味，而新锯的潮湿的山杨树，散发着香水般的清香。

这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舅舅突然撞了进来，就像气窗里猛然涌入的气流。他进来就告诉大家说：

“街上在巷战。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生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卫戍部队交了火。几乎到处发生冲突，到处都在起义。我一路过来，有两三次遇上枪战。一次在德米特罗夫卡，另一次在尼基特城门。不能直接过来，只好绕道走。尤拉，快点。穿上衣服，咱们上街去。这一定要看看。这是历史，这种情况千载难逢呀。”

可是他自己一扯就是两个钟头，接着又吃饭，等要回家时，才拉着日瓦戈一起走。这时戈尔东先到了一步。他也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飞奔进屋，也带来同样的消息。此刻巷战又有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戈尔东说街上的射击加剧了，路上行人有的被突然飞来的流弹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全都中断了。他能来到这儿，几乎是个奇迹，现在回去的路已被切断。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他的话，还想上街，可过了一分钟便折回来。他说小巷里出不去，外面子弹嗖嗖乱飞，把拐角处的砖石和泥灰都打了下来。街上空无一人。人行道已不能通行。

这几天，萨沙患了感冒。

“我说过一百遍，不要把孩子带到火炉前面烤，”日瓦戈十分生气，“过热比受冻更有害。”

萨沙喉头发炎，出现高烧。他一生病就害怕恶心和呕吐，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恐惧心理。而且时时觉得就要发作。

日瓦戈拿了喉镜要检查他的喉部，可他推开父亲的手，闭上嘴，憋着气喊叫，怎么劝说、怎么吓唬都没用。后来萨沙一不留神突然张嘴打了个大哈欠。日瓦戈见状飞快地把勺子塞进儿子嘴里，轻轻压住舌头，赶紧看了看他的喉咙，只见咽喉红肿，扁桃体上布满了化脓的斑点。这使日瓦戈着实吃了一惊。

过了一会儿，日瓦戈又用计从萨沙嘴里取出些活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备有显微镜，日瓦戈凑合做了化验。幸好不是白喉。

但到第三天夜里，萨沙突然发生喘鸣性喉痉挛，浑身发烫，呼吸困难。日瓦戈不忍心看他受罪，却无法解除可怜的孩子的痛苦，冬尼娅觉得孩子快要死了。他们把他抱在手上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样萨沙好像舒服一些。需要给萨沙喝牛奶、矿泉水或苏打水。但这时巷战正在高潮，密集的枪炮声一分钟也不停。即使日瓦戈冒生命危险越过射击区，到了战线那边也碰不到一个人。在局势没有彻底明朗之前，全城仿佛都停滞不动了。

不过有一点已经十分明显，到处都传来消息说，工人占了优势。只有个别的小股士官生还在挣扎，而且都是分散作战，已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西夫采夫街位于士兵占领区。士兵们正从多罗戈米洛夫向市中心进击。小巷里也挖了战壕，从德国战线上撤下来的士兵和年轻工人们就呆在这里，他们和附近一带的居民已经熟悉了，成了他们的邻居。当人们从门里探出头来张望，或走到街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友善地和居民开开玩笑。这一地区的交通已经恢复。

被困在日瓦戈家里三天三夜的戈尔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也回家了。萨沙三天重病期间，有他们在，日瓦戈觉得宽慰不少，而冬尼娅也原谅他们给她家中乱上添乱。他们为了感激好客的主人，觉得应该不停地和主人说说话。于是他们在三天里不停地东拉西扯，使日瓦戈感到十分疲倦，以至于也乐于和他们分手了。

八

日瓦戈得知他们两人安全地回到了家。但与此同时也知道武装对峙并没有全部结束，以前传说警戒都已解除是不确切的。各处还有军事冲突，有一些地区仍无法通行。日瓦戈还不能上医院去，其实他早就急于工作了，再加上医师值班室的抽屉里还有他的手稿《舞台人生》和学术札记。

人们只敢在附近活动，早晨，就近买些面包。路上碰着拿牛奶的人，就围上去打听在哪儿买到的。

城里时而又响起枪声，吓得街上的路人纷纷逃回家去。大家都猜双方大概正在谈判，谈判是否顺利，可以从枪声的疏密去判断。

旧历十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日瓦戈正急匆匆地去拜访附近的一个同事，其实也没特别的事。这一带平常是很热闹的，如今行人很少。日瓦戈几乎一个路人也没碰上。

日瓦戈快步走着。天上飘着薄薄的初雪，但风很大，而且越吹越狂，几乎要起暴风雪了。

日瓦戈从一条小巷出来，又拐进另一条巷子，已经记不清转过多少弯了。突然，雪纷纷扬扬地大起来，暴雪大作。这样的风雪要是在旷野上，定会呼啸着铺天盖地，可在城里却好像迷了路，在狭窄的小巷里反复盘旋。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或远或近，在天上和地上，仿佛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个别地方传来负隅顽抗的最后几声枪响。远处天际映出已经扑灭的大火的微弱反光，像一个个小气球升起又破碎了。风雪也在空中一阵阵旋转呼啸，从日瓦戈脚下潮湿的马路和人行道上卷起一阵阵雪雾。

在一个路口，一个报童高喊着“号外，号外”，从他身边跑过，腋下夹着一叠刚出厂的报纸。

“不用找钱了，”日瓦戈说。报童好不容易把还发潮的报纸分出一张，塞在日瓦戈手里，转眼之间又隐没在风雪之中，就像刚才猛然从风雪中出现一样。

日瓦戈走到附近的路灯下，赶紧浏览一遍。

这张号外只印了一面，登着来自彼得堡的一则政府公告。公告中宣称已经组成人民委员苏维埃，俄罗斯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并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还有其他各种电讯。

风雪吹打日瓦戈的眼睛，报上落了层灰色雪糁。但妨碍他看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时刻的伟大和永恒，震撼着他，使他无法冷静。

日瓦戈为把这公告读完，环顾左右想找个有光亮、避风雪的地方。原来他又跑到了自己那个神秘的路口，站在谢列勃良大街和莫尔恰诺夫卡的交叉口。旁边是一幢五层楼房，正门宽阔，灯光明亮，门上装着玻璃。

日瓦戈进了大门，站在灯下细读各种电讯。

他听到楼上有脚步声。有人下楼来了，脚步不时停下来，仿佛有些犹豫。果然不出所料，下楼的人突然改变主意，又折回去快步上楼了。上面打开了一扇门，传过来两人说话的声音；由于有回响，听起来很不清楚，不知谈话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接着门又砰的一声关上，刚才下楼的那人，迈着坚定的快步走下来。

日瓦戈正埋头看报，没打算抬眼打量旁人。那人跑到楼下，突然收住了脚步。日瓦戈抬起头朝下来的人看了一眼。

面前是一个十八岁上下的小青年，反穿着硬邦邦的翻毛鹿皮短大衣，就像西伯利亚人似的，头上的皮帽也是翻毛的。他脸色黝黑，眼睛细长，像吉尔吉斯人。这孩子脸上有某种贵族的气质。他那忽闪的眼神，不外露的精明，很像是外来的混血儿身上的特质。

这男孩显然把日瓦戈误认为某个熟人，此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腼腆又惶惑地望着日瓦戈，仿佛知道他是谁，只是不敢开口说话。为了解除他的误会，日瓦戈打量了他一番，冷淡的眼神使孩子不想再和他接近。

男孩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没说就往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他又回头望了望，才推开那扇不太牢的、沉甸甸的大门，出去后哐啷一声关上。

过了十来分钟，日瓦戈也出了大门。他忘了那个孩子，也忘了找人的事，脑子里塞满了报上的消息，迈步回家。路上又碰上件事，虽然是生活琐事，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却也非同小可。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

在离家已经不远的地方，他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堆横放在马路边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旁边的小巷里有个机关。大概这是公家送来的燃料，是郊外木屋拆下的一堆旧料。木材在院子里搁不下，所以占用了街面。这一大堆木材由一个荷枪的哨兵守卫着，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时还走出院子巡视。

哨兵拐进院里的时候，恰好一阵旋风卷起浓重的雪雾；日瓦戈毫不迟疑地转到木材堆后面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左右摇动着慢慢把压在最底下的一根沉木头晃松了，再使劲把它从木堆里拉出来，扛上肩。他竟不觉得特别压肩（自家的东西不觉重嘛），悄悄顺着背阴的墙根扛到了西夫采夫街家里。

这段粗木到的正是时候，家里的劈柴眼看就要烧光。他把圆木锯开，破成整整一大堆劈柴，然后蹲在炉前添火，默默地坐在颤抖发响的炉门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圈椅挪近炉边取暖。日瓦戈从衣兜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没看过吧？欣赏欣赏吧，读一读。”

日瓦戈仍旧蹲着，拿一个小火钩拨弄炉膛里的劈柴。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地把发臭的旧脓包全切除了！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顶礼膜拜而不敢抗争的不公正制度，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明了的判决。

“他们如此果敢彻底，表现了某种人们早就熟悉的民族精神，有普希金那种无条件追求光明的良知，有托尔斯泰那种正视事实的精神。”

“普希金？你说什么？别着急。我马上就看完了。我不能一边看一边听你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打断女婿的话，误以为日瓦戈嘟嘟哝哝的独白是对他说的。

“最重要的，是弄清伟大在哪里？倘若交给谁一个任务，要他创造新世界，开始一个新世纪，他必定先要清理地基，先要等旧时代结束，然后再开始建设新时代。他需要从整数开始。重起一行，另起一页。

“现在可好！这史无前例的历史上的奇迹，这一创造，一下就闯入了奔流不息的普通生活的最深处，全然不管这日常生活的进程如何。它并非从头开始，而是在中间发端；这不是预先选好的日期，而是随随便便的普通日子，是城里电车穿梭往来的高峰时刻，这一点才是最伟大之处。只有最伟大的事件才不择地点与时间。”

九

冬天到了，正如人们预料的，虽然不像之后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可怕，却也相差不远：阴暗，饥饿，寒冷。整个冬天，人们在破坏习惯了的一切，改造一切生存根基，拼命挣扎，抓住即将流逝的生活。

可怕的冬天，一来就是三年，一年接着一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可怕的事仿佛都发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其实某些事可能是稍后才发生的。这连续的几个冬天已经混成一片，很难一年年地区分开来。

旧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协调。新旧之间还没发生一年后国内战争中那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但两者之间也缺乏联系。新与旧各据一方，彼此相对，旗鼓相当。

那年，各种机构都在进行改选：居委会、各种组织部门，还有各种民政事务机关。它们的成员也在变化。都派有权力无限的政委，都是意志坚定的人，身穿黑色皮夹克，揣着手枪，很能吓唬人；他们很少刮脸，更少睡觉。

他们熟知手上只有小票面公债券的可怜巴巴的小市民的习性。对这些人，他们毫不留情地讥讽挖苦，好像对待被逮住的小偷。

这些人掌管着一切，就像纲领所要求的那样。于是一个创举接着一个创举，一个联合接着一个联合，全都布尔什维克化了。

圣十字医院现在已改名为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职工被解雇，许多人自动辞职，因为觉得在这里工作好处不大。这些人大都是收入很高、掌握时兴医术的医生，生活优裕，又能说会道。他们辞职是出于私心，却装作出于公民责任感而采取的示威性辞职行动。这些人对留在医院工作的人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和他们几乎断绝来往，对日瓦戈的态度就是这样。

晚上，日瓦戈夫妇常谈谈生活里的一些事：

“星期三别忘了上医生协会的地下室去取冻土豆。有两口袋。我先要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去帮你。用雪橇得两个人一起拖才行。”

“好的。来得及，尤拉。你早点睡吧，已经很晚了。事情反正也做不完。你需要休息一下。”

“目前正闹传染病。体质的虚弱降低了人的抵抗力。你和爸爸脸色很难看。得想点办法才好。可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们太不照顾自己了。要注意身体。喂，你没睡着吧？”

“没有。”

“我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可万一我病倒了，你别干蠢事，别留在家里，赶快送医院去。”

“尤拉，你说什么呀！上帝保佑你。你干吗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

“你要记着，往后没有正直的人，没有朋友啦，更没有知交。如果出了什么事，只有靠皮丘日金。当然，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你没睡着吧？”

“没有。”

“那些鬼家伙，扔下医院挣大钱去，倒成了公民责任感强，有原则性。见了面，他们勉勉强强才伸出手来。‘您还在他们那儿服务？’他们扬起眉毛问我。我说，‘还在那儿工作。对不起，我为自己的艰苦感到自豪，并且尊敬那些虽使我们艰苦却更给我们荣誉的人。’”

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经常吃的只是黄米稀粥和鲱鱼头汤。炸鲱鱼块充作第二道菜。黑麦不上磨，麦粒不去皮，拿来煮粥吃。

冬尼娅认识的一位女教授，教她怎么在荷兰炉底烤面包。面包准备卖掉一部分，得的钱用来补偿使用从前的瓷砖壁炉的消耗。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用折磨人的小铁炉，它漏烟，烧不旺，根本不暖和。

冬尼娅面包做得不错，可是一点也卖不出去。他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依旧使用那个铁炉子。日瓦戈一家生活十分贫困。

一天早晨，日瓦戈照例外出上班。家里只剩下两块劈柴。冬尼娅穿上皮大衣上街去“碰碰运气”，由于身体虚弱，她虽然穿了皮大衣，在太阳底下也还冻得发抖。

她在附近几个巷子里转悠了有半个小时光景。那里有时有近郊的农民来卖蔬菜和土豆，但不太容易碰到他们。挑货来卖的农民，要被拘留。

她很快就碰上了要找的对象。冬尼娅跟着一个穿粗呢上衣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往回走。这人拉着一辆轻巧如玩具般的雪橇，小心地拐进了他们家的院子。

在雪橇蒲席下的韧皮车筐里，装着一堆桦树圆木，粗细与十九世纪旧式庄园栏杆相去不远。冬尼娅知道这种木柴不经烧，说是桦木，不过骗人而已，实际上是一种劣质木料，而且刚砍下不久，没法当柴烧。但是别无选择，不容你挑拣。

这个青年农民抱了五六次，就把雪橇上的木柴全送到了楼上，然后抬走了冬尼娅拿来交换的那台镶镜小衣柜，装上雪橇，准备送给自己女人。他们又顺便谈了以后换土豆的事，他提出要换门旁那架钢琴。

日瓦戈回家来，对妻子买劈柴的事没说什么。其实，把那个小衣柜劈了当柴烧更合算。只是他们不忍心把柜子毁掉。

“你看见桌上那张便条了吗？”妻子问道。

“是医院院长的吗？已经有人对我说了。我知道，要我出诊。我一定去，先歇一会儿。可是路很远，在凯旋门那儿，我有地址。”

“他们答应的报酬真奇怪，你看了吗？你还是把条子看一看吧。一瓶德国白兰地或是一双长筒女袜。拿这些东西来请你去。他们是什么人呢？不很地道，另外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一无所知，是什么暴发户吧？”

“看来，是采买一类的人。”

当时，国家已消灭私营商业，一些小私商以及承租商和委托商，都称做采买；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和政策稍稍放松，他们签订合同，由他们向国家提供各种商品。这些人中已经没有旧商行的经理和大商店的老板，他们都被打倒，一蹶不振。如今只是些小业主，做生意还没几天，没有殷实的家底，是新起来的生意人或外地商人，战争和革命使他们发了财。

日瓦戈喝了一杯掺奶和糖精的热开水，就出诊去了。人行道和马路上盖着厚厚的积雪，从大街一侧的屋墙到另一侧的屋墙，有的地方积雪齐了一层楼的窗子。路上不时有人不声不响、有气无力地背着可怜的一点粮食，或者用小雪橇拉着，几乎见不到马车。有些房前还挂着原来商店的旧招牌，现已成了与招牌毫不相干的合作商店和消费合作社。它们都紧锁大门，窗户装着铁栏杆，有的门都钉死了，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

商店无货上着锁，不仅因为商品短缺，还因为全面改造生活（其中包括商业）的工作还只限于较大的方面；至于这些封门的小铺子，就像那些小业主们，还排不到日程上来。

十一

日瓦戈去的那家，在布列斯特街尾，靠近特韦尔城门。

这是一幢十分古老的营房式砖楼，里面有个院子，贴着内墙建了三层的木结构回廊。楼里的居民正按原定计划在开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一位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正开着会，突然军管会来楼里检查持枪证，没有持枪证的武器一律没收。检查队长告诉区苏维埃代表说，她不必走，因为搜查要不了很长时间，等检查过的居民陆续回来，就可以继续开会。

检查眼看要结束了。现在轮到请日瓦戈看病的那家，这时日瓦戈正好赶到。他要去的回廊梯口，守着一个士兵，肩上挎了杆用绳子拴着的枪。他说什么也不让日瓦戈上楼。检查队长问清原委后，让士兵放医生上去，说等他看完病再搜查。

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黝黑的脸膛没有一点光泽，忽闪着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看来他心情紧张：既为妻子的病担忧，又为眼前搜查着急，而且对医生和医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崇敬。

为了不浪费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主人想尽可能讲得简单扼要。可他越着急，说得就越乱、越啰嗦。

屋里满是抢购来的各式家具，有高级的，也有一般的便宜货；这是为了把钱换成保险的实物。成套家具中掺杂着个别的不配套的东西。

那年轻人认为，他妻子患了神经性恐惧症。他啰啰嗦嗦地讲起他们曾贱价买进一个带音乐装置的老式自鸣钟。钟早已不走了。当时是作为钟表工艺珍品买下的（主人还带日瓦戈到隔壁房间看了看）。他们甚至认为，这台钟未必能修好。可突然多年未上弦的钟自己走了起来，而且还响起了复杂的法国小步舞曲，后来又停了。“我妻子吓坏了，”青年人说，“她觉着这是给她报的丧钟，于是一病不起，尽说胡话，不吃不喝，也认不得我了。”

“因此你就认为是神经受了强烈刺激？”日瓦戈怀疑地问道，“请带我去看看病人。”

他俩走到隔壁房间。房顶上挂着枝形细瓷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侧，放着两个红木床头小柜。外侧躺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妇女，眼睛又黑又大，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下面。当她看见有人进屋来，就要他们出去，手伸出被子使劲一甩，睡衣宽大的袖子一直滑到腋窝。她不认得自己的丈夫，旁若无人地低声唱起了一支忧伤的曲子。她越唱越伤心，就放声恸哭。后来，又孩子似的抽抽搭搭，哭着说要回家去。她不让日瓦戈给她看病，不论医生站在床的哪一边，她总转身背对着他。

“应该让医生看看才是，”日瓦戈说，“不过，即使不看，我也明白了。她得了斑疹伤寒，而且不轻。她够痛苦的，很可怜。我想最好送她去医院。问题不在于条件是否方便，主要是需要经常的护理。患了斑疹伤寒，开头几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有车吗？最好用一辆马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哪怕是一辆拉货车也可以。当然，出门要给病人穿暖和点。我给你们开个证明。”

“行，我去想办法。但请等一等。难道她真得了伤寒吗？太可怕了！”

“很遗憾，确实如此。”

“如果她不在我身边，我怕她会死去。您是不是可以到家里来给她看病，尽可能多来几次？您要什么酬谢都可以。”

“我已经向您说明白了，重要的是要对她做经常的观察。您听我说，这是万全之策。现在无论如何要弄辆马车来，我给她开一张入院单。我们最好去你们居委会开。证明需要居委会盖章，此外还要办一些别的手续。”

十二

经过盘问和搜查的居民，披着厚厚的披肩或穿着皮大衣，一个个回到了没生炉子的居委会来，以前这里是个存放蛋品的货栈。

屋子一头摆着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可人太多，不够坐。于是就把长方形的空蛋箱翻过来，放在四周充当坐凳。屋子另一头，是摞得老高的空蛋箱，快顶到天花板了。碎鸡蛋的蛋白蛋黄和地上的刨屑冻成了团，扫到墙角堆着。在这堆刨屑里耗子窜来窜去，有时还跑到前面的砖地上，然后又钻回去。

耗子一窜出来，有个胖女人就尖叫着跳到蛋箱上。她装腔作势地翘着手指捏起裙角，脚上那双摩登的长筒靴，在箱盖上跺个不停，故意嘶哑着嗓子，像喝醉了似的喊道：

“奥利卡，奥利卡，你这儿尽是耗子。哎呀，讨厌的东西，又窜过去一只！哎呀呀，这畜生还有灵性！样子多凶！哎呀呀，爬上箱子来了！可别钻到裙子里。哎唷，吓死我了，哎唷，吓死我了！先生们，请你们别往这边看。对不起，我忘了现在不叫先生，叫公民同志。”

这哇哇乱叫的女人穿件敞怀的羊皮短大衣。她垂着个皮肉松弛的双下巴，往下是高高隆起的乳胸和绷着绸裙的肚子——这三个隆起物不停地颤悠。想必在那三流商人和掌柜的圈子里她一度算是个风骚女人。可现在她肿眼泡下面的猪眼，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很早以前，她的一个情敌朝她洒过硫酸，可没有烧着，只有两三滴撩在她左颊和左嘴角，留下两个不明显的小疤，这反倒给她增添了几分姿色。

“别嚷嚷，赫拉布金娜。简直没法开会了。”坐在桌后的一位妇女说。她就是新选举的主席，区苏维埃代表。

这幢房子的老住户很早就了解她，她也很了解住户。开会前，她和过去扫院子的法京玛大婶随便地小声说了一会儿。以前法京玛和丈夫、几个孩子都住在肮脏的地下室，现在她同女儿两人已搬进二层楼上两个光线充足的房间了。

“法京玛，现在怎么样？”女代表问道。

法京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和这么多的住户，谁也不肯帮忙。分摊给各户扫院子扫街的事儿，谁也不干。

“别发愁，法京玛，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你放心好了。这算什么居委会！太不像话啦！刑事犯把这儿当避风港，可疑的人没登记也住在这里，我们要撵他们走，另选新的居委会。我要举荐你去居委会，你可别推托不干。”

法京玛赶紧求女代表千万别这样，可是女代表不理她。她看了看屋子里到的人已经够数，便让大家安静下来，三言两语来了个开场白，会就算开始了。她批评了以前居委会工作不得力，建议大家提名新的候选人，组织新班子，之后还谈了些其他问题。说完，她又随口说道：

“同志们，还有这么件事。我直截了当同大家说说。你们这幢房子面积大，适合作招待所。我们常碰到这样的事：各地代表来莫斯科开会，没地方住。上面决定把这幢房子划归区苏维埃，用来接待外地来宾，并取名季韦尔辛招待所。季韦尔辛在流放前曾在这幢房子里住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有反对意见吗？下面谈谈搬迁的问题。这不用着急，有一年时间。楼里的劳动人民，由我们提供住房，至于非劳动人民，我们事先在这里打招呼，希望他们自己去找住房，期限是十二个月。”

“我们谁是非劳动人民？”“我们这里没有非劳动人民！”“都是劳动者！”会场四处嚷嚷起来，有个人喊得特别响：“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各族人民平等了，我知道你暗中指的是谁！”

“一个一个说！让我回答谁！各民族是什么意思？和这有什么相干，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布金娜吧，她算是什么民族？可也要让她搬走。”

“你搬我试试！咱们走着瞧，看你怎么搬我，你这烂沙发！用你狗逮耗子！”赫拉布金娜在气头上骂了女代表几句莫名其妙的难听话。

“你这条毒蛇！女妖婆！不要脸的家伙！”法京玛气急败坏地说。

“法京玛，甭理她。我自己知道怎么办。赫拉布金娜，闭上你的嘴，你别得寸进尺！听着，闭上嘴，要不然我马上送你上班房，用不着等查封你酿的私酒和私设的赌场。”

屋里吵得简直要翻天。谁也不听谁的。正在这个时候日瓦戈来到了会场。他在门口随便找个人问道：“谁是居委会的？”那人双手拢着嘴巴，提高嗓门压过吵闹声拖长声音喊道：

“加—利—乌—林—娜！上这儿来，有人找。”

日瓦戈以为自己听错了。过来的是一个微微驼背的瘦女人，就是那扫院子的。日瓦戈简直惊呆了：她和儿子太像了。但他没有说出自己是谁。他说：“你们楼里有个妇女（他说了她的姓）得了伤寒。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免传染。此外，需要把病人送去医院。我给她开了入院单，请居委会证明一下，该去哪里办手续？”

加利乌林娜以为他问的只是如何送病人上医院，而不是证明。她说：“区苏维埃要派马车来接杰明娜同志。杰明娜同志心好，我跟她说说，她会把车让给病人坐的。别发愁，医生同志，我们可以把你的病人送到医院去。”

“噢，我说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在哪儿可以给开个证明盖章。当然，如果有马车的话……对不起，请问您是不是中尉奥西普·吉马泽金诺维奇·加利乌林的母亲？打仗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

加利乌林娜全身一颤，脸色刷地白了。她抓住日瓦戈医生的手说道：

“咱们到外面去，去院子里谈。”

刚跨出门，她就急促地说道：

“你小声些，上帝保佑，可别让人听见了。你别坑害我。奥西普走错了路啦，你倒说说，奥西普成了什么人？他是学徒出身的手艺人，奥西普也明白，眼下普通百姓日子好过多啦，这明摆着嘛，没啥可说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没事，可奥西普有罪啊，上帝不会饶恕他。奥西普的父亲当兵的时候被打死了，死得好惨呀，脸炸没了，手脚都没了。”

她再也说不下去，甩了一下手。过了一会，平静下来，她又继续说道：

“咱们走吧。我这就给你张罗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他在家呆了两天，说起过你。他说，你认识拉拉。她是个好姑娘。我记得，过去她常来我们这里。她现在怎么样了，这就难说啦。难道有钱人会去反对有钱人吗？奥西普可是有罪过啊！杰明娜同志肯借车的。你知道杰明娜是谁吗？就是奥利娅·杰明娜，在拉拉妈妈的缝纫店里当过女工。我说的就是她。也在这里住过。是这院子里的人。咱们走吧。”

十三

天完全黑了。四周罩上夜幕。只有杰明娜的小手电在他们五步前照出一个白圈，从一个雪堆移到另一个雪堆。它不能给人照亮，反倒把道路弄得扑朔迷离。周围是漆黑的夜，那幢房子已经落在身后。就是在那里，许许多多的人都熟识拉拉。她小时候常常去，据说她后来的丈夫帕沙·安季波夫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杰明娜半开玩笑地关切地问他：

“前面不用手电，您真能回家吗？啊？要不我把它借给您，医生同志。是啊。我和拉拉都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她，简直爱上了她。他们家开了个缝纫店，有个作坊。我在那儿当过徒工。今年还见到了她。她是路过，路过莫斯科去别处的。我对她说，你别犯傻了，要去哪儿？留下来吧。咱们住在一起，会找到工作的。哪肯听呀！她不愿意，随她的便吧，她嫁给帕沙是出于理智，不是因为爱情，从那以后老是疯疯癫癫的。到了还是走了。”

“您对她怎么个看法？”

“小心！这里很滑。我说了多少回了，让大家别在门前泼水，谁也不听。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怎么想的？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时间想。我到了，这是我住的地方。听说她那当军官的弟弟好像给枪毙了，这事我没告诉她。不过她母亲，也就是我过去的东家，我倒也许能救她，替她去奔走奔走。好了，我到了，再见。”

他们就在这儿分了手。杰明娜的手电光照上狭窄的砖石楼梯，又向前移到楼梯旁肮脏的墙上，日瓦戈医生却被一片黑暗吞没。左边是花园凯旋街，右边是花园马车街。从远处看，夜里在黑色的雪幕上，这两条街已不像普通的街道，倒像是在一排排房屋组成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路，仿佛是到了乌拉尔或西伯利亚的人迹罕至的密林中。

家里既温暖又明亮。

“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冬尼娅问道。没等他回答又说：

“你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件怪事。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我忘记告诉你了。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心里十分懊恼。这是家里最后一只钟了。他想修修，拨弄来拨弄去也没修好。街口有个钟表匠，张口得三磅面包，真是漫天要价。怎么办呢？爸爸懊丧极了。可是出人意料，一小时前突然铃声大作，震得耳朵疼，闹钟又响了！真奇怪，又突然走了起来！”

“这是给我报丧呢，我要得伤寒了，”日瓦戈开玩笑说，接着他给家人讲了一个病人家里自鸣钟的故事。

十四

其实日瓦戈过了很长时候才染上伤寒病。在他生病之前的这段时期里，他们一家的日子最难过。他们忍饥挨饿几乎濒临绝境。日瓦戈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抢救过的那位路上被抢的党员。他为日瓦戈帮了不少忙。但国内战争开始后，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在外地奔波。另外，这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当时的困难是很自然的现象，他还隐瞒了自己也在挨饿的事实。

日瓦戈也曾去找过住在特韦尔城门附近的那个采买商。但是几个月来，连那人的影子也没见，他那病愈了的妻子也毫无音讯。他们那幢楼房里的住户，变化不小。杰明娜上了前线。日瓦戈要找居委会主任加利乌林娜，也没找到。

一天，他凭购物证按官价买到一车劈柴，从温达夫车站运回去。一辆马车拉着劈柴沿着长长的市民街朝前走，他在一旁护送这车意外的财产。突然，他觉得市民街变得不像原样了。他身子晃晃悠悠，两腿支持不住人便倒下了。他意识到自己倒霉了，得了伤寒症。马车夫把摔倒在地的日瓦戈医生扶上柴车，凑合着拉回家。这些情况日瓦戈都已不记得了。

十五

他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两周。在幻觉中他仿佛看见冬尼娅把两条花园街摆到了写字台上：左边是花园马车街，右边是花园凯旋街，又把台灯挪到两条街的附近，橙黄的灯光暖融融地把街道照得通明。现在他可以工作了。于是他提笔写了起来。

他埋头写作，笔锋酣畅。过去一直想写也应该写，却总写不出的东西，现在总算写下来了，如愿以偿了。不过他脑海里还不时出现一个眼睛细得像吉尔吉斯人的男孩，身上穿一件西伯利亚人和乌拉尔人的敞怀翻毛短大衣。这孩子出现后就不断打扰他的写作。

不言而喻，这个小男孩就是他死神的精灵，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他的死神。不过，如果死神能帮他写诗，那又怎么可能是死神呢，难道死神还能给人什么帮助吗？

他的诗章不写复活，也不写死亡，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些日子。他把诗章题为《惶惑》。

他过去一直想写这些时日：一股风暴在三天之内席卷了黑色的百孔千疮的大地，向爱的不朽化身发起进攻，卷起巨石和泥块扑向爱神，就好像潮汐冲上海岸，将海岸埋葬在下面。他想描绘在这三天之中，人间的黑色风暴如何咆哮、推进、退却。

有两行押韵的诗句一直萦绕在他脑际：

是那么乐于亲近

已该是摆脱梦境

谁那么乐于亲近它呢？是地狱、破坏、毁灭和死亡。而与此同时，又有春天、抺大拉的马利亚和生命。但也应该摆脱梦境。应该苏醒并站立起来。应该复活了。

十六

日瓦戈逐渐恢复了健康。初时他有点迟钝，对周围的一切无力细想，听其自然，记忆里空空荡荡，见了什么也不惊不怪。妻子喂他吃白面包、黄油，还给他喝加糖茶水和咖啡，他觉得这是病人恢复时必须和理应吃的，却不明白眼下不可能弄到这类美食。他吃得津津有味，有如在欣赏诗篇和童话。可是等他脑子开始清楚了，对妻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从哪儿弄来的？”

“都是你那个格兰尼亚送来的。”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可不是吗？就是你那个住在鄂木斯克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的时候，他常来看望。”

“穿着鹿皮翻毛大衣吗？”

“对，对。难道你在昏迷中看见他了？据他说，他曾经在一幢房子的楼梯上和你打了个照面。他看出是你，想上前去认你，可你吓得他不敢上前。他尊敬你，喜欢读你的书。真不知他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有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去了。让我们也去他那里。他这人不同寻常，有点神秘。依我看，他和政府关系密切。他说得离开大城市，去个一两年，回到民众中去呆一阵。我和他商量了回克吕格尔老家的事。他极力主张我们回去。到那儿自己能种个菜园子，附近有树林。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听天由命、束手待毙呀。”

这年四月，日瓦戈全家动身离开莫斯科，去遥远的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

第七节 旅途

一

已经是三月末了，天气开始转暖，仿佛春回大地，其实每年的料峭春寒还在后面呢。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家匆匆整理行装准备上路。现在他们楼里的住户增加了很多，住得满满登登，赛过了外面的麻雀。为了瞒住这些住户，只说是复活节前进行大扫除。

日瓦戈原是反对去乌拉尔的，不过他没有阻挡他们。他认为这种想法实现不了，希望事到临头计划落空。结果事情竟慢慢办成了。现在已到了认真谈谈的时候。

为此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又向妻子和岳父说了自己的疑虑。

“这么说，你们认为我错了，我们还是非走不可？”他讲完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说：

“你让我们再熬上一两年，到那时会制定出新的土地条例，可以在莫斯科附近申请一块土地开个菜园。可是这一两年的日子怎么过呢？对此你是一筹莫展的。其实这才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这是白日做梦，”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女儿看法一样。

“好吧，我投降。”日瓦戈也同意了，“主要是情况不明，心里无底使我举棋不定。我们现在是瞎子走路，方向不明，对要去的地方两眼一抹黑。在瓦雷基诺庄园住过的三个人，两个——妈妈和外祖母——已经过世。外祖父克吕格尔作为人质还关在监狱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外祖父把森林和工厂假卖出去。算是卖给了某个人，也许是卖给了银行，也许假装转到了别人名下。对外祖父干的这件事，我们一无所知！现在这些土地算是谁的呢？倒不是说地产归谁所有，这无所谓。问题是谁在负责？谁在管理？森林是否还在采伐？工厂是否还开工？最后一点，现在的瓦雷基诺是什么政权，等我们回到那里时，又会是什么政权？

“你们总爱提管家米库利齐恩，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个老管家还活着，并且还住在瓦雷基诺庄园呢？再说我们对他也毫不了解，我们所以记得他，全是因为外祖父念他名字时发音特别费劲。

“不过，也犯不着争论了，既然你们决定要去，我也随你们一起去。需要打听一下，现在该怎么办手续？不必再拖延了。”

二

为了打听这些情况，日瓦戈去了雅罗斯拉夫车站。

大厅里排成长龙似的旅客，挤在围栏中的小甬道上，缓缓向前移动。石板地上，到处躺着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不时翻身、咳嗽、吐痰。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说话非得大声嚷嚷，拱顶发出震耳的回响，他们却全然不予理会。

这些穿灰大衣的人，大多是患了斑疹伤寒的病人。医院里已经超员，所以等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日瓦戈作为医生，也曾遇到类似情况，同样不得不赶他们走，但他没想到病人竟这么多，而且是到车站来找栖身之所。

“您得弄个出差证才行，”一个围着白工作裙的搬运工告诉他，“需要天天来看，眼下火车太少，得碰机会。这个当然不用说（搬运工用大拇指捻了捻食指和中指）……要送点面粉什么的，不给点好处，您就休想走成。嗯，要是有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头）……那可就神了。”

三

正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应邀出席了几次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协商会议，日瓦戈被请去为一位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为了酬谢他们，给他们两人各发了一张内部供应商店的配给单（这是当时第一个内部商店），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酬报了。

这个商店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旁卫戍部队的仓库内。日瓦戈和岳父走过教堂的院子和兵营的院子，从院子进入石拱顶的地下室，入口处没有门坎，顺着斜坡要下去很深。里面越走越宽，横摆着一个长长的柜台。仓库管理员站在柜台后面慢条斯理地称食物递给顾客，有时还离开柜台去库房取货。每发放一份就大笔一挥从单子上划去一项。

来领食物的人并不多。仓库管理员瞅了瞅日瓦戈他们的配给单，对他们说：“口袋！”他们拿出各种各样的枕套（其中还有女式的小枕套），撑开接货，仓库管理员给他们装上，其中有面粉、大米、通心粉和糖，还有腌猪油、肥皂和火柴，最后每人还给了一个纸包，回家才发现是一块高加索干酪。这些食物使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翁婿两人急急忙忙把一个个小包塞进两个大背袋里，想尽快离开，免得恩赐他们这么多东西的管理员觉得他俩不知好歹，惹他心烦。

他们从地下室出来，感到满心欢喜，倒不是为这点吃食高兴，而是因为意识到他们并不白活在世上，是有用的人，到家里年轻主妇冬尼娅一定会夸奖一番，他们也受之无愧。

四

这几天来，翁婿两人经常出门跑机关，办理各种出差证件和保留房屋居住权证件。冬尼娅忙着挑拣应该带走的东西。

她心事重重地在他们住的那三间房里跑来跑去，忙忙碌碌。每件小东西她都掂量半天，最后才决定是否放进那堆准备带走的东西里去。

只有很少一部分东西是自己需用的行李，其余的都是准备在途中或到达目的地以后换取必需物品的。

敞开的气窗吹进来阵阵春风，可以闻到一股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香味。院子里公鸡啼鸣，孩子们在嬉戏。房里空气越是清新，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衣散发的樟脑味就越是刺鼻。

要说路上需带物品的取舍标准，可有一整套理论呢，这是已经离开莫斯科的人提出的。他们这些体会在留下来的亲友中广为流传。

在冬尼娅脑子里，这些经验之谈都变成了必须遵守的简明指南，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她甚至觉得院子里除了麻雀的啁啾和孩子的吵嚷，还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向她提示。

她反复地琢磨：“要带布，带布。最好裁成衣料，可沿途要检查，很危险。万全之策是剪成衣服，用大针脚缝好。总之，要带布，织物，衣服也可以，最好是外衣，还不能太旧。没用的东西少带，沉重的家伙全不带。因为经常得自己拿着，根本别想用柳条筐或箱子。要把反复挑选过的一点东西，打成女人和孩子都能背动的包袱。盐和烟是很有用的，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带它们有很大的危险。要带二十和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的事是跑那些证件。还有其他，等等，等等。”

五

动身前突然刮了场暴风雪。狂风卷着一团团灰色雪雾升到半空，接着又旋转着落到地面，给昏暗的街巷铺上一片缟素。

家里一切都已收拾停当。那三间房和留下的东西都托付给了一对老夫妇照管，他们是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亲戚。去年冬天冬尼娅才认识，他们帮冬尼娅用旧东西、旧衣服和没用的家具换过劈柴和土豆。

马克尔是靠不住的。他到了民警局，这是他给自己选中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他倒没有抱怨过去的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如何吸他的血，但是却责备他们多年来有意让他混混沌沌，不告诉他猴子变人的道理。

叶戈罗夫娜的亲戚是对老夫妻，老头儿过去当过店员。冬尼娅向他们作了最后一次交待，领着他们一个个房间看，告诉他们哪个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又同他们一起试开了柜子和抽屉，详详细细地作了交代和解释。

屋里的桌椅都靠墙堆好，准备带走的包袱搁在一旁，窗帘也已摘下。暴风雪原来被挡在暖融融的窗帘之外，现在却毫无阻拦地从光秃秃的窗子外探进头来，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暴风雪引起了他们无限的思绪。日瓦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母亲的死，冬尼娅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起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死和丧葬，他们都觉得今天是在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夜，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其实他们都想错了，但当时他们都心照不宣，生怕会引起对方伤心。怀着这种情绪每个人都回顾着在这幢房子里发生的往事，强忍着夺眶欲出的眼泪。

虽然心里难受，冬尼娅在人前还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她不停地和那个受托看管房子的女人说话。冬尼娅过于夸大了那女人所起的作用。为了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感激，冬尼娅说声“对不起”就跑到隔壁房间里，一会儿拿来块头巾送她，一会儿拿来件女上衣，再不就是一块花布或混纺希丰纱。送她的布都是深底白格或白点图案，倒有像临走前夕光秃秃的窗子外面那夜幕中的方格砖墙，和飞舞着的点点雪珠。

六

天刚放亮他们就动身去车站。楼里的住户这时都还没起床，可被同楼的泽沃罗德金娜发现了。她事事爱出头露面，领着大伙儿干这干那。她挨家把睡着的人都叫起来：“同志们，请注意，快点起来，快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家要走了，咱们得去告别。”

大家拥进穿堂和后门的楼梯口（正门全年都封着），在楼梯台阶上围成个半圆形，仿佛准备照集体相。

睡眼惺忪的邻居，一个个披着单薄的大衣，缩着身子耸起肩，不让肩上的大衣滑下来。有的人仓促中没来得及穿袜子，光脚丫在肥大的毡靴里不停互相踢打。

那年头很难弄到酒，可是马克尔不知在哪灌饱了烈酒，歪歪扭扭地靠在栏杆上，差点没把栏杆压坍。他自告奋勇要去车站送行李。没让他去，他还很不高兴，好不容易才支开了他。

院子里天还黑着。风停了，雪却下得比夜里更大。鹅毛大雪，懒洋洋飘落下来，离地面不远处又停下来，仿佛正犹豫是否要落到地面去。

他们一家出了小巷来到阿尔巴特大街的时候，天渐渐放亮了。白茫茫的雪幕仿佛从天上一直垂到地面，遮住了大街，雪幕的毛边在路人脚下晃来晃去，仿佛人们没在走动，只是原地踏步。

路上空无一人。他们离开西夫采夫时，没碰到任何人。走不多远，一辆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马车夫浑身上下都是雪，仿佛沾满了面粉，马也浑身雪白。马车夫的要价，以当时的钱算数目很大，实则不值几文，这样他们连人带行李都上了车。只是日瓦戈把东西放到车上，自己却愿步行去车站。

七

在车站，冬尼娅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已经排进了黑压压的长队，长龙两边都拦着木杆。现在旅客不能在月台上车，要跑到半里地外站口扬旗的地方上车，因为站台结了冰，满地垃圾，又没人清扫，火车没法开进月台。

纽莎和萨沙没有随妈妈和外祖父一起排队。他们在车站外厅宽大的遮檐下溜达，偶尔朝里看看是否该跟大人一起进站。他们身上有股浓重的煤油味，为了预防带伤寒菌的虱子，他们的脚踝、手腕和脖颈都抹了厚厚一层煤油。

冬尼娅看见丈夫过来，向他招了招手，但不等他走近，老远就喊着告诉他去哪个窗口交验出差证件。他就转身往那边去了。

“让我看看，给你盖的什么章？”等他回来时，她问道。日瓦戈隔着栏杆递过去一叠折起来的证件。

“这是乘坐代表车厢的优待证，”站在冬尼娅后面的人，从她肩头望过来，认出了证件上的章。站在她前面的人是个地道的法律通，世上各种条例无一不晓，他详细地解释说：

“有了这个章，只要列车挂有高级车厢，您就可以要求进去。这也就是客车车厢。”

这个图章引得排队旅客们议论纷纷：

“哪里有啊，你到前面找找看。也太舒服了吧。眼下能在货车上找个座就谢天谢地啦。”

“您这位出差的同志，别听他们瞎说。您听我给您解释。目前有的车次取消了，但有一种混合列车，既是军车，又是囚车，既运牲口，也坐人。说话不费力，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干吗瞎说一气把人给弄糊涂呢？该把事情解释清楚嘛。”

“就你能解释！真有学问！他有代表优待证，这不完全说明问题。你先到前面打量打量他们，然后再发议论吧。难道像这样打扮的人也能坐代表专车？太显眼了嘛！代表专车坐的全是阶级兄弟。他能逃得过腰里插枪的水兵们的眼睛？他们马上就会发现，他是个有产阶级，何况还是个医生，过去是当老爷的。水兵掏出枪给他一下子，就像打死个苍蝇。”

这时队伍里出现了新情况。要不然，人们出于对日瓦戈和他家属的同情，不知会议论出什么名堂来。

队伍里早就有人注意到车站宽大的厚玻璃窗外发生的情况。月台上的遮檐很长，一直延伸到远处。所以遮檐尽头落雪的景象让人更觉得离得很远。由于距离太远，飘落的雪花好像停在空中下不来，似乎是作鱼饵的面包屑，浸透水后才缓慢地沉下水去。

早就有人往那里走去，或是成群结队，或是单独一人。开始时人数并不多。再加上飘忽不定的雪幔障着眼，候车的人看不清，以为是铁路工人上那边去干活。但后来发现他们一群一群直往冒烟的火车头那边走。

排队的人吼了起来：“开门，你们这些骗子！”人群骚动起来，向门口挤过去，后边的人又使劲推前边的人。

“瞧瞧，他们干的是什么事！把我们严严实实挡在这边，可那儿不排队，绕后门上车！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车厢都占了，可我们还在这儿傻站着！开门，你们这些恶棍。我们要砸了！嗨，伙计们，使劲推啊！加油！”

“你们这些蠢东西！眼红啦？”那个法律通又开腔了，“这些人是从彼得堡抓来当劳工的。原来应该派去北边的沃洛格达，现在把他们弄到东部战场去，是强制性的，有人押解，去挖战壕。”

八

他们已经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可是离莫斯科还不很远。沿路一派冬天景象：铁轨、田野、森林以及村里农舍屋顶都覆盖着皑皑白雪。

日瓦戈一家很幸运地在车厢左前方上层铺板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紧挨着车顶下灰蒙蒙的长条小窗。他们一家人都安顿在那里，没有挤散。

冬尼娅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站上，是日瓦戈把她和纽莎抱起举到车厢离地面很高的沉重滑门旁，才上了车。后来在路上她们也慢慢学会自己爬上爬下了。

起初，在冬尼娅眼里，货车就像一个个安着轮子的猪圈。她觉得这种长方形的木笼，只要一震动和碰撞就会散架。三天来，每当火车刹车、启动或拐弯时，车里的乘客就会前后冲撞，左右颠簸。车厢底下的大轴咔嚓咔嚓直响，像自动玩具上的小鼓手在敲打鼓槌。可是一路走得很顺利，冬尼娅白白担忧了一场。

列车有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一家在第十四节），遇到月台不长的车站，列车只有几节车厢能靠上月台，不是列车的前部、尾部就是中部。

前面几节是军车，中间几节坐的是普通旅客，后面几节是征集来的劳工。

劳工近五百人，年龄不等，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

他们共占了八节车厢，里面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其中有穿戴讲究的阔佬，彼得堡交易所的经纪人和律师，也有划为剥削阶级的高级马车夫、地板打蜡工、澡堂工人、收破烂的鞑靼人、从解散的精神病院里逃出的疯子以及小商人和修士。

前一类有钱人脱了外衣，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火炉坐在矮圆木墩上，谈笑风生，十分热闹。这些人有各种关系，一点不发愁。他们有权势的亲戚在莫斯科为他们奔走。即使办不成，以后在路上也可以花钱赎出来。

其余的人，有的穿着敞怀的长袍，脚上穿着靴子；有的穿着束腰带的衬衫，光着脚；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没留胡子。他们站在气闷的车厢门旁，手扶着门框和横梁，满脸愁容默默望着路旁的田野、村庄和乡民。他们没有亲友能帮忙，前途渺茫。

规定的车厢里装不下，有些劳工就被安插在中间几节车厢，同普通旅客混杂在一起。第十四节货车上也有。

九

每当火车驶近车站，躺在上铺的冬尼娅就吃力地抬起身子（因为车顶太低没法坐起来），从半开的门缝里往下看看车站上是否有东西可换，是否值得下车。

现在车又快要进站了。火车越走越慢，她从瞌睡中醒了过来。货车在纵横交错的转换道岔上震颤着，咯噔咯噔响个不停。这预示着前面的车站比较大，停车时间比较长。

冬尼娅弯腰坐在铺板上揉揉眼，理了一下头发，伸手在一个袋子里翻找，从底下掏出一块毛巾，上面绣着公鸡、乌克兰小伙子、马轭和轮子。

这时日瓦戈也醒了，先跳下铺板，再扶妻子下来。

敞开的车门前面，闪过一个个岗亭和信号灯，接着就是车站附近坠着皑皑厚雪的树木；那伸出的树枝好像向列车友善地捧上盐和面包表示欢迎。火车还没停下，车速还很快，水兵们就往洁净的雪地上跳，然后朝车站拐角跑去。房墙后面总有一些非法出卖违禁食品的乡下妇女。

水兵身着黑色制服，宽宽的肥裤腿，军帽后垂着飘带，走起路来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人们一见赶紧让路，仿佛躲避高速滑雪或滑冰运动员似的。

在车站拐角处，附近农村来的村妇们一个挨一个站在那里，躲躲闪闪，耳热心跳，仿佛正在给自己算命似的。她们卖的东西有黄瓜、乳渣、熟牛肉和盖着棉罩子又香又热的黑麦面卷边饼（有人买时才把饼子取出来），妇女和姑娘们都扎着头巾，巾角塞在短皮大衣里。有些水兵和她们调笑，臊得她们满脸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他们，因为取缔投机买卖和自由市场的各种巡逻队、工作队，大多数都是由水兵组成。

村妇们的忐忑不安不多会就消失了。列车停稳，其他乘客也下了车。不只水兵，别的人也都过来了。买卖做得十分兴旺。

冬尼娅肩上搭着那条毛巾，从一个个摊贩前走过，仿佛她要去车站后面捧把雪来洗脸。卖吃食的妇女已经有好几个招呼她说：“喂，喂，这位城里的太太，你那块毛巾想换什么吗？”

但是，冬尼娅没有停下来，和丈夫继续往前走。

在最后的货摊上，站着一个围黑底红花头巾的女人。她看见了冬尼娅的那条绣花毛巾，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她往四下里看看，知道没有什么危险，三步并两步走到冬尼娅跟前，掀起篮子上的盖布，急匆匆地低声说道：

“嗳，你瞧瞧这个。这东西你没见过吧？不想换吗？别琢磨了，还有别人要呢。怎么样，你的毛巾换半片儿？”

冬尼娅没听清她最后几个字，又问道：

“你说什么，亲爱的？”

那农妇指的是半片野兔，她手上拿的是整整齐齐切成两半的油煎野兔。她又说：“换吧，毛巾换半片儿。你瞪眼瞧什么？告诉你这可不是狗肉，我丈夫是打猎的，这是真的兔肉。”

她们成交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对方吃了亏。冬尼娅感到于心有愧，好像自己不诚实地欺骗了那位可怜的农妇。可是那妇人心满意足，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她招呼旁边一个卖完货的农妇，两人踩着雪地小径回家去了。

这时，人群突然骚乱起来。有个老太婆大声嚷道：“小伙子，你怎么走了？钱呢？你什么时候给过我，这不要脸的家伙。哎，你这个黑了心的，叫你呢！连头都不回。站住，站住，同志先生！来人哪，有人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抓住他！”

“哪一个？”

“就是脸上没有毛的那个，走着还笑呢！”

“那个衣袖破了的？”

“就是，就是，抓住他，不要脸的东西！”

“就是那个袖子上有补丁的？”

“就是，就是，哎呀，我的上帝，我被人抢了！”

“出什么事了？”

“吃了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就溜了。老太太正哭呢。”

“这可不行，该逮住他。”

“你去逮他试试。全身上下都是武装带和子弹。他还要抓你呢。”

十

第十四节货车里也有几个去劳动营的人，由押送兵沃罗纽克管着。这里面有三个劳工显得很特别，被抓原因都不一样。一个是过去彼得格勒官办酒店的会计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叫他出纳；一个是十六岁的瓦夏·布雷金，小五金商店的学徒；还有一个是白发苍苍的合作主义革命分子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革命前被判过各种劳役，如今在新时代又跻身新劳工队伍。

他们初来时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七拼八凑抓来的。上了路他们才慢慢熟悉。在路上他们从相互的交谈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商店学徒瓦夏是同乡，都是维亚特卡人，再过一会儿，这趟火车就要路过那里。

普里图利耶夫是马尔梅日市人，个子不高，平头，一脸麻子，模样丑陋不堪。灰上衣紧绷在身上，腋下汗湿得黑乎乎的，像女人的长裙背心裹着丰满的胸部。他少言寡语活似一座石雕，常常几个小时坐着沉思，不停抠着雀斑手上的肉疣，直到抠出血才罢。肉疣已开始化脓。

去年秋天，他从涅瓦大街走到铸造大街路口时，正好遇上街头搜捕。要他出示证件。他持有的是非劳动者四类粮卡。拿这张卡他什么东西也没领到过。可这次就因为这张粮卡，他被拘捕了，和以同样理由从街上抓去的许多人一起送到了军营。他们这一批人，原来说是要派去沃洛格达，途中又折回来经过莫斯科开去东部战线。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挖战壕的那批劳工，开始也是这么被送去战场的。

普里图利耶夫的妻子在卢加，战前在去彼得堡之前，他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他被抓的消息后，立即赶到沃洛格达去找他，想把他从劳动营里弄出来。但是这支劳动队正好和她走岔了方向，她白忙了一场。以后更没法找到他了。

普里图利耶夫在彼得堡与佩拉盖娅·尼洛夫娜·季娅古诺娃同居。当巡逻队在涅瓦大街路口截住他时，正好他刚和她分手，准备到另一条街上去办事，他还远远望见她的背影在铸造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逐渐消失。

这位季娅古诺娃体态丰盈，很有风度，一双手很漂亮，还梳着一条大辫子。她不时深深叹着气，把辫子时而从左肩、时而从右肩甩到胸前。她是自愿来车上陪送普里图利耶夫的。

真奇怪，这个泥塑木雕似的普里图利耶夫究竟有什么值得女人动情的呢？就在这趟列车靠前些的一节车厢里，还有普里图利耶夫的另一个相好，不知她是怎么上的车。她叫奥格雷兹科娃，是个纤瘦的浅发姑娘。季娅古诺娃骂她是“臭鼻孔”和“骚货”，还有别的更难听的叫法。

这两个冤家对头一触即发，所以相互尽量躲着不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上这边的车厢来。真叫人猜不透，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去会她的心上人？也许，当全体乘客下车给机车搬煤和劈柴的时候，她从远处望望他，这样便心满意足了吧。

十一

瓦夏的来历又和他们不同。他父亲在战场上被打死。母亲让瓦夏从乡下去彼得堡舅舅那里学手艺。

瓦夏的舅舅在阿普拉克辛市场开小五金铺。冬天他被叫到苏维埃去问话，走错了门，进了隔壁的单位，这正巧是劳工委员会接收站。屋里满处是人。等传唤的人数够了，红军战士就把他们围起来，押解去谢苗诺夫军营过夜，第二天早上又押到车站去了沃洛格达。

大批居民被捕的消息在城里不胫而走。第二天，许多家属都跑到车站来与亲人告别。瓦夏和他的舅妈也来找舅舅。

在车站上，舅舅求卫兵放他到栏杆外去会会妻子——这个卫兵就是现在十四节车厢押送劳工的沃罗纽克。沃罗纽克想，谁能担保他一定回来呢，就不让他走。舅舅和舅妈就把侄儿作抵押。沃罗纽克放了他舅舅，把瓦夏圈进了围栏。可舅舅和舅妈再也没有回来。

原来这是场骗局，受骗上当的瓦夏放声大哭。他跪在沃罗纽克脚下，吻他的手，哀求放他走，但毫无用处。押解兵说什么也不放，倒并不是他心肠硬，因为当时时局动乱，军纪十分严厉，押解兵要确保押送人数与花名册上人数相等，不然自己要掉脑袋。这样瓦夏就进了劳工队。

合作主义分子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不论在沙皇政府或现在政府的监狱里，看守们都挺敬重他，犯人们与他相处得很不错。他认为瓦夏的事，实在情理难容，几次三番去劝说押送队队长。队长也认为这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但是放他走的手续太麻烦，半道上没法解决，只能到目的地后再说。

瓦夏五官端正，眉目俊秀，就像画里的宫廷侍卫和上帝的安琪儿，纯洁无瑕，天真可爱。常喜欢席地坐在大人的身旁，双手抱膝，仰头叫他们说话或讲故事。你从他脸部表情的变化：时而热泪盈眶，时而笑得前仰后合，就可以猜到他们在讲什么。谈话的内容在这敏感的孩子脸上反映得就像镜子一般清楚。

十二

日瓦戈家的铺席里来了个客人——合作主义分子科斯托耶德，他吃着兔肉，啧啧有声地嘬着兔子前腿。他怕吹了穿堂风着凉，想找个没风的地方，他说：“风真大，是从哪儿钻进来的？”最后，他找了个风吹不着的地方坐下来，说：“现在好了。”他啃完前腿，舔了舔手指头，然后用手帕擦了擦手，谢过主人又说道：

“你们这里的风是从窗子钻进来的，一定要把它糊住。好了，现在咱们再来讨论问题吧。医生，您说得不对，油炸兔肉确实是上好的食物。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农村日子好过，这至少应该说是欠考虑，请原谅，这种匆忙的结论是危险的。”

“啊，先等一等，”日瓦戈不同意他的说法，“请看看这里的车站。树木没遭砍伐，栅栏也完好无损，还有这里的集市！这些农妇！您想想，这是多大的幸福！有的地方还生机勃勃！还有人春风满面，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呻吟。就凭这一点，一切都可以原谅了。”

“真要这样就好了。然而，这只是假象。您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您离开铁路线往外走上一百里，就会看到处处都是农民起义。您一定会问，起义反对谁？既反对白军，也反对红军——反对任何执政者。您会说，啊哈，农民向来敌视任何政权，其实农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请原谅，您先别得意。农民对这一点比我们清楚得多，但是他需要的东西和我们截然不同。

“革命使农民从沉睡中苏醒，他满以为世世代代的宿愿即将实现：不再依靠任何人，以自己的劳动过自由自在的庄园式的生活，独立自主，对任何人都不负有义务。然而，他们从旧政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落入了新的革命极权政权更沉重的压迫下。现在农村惶惶不安，也无法安宁。可您却说农村日子好过。老兄，您一无所知，据我看，您也并不想了解。”

“您说的对，我确实不想了解。您说得不错。啊，得了吧！我何苦要了解这么多，又何苦为此争论呢？时代无视我的意见，并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我。我当然也可以置现实于不顾。您说，我说的情况与现实不符。然而，现在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现实呢？我认为现实被人们吓破了胆，躲了起来。我愿意相信农村在革命中取得胜利，繁荣昌盛，如果连这一点都错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何处寄托我的精神，又听信谁的话呢？可我需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日瓦戈挥了一下手不再说了，挪到铺板旁边，让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继续和科斯托耶德去争论。他从上铺俯视着下面。

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季娅古诺娃和瓦夏正在一起聊天。由于列车离普里图利耶夫的故乡越来越近，他就讲起了如果坐车回老家，应该在哪一站下车，下车后又怎么走，是步行还是骑马。瓦夏听他提到熟悉的大小村名，兴奋得两眼放光，在地上直蹦，嘴里高兴地重复着这里大大小小的村名，这些村子对他来说仿佛是神奇的童话。

“您在旱渡口下车吗？”他兴奋得气喘吁吁地问了几次，“那当然！我们村的会车站！我们在那儿下车！然后，您大概走布伊村吧？”

“然后穿过布伊村。”

“我不是说了吗？要走布伊村，布伊村。我可熟悉啦！那是我们村的拐口。从那儿一直往右就到我家的鹬鸟村，叔叔，要上你们那里，大概要向左走，过河向前走吧？您听说过一条叫佩尔加的河吗？您哪能不知道我们这条河！要是去我们村，就要沿着河一直走。我们老家鹬鸟村就在这条河岸旁，在河上游！就在陡岸上！河岸可陡啦！我们管它叫单面山。站在顶上，吓得你不敢往下看，太险啦，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我说的是真的。有人在那儿采石头做磨盘。在鹬鸟村有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丽什卡。季娅古诺娃阿姨，我妈就像您，皮肤挺白，挺年轻。沃罗纽克叔叔！沃罗纽克叔叔！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求你……沃罗纽克叔叔！”

“叫什么？你干吗像布谷鸟似的不停地叫沃罗纽克叔叔、沃罗纽克叔叔？倒像我自己不知道我不是阿姨，是叔叔吗？你想要我干什么？让我放你逃跑？你说是不是？你溜了，我可就完蛋了，死路一条！”

季娅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没有作声。她抚摸着瓦夏的脑袋，若有所思地理着他淡褐色的头发。有时她朝瓦夏点点头，用眼神和微笑向他示意，要他学乖些，不要当着大家乞求沃罗纽克放他。再等一等，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吧。

十三

火车从中俄罗斯继续往东行驶，意外事件接踵而至。前面很不安全，是武装匪徒横行的危险地带和不久前刚平息了叛乱的地区。

列车经常在中途停车，巡逻队上车来检查行李、证件的次数越来越多。

一天夜里，火车又在中途停车。没有人上车检查，也没让车上的人起来。日瓦戈不知是不是出了事，就下车去看。

四周一片漆黑。不知为什么列车停在了两站之间的里程标旁，周围是一片枞树。早已下车的旅客们在车旁不停地跺脚，告诉日瓦戈说，他们没有出什么事，好像司机自动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太危险，要求检道车先作检查，否则他拒绝开车。旅客代表已经去和他谈判，必要的话还得给他点好处。听说水兵也去找司机了，司机可顶不住他们。

这时，机车旁边的雪地不时被烟囱和灰箱中的火光照亮，好像篝火映在地上的反光。突然，又升起一条火舌，把前面的雪地、火车头照得通亮，可以看见几个黑影从机车旁跑过去了。

最头上的一个看来是司机。他跑到踏板那头，纵身越过缓冲杆，就不见了。追赶他的水兵也学他的样，跑到栏杆顶头，在空中一闪就消失了，仿佛被大地吞没。

日瓦戈不知出了什么事，和几个好奇的旅客朝火车头走去。

在火车前方空荡荡的路段上，他们看见司机站在路基旁齐腰深的雪地里，追捕他的水兵围着他站成一个半圆，也半身埋在雪里，就像猎人围住了一头野兽。

司机大声嚷道：

“谢谢你们这些暴风雪中的海燕！我竟落到了这种地步！你们拿着枪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兄弟！就因为我说了列车不能往前开！旅客同志们，你们可以替我证明，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里什么人没有！有人把螺丝帽拧掉。见他妈的鬼，关我什么事，我怕啥？我，他妈的，我不是为自己着想，是为你们好，怕你们出事。我关心你们，你们就这么报答我。来吧，开枪吧，水兵战士们！旅客同志们，你们都是见证人。来吧，我就在这儿，我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嚷嚷，有的人着急地喊道：

“你这是干啥？……别犯糊涂了！……哪会呢……谁会让他们这么干……他们无非吓唬吓唬你……”

有些人在一旁大声地煽风点火：

“别怕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怕，咱们的火车头！”

第一个从雪地里走出来的水兵，是一个红棕发的高个子，脑袋特别大，脸因此显得扁平了。他平静地朝大伙儿转过身来，用带点乌克兰口音（像沃罗纽克）的低音从容不迫地向旅客说了几句。在夜里的异常环境中，他这种不慌不忙的语调，听起来有些滑稽。

“对不起，大家干啥这么吵嚷？风很大，你们会冻着的，公民们，快点离开这儿回车厢去吧！”

人群慢慢散开，各自回车厢去了。司机还很激动，那红棕头发的水兵走到司机跟前，说：

“别再闹腾了，司机同志，别再站在雪坑里了。开车走吧。”

十四

第二天，火车越开越慢，唯恐在几乎被大风雪埋得看不见的铁路上出轨。最后在一个毁于火灾、变得面目全非的荒凉小站的废墟旁停了下来。车站被火烧焦的正墙上，还依稀可见“下凯尔梅斯”几个大字。

这一带不仅车站上留有火灾的遗迹，车站后面还能看到一座大雪覆盖的荒凉的村落，看来和车站一样也遭了劫难。

村里最头上的一幢房子被大火烧得一片焦黑，邻屋屋角坍塌了，断了的木柱朝里戳着。街上到处扔着雪橇的破支架、倒塌的栅栏、锈蚀的铁器、破破烂烂的家什和器皿。被大火夷为平地的地方，只见一片被煤烟子和炭屑染黑的脏雪；救火时浇的水已经结成了冰，一块块焦木冻在冰里。这一切全是大火和扑救留下的痕迹。

村里和车站并非完全不见人迹。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活人。

车站站长从废墟里走出来迎接列车。列车长跳下月台后，十分关切地问道：

“难道整个村子都烧了吗？”

“你们好，欢迎你们。烧就烧了吧，后来还有比火烧更糟的事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还是不明白好。”

“难道您是指斯特列尔尼科夫？”

“正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呀？”

“不是我们。和我们毫不相干。我们代人受过，被一起捎上了。您没看见远处的村子吗？他们才是罪魁祸首。是属于乌斯季·涅姆达乡的下凯尔梅斯村。我们就因为他们遭了罪。”

“他们怎么啦？”

“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他们赶走了贫农委员会，这是第一条；违抗命令不向红军提供战马，要知道，他们鞑靼人个个都爱马如命，这是第二条；第三，他们违抗征兵动员令。”

“原来如此。那就全明白了。所以他们就挨了炮弹？”

“正是。”

“是装甲车上发的炮？”

“当然。”

“太惨了。这事真遗憾。不过，这不是我们管得了的啊。”

“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眼下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你们在这儿得停上整整一两天。”

“别开玩笑。我送的可是前线的增补部队，不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车从来不喜欢停。”

“哪是玩笑呀！路轨上都是积雪，您自己也瞧见了。暴风雪在这一带刮了有一个星期，路全都被雪盖住了。可又没人打扫。村子里有一半人逃散了。让剩下的人去干，他们干不了。”

“咳，真糟透了！完了，完了！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想办法把路轨清扫出来，再开车吧。”

“雪深吗？”

“倒不能说太深。有的地方深。风斜着刮，雪一股股积到路基上，最难通过的是中间一段。有三公里要清扫。这确实是很重的活儿。这一段完全堵死了。再往前就好些，有森林，林木挡住了风雪。后面是空旷地，风吹走了不少，雪积得也不厚。”

“咳，见你的鬼去吧。真是倒霉！我让车里的乘客下来帮忙。”

“我也这么考虑。”

“只是请您别去惊动水兵和红军战士。车上有很多劳工队的人，再加其他乘客，将近七百人。”

“足够了。等铲子送到，我就让他们下车。铲子不够，已经派人去附近村子里借了。能借到。”

“真倒霉！您看，咱们对付得了吗？”

“怎么不行。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不过是铁路上的雪，一条干线嘛。您说怎么不行呀！”

十五

旅客清扫积雪，整整扫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几天是他们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地方笼罩着一种隐秘而难以言传的气氛，人们有些像普希金笔下普加乔夫的豪放和粗犷，又有些像阿克萨科夫描写的愚昧和落后。

村子的破败景象，寥寥无几的残存村民那种躲躲闪闪的神情，使此地的神秘气氛更浓重了。这些村民吓破了胆，躲着车上的旅客，相互之间也不交往，害怕被人告密。

乘客区分不同类型分批出去劳动，四周布有卫兵把守。

铁路线划成不同地段，各小组分地段同时劳动。各组铲除积雪后，中间还留着高高的雪堆，把人们隔离开来。这几个雪堆要到最后才清除。

这几天虽冷却很晴朗。白天全在外面劳动，到晚上才回车上睡觉。因为人多铲子少，大家轮流干活，每一班干的时间很短，所以不觉得疲倦。这样适度的劳动几乎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去铲雪的那个地段，空旷开阔，景色秀丽。这里的地势由路轨向东是缓缓的斜坡，再远去是波浪起伏的丘陵，连接天际。

山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四面受风的房子。周围有花园环绕。夏季想必草木葱茏，然而现在已叶落枝疏，挂满白霜，不能给房子挡风御寒了。

厚厚的积雪把地面的一切抹平，隐去了棱角。但冬雪却掩盖不住山坡上明显的高低不平之处。春天这里大概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雨水从山坡上汇合到路基下面的高架桥底。现在这条溪流被厚厚的积雪盖住，就像一个孩子蒙头藏在一条厚被下面。

这座房子里是有人住呢，还是已归乡里或县里的土地委员会所有，空着任它坍塌？原来的房主在哪里，他们怎么样了？逃亡国外了吗？也许已经死在农民的手里？或者由于名声好，在县里暂且充当技术专家？如果他们一直留着没走，斯特列尔尼科夫饶过他们了吗？说不定镇压富农时连他们也一起遭了殃？

山顶上的这座房子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悲伤地沉默着。不过当时既没有人发问，也没有人回答。阳光照着雪地，白花花一片，令人目眩。铁铲方方正正地铲起积雪，干松的雪块熠熠闪光，仿佛布满了钻石！日瓦戈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代。那时年幼的尤拉带着镶边的浅色风帽，牢牢地扣着一排衣钩，穿着黑色卷毛羊皮袄在院子里玩雪。他把耀眼的雪切成锥形、方块、奶油蛋糕、城堡和穴居的城镇。啊，那时生活在世上感到多么甜美啊，周围的一切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不过，这三日露天的劳动也给人味香饭饱的感觉！这毫不奇怪。每天傍晚，参加劳动的人都能吃到新鲜的热面包，不知是根据谁的命令，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面包烤得油亮、喷香，两边裂着口，底下的厚皮沾着少许炭屑，烤得松软适度，恰到好处。

十六

他们渐渐对车站的废墟产生了好感，犹如攀登雪山时爱上了临时的栖身之所。车站的格局、建筑的外形，以至断壁残垣，都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时，他们才返回车站。太阳一如既往，总在一个地方沉下，就是报务员值班室窗旁那棵老白桦树的后面。

此处车站的外墙已经向里面倒塌，碎砖头堆在屋子里。但对着完好的窗子的那面后墙倒没受损坏，一切都完好如旧：墙上的咖啡色墙纸；带通气孔的瓷瓦炉，上面有系链条的铜盖；还有墙上挂着的镶在黑框里的工具清单，都保留下来。

夕阳还像车站没遭破坏时一样，照在炉台的瓷瓦上，棕色的墙纸变成暖融融的一团火，桦树影子投在墙上，像是挂着一条女人头巾。

在车站的另一端，通向卫生室的门已被封死，门上有张通告，看样子还是二月革命初或此前不久贴上去的，上面写道：

鉴于药物及包扎用品等原因，请病人暂勿求医。故此封闭，特此通告。

乌斯基·涅姆达区主任医官启。

等人们把各段之间联接处的雪堆也都铲除后，整条平整的线路就呈现在眼前，箭也似的飞向远方。铁轨两侧堆着铲起来的雪，旁边的两排黑森森的松树林墙，就好似黑色镶边。

远远望去，整条铁轨附近，都站着手持铁铲的人群。现在人们才第一次看清了全体乘客，发现人数竟这么多，不由得十分惊奇。

十七

听说再过几小时列车就要出发了，尽管天色已晚，黑夜即将来临。开车之前，日瓦戈和冬尼娅又去最后欣赏了一番铁路上清除积雪后的景色。路基上一个人也没有。日瓦戈和妻子站在那里眺望远方，偶尔交谈几句，然后返回车厢。

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听见两个女人在声嘶力竭地对骂。两人马上听出那是奥格雷兹科娃和季娅古诺娃的声音。那两个女人和日瓦戈夫妇一样，都是向车尾走去。只不过她们隔着列车在车站那一侧走，而日瓦戈和妻子是在树林这一侧走。长长的列车把这两对人隔开了。而那两个女人几乎与日瓦戈夫妇总有距离，有时超过他们几步，有时落在后面一大截。

两个女人都怒不可遏，可是越来越显得精力不济。她们有时大声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来由于步履不稳双腿无力，在雪地上不时要绊倒。听起来像是季娅古诺娃在后面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追上了，就对她挥舞拳头。她用最不堪入耳的话臭骂情敌。这些脏话出自她这个仪表端庄的太太之口，声音又如此甜美，让人听起来比一个粗鲁男声说脏话要丑恶百倍。

“哼，你这个荡妇，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季娅古诺娃喊道，“人家到哪儿，你就上哪儿，扭着屁股使媚眼！你这条母狗，迷着我家蠢材还嫌不够，又盯上了孩子，冲着他摇尾巴，你要坑害小孩子呀！”

“这么说，你又是瓦夏的合法老婆啦？”

“我要叫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合法老婆！你这脏嘴，你这祸害！惹急了我，我让你活不成！”

“哎呀，哎呀，你敢打人！放开你的爪子，你这疯婆子！你要把我怎么样？”

“我要你死，臭婊子，不要脸的野猫，一双贼眼！”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当然是母狗、野猫。可你是咱们这儿的贵族太太，是阴沟里生的，大门底下结的婚，胎里怀的是耗子，生出来的是刺猬……救命呀，救命呀，好心的人们，快来呀！哎呀，这女强盗要杀人啦！救救我这姑娘吧，救救我这没爷娘的孤儿吧……”

“咱们快点走，我实在听不下去，真叫人恶心。”冬尼娅催促着丈夫，“非出事不可。”

十八

转眼间，景色和天气全变了。火车已经驶过平原，在丘陵和山冈之间穿行。近日来刺骨的北风停息了，南来的风带着暖意，仿佛是从炉子里吹来的。

山坡上林木层叠。铁路穿林而过，火车先要爬上陡坡，然后再缓缓下坡。火车呼哧着驶进密林，几乎有些拖不动了，就像一个上年纪的护林人领着一大帮旅客徒步在林子里走，四处张望，一样东西也不愿遗漏。

其实，此时还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森林里一切都在睡梦中，静悄悄的，和冬天一样。只是偶尔当林木的低枝抖落身上的积雪时才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在解下脖套或松开衣领。

日瓦戈非常困倦。这些天来，他一直躺在上铺睡觉，有时醒过来，就想想事，谛听周围的动静。但现在还没什么好听的。

十九

正当日瓦戈贪睡之际，春天的气息开始融化漫山遍野的白雪。他们离开那天，莫斯科就降雪了，以后大雪下了一路，在乌斯基·涅姆达他们扫了三天的雪，而且茫茫千里都是无边的雪野。所有这些积雪，都开始融化了。

起初积雪只在底层悄悄地慢慢地融化。这项雄伟的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秘密就暴露了出来，于是便出现了奇迹。积雪沉下去，春水泛上来，发出咕噜噜的声响。人迹不到的密林有了动静，森林中万物苏醒了。

春水不愁无处可淌。它沿着峭壁飞落下来，蓄积成池，又溢向四周。很快森林里到处水雾弥漫、溪流喧嚣。一股股春水在林中地上弯弯曲曲地游动，遇到挡住它们去路的积雪就渗入雪下；到了平坦的地面便哗哗地奔流，或者往低处急泻直下，溅起阵阵水雾。土地的水分已经饱和了。那千年古松的树冠耸入云霄，通过树根吸取水分，树根周围聚了一团团淡褐色沫子，就像留在唇边的啤酒沫。

天空为春意所陶醉，为馥郁的春的芬芳而眩晕，躲进了云层。毡毛似的乌云垂着四边，低低从树林上空飘浮而过；一阵阵充满泥土芳香和汗气的温暖的春雨，从云端直泻大地，冲走了地面上最后残留的一些黑色的碎冰块。

日瓦戈睡醒了。他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朝已卸下窗子的窗棂探过头去，静静谛听着周围的声响。

二十

火车渐渐驶进采矿区，村落增多了，区间的距离缩短了，车站一个接一个。旅客流动极为频繁，一般就在中间的小站上上下下。路程不远的旅客，随便找个地方将就着，也不躺下睡觉；到夜里他们就在货车的门旁凑合呆着，一边低声闲聊只有他们了解的当地的事，等到了下一个转车站或小站就得下车了。

三天来，上上下下的乘车旅客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些消息。日瓦戈得出了结论：北方白军占了上风，已经占领尤里亚京，或正准备攻打尤里亚京。如果他没听错，那个白军司令名叫加利乌林，是他在梅柳泽耶夫军医院养病时很熟悉的病友。看来不像是个同名者。

这些消息，日瓦戈一字也未向家里人吐露，怕他们白白担惊受怕，因为这终究还只是谣传而已。

二十一

还不到半夜，日瓦戈突然醒来，感到身心充满朦胧的幸福感。列车正停在一个车站上。车站笼罩在白夜的透明雾霭中。这白夜的朦胧，给人一种既雄伟又纤巧的感觉。这说明此处是开阔空旷的地带，又说明错车站地处高冈，可以无阻拦地鸟瞰一切。

月台上，一个个人影压低了嗓门，放轻脚步从货车旁走过。这也使日瓦戈由衷地感动。他觉得人们走路如此小心，是出于对列车上入睡乘客的照顾和尊重。这只有在战前才可能如此，那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日瓦戈医生猜错了。其实这时车站上正人声鼎沸，到处鞋声笃笃，和别的车站上一样。原来不远处有个瀑布，是它送来了清新和自由的气息，大大扩展了白夜的范围。是它赐给睡梦中的日瓦戈一种幸福感。

瀑布永无休止的奔流，压倒了错车站上的喧闹，以至造成了一切安静的错觉。

日瓦戈并不知道附近有瀑布，他呼吸着湿润的清新空气，又酣然入睡了。

货车底铺上有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问道：

“怎么样，你的那帮人老实了吧？还敢翘尾巴吗？”

“你说的是店铺小老板吧？”

“嗯，那些粮店老板。”

“把他们制服了。听话着呢。只要拿其中一个开刀，来个杀一儆百，别人就全都老实了。让他们都缴了税。”

“一个乡缴了多少？”

“四万。”

“瞎说！”

“我干吗瞎说呀？”

“四万，见鬼！”

“四万俄担粮食。”

“真有你们的，了不起，了不起！”

“四万俄担细面粉。”

“其实呢，也没啥了不起。这一带地多好！是出商品粮的地区。这里顺着雷尼瓦河往上就是尤里亚京，村村都丰衣足食，到处是粮食集散站。那舍尔斯托比托夫兄弟，佩列卡契科夫和他几个儿子，全都是做粮食批发买卖的。”

“轻些。别把人家吵醒。”

“算了，不说了。”

说话的人打了个哈欠。另一个人说：

“躺下睡会儿，怎么样？好像车就要开了。”

这时错车站的另一条轨道上，一列老式特别快车从后面急驶而来，隆隆的车声转眼间就响得震耳欲聋，连瀑布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从列车旁飞驰而过，汽笛嘶鸣、车轮轰隆，最后尾灯闪了几下，便在前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面那两人又谈了起来：

“现在糟了。我们这趟车一时开不了呢。”

“是啊，这回得等了。”

“多半过的是斯特列尔尼科夫，是装甲专列嘛。”

“大概是他。”

“他对反革命可凶狠得厉害。”

“这趟专列是去镇压加列耶夫的。”

“那是什么人？”

“加列耶夫是个哥萨克首领。听说，他和捷克军队一起守着尤里亚京。这个加列耶夫，活见鬼，把码头都占领了，现在还在他手里。”

“大概是加列耶夫公爵吧。我记不得了。”

“没有这么个公爵。看来是阿利·库尔班。你弄混了。”

“没准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二十二

天快亮时，日瓦戈又醒了。他又做了个好梦。他一直沉浸在自由自在和怡然自得的状态中。这时火车又停着，也许这是另一个站，也可能仍停在原来的站上。又听到哗哗的瀑布声，很像原先那个瀑布，可说不定是另一处的瀑布。

日瓦戈一闭眼又迷糊过去。睡梦中他听到一阵混乱和奔跑声。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长吵了起来，他们互相对骂。车厢外却比刚才更美好，田野里飘来一股清新诱人的芳香。这神秘的、春意盎然的、疏淡的东西，黑白相间，令人想到五月的风雪，湿漉漉的雪花一落到地上就融化了，地面上不会因积雪而变白，相反倒更黑了。这清香透明、黑白相间的东西是什么呢？啊，是稠李！日瓦戈在梦中猜了出来。

二十三

早晨冬尼娅对日瓦戈说：

“尤拉，你真是个怪人，整个人充满了矛盾。有时候飞过一只苍蝇，你就醒了，睁眼等到天亮。可刚才这里又吵又闹，乱糟糟的，倒没有把你吵醒。夜里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逃跑了。瞧，出了多大的事！季娅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也不见了。别着急，还有呢。沃罗纽克也开小差了。真的，人跑了，不见了。真难以想象。你听我说。他们怎么跑的，是一起逃走，还是分别逃走，又是如何跑掉的，这些谁也弄不清。当然可以认为，沃罗纽克发现那些人逃跑后，怕担责任，就开了小差。可是其他人呢？他们是自愿离开这里的？或是被迫的？那两个女人就叫人怀疑。但是谁杀谁，是季娅古诺娃杀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杀了季娅古诺娃，这是没人能解开的谜。押送队长从列车这头到那头来回奔跑。他喊道：‘不许你们鸣笛开车！我以法律的名义要求你们不抓住人，不许开车。’列车长不听他的，说：‘你疯了！我送的是前线的增补部队，这是头等的紧急任务，哪能等你们那些痞子！真亏你想得出！’他们两个都怪罪科斯托耶德，说他是有头脑的合作主义分子，事情就发生在他身旁，却没制止一个无知识、无觉悟的大兵干蠢事。他们还说，‘你还算是个民粹派呢。’科斯托耶德当然也不示弱，他反驳说：‘真有意思。按照你们的说法，押解兵倒应该由犯人来看管？这可真是母鸡打鸣的稀罕事。’出事的时候我推你身子，又推你肩膀，叫着：‘尤拉，快起来，有人逃跑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打炮也震不醒你……唉，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你们看……多美啊！爸爸、尤拉，你们瞧瞧，外面的景色多么美！”

他们都躺在铺板上，探出脑袋，望着窗外的景色。窗外是春水漫漫、无边无际的泽国。有的地方河水溢出堤岸，河汊的水一直淹到路基旁。从铺板上望去，窗外的景色就近在眼前，缓缓行驶的火车仿佛在水面滑翔。

水面平静如镜，只在列车驶过时，偶尔映出火车铁青色的倒影。温暖的阳光在水面上画出一个个油亮的光圈，就像厨娘用蘸了油的羽毛在炙热的馅饼上涂油。

无边无际的春水淹没了草地、坑洼和灌木。仿佛连那团团白云也被淹没了，一缕缕地沉入水底。

在这一片泽国中央，隐约可见一条狭长的土地，上面的树木上插天空，下映倒影，好像悬在空中。

“看，野鸭！一窝鸭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望着远处叫道。

“在哪儿？”

“靠近小岛。不是那边，是这边。向右看，向右。哎呀，真见鬼，飞了，吓着了。”

“啊，我也看见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我有事想和您谈谈。不过以后谈也行。我们的劳工和那两个女人都是好样的，他们逃得对。我想，他们都平平安安地走了，谁也没有伤害谁。河水要流动，人也要跑啊。”

二十四

北方的白夜快要结束。山岳、丛林和悬崖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全像是画出来的，大概连它们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

小树林刚刚开始泛绿。其中有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林子长在峭壁下不远的地方，那里也是一块不大的崖角。

附近便是瀑布。但并不容易看到它，只有站在小树林旁，从悬崖边上才能看到。瓦夏懒得去那里看瀑布，不愿担惊受怕，也没心思去欣赏美景。

瀑布在这里是最为壮观的，相比之下周围一切都逊色了。正因为独一无二，它使人望而生畏，变成了某种有生命有意识的东西，变成了神话中向人们索取贡物、加害地方的巨龙或大蟒。

瀑布泻在半山腰突兀的尖石上，分成了左右两股。上面那截瀑布几乎凝然不动，下截却不停地左右摆动，仿佛瀑布的双脚微微打滑：站稳了，滑一次重又站住，不论摇摆多少回，最后还是立在那儿。

瓦夏把羊皮袄铺到地上，躺在小树林边。天色微明时，从山头飞下一只大翅鸟。它在树林四周悠然地回旋一周，就落在瓦夏身旁的冷杉树梢上。他抬起头来，望着这蓝颈灰胸脯的佛法僧鸟，十分动情地用乌拉尔土语低声唤着鸟儿：“罗尼亚札。”然后他站起身，把铺在地上的羊皮袄披到肩上，穿过林中空地，走到和他一起逃跑的季娅古诺娃身边，对她说：

“咱们走吧，阿姨。您瞧，您都冻坏了，上牙直打下牙。您瞪眼瞧什么，吓坏了吧！您没听明白吗？我们应该走了。您可得明白呀，咱们该上村子里去。村子里对自己人好，会把我们藏起来的。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会饿死的。沃罗纽克叔叔大概在那里闹翻了天，他们会来追我们的。季娅古诺娃阿姨，我们该走了，直说是该逃了。我真不知拿您怎么办，阿姨，您整天整夜地总不吭气，您总该说话呀！您是愁得话也不会说了吗？是吗？您想什么呢？您把奥格雷兹科娃阿姨撞下了车，可您不是有意害她，是无意撞了她一下，我亲眼看见的。后来她从草丛里爬起来就逃跑了，一点没伤着。普里图利耶夫叔叔也一样。他们会撵上我们，我们又会凑到一起的，对吗？最要紧的是别折磨自己，那您就会说话啦。”

季娅古诺娃从草地上站起来，向瓦夏伸出手，轻声说：

“好孩子，咱们走吧。”

二十五

火车顺着高高的路基爬坡，车身咔嚓咔嚓地响。路基两旁是种类驳杂的幼林，枝梢还没有路基高。再下面是春水刚退的草地。沉淀了泥沙的草地上，东一根西一根横着圆枕木。这些木头大概是附近林场准备流送的，春汛把它们冲到了这里。

路基两旁的幼林几乎是光秃秃的，还像冬季一样。树枝上长满烛泪般的叶芽，正是在这些叶芽中生发着新的、过去所没有的东西。叶芽微微突起，像斑驳的泥浆，可正是这新添的乱泥浆里，孕育着生命，它用绿色的火焰点着了抽芽吐叶的树木。

幼林里到处可见挺立的白桦，枝上成对绽开的嫩叶，仿佛是痛苦地扎在树上的尖齿和箭头。白桦树叶散发出一股股调漆用的木精气味，在树干上闪闪发亮，用眼睛就能断定是什么味道。

不一会儿火车开到了林场，冲散的圆木可能就是在这里堆放的。林子拐弯处，可以看到一块空地，撒满了木屑和木片，中间堆着三丈左右长的圆木。火车开到林场，司机拉了制动阀。火车震了一下，就停住了。列车站在椭圆形坡地的顶端，微向下倾。

火车上响起几声短促的哨声，还有人喊了几句，乘客不听哨声也明白，司机停车是想要储备一些燃料。

货车的门向左右两侧拉开。车上的乘客都拥上路基，人数几乎和整整一个小城镇的居民差不多。只有前面几节车里去前线增援的士兵没有出来，他们从不参加任何临时的紧急任务。

空地上那一堆堆小柴禾还装不满煤水车。需要运走一些三丈长的圆木，得把它们锯断。

司机组的工具库里有锯子。参加劳动的人分成两人一组，每组发一把锯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女婿合用一把。

前面军车里的士兵，从打开的车门里探出一张张笑嘻嘻的脸，这里有从没打过仗的年轻人，海军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好像坐错了车厢才和已有家小的严肃工人混在一起。工人们也没有上过战场，刚从军事班集训结束就派去前线。这些年轻的士兵有意吵吵嚷嚷，和年纪大一些的水兵们逗笑、胡闹，省得胡思乱想。他们知道，考验的时刻已经临近。

好开玩笑的人们逗那些拉锯的，只听一阵阵哄笑：

“哎，老爷爷！你看看嘛，我是个娃娃，还要吃奶，可干不了体力活。”“喂，玛芙拉！小心别把裙子锯破了，那会着凉的。”“嗨，年轻姑娘！别到林子里去啦，还是嫁给我，跟我走吧。”

二十六

林子里竖着好几个叉形支架，是用两根木桩钉成的十字交叉的架子，一端埋在泥里。有一些支架还空着。日瓦戈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就在那里锯了起来。

这时正是初春。大地从雪里露出脸来，就像半年前刚刚落上雪花一样。树林里潮气很重，地上堆积着陈年落叶，犹如屋子里扔满多年来扯碎弄乱的收条、信件和通知，还没来得及打扫。

“慢慢拉，要不然您很快就累了。”日瓦戈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一边放慢速度，使动作均匀些。接着他又提议歇一会儿再干。

林里是一片咿咿哑哑的锯子声，有时几把锯子的声音协调起来，有时又各拉各的。远处传来了早来的夜莺的啼啭。百舌鸟每隔很长一段时间啼上几声，好像在吹通被脏物堵塞的长笛。就连火车阀门喷出来的蒸气，也发出歌唱似的咕咕声，像儿童室里酒精炉上牛奶煮沸了的声音。

“刚才你想和我谈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提醒说，“你没忘吧？火车经过一片大水，看见鸭子飞起来的时候，你好像有什么事，说要和我谈谈。”

“噢，是的。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了。您瞧，我们越来越靠近是非之地了……这里一切都动荡不安。咱们很快就会到目的地。不知道尤里亚京的情况如何。咱们得商量一下，以防万一。我指的不是思想观点，这个绝不可能在春天的树林里，用五分钟的时间就说清楚、弄明白。我们两人彼此十分了解。我们三个人，您、我和冬尼娅，同其他许多人一起在今天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不是要谈这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及早商量好，如果发生某种意外情况，我们各自应该怎么行事，才不致为对方感到羞愧，也不致给对方丢脸。”

“行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喜欢你这样提出问题。你表达得很确切。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不记得在一个风雪的晚上，你带回来一张印着政府最早几项法令的号外？你还记得吧，那法令是如此坚决断然，真是闻所未闻。这种直率态度使我折服。然而这样的法令只是在制定者的头脑里才能保持原有的面貌，即使这样恐怕也只是在公布的头一天里。政治上的狡诈可以在第二天就把它完全推翻。我该对你说什么呢？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现在的政权和我们是对立的。他们搞变革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但他们又表示信任我，我就要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哪怕有时的行动并非出于自愿。

“冬尼娅问我，咱们能不能赶上种菜蔬的季节，会不会耽误了下种的时间。怎么回答她呢？我对这里的土壤条件不了解。气候条件又怎么样呢？夏天太短。这里种的东西能熟吗？

“话又说回来，难道我们迢迢千里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想种菜园子吗？俗话说：‘跑七里地去喝一口粥。’现在用它来开玩笑都不合适了，因为很抱歉，我们的路程是三四千里。然而，坦率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地跑去，完全是另有所图。我们的目的是要按现代的方式去那里苟且偷安，要与他们一起来挥霍祖先留下来的森林、机器和生产工具。不是去重振外祖父的产业，而是去耗用他的产业，和他们共同挥霍成千上万的卢布，换得一个寒酸的苟活。而且这一切都如现时这样混乱不堪，叫人难以理解。哪怕给我黄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去接收一个工厂，即使白送给我，也是如此。那样干是愚昧野蛮，犹如赤身裸体到处乱跑，或是把文化识字丢个一干二净。不，私有财产的历史在俄罗斯已经结束了。至于我们格罗梅科一家人，还在上一代时便已经失去了发财的欲望。”

二十七

车厢里又闷又臭，使人无法睡觉。日瓦戈医生汗涔涔的头枕在湿透的枕头上。

他怕吵醒别人，轻手轻脚地从铺上爬下，又轻轻把门推开一道缝。

迎面吹来一股黏乎乎的湿气，就像在地窖里脸碰上了蜘蛛网。他知道这是雾。“有雾，明天大概会很热，太阳会很厉害。难怪那么憋气，心里也感到闷得慌。”

他在跳下路基之前，站在门口静静听了听周围的动静。

列车停在一个大枢纽站上。周围静悄悄的，一片迷雾，火车似乎并不存在，也无人理睬，像已被人遗忘。看来它停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距车站还很远，中间铁轨纵横交叉，像张起一张巨网。如果那里天崩地裂，车站塌陷，列车上也无人知晓。

远处传来两种微弱的声响。

列车后方，他们来的地方，传来均匀的击水声，仿佛在涮衣服，又像湿旗帜在风中拍打旗杆。

列车前方传来阵阵轰隆声。到过战场的日瓦戈医生不由得大吃一惊，竖起了耳朵。

轰隆的响声低沉而平稳，他听了一会儿就断定那是远射程火炮发射的声音。

“看来我们跑到前线了。”日瓦戈医生想道。他摇了摇头，从车厢跳下。

他朝前走了几步。前面只剩了两节车厢，火车头拉着前头车厢已经开走，甩下了他们。

“难怪昨天他们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日瓦戈医生暗自想道，“看来他们已知道，一到目的地，立即要上火线。”

他绕过最前面的车厢打算越过铁轨到车站去。冷不丁从车厢后面蹿出一个持枪的哨兵，轻轻地厉声喝道：

“去哪儿？口令！”

“这是什么车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我和我家里人都乘这趟列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的证件管个屁用。黑天里我那么傻来看你的证件，不怕坏了眼睛吗？你没见正下雾吗？不用看你的证件，我打老远就知道你是个什么医生！听听，你们这些医生正对我们开十二英寸的大炮呢！该狠狠地给你一家伙，可是还早点。快回去，饶你一条命。”

“他看错人了。”日瓦戈医生心想。但和哨兵争辩是没有意义的。确实，最好还是趁早离开这儿。日瓦戈医生掉头往回走。

这时，他背后的炮声停了。那里是东方。太阳已在晨雾中升起，阳光透过浮动的雾气，就像在浴室的蒸汽里晃动着的赤身裸体的人影。

日瓦戈医生顺着一节节车厢朝前走。过了最后一节，还继续往前走，脚下是松软的沙地，脚步越陷越深。

刚才听到的均匀的击水声越来越清晰。沙地缓缓向下倾斜。日瓦戈医生又走了几步，眼前便出现了一些轮廓不清的物体，在雾中看去显得特别庞大。日瓦戈又迈近一步：黑暗中显出了岸上几条渔船的船尾。前面是一条大河。河水缓慢地、无精打采地拍打着船舷和岸边码头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瞎跑？”又一个哨兵从岸旁蹿了出来。

“这是什么河？”日瓦戈医生竟脱口问了一句，其实挨了刚才的呵斥，他根本什么也不想问。

哨兵没理他，拿起警哨放到嘴里，想把前面那个哨兵招呼过来。他还没吹响，那个悄悄跟在日瓦戈身后的哨兵已经走过来了。两个哨兵商量着什么。

“没啥可说的。他是什么家伙再清楚不过啦。问‘这儿是什么车站，是什么河？’想来蒙混我们。你看怎么样，直接拉到河滩那儿去毙了，还是押到前面的车厢去？”

“我看还是押到车厢里去，看上面怎么说。身份证！”第二个哨兵大吼一声，把日瓦戈手里的几张证件一把夺了过去。

“老乡，你看住他。”不知他对谁说了一句，就和另一个哨兵顺着铁道朝车站走去。沙滩上躺着一个人，看样子是个渔夫。他咳了一声坐起来，表示这儿有个人。

“他们肯带你去见头头，算你运气。朋友，看来你有救了。可是你千万别怪罪他们，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啰。兴许以后有好日子过，可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他们正在捉一个人，看样子是把你错当了那个人，以为就是你，这下子可逮住工人阶级的仇敌了，可惜弄错啦。万一有危险，你想办法见他们头头。可不能听这些家伙的。他们觉悟高，这可最糟糕了！干掉你在他们看来，不算一回事。他们要让你跟他们走，你可别去。你说，我要见你们头头。”

从渔夫口里日瓦戈打听到，前面就是有名的通航河道雷尼瓦河。临河的车站叫拉兹维利，是尤里亚京市郊的河运工业区。他还打听到，在河的上游两三里远的尤里亚京，红军一直与白军作战，现在好像已经打退了白军。渔夫还告诉他说，拉兹维利也发生了骚乱，现在好像也已平息；现在这一带十分平静，因为车站附近的居民都迁走了，四周遍布警戒哨。他还听说，在那几个驻扎军事机关的车厢里，有边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尔尼科夫的专列，他的证件就是给这人送去了。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个哨兵。他不像刚才那两个，他拖着枪走路；再不就拿枪往前面一戳一戳地走，仿佛搀扶着一个喝醉酒的朋友，要不扶着，那醉鬼会倒下去。他押着日瓦戈医生去见军事委员。

二十八

哨兵押解着日瓦戈来到由皮顶篷连接起来的两节沙龙车厢门口。哨兵向守卫报过口令后，他们就进了车厢。车厢里本来是欢声笑语，他们刚一进去，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哨兵领着日瓦戈通过狭窄的甬道，来到车厢中间一个宽敞的单间，这里安静整齐。在这个清洁舒适的单间里，几个衣冠楚楚的人正在办公。那位转眼间成了全区威名赫赫的党外军事专家的斯特列尔尼科夫，他的司令部竟是这样，和日瓦戈医生所想象的相去太远了。

不过，看来他活动的中心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前面的前线司令部里，更靠近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他个人生活的场所，有一间不大的私人办公室和一张行军床。

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才如此安静吧。这里好像是海滨温水浴场的走廊，地面上铺着软木和地毯，工作人员都穿着软底鞋走路。

车厢中间的这个地方，原来是餐室，铺着地毯。现在改成了办公室。屋里放着几张桌子。紧靠门坐着的一位年轻军官对日瓦戈说：“等一会儿。”这话说完，其他的人就认为自己不必再搭理日瓦戈医生了。这个军官漫不经心地朝哨兵点了下头，表示他可以走了。哨兵从走廊上过去时，枪托磕着金属横板，哐啷哐啷响个不停。

日瓦戈医生一进车厢，老远就看见了自己的证件。它们摆在最里边那张桌子的边上。那里坐着一个旧军官派头的年纪较大的校级军官。他是统计官，正仔细琢磨着军事地图，不时参阅一本手册，拿到近处核对，剪剪贴贴，嘴里还念念有词。他抬眼朝四周的窗子挨个地看了一圈，然后说：“今天天气可要热了。”仿佛这是他扫视全部窗子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每扇窗子外面的天气都各不相同。

一个技术兵正趴在地上维修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位年轻军官的桌子跟前时，军官就站起身来让他。他邻桌是一个身穿草绿男军衣的女打字员，正费劲地修理出了毛病的打字机，滚筒斜出了槽，夹在筒架里不能动弹。那位年轻军官站在她凳子后面，居高临下地帮她检查机器的毛病。这时技术兵爬到了打字员跟前，也帮着从下边检修扳手、拨杆和传动装置。那个校官派头的军官也走过来帮他们。大家都围着打字机，忙个不停。

眼前的景象使日瓦戈医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如果他是一个要被处死的人，就难以设想这些十分清楚他命运的人，能当着他的面专心致志忙这类琐事。

“不过，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呢。”他想道，“他们怎么这样泰然自若呢？旁边大炮在轰鸣，人们在厮杀，而他们却在预测今天的热度，不是战斗激烈的程度，而是天气炎热的程度。或许因为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吧，所以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了。”

他呆在那里无事可做，便透过对面的窗子朝外面望去。

二十九

窗外，列车前面剩了最后一段铁路，直通拉兹维利火车站；车站就在拉兹维利近郊的山上，依稀可辨。

从路轨到车站之间，架着一条没刷油漆的木板天桥，中间有三个平台。从这里望去，这一段铁路线好像是旧机车的停放场。没有煤水车的旧机车，头顶上的烟囱活似大口杯子和靴筒，头对头地夹在破破烂烂的旧车厢堆里。

早上热气蒸腾，天空变得白蒙蒙一片。破旧机车的堆放场、市郊基地、铁轨上的破烂火车、生锈的屋顶和商店招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荒凉的图画。

在莫斯科时，日瓦戈不曾留意城市里的商店招牌何其多，也不曾注意它们占去了建筑物很大的门面。这里的招牌却令他想起了这一点。招牌上的字一般都写得很大，从这里隔很远都可以看得清。招牌低压在歪歪斜斜的平房破窗户上，低矮的小房子被遮得几乎看不见，就像农村小孩戴着父亲的大帽子，连脑袋都套了进去。

这时晨雾已经完全消散。只是左边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残雾，但也正往两旁飘动，像舞台上开启的帷幕。

离拉兹维利车站三里左右，在更高些的大山上坐落着一个大城市，是地区的或一省的首府。太阳光给城市抹上一层浅黄的色彩，远远望去显得线条粗疏。房屋层层叠叠，依山而造，很像廉价的民间版画上的圣阿托斯山或是苦行僧隐居的修道院。山顶中央矗立着一座大教堂。

“尤里亚京！”日瓦戈医生感到激动，“这是故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回忆的地方，也是护士拉拉·安季波娃常常提到的城市！我听她们说过不知多少次，自己却是第一次见到它，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境遇中。”

这时，低头修打字机的军官把注意力移到了窗外。他们朝窗外转过脑袋。日瓦戈医生也朝那里望去。

车站天桥上，有人押送着几个俘虏或犯人，其中一个是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伤口已经包扎，纱布还渗出血来，他那汗流满面的黝黑脸庞上，涂抹得尽是血污。中学生走在被押人员的最后，旁边是两个红军战士。他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这叛逆者英俊的脸上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也不仅因为人们为他的年轻感到惋惜，主要是和两个押解兵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举动同他们的身份很不相称。

头缠绷带的中学生，制帽不时滑落下来。他不愿摘下来拿在手上，就不停地正冠，不顾头上的伤口，把帽子使劲往绷带上压。那两个红军战士总是主动给他帮忙。

这悖于情理的荒唐行为，仿佛有着某种象征含义。日瓦戈医生有感于这种举动的深意，忍不住也想跑到天桥上去，对中学生大声道出不吐不快的一个警句。他想对孩子和车厢里所有的人说：出路不在于墨守形式，而在于摆脱形式。

日瓦戈医生移开了目光。这时斯特列尔尼科夫已经大步流星进了办公室，站到了屋子当中。

作为医生，日瓦戈见过许多性格难以捉摸的人，可为什么至今就没遇到过一个性格如此鲜明确定的人呢？何以生活没使他们两人相遇呢？他们的生活道路为什么从来没有交叉到一处呢？

不知怎的一眼便看清了，此人是意志的完美化身。眼前的形象正是斯特列尔尼科夫自己所想象的理想形象，因此他的精神和外表必然都是完美无缺的，包括他那匀称而又漂亮的头脸，他走路疾速的步伐，两条长腿蹬着高筒靴，靴子可能不干净，但看起来像擦得精光锃亮，还有他那灰呢军服皱皱巴巴的，但给人印象倒很挺括，像是亚麻布料做的，一切都完美无缺。

会产生如此的效果，是因为他很有才气，这是一种自然的才气，毫不做作的才气，能在任何生活条件下驾驭自如的才气。

无疑，此人应有某种才干，但未必是独创型的才干。他的一切举止中所流露出来的才干，可能只是一种模仿的才能。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爱模仿点什么。或是模仿历史上名垂千古的英雄，或是模仿在战场上、在城市起义中亲眼见过、留下深刻印象的显赫人物。此外，也可能模仿公认的民众英雄，或是名列先进的优秀同志。或者干脆就是相互模仿。

出于礼貌，斯特列尔尼科夫见了日瓦戈这个外人后，没有表现出奇怪和有什么不便。相反，他对其他人讲话时，仿佛医生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说：

“我祝贺大家。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好像是一次战场游戏，而不像真正的战事，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俄罗斯人，只是头脑里有糊涂观念；他们自己不肯放弃这些糊涂念头，我们不得不用武力打掉他们的念头。他们的司令官是我的朋友，出身是比我更地道的无产阶级。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他一生中为我做了许多好事，我很感激他。但我还是很高兴能把他撵过了河，也许撵得更远。古里扬，请快点接好线。不能只靠通讯兵和电报了。你们注意到今天多热吗？可我还是睡了一个半小时。哦，是这样……”他想起医生的事，朝日瓦戈转过身子。他想起来为什么叫醒了他。那不过是件小事，这个人正为此事被拘留在这儿。

“是这个人吗？”斯特列尔尼科夫审视日瓦戈，从头打量到脚，“丝毫不像。这伙蠢材！”他不禁笑起来，对日瓦戈说：

“请原谅，同志。他们把您当成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可以走了。这位同志的劳动手册呢？噢，这是您的证件。请原谅我的不礼貌，我看一下。日瓦戈……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是莫斯科来的。请上我那儿去一下。这里是秘书室，我的车厢就在前面。请吧。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

三十

这个斯特列尔尼科夫到底是什么人呢？令人不解的是，一个非党人士居然能被提到要职上，而且站稳了脚跟。没有谁熟悉他，因为他虽是莫斯科人，大学毕业后就去外省教书；战争中被俘时间很长，前不久还毫无音信，人们以为他已经牺牲。

他是由一位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举荐作保的。斯特列尔尼科夫小时候是在季韦尔辛家长大的。当时掌握任免权力的人因此相信了他。在情绪过分激昂、观点过于极端的年月里，斯特列尔尼科夫的革命性也是不知节制的，但却表现得真诚和狂热。他的狂热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有他的整个生活做基础，他所特有的，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斯特列尔尼科夫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这一时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南征北战，参加了乌斯基·涅姆达和下凯尔梅斯战役，平息了古巴索夫地区农民武装反抗征粮队的暴乱，镇压了熊泽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车的事变。他还参与平定了拉辛分子的兵变（他们在图尔加图城举事后，持械投向白军），参与了镇压奇尔金河口码头的军事暴动，那次叛军杀死了一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司令官。

在上述这些地方，他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判断，分析，做出决定，干得迅速、严厉、果断。

他乘着专车四处奔波，终于制止了整个地区的士兵普遍逃跑的现象，彻底改组了征兵机构。红军征兵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新兵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变得热火朝天。最近，由于北方白军压境，形势严峻，斯特列尔尼科夫不久前又被委以新的重任，指挥直接的军事行动，完成战略和战术任务。他介入后的积极后果，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斯特列尔尼科夫知道，有种流言叫他“刽子手”。他对此坦然处之，并无畏惧。他出生在莫斯科，是工人的儿子。父亲因参加一九〇五年革命而被流放。那些年里他还小，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进入大学，家境优裕的学生闹学潮时，他没有卷入；当时穷学生入了大学，特别珍惜机会，比有钱人的子弟刻苦、努力。大学毕业时，他已有了极其渊博的学识。除了完成古典文学的学业外，还自学了数学。

按照法律，他可以免服兵役，但他却自愿上了前线，被俘时是准尉军官。后来，得知国内发生了革命，便于一九一七年底逃回俄国。

他身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两种突出的愿望。

他的思维异常清晰，富于逻辑。而且他难得地道德高尚，为人公正；他的感情炽热而纯洁。

他要做个开拓新路的学者，然而，他还欠缺那种勇往直前的魄力，不善于通过始料未及的发现，去冲破原有的头头是道却空洞无物的预测。

他想做出一番事业来，但他的原则性中又缺乏心灵的灵活。要知道对心灵来说，不存在一般的规则，而只有具体个别的事例；心灵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以小见大。

斯特列尔尼科夫从儿时起就憧憬着最高尚、最光明的事物。他认为生活是一个广阔的竞技场，人们应诚实地恪守规则，在竞争中追求达到完美的境界。

日后证明，事实上并非如此，但他并没想到是自己错了，是自己把世界的秩序给简单化了。于是他把不平深深埋入心底，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一个法官，在生活和歪曲生活的罪恶之间作出审判，他要维护生活，为生活伸张正义。

失望使他变得冷酷。革命给了他武装。

三十一

斯特列尔尼科夫带着日瓦戈来到自己的车厢，口中不停地重复道：“日瓦戈，日瓦戈，有些像商号。再不就是贵族的姓。是啊，从莫斯科来的医生嘛。要去瓦雷基诺。怪事。为什么突然要离开莫斯科去这样的穷乡僻壤？”

“去穷乡僻壤正是我的希望。想寻找安静。去偏远的村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

“您看，多么富有诗意。是瓦雷基诺吧？这一带我都熟悉。过去是克吕格尔家的矿厂企业。说不定你们还是亲戚吧？也许是继承人？”

“为什么用这种嘲讽的口气呢？哪里是什么‘继承人’？不过，我的妻子倒是……”

“瞧，说对了吧。你们是想白军了？很抱歉，你们来迟了一步。这地区白军已被肃清。”

“您还要取笑我吗？”

“再说，您又是个医生，是个军医。现在是战时。这倒直接与我有关。您是个逃兵吧。绿色分子[23]也有躲到森林中去隐居的。您的理由呢？”

“我两次受伤后复员，纯粹因为不适合在军队服役。”

“那您拿出人民教育委员会或是人民卫生委员会的签条，证明您是‘可靠的苏维埃人’，是‘同情分子’、是‘奉公守法’的吧。现在世上正进行着可怕的清算。好心的先生，现在谈不上什么富有同情心和奉公守法的医生，现在只有启示录中那种执剑的生灵和长着飞翼的野兽。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您自由了，我绝不食言。但只是这一回。我有种预感，我们还会相遇的，到那时就不会这样对您说话了。您可要当心。”

他的威胁和挑战，没有使日瓦戈感到慌乱。医生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全部看法。站在您的立场上，这种看法完全正确。您想和我争论的问题，正是我有生以来内心里一直争辩的问题，是同假设的对手不断争论的问题，并且应该说我已经从中得出了某些结论。但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如果我确实可以走的话，请允许我不再向您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这儿；如果我没有这个自由，那就听候您的处置了。我没有什么需要对您辩白。”

这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已经修复。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尔尼科夫拿起话筒，扑扑吹了几下说，“亲爱的，请派个人来送日瓦戈同志。别再闹出什么不愉快来。请给我接拉兹维利，我要拉兹维利肃反委员会运输处。”

只剩下斯特列尔尼科夫一人了，他给车站打电话说：

“刚才押来一个青年，他把帽子直往耳朵上压，可头上扎着绷带，简直胡闹。嗯，如果需要的话，立即给他治疗。嗯，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他，您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他一份口粮。对。现在谈正事。我还要说话，没完呢！真见鬼，另外一个声音插进来了。古里扬！古里扬！我的电话线断了。”

“说不定他是我中学预备班的学生呢。”他一时不再打算和车站继续通话，心里想，“如今长大了，倒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尔尼科夫暗暗计算自己教书、打仗和当俘虏的年份，看是否和那个青年军官的年龄相符。然后他在窗旁眺望远处的尤里亚京，目光搜寻着岸边城门附近他家的住所。他的妻子和女儿会不会出人意料地还住在那里呢？要能去看她们该多好！马上就去！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呀。首先应该结束目前新的生活，然后才能回到那中断了的生活中去。他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总有一天！可究竟是几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