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殡的队伍路过我家门口往骨灰存放室去了。
老王是个可怜人。第一次听别人说起老王是在我8岁那年。
我的闺蜜就住在老王的儿子家的东边儿，两户人家的四层洋楼中间夹着的木屋就是老王的窝。她告诉我，老王一个人住，很穷，无论何时都是一个人。她经常来看谈，也给他送过钱，但总被他拒绝，于是就偷偷往老王的鞋子里塞钱。她还说老王每天每顿饭就只吃几块饼干，诸如此类的话，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当时的我们都信了。或许是作为孩童所具有的同情心吧，我开始关注起老王来。
我后来常常路过他那间被夹扁了的小木屋。那屋子真的小，巴掌大点儿地方，但是里面却规规矩矩地放了一张老式的木质床，窗边的墙上开了扇窗，这窗也许是哪天墙被风吹出了个窟窿才勉强安上的；与床相对的是个灶头，周围的墙壁被熏得乌黑，墙角堆得稻草和木柴把木质小凳淹没，而灶台上却干干净净的，只有被供奉的灶神在审视这一切；屋子中央放着八仙桌和四条长凳，均老旧得布满裂痕，上面的红漆都脱落得差不多了，它看起来和老王一样老。这样一来，屋子里的空间所剩无几，而老王将剩下的空间用一口木质的凉橱儿来填满。这凉橱儿也许现在好多人都没见过啦，以前我家里也有一口，有一个人大人那么高，上面那层放剩菜剩饭什么的，下面放碗筷厨具，榫卯结构可拆卸，是老底子的人家中常备的“冰箱”。但是老王的凉橱里不放剩菜，他也没剩菜可放。
老王有着极好的作息习惯。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屋子里从不亮灯，因为亮灯要耗电，我一度怀疑是他那个“不孝子”没给他接电线。他也从不点蜡烛，好像是怕大火烧了他仅剩的小屋似的。而且，他的夜晚根本不需要光。
他每天都有干活。干什么活？小屋的门前还有一小块未被水泥沥青覆盖的沃土，老王用简陋的篱笆将地围起来，用锈迹斑斑的锄头将泥土翻松，撒下种子，每天用那个已经褪了色的塑料桶从河里拎水浇灌。一年四季，他的菜地结满果实，他的篱笆爬满瓜蔓，这些菜都是他的知恩图报的孩子。
老王从不抽烟、喝酒，也不见他生病。他走路从来不需要拐杖，身子骨十分硬朗，这可把他的儿女给愁坏了。
我对老王从不厌烦，我常去他那里，因此很快跟他熟络起来。他常跟我讲他以前的故事，以前的苦日子，种田、割稻、削荸荠、双抢......与爷爷奶奶讲的故事如出一辙，但我就是听不厌。他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所以也常常跟我讲些我特别感兴趣的事儿，比如爷爷奶奶之间朴实又真挚的感情啦，我妈妈小时候爬毛竹刮破了新裤子一类的事。把我说的捧腹大笑的时候，他也会堆起满脸的皱纹与我一起笑。但他从不提他的妻子，他的孩子。
他也会向我抱怨些日子难过之类的话。有一年冬夜，南方降了大雪，第二天一早还上了冻。我被那些党员铲雪的声音吵醒，站在窗前，越过结了冰的洋面望向那间木屋，它被雪裹住，与周围的一片雪白融为一体，我当时竟没找出它的轮廓，还以为木屋消失了，老王消失了。我赶紧下楼向奶奶询问，奶奶表示也许她自己没了，老王还在呢！我穿上雪地靴，再套上爸爸的大雨靴，偷偷溜出门去看老王。我到时，有几个热心的党员大哥哥正帮老王清理门前屋后的积雪，救下了那片几乎要被雪压垮的屋顶。老王一直在屋里没出来，他该是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的。我艰难地推开了那扇破门——幸好它没被冻住。屋子内外一点温差也没有，风肆无忌惮地灌进来，吹得我直哆嗦。老王听见声音，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原来他一直躲在厚的不得了的被子里。床上一共盖了五床被子，从夏天的单被（就是一块老布）到还没套被套的棉花胎。他就是这样度过那个寒风刺骨的夜晚的！我确定了他还在，还在世，寒暄了几句之后我便要回去了，他也叫我好回去了，孩子不见了婶娘会着急的。我关上那扇吱呀作响的门的时候，听到他自言自语道：“谢谢你啊......我的命真苦啊......”像极了老太太哭丧时的语气，我有点害怕，并且有些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去谢那些无偿清雪的党员而来谢我。
有一年春节，我在午饭后出门散步晒晒太阳，突然就走到了老王家门口。进去时老王正在吃饼干，是小店里最便宜的两块钱还是几块钱一筒的早餐饼干。他看到我来时眼睛明显放出了，我向他道新年好，他更是高兴的老泪纵横。他起身用一根已经发白了的皮筋把饼干的包装袋扎起来。那时起第一次看见他打开那个高高的凉橱，我看得到的那几层，放的是一桶色拉油、一小袋米、几袋洗衣粉和几块肥皂。这些好像是村委每年发给什么人的，我听大人们提起过。老王小心翼翼地，从更高层的更深处掏出一个黑色塑料袋，从中捏了几颗糖一定要我拿着吃。我剥开一粒塞进嘴里，坐在不平稳的长凳上同他谈天，阳光从那扇唯一的小窗打进来照在我身上，暖暖的，不知放了多久的糖在我口中化开，甜甜的。
我也干过像我闺蜜那样的傻事儿——偷偷送钱给老王。即使邻舍们在提到老王时都要说他每年能拿到多少多少的养老金和补助，但我并看不出他有多富足。那一次，我找到机会要趁机往他床底下塞一张五块钱——这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可得藏好，别又被某个进来巡视的丑陋大叔给顺走了。我趴在地上，先开垂地的床单，发现，床底塞满了东西。有两口皮箱，还有几个酒坛子。谁也不会知道那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宝贝。
后来我长大了，去更远的地方读书，住校了，就不去老王那边了。
前段时间政策下来，要庭院整治，村里的茅坑都被砸了。我去看了老王，他便向我抱怨，他那冬暖夏凉、摇摇欲坠的茅坑被拆掉了，这叫他去哪儿上厕所啊。后来村委掏钱给他造了个崭新的厕所，他却也没再说什么。
入夏了，天气干燥起来。那天我从窗子里望见浓烟滚滚地从小屋往天上蹿。没了，老王最后的家被烧没了，他一无所有了。谁也不知道那里为什么会起火，谁也不知道在那些灰烬里有多少老王曾藏着攒着的好东西，反正老王自己也不会对别人说着些。
听说他搬到他儿子家住了，还生了重病，应该活不久了，我打算再去看看他。
洋房的一楼，我们这儿叫地下层，大多是未装修的空屋，或是租给别人用。老王就住在地下层。那天下雨了，我在他家门前把鞋子上的泥蹬掉，轻轻地走了进去。地下层里光线很暗，同样是不开灯不燃烛，而我觉得小木屋比这儿亮堂多了。而相比之下，木屋里醇香的稻草味比地下层里的发霉气味更让人留得住些。西南角的小房间传来自言自语声，这似乎是老人家经常做的事，我就常见我奶奶这个样子。他用一种哀怨的语气反复说着。我推门。老王察觉有人来了，就从盖着白色蚊帐的床上坐起来。“你来啦”，说着感觉挺对的话，但我知道他没认出我来。我看到他的眼上结了一层翳——他一定是看不清了。他的耳朵也有些背了。他告诉我，他生病了，并且不要吃东西了，腿痛的走不了路。说着，还客气地让我在床边的塑料凳上坐下。我的突然造访让他有些手忙脚乱。他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啊，果然，他没认出我。我跟他说我是海元的孙女，他怎么也听不清楚人名了。唉，算了，这都不重要。他让我拿桌上的饼干吃。地上摆了不少礼品，有人礼节性地来拜访过病人了。我坐着倾听他的诉说。“阿娣（他的女儿）都不来看我了......我的腿走不动了，全身都痛......阿南真是个可怜人呐......真罪过啊！”这家的女主人听到动静下楼来看，她请我上楼喝茶，我婉拒了。体会过这种心情的人，哪里还会愿意上楼去喝茶谈天？
向老王辞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了。
老王死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女人们的哭声传到我耳朵里，凄厉地我睡不住懒觉。
出殡的队伍路过我家门口往骨灰存放室去了。人们皆穿着白色的麻布外衣，或用别针在袖子上别上黑的红的布块。队伍中没有人哭泣，但也没有欢声笑语。只有队伍末尾，跟着的放炮仗的人，被孩子们围着，等待他点燃引线，那一刻的惊艳。
一同看热闹的邻舍们再一次说起老王。他原来是地主的儿子，是少爷，后来共产的春风吹到千家万户，他便一无所有。
如今又要拆除三维建筑和不美观建筑了，如果老王还在，他的小木屋还在，他可能又要为此事而伤心难过了吧。
(马老板.2019.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