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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推算了一下时间,早在1999年前后我就已经想过我的人生大事了,那就是我将来可能说不上媳妇儿。
那时候我刚刚年满10岁,而在那前一年父亲投标十多万元承包到了村南头的一家砖厂,生产加工和销售红砖块。现在好像已经不用红砖块盖房了,砖家说那东西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不过结实不结实的老百姓也无从考证,反正我老家94年在村北头盖的红砖瓦房到现在都稳固如新。对了,和父亲一起搭伙的是十几公里外另一个村上比父亲还年长一些的老头,他也是我们村儿里方圆几公里内都很有名的的一名屠夫的担挑儿。而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就在为人生大事而苦恼,确切地说是他们全家人都在为能找到一个儿媳妇儿这件事在苦恼着。我那个时候听说这件事以后就萌生出了开头的想法,因为我的身份现状和他儿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儿子年长我十来岁。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淡然而且我母亲也知道我的这个想法。直到后来我儿子都快一岁了,她还在和我媳妇儿时不常的说起我当时的这个想法。
后来,我的这个念想很快就在左邻右舍被传开了,他们那些大人更是以我还是一个毛孩子就有这样的想法而对这件事感到乐此不疲。没错,在别人看来我家那个时候是万元户,还早在八几年就买了解放卡车并且后来陆陆续续的也换过几辆车,不可能没有条件给我找媳妇儿。也没错,不过买车那会儿我还没有出生,而有点钱的时候恰恰是我还没出生和我还只有几岁的时候的事儿。
关于砖厂里发生的事儿,我印象中有这么几件。
有一次是在初夏,已经很晚了我躺在砖厂办公室热乎的土炕上睡着了,大人在厂里忙活完了一天的事情准备回村北的家里。我朦朦胧胧间觉察到父亲用有力的双手拖着我的屁股在他的后背上睡着,也能感觉到父亲背着我刚刚穿过了砖厂门前的马路并且走到了马路对面下坡路跟前儿的小桥旁边,桥下是我童年冬天里玩溜冰车的地方,后来我就又睡着了。这大概是印象中我最后一次无拘无束的趴在他的后背上。再后来到了十三四岁记得有过一两次母亲不在家,我和父亲一起睡,到半夜我半睡半醒间摸过父亲的胸的记忆,至此以后的二十年光阴里就再也没有和父亲母亲有过亲密接触了。当然那座小桥现在还在,桥下的流水早就已经不在了。
再一次是酷夏的晚上。那个时候我和砖厂里往烧窑里拉砖坯的一个大人成了夸夸其谈的朋友。一天我放学来到砖厂。天快朦胧黑前儿,父亲喊他推车去把入窑门口的碎砖块整理一下,捡了好半天天已经完全黑了,砖窑门口点起了白炽灯,他光着膀子我在旁边和他聊着什么。灯光下看见他布满灰尘的臂膀上汗珠直往下滴,于是我开始帮他一起往推车里搬碎砖块儿,很快那些砖块儿就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父亲站在办公室门口大声喊起了我叫我回去,我回头远远的看见办公室的门框上也点挂着白炽灯,灯下照映出父亲身体的轮廓。我说我走了就跑去了办公室。回到屋看见合伙人还有我母亲都在,父亲小声的用第三人称的语气说着,看看我这儿子是不是有点傻跑到砖窑门口给别人搬砖块儿去了,是不是有力气没地方用了。合伙人和我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呵呵的笑着。父亲说的话除了让我有点难为情以外我全然再没有其他的反应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漆黑的天儿,那么远的距离,父亲是怎么知道我在砖窑口帮别人捡砖块儿的!?
其他的事情还有诸如关于厂里来了一对四川的中年夫妻特别能吃辣椒的饭前饭后谈资、夏天晚上办公室门口白炽灯泡下招来了又大又漂亮的花蝴蝶(蛾子)我还按小学自然课本里的方法抓了几只做成了标本、还有厂里一名有点傻甚至像守村人的保安经常和父亲合伙人吵架有一次还大打出手把合伙人气得放下工作,在砖厂门口班车站等了半天班车坐车回家了等等的诸多有意思事情;
还有一次也是发生在夏天的事儿。我记得那天是周末。晚上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父亲他们几个大人想用推土机把黏土坑推出一个豁口让雨水流出去,可司机白天回家去了,好在父亲开过好多车也都能鼓捣一下。忙活了半天黏土场的积水被排出去了,可当把推土机开回办公室后面的空地后他们才发现不知道机器怎么熄火。我记得那天下完大雨后天还是特别热我还没有睡,听到机器突突声后便来了兴致也凑到了跟前儿看热闹去了。见我过来大人们把围住的推土机履带的地方让出一个豁口好让我钻进去看。我观察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指着一个扳手说,把这个小的扳上去不动就可以熄灭了。没错大人试了一下便即刻打消了打算让推土机启动一夜等燃油烧完自己熄火的念头。那么大个机器我居然知道在密密麻麻的零件布局中指出哪个是熄火开关,那一刻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有多么地窃喜,平日里一有空闲我就会几乎一整天都守着推土机旁边看着司机师傅鼓捣机器。机器被熄灭后大人把我一顿乱夸;
那许久后的一个初秋周末下午。
天还是很热,我挣扎着写完家庭作业,没过多会儿大姐非要领着我要去砖厂玩儿,说是父亲给我们买了几只小兔子就放在砖窑旁边的小土屋里。听到可以看到小动物我满生欢喜。本来从村北头到村南头十多分钟的步行路程,我蹦跶着拉着大姐几分钟就到了。
当我和姐姐走到砖厂大门口后,我竟然见到了我亲爱的姥姥。我跑上前去抱住她,她抚摸着我的头,我问姥姥,“你怎么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你来了,哈哈。”我甚至忘了是来看小白兔的,再回过头的时候,姐姐已经在远处窑下的小土屋门口了。
妈妈告诉我们,姥姥是来和她商量在砖厂卖冰棍儿的事情。后来决定就在一进大门口的办公室房衫子下面,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泡沫箱和一个马扎,姥姥就靠座在房墙根下看着人来人往。那个时候姥姥还会走路还可以坐很低的小马扎。冰棍儿和雪糕是从村西头的冰棍儿厂自制和进货来的。
关于那些冰棍儿,其中一种是长方体渐细的三毛钱一根的双层夹心冰棍儿,那味道好极了,口感介于雪糕和冰棍儿之间,这么多年了还记得真切,但是早就形容不上来了,唯一能确切说出来的是另外一种雪糕的名字,叫盈美雪糕,大概五毛钱一根。这些冰棍儿我当然都是白吃白拿的。只要放学或者从家里来到砖厂玩儿,只要一进大门口,第一个发现我并且吊着嗓门喊我的一定是我姥姥:快过来给你吃冰棍儿。
这极有穿透力的声音直陪伴到我成年。那个时候姥姥已经后遗症瘫痪在家里有一阵子了,开始阶段还能拄着拐杖走路,期间只要我去姥姥家我就会充当拐杖的角色领着姥姥去当街溜达。但是她老人家身躯有点肥胖她总会担心我扶不稳她,每次她都会先跟我确认好让我用力支撑好后她才会架过来。就一直这样过了好多年。后来姥姥家旧房子重新翻盖成了大瓦房,他也被安置在一进大门口左侧单独的耳房里。
去姥姥家甚至进姥姥家大门都是我整个童年时期里觉得很有新鲜感和喜欢的事情之一。原因在于虽然相距只有几十里地,但像是完全换了一波风土人情。
那时候一般都是我跟着母亲一起,一般都是在村口等班车去,有时候也会骑自行车去。
我记得有一年过完春节没多久,我和母亲骑着自行车去姥姥家走亲戚。我挎着没有横梁的车子,母亲骑着祖传的二八大洋车。她在前面带路甩开我百十米的距离,一路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一上午总算骑到了姥姥家村头。村子很大以至于有四个大队部,分别叫做一村,二村,三村和四村。而进入村庄的必经之路也是村西头住着我小姨,也属于四村。小姨夫他家哥俩,他复员回来后爹妈只给哥俩留下了一间瓦房,所以那会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小姨家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可以进,另一间是长年锁着的。
不管是坐班车,骑车还是后来开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先到村头小姨家,而我也会提前告诉母亲说,不要告诉姥姥和小姨我们要来了。我很喜欢这种面对他们的惊喜感。这是一种说不太清楚的且对别人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内心欣喜感受。
在小姨家待上一会儿,我们就会起身去姥姥家,大概有二里地吧,小姨一般都会一起跟着去,不同的是她会选择步行绕行小路走过去,可能和我们骑车或开车同时到达姥姥家门口。那会儿姥姥家还是老房子,小块的黑瓦片房子。大门在一个胡同侧面,院墙很矮,进去顺着墙根有一条小土路。院子虽不小不过除了一条小路外大部分都种上菜了。顺着墙根左拐一个小土坡上面,第一间便是姥姥的屋子,往里走并排第三间是舅舅的屋子,中间是一间杂物房。打进大门那一刻母亲就会喊:“妈,妈,妈”我会跟着小声喊着:“姥姥,姥姥,姥姥”,姥姥闻声艰难的在土炕上挪着身体凑到窗沿儿前,转着头透过窗户纸下面的玻璃窗大声的回应着:“哎呀!快来快来是你们啊,大外甥来了,快进来。。。”,那声音依然高亢洪亮以至于母亲会连忙不好意思的提醒说:“行了行了快别喊了”,当然隔着窗户姥姥一般是听不到的。舅妈听到姥姥吆喝着,会半掀起门帘一只脚跨出门槛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看到是我们来了她会笑眯着操着一口昌黎话:“腻们赖列,啥(四声)时候赖喋~~(你们来了,什么时候到这里的)!?”除了这里的事务和我家那里有些不同外,这口音也是令我童年间觉得姥姥家异域风情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那间杂物房,后来我梦见过很多次在里面玩耍。墙上是真实的挂着一双分量很重的铜剑的,还有挤着排放的单人沙发,沙发后背墙上挂着老照片和流沙壁画,以及旁边丢在柜子上的浅杏色条绒上衣裤子,也就是我们现在又开始流行了的灯芯绒面料。我和姐姐都得到过一套合身的条绒衣服,后来才知道那是舅舅工作单位生产的。正对着杂物间前面菜园中间一块石板上戳着一根自来水,这是我每次去姥姥家都羡慕的新鲜事物,因为我家只有压水井,听说自来水只有城里的楼房才有。抬头院墙外几十米外的四村大队部院子里就高高耸立着的自来水水塔。它也是我经常坐在姥姥屋前门槛上观望的庞然大物。
关于姥姥屋里柜子上的那些强烈新鲜事物。
跨进姥姥外屋房间的门槛,环顾四周墙面都是土坯窗上糊的大部分是窗户纸,地面也是早就磨蹭的黑亮的砖块和土路面,房间又不算大,所以就算点着灯泡屋里光线也不算明亮。顺着窗户地往后走到后门,后院里有一颗我永远都赶不上时节的黑枣树,那果子我只在当街上卖糖葫芦的伙计那里见过。姥姥经常跟我说,黑枣小孩儿不能吃,会粘肠子。直到后来我长大了一点才弄明白:姥姥说的粘肠子是不好消化的意思而不是像胶水一样把肠子粘住。不过姥姥这句话无形中便成为了我童年时期严格恪守尽量与黑枣树保持良好距离的有力保证。
外屋一进门右手边是土灶,旁边掀开门帘跨过另一道门槛就是里屋,姥姥一般都是在炕上盘坐着并不时地摇晃着略微胖的上身,我问她为什么总是摇晃,她说如果不晃,时间长了大腿根和屁股都麻了。然后紧接着,她会热情的指着柜子上的吃食招呼着:快吃,那上面有吃的,甚至会把她口袋里仅有的几张百元大钞直往别人手里塞,年年如此。我扭头看见柜上又出现了一个之前没见过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味道很大的食物,像豆腐但颜色不对,我没吃过,也从来没在我家见过。后来知道那是王致和豆腐乳,大人说那东西吃起来是香的,我一直没相信过这句话。所以每次见到连包装上都有那么详细说明的小物品罗列在姥姥的屋柜上面,包括那些戳在柜子上靠墙摆放着的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新奇事务的红楼梦剧照的相框,我都会心生出一种感觉:觉得姥姥家和我家是截然不同的。好像生活的乐趣比我家更浓厚?小时候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我家日常生活中从没出现过的都在姥姥家见识到了,所以我自己在心中一盘算一对比,会觉得某个方面我家日子过的索然无趣味。当然我也知道小孩子的心思是奇形怪状的。
除了王致和,还有用小绿豆碾成末蒸成面皮包着纯瘦肉炸成的小吃,叫炸千子,是姥姥的拿手年货。然而我觉得母亲似乎并没有学会这门手艺,因为炸千子在我家饭桌上也从未出现过。后来小姨继承了这门好手艺。疫情之前我和老婆呆在老家的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的了,小姨硬是连忙炸了好多千子,小姨夫驱车几十里地给送过来了。到了也没待多会儿,就一直催促着说:“还热呢,快趁热吃,快吃”
其他的与众不同之处还有诸如赶集,四个大队部的农村大集可想而知是多么有意思,场地也足够大,不会几分钟就能绕完。与我们那边不同的是这边的大集由于地广人众会开一天可以逛个够了。日常用的铁锨,锄头,铝锅铁盆,扫帚,各类调味品,衣服布鞋应有尽有。那时候鞭炮是不受管制的,年前年后的大集上也随处可见,为了在逛大集的时候不被突然吓一跳我都会特意捂着一只耳朵。二踢脚是我那时候最喜欢的炮仗之一,“ten...dang”响声不绝于身后和耳边。值得一提的是姥姥家这边的二踢脚是红色纸包装的,与我们那里大集上卖的黄纸皮二踢脚不同,红纸包起来的炮仗样子居然也更略显清秀声音都更清脆一些,像极了一个是中老年一个是青少年的模样。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爆竹声开始渐渐淡了年味儿也无处再找寻。姥姥家的老房子听说也很快会拆掉翻盖成新房。
那之前,我和大姐夫开着农用三轮车特意去过一次姥姥家,还让姐夫帮我和姥姥在土坡处的房檐下留下了纪念照。
此后关于姥姥家的许多美好记忆也都一并而去,唯一剩下的是我从母亲那里听闻的一些和孩童无关与乐趣无紧要的事情,比如他们一直在背后叫老侯的姥姥的老伴儿,其实是姥姥的二婚。我对他的印象已经不深了,只记得小时候每次进里屋后他都在炕桌上用白瓷的酒盅喝着酒,佝偻着身子探着头架着老花镜努力的夹着盘子里的下酒菜,看我进屋后也会像姥姥一样热情的邀请我上炕和他一起玩,再无其他印象。
后来我去了南方上学还成了南方女婿。
我能想象到更多时间里是她一个人呆坐在耳房里的场景:她还是不时的摇晃着更加略显浮胖的上身,期盼着大门后面能走出一个人来看她。如果能有人来看她,她还是会用洪亮的声音喊着那些人:“快来呀!快来坐一会儿!”。
但是那天,那些天,那几年,她应该等了好久好久。
某一年在从南方回来后我去看望了她。只有我自己,进屋后姥姥急忙问我说:“你媳妇呢?咋没来呀,我想她了”,我瞟见电视柜上满满一箩筐炸千子,我很不好意思。
某一天我再次见到了小姨,我说我手机里有那次见到姥姥时候的照片。我转发给了小姨,我用余光偷偷地看了一下她的表情,她心惊的的哎呀了一声,没有说什么。那照片是姥姥这些年一直都常态的盘坐在新房耳房土炕上的照片,像是就在昨天。那也是我这二十几年里唯一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的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了并且还和我确认我的身份的一次。
那一次我去看望姥姥的时候,她跟我说:我屁股有点麻了,能不能麻烦我把她在炕上稍微挪动一下好让她顺便换个位置和姿态。我用了全力才把她挪动了一点点位置。挪开后原来她久坐的位置早已经被坐出了一个小坑。
后来我终于也有了一个遗憾。
但我没有太怨恨自己,我想了想那也许并不完全是坏事,我怕我在场的时刻,我不能表达出对她的爱意;我也怕我在场的时候,她的女儿我的母亲,不能痛快的表达出对她自己母亲的爱意。
是后知后觉吗?那以后我开始觉得每个人都对不起她。
我家再次能买得起轿车的时候,接姥姥去我家住的时候,父亲为什么要当着她的面和母亲吵架!?可为什么父亲连在承包砖厂时候向她借的一千块钱到现在还没还?为什么舅舅没有把她安置在后面的大瓦房里一起吃饭一起住,为什么没人多陪陪她多来看看她或者给她添置一副轮椅让她出来多透透气!?
每当想起轮椅这件事的时候我心中都是耿耿于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