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的时候，他刚从医院回来，黝黑的脸上眼睛蜡黄呆滞，干裂的嘴唇起了皴皮，身着医院里就穿着的大儿买给的有蓝色条纹的白底睡衣，他从来没有穿过睡衣，就还笑着说这种衣服穿着舒服，不憋气，腹部那里也好受些，所以就没有脱，其实后来他也一直没有脱，直到他离开这尘世。
住院一周，他一直让小儿顶他的班，他还是不愿丢掉那份工作，虽然他再也没有机会去照看那个水泵房了，就如同大黑狗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一样，可他依然向往着那份工作，和那份工作给他带来工资，那种心理就像他身上的睡衣给他带来的舒服感一样的美好踏实。
外面太阳很红，他就对我说我们出去走走，我想扶他，他拒绝了，说自己能走，而且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还可以。他说我帮了他十几年，也扶了他十几年，他很感激，他要自己走走，我还是不放心地跟在他身后。
外面很冷，已是深冬时节，虽然屋内看着太阳很红，外面却是寒气逼人，冷风从东面北面不停地吹来，碰到南面的小山岗上，翻不过去的就又折了回来，四面都是风，我们就在这风的漩涡里慢行，这山村里的风真就是那么豪爽而又凌冽。
我紧紧衣服，他披着他媳妇裹在他身上的黑色棉大衣，却一点也不知道冷，好像得病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他目里空空地望着远处，远处还是田地，田埂上是杨柳，一排排的，田地里是玫瑰，一爿爿的，高低错落，整齐划一，再远些了，就是黄土色的略抹黑黛的山，颤颤地就如同那杨柳和我，瑟瑟地一样发着抖，而他却如同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突兀地立在这寒冷的风中，头发像似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韭菜，不停摇摆打旋。
他说那边的地里他种了玉米，这边离家近的种了土豆，还有那边离这里很远的他种了胡麻，还有小麦。他说今年雨水好，他的玉米卖了个好价钱，土豆也很多，没人收买，只好放在窖里，放不下的就送给了亲戚朋友，还有邻里也都送了一些。他说他的土豆没有怪味，是叫什么大西洋的，煮了烤了下在汤饭里，沙多多的好吃得很，说着话他拌了拌自己干瘪苍白的嘴唇，漏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他说他也种了一亩多地的玫瑰，我说你的地还真多，他说他家地也不多，种的大部分都是别人家的。他说现在的人们大多不种地了，而是把地给了像他这样岁数大的又出不了远门的人种植，他们就可以安稳地外出打工。我问种玫瑰效益如何？他说这个要看运气了，玫瑰价格好的时候，他也能卖一万多，从早上四点起来和媳妇一直摘到下午三四点。我说那一定很累吧？他说收入好，心情就好，也就不知道累的，摘花旺期，他说孩子们也会停下手里的活过来搭把手的，接着又说他媳妇玫瑰花过敏，总得用围巾把脸全部包裹起来，只留眼睛在外面，就是热得不好受，说这话的时候，他慢慢垂下眼帘，收回那远去的目光，却又放飞了他的意识，他是在搜寻播放那段美好的时光，还是体味那段艰辛的岁月？我不得而知，偶遇的他的眼角里闪烁着只有夏季黎明才有的露珠，晶莹剔透。
他说他这些年，打工种地也积攒了一些钱，再坚持一半年加上小儿挣得钱，凑起来就可以给小儿在县城里按揭一套房子了，我说你的这院房子又大又新，再买房子为啥呀？他回转身子，看着那气派的大院子，心里五味杂陈，他说这院房子是他一生的心血，可是他又说小儿都快三十了，找寻不到媳妇，就是由于城里没有楼房。
说到这里，他紧皱眉头，眼看“老病”即将发作，我赶紧把话岔开，我问大儿现在好吗？他神情一动，说大儿与大媳妇子开了一个饭馆，还不错，我说大儿不是上了大学吗？他说大儿学得是煤炭专业，刚毕业的时候也在煤矿干了三年多，收入也不错，还说大儿第一年上班年底回来，给他背来了一摞现金足足有五万多，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新绽绽的五沓红票子用旧报纸包着。他说后来煤矿关闭了，大儿回来了，又在省城按揭了房子，存的钱都交首付了。
夕阳西下，黑夜像一张大网自东向西缓缓罩了过来，他明亮了半天的眼神也自上而下逐渐黯淡了下来，他知道我也要走了，知道我也有班要上，知道我也要挣钱养家。
我吃了他烤得焦香可口的土豆，喝了他泡得放有玫瑰花的沁心爽口的春尖茶，抽了他放在烟锅子里的他种的那种呛人的旱烟渣子，车的后备箱里也塞满了他的馍馍、土豆、胡麻油和一袋子面，就如同咥了两碗他媳妇做的酸菜粉条拉条面的我的肚子一样胀鼓鼓的。我明白自己不只是在为自己吃为自己喝为自己抽，我是为了让他开心，他是最乐意看我吃饱喝足打着嗝，还有我被旱烟熏得流泪打喷嚏时候的样子，每当此种境遇他总会哈哈大笑，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他不愿意我走，却又说我眼神不好还是趁天亮早点走吧，他说那样路上安全些，我拒绝他送我，他会意地点了点头，把头偏向我站的另一侧，摆了摆手示意我走，我不忍心看他回转过来看我的样子，飞快地走了。
我是本能地逃离，犹如农妇偶遇到了蛇一样，我用力踩着油门，车子轰鸣飞奔，轮子就着山道扬起两缕黄尘，通过倒车镜我模糊的视角里他身着蓝条白底的睡衣瑟瑟在门前的杨树下，面朝我离去的方向久久伫立，虽然天气寒冷却没有雪，只有飞扬的黄土在空中弥漫肆虐，他单薄的身影逐渐迷蒙在那黄色尘埃中，直至微缩成一个小黑点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