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生活在我们当中的神经症患者提供一幅精准的画像，描绘出那些实际驱动他的内心冲突，以及他的焦虑、他的痛苦，描绘出他在与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在本书中，我并不关注任何特定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讨论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

　　本书强调神经症患者身上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他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强调患者身上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这种对患者实际情况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抛弃了这个观点——神经症在本质上源于儿童早期的经历。但我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不同在于，我并不赞同把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童年时期，也不认同患者后来的反应不过是早期反应的重复。我想表明的是，童年经历和后来的冲突之间的关系，比那些宣称因果关系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尽管童年经历为罹患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条件，但它们并不是患者成年后出现困扰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实际的神经症困难时，我们认识到，神经症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人经历造成的，它还受到了特定的文化条件的影响。事实上，文化条件不仅赋予个人经历以分量和色彩，归根结底还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例如，一个人在家中有一位专横跋扈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只有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中，我们才会发现这样专横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当前的文化条件，这种经历才会影响个人以后的生活。

　　当我们认识到文化条件对神经症的重要影响时，被弗洛伊德认为是神经症根源的生物条件和生理条件就退居幕后了。后面这些因素的影响，只有基于确切的证据，才可以加以考虑。

　　这种理论取向，使得我对神经症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迥然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问题、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的内涵、神经症罪疚感的含义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强调焦虑在导致神经症性格倾向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是否还算是精神分析。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那一套理论，那么这里呈现出来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想倾向，它们关心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过程的表现方式，以及把这些过程带入意识的治疗方法，那么我所呈现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遵守弗洛伊德所有的理论解释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倾向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所希望人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的尊重，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实现精神分析在未来作为一种治疗理论和实践的前景。

　　这些观点也回答了另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属于阿德勒学派[1]。它确实与阿德勒强调的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我的解释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事实上，阿德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即使是对心理过程富有创造性的洞见，如果只从单一方面进行探索，并且没有基于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可能会变得没有实际价值（sterile）。

　　由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界定我在哪些方面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所以整体而言，我只在自己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明显相左时，才会加以争论辩驳。

　　我在这里所介绍的，是我在对神经症的长期精神分析研究中所获得的印象。如果要呈现我的解释所依据的材料，我应该把许多详细的案例都包括进来，但在一本打算概括性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中，这一过程无疑显得过于冗长烦琐。然而，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甚至普通读者仍然可以验证我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他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他可以把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进行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强调我所说的一切。

　　这本书的语言通俗易懂，为了清晰起见，我避免讨论太多的枝节问题。同时我还尽可能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因为这些术语总会干扰清晰的思考。因此，在许多读者尤其是门外汉看来，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似乎很容易理解。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无法逃避这一事实，即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他最好不要读这本书，以免他在寻找现成的公式时感到迷惑和失望。

　　本书的读者群体既包括对此感兴趣的门外汉，也包括那些专门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并熟悉相关问题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精神病学家，还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以及一些有远见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后者已经意识到在研究不同文化时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此外，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身也有所助益。如果他在原则上不反驳任何心理学思想，不认为它是一种对个人的侵犯或强加，那么他往往就能够在自己切身痛苦的基础上，比他那些更健康的同伴对心理的复杂性有更敏锐和更透彻的理解。不幸的是，通过阅读了解自己的情况并不会治愈他的疾病；在他所阅读的内容中，他可能更容易辨认出别人的影子，而不是他自己的。

　　最后，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伊丽莎白·托德（Elizabeth Todd）小姐，是她编辑了这本书。我还要感谢许多作家和学者，在书中我都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另外，我要向弗洛伊德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工具。我还要感谢我的患者们，因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我们共同的工作。

　　* 本书未标“译者注”的注释均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