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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盘旋于树林上空的鹰隼等鸷禽，大多与我的视线平行或偶尔略低一点儿。经常只要一低头，便能瞅着一双宽约六英尺的深褐色大翅膀，平展在金光闪闪的阳光下，贴着弯曲的树林边缘飞行。山坡下，田地已经犁过，不妨选一处犁沟躺下，最好是犁头转拐处的深凹坑，躺在里面，就等同于藏身在一道由青草和树叶筑成的屏障之下。双腿尽管被太阳晒得黝黑，但搁放在红褐色土壤上，仍显得苍白触目，还是要往腿上撒点儿泥土，不然干脆把双腿埋进土里。一群飞鸟在数百英尺的高处来回盘旋，眼睛紧紧盯着田野，搜寻老鼠、家禽或鼹鼠的踪迹。随便挑一只鸟儿，没准就是头顶正上方的那一只。也许就在那么一瞬间，仿佛看见鸟儿与自己对视了片刻，它用冷漠的鸟眼，直勾勾地盯着人类平静又好奇的双眸。在它那双巨翅中间，如子弹般窄小的身体下方，两只尖爪早已蓄势待发。大约过了半分钟，不对，才二十秒，鸟儿突然一个俯冲，扑向选定的小动物，得手后旋即飞起，扇动着巨翅腾空而去，只留下一阵红色尘烟和一股热乎乎的气味。天空又恢复了原貌：辽阔而宁静的苍穹下，东一簇西一群旋转飞翔着鸟儿。然而，就在山顶上方，或许正有一只老鹰盘旋巡视，时刻准备着从侧方姿态潇洒地俯冲而下，扑向选定的猎物——我们家的某只鸡。有时它甚至会沿着林中的一条山道逆飞而上，一路上不停地调整翅膀方向，避开身边悬垂的枝条。这些老鹰为什么宁可违反自己高速飞翔的天性，不从高空飞落地面，反而选择穿行于林中山路的上空？
我们家的鸡圈，就是方圆数英里的老鹰、猫头鹰和野猫的鲜肉补给站，至少它们的敌人对此坚信不疑。我们家的鸡一天到晚都在无屏无障的开阔山顶自由活动，那耀眼的黑、褐、白等各色羽毛，咕咕喔喔的啼鸣声，脚爪窸窸窣窣的刨地声，走路时大摇大摆的样子，都是引起掠夺者发动攻击的最好标记。
非洲的农场有个做法，爱把煤油灯和汽油罐的盖顶除掉，往里面放些金属亮块，用来反射阳光，据说用此法能够吓走鸟儿。但是，我曾经亲眼看到一只老鹰从树上飞下，无视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猫呀狗呀，径直把一只昏昏欲睡的正在孵蛋的胖母鸡掳走。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屋外喝茶，一只老鹰突然从空中直扑而下，从十几个人的眼皮子底下，攫走了一只藏身于灌木下的半大小猫。要是在漫长炎热的寂静正午，忽然听到一阵吱吱喔喔的叫声或是扑扑的拍翅声，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不是哪只母鸡被公鸡踩了脚，就是又有一只鸡被老鹰抓走了。好在我们家里的鸡多得是。话又说回来，附近的老鹰实在太多，用枪是打不完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站在山坡上抬头一望，必然可以在方圆半英里内，找到一只正在空中打转转的老鹰，而在它身体下方几百英尺之处，还有一个细小的黑影正迅速地掠过树梢，越过田野。我坐在树下休息时经常看见，地上的小动物们，只要一发现高空巨大鸟翼所投下的不祥阴影落到了自己身上，或遮住了树丛和草地上的阳光，不是被吓得动弹不得，就是慌里慌张地找地方躲藏。老鹰从不独来独往，向来都是两只、三只或是四只结伴出行。你可能会纳闷：这些老鹰干吗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转？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它们借力的是同一道气流，只是高度不同而已。就在这几只鹰的不远处，还可以看到另一组鹰群。再凝神细看，就会发现天空中到处都是小黑点；若遇上阳光，小黑点就变成小光点，如同窗外一缕阳光下的尘埃。在这片绵延数英里的碧空中，究竟有多少只鹰隼？上百只总有吧？每一只都有能力在短短几分钟内掳走我们的家禽。
所以，除非愤怒到极点，我们一般不会射杀老鹰。记得那次，一只在鹰爪下凄厉惨叫的小猫，眼见着就要消失在天空，气得母亲举起枪朝空中一顿扫射，自然毫无收获，纯粹是在浪费子弹。
如果说白天是鹰群的猎场，那么黎明和黄昏就是猫头鹰的阵地。太阳一落山，我们就会把鸡群赶进鸡圈，可是已有猫头鹰守在树上伺机而动了；再说，晚睡的猫头鹰会趁着曙光初现，鸡圈再度开门时，下手捕鸡。
鹰群总是在阳光下活动，猫头鹰会在微光中活动，而夜光下活动的，则是猫——野猫。
这时，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鸟类可以在绵延数千英里的天空中遨游，但猫却不同，他们有窝、有配偶，还有小猫，再怎么说总有一个猫窝。一旦发现哪只野猫选择在我家山上安家，我们就格杀勿论。趁着夜色，野猫会从墙上或是铁丝网上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缝隙钻进鸡圈作案。他们还会跟我们家的猫交配，引诱这些爱好和平的家猫，到树丛中风餐露宿，而我们坚信，我家的猫并不适合那种危险的生活。野猫的出现，让我们家这些娇生惯养的小东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一天，我家的黑人帮厨说，他在半山腰的树上看到了一只野猫。当时我哥哥不在家，于是我抄起一把来复枪赶了过去。那个时候恰好是大中午，按道理野猫一般是不会出来活动的。在一棵并不高大的树上，那只猫趴在一根树枝上，冲我呜呜低吼，一双绿眼瞪着我。野猫的样子大多不好看，黄褐色的毛皮丑兮兮的，又硬又糙，身上还带着股难闻的味儿。她显然刚刚吃了一只鸡，案发时间就在十二小时之内，因为这棵树下散落着一堆白色羽毛和几块已经开始发臭的肉屑。我们讨厌野猫，他们一见我们就竖起爪子，呜呜低吼，他们也讨厌我们。这是一只野猫，我朝她开了一枪，她“咚”的一声摔下树枝，跌到我脚边，在飞舞的羽毛堆中抽搐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换作平常，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脏又臭的猫尾巴，拎起尸体，扔进附近的一口废井里。但我总觉得这只野猫有点奇怪，于是弯下腰看了看她。她的头型不太像野猫的，毛发虽然粗糙，但与野猫相比还是偏柔软了些。我不得不承认，她不是野猫，而是我家养的猫。我们认出，这具丑陋的尸体，就是米妮，那只我家两年前忽然失踪的宠猫，当时我们还以为她是被老鹰或是猫头鹰抓走了呢。米妮有一半波斯猫的血统，身子毛茸茸的，摸着特别舒服。眼前的死猫的确是她，一名偷鸡贼。在我击毙她的那棵树附近，我们找到了一窝小野猫，但这些小猫崽儿实在太野了，把人类视为天敌，我和仆人四肢上的咬伤和抓痕就是明证。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他们消灭。准确地说，是母亲找人消灭了他们。由于一些家庭法则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建立，因此，这类讨厌的活儿，都是落到她的头上。
你们想想，家里常年有猫，但距离我们最近的兽医，也远在七十英里外的索尔兹伯里[1]。记得，当年没人愿意给猫治病，母猫的麻烦事儿就更没人管了。养猫，就会有小猫，而且数量多，生产次数也多。所以说，没人要的小猫总得有人除掉吧。是家中的非洲帮佣或帮厨下的手吗？我记得，耳边常常听到这个词儿：bulala yena。（杀了它！）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农场中的，受了伤的和体弱多病的牲畜家禽，全都逃不了这个命运：bulala yena！
但是，我家里有一杆猎枪和一把左轮手枪，一般是我母亲在用。
比方说，蛇通常就是由她处理的。家里有蛇出没是常事儿，我们就等于与蛇同住，这么说是很恐怖，却是事实。比起蛇来，我更害怕蜘蛛——那些体庞个大、奇形怪状、数量繁多的蜘蛛，想想都是噩梦。平日里我们常见的蛇是眼镜蛇、黑曼巴蛇、吹气蝰和夜蝰蛇。还有一种极其可恶的蛇，叫非洲树蛇。这种毒蛇喜欢缠绕在树枝或者廊柱之类远离地面的地方，谁惊扰了它，它就朝谁脸上喷毒液。它们通常待在和人类视线平行的地方，所以常常有人被这种蛇毒瞎。但在与蛇同居的二十年里，这种惨事只发生过一次：一条树蛇将毒液喷进了我哥哥的眼睛里，幸亏一位非洲人用草药保住了他的视力。
但是，警钟依然常常响起：厨房里有蛇，阳台上有蛇，餐厅中有蛇；蛇似乎无处不在。有一次，我差点将一条夜蝰蛇当作一绞毛线给捡起来。幸好它先被我吓了一跳，发出咝咝的声音，救了我俩的命：我吓得落荒而逃，它也趁机溜走。我家的书桌上堆了很多白纸，纸堆间有很多缝隙。有一次，一条蛇竟然溜进了纸缝中，母亲和仆人为了将它打死，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它惊出。还有一次，一条曼巴蛇闯入储藏室的谷物箱底下，母亲奈何不了它，只好平躺在地，将近在咫尺的它开枪击毙。
记得有一次，一条钻进柴堆里的蛇让一家人惶恐不安。我告诉家里人，我好像看到那条蛇窜进了两根木柴中。这句话却断送了一只我最心爱的猫咪的性命，因为我看见的其实是她的尾巴。母亲朝着一个移动的灰影开了一枪，随即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猫的肚子被打破了一个大洞，血肉模糊。她在木堆中挣扎滚动，不停哀叫着，碎裂的肋骨下露出血流不止的小心脏。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抚摸她，她终于断气了。而作为罪魁祸首的眼镜蛇呢，此刻正盘在几英尺外柴堆高处的一根木头上，安然无恙。
另有一次，家中突然一片喧哗，人人惊恐。原来是在一条布满木槿和荆棘的乱石小道上，一只猫正在和一条舞动着的小细黑蛇对决。小蛇倏地一下钻进一簇三英尺宽的荆棘丛中，躲在里面，用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那只无法接近荆棘丛的猫。猫守了一个下午，绕着蛇藏身的荆棘丛一直打转，冲着对手又是龇牙咧嘴又是喵呜喵呜地怒吼，可是当夜幕降临时，小蛇便趁着夜色溜之大吉了。
许多故事没头没尾地在记忆中闪现。记得曾有一只猫，眼睛被蛇毒所伤肿得老大，躺在母亲床上喵呜哀嚎，后来怎么样了？还有那一只猫，腹部因涨奶都耷拉到了地上，一路哀哀叫着走进屋子，后来她又怎么样了呢？我们去工具房看她那窝躺在旧盒子里的小猫崽儿，却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仆人看了看盒子周围尘土上的痕迹，说：“Nyoka。”是条蛇干的。
小时候，对人呀、动物呀、事情呀，遇见什么就接受什么，消失了就消失了，没有人告诉理由，自己也不会张口询问。
但现在想起猫，总是有猫，想起那桩桩件件与猫相关的事情，想起与猫相伴的岁岁年年，不由得为养猫带来的繁重工作而震惊。如今我在伦敦只养了两只猫，都常常叨叨，若是有人敢说，养两只小动物能有多麻烦，能操多少心，这个人肯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些年里，所有跟猫有关的活计都是母亲的事儿。男人主外干农活，女人主内打理家务，乃天经地义。即便乡下的家事要比城里所谓的家务活繁杂千百倍，她也得接手。因为单从性情上而言，那些活儿也非她莫属。母亲仁爱明理，善持家，尤其务实，极少感情用事。不仅如此，她还是那种懂得如何做事、也肯亲力亲为的女子。总之，她是一个厉害角色。
对那些事儿，父亲心里其实是清楚的，毕竟他是乡下人，但他的态度却不以为然。每当有事情必须解决，必须拿出对策，必须采取最后的非常手段——而执行任务者总是母亲，父亲却说：“所以说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了！”语气酸溜溜的，有几分不满，却也不无钦佩。但到最后他总会服软：“大自然嘛，如果都能安分守己，不也挺好的。”
对母亲来说，能与自然相安无事自当竭力为之。的确，此事既是她的职责，亦是她的心头之痛，但她向来不会在多愁善感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你倒是挺好的，对不对？”她幽默地回答，其实心里是恼父亲的，因此母亲的幽默中略带怨愤，因为像淹死小猫，开枪射蛇，杀死生病的家禽，或者用硫黄熏白蚁窝这类事儿父亲一律不管不问，相反，他还喜欢白蚁来着，常常看它们忙乎，一看就入迷。
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个可怕的周末，母亲会抛下我不管，把我丢给父亲，让我们与四十多只猫待在家里。
我思来想去，对她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她这个人太心软了，连一只小猫崽儿都舍不得淹死。”
说这话的人是我，我当时正窝着火，说话的口气很不耐烦，也很冲。那会儿我正在跟母亲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生死搏斗，或者说一场生存之战。母亲的离家是不是跟我俩的战争有关，我不得而知。如今想来不禁纳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母亲突然勇气尽失？还是她是想以此来抗议什么？她的心里到底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当年她突然开口说，淹死小猫崽儿，杀死病猫的事儿，今后别再找她，她说这话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最后，她明明知道在我们家养猫成患已是事实，心里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依然抛下我们独自离去？
自从母亲拒绝担任监管者与仲裁者之职，不再参与维持自然界的合理繁殖和不合理增生之间的平衡事务，不到一年时间，我家屋里、周围库房以及农场四周的灌木丛，全都猫满为患。小猫、老猫、半大不小的猫；家猫、野猫、半驯半野的猫；患上疥癣的猫、受伤肿眼的猫、跛腿的残疾猫，各种猫一应俱全。更糟糕的是，还有六只怀孕的母猫。照这样看来，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数周之后，我们家势必沦为百猫相争的战场。
是得采取行动了。父亲这么说，我这么说，仆人们也这么说，母亲却抿紧嘴唇，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她离家之前去和她最喜欢的猫道了别。那是一只很老的虎斑猫，我家的猫全都是她的子孙。母亲一边温柔地抚摸猫头，一边哭泣。我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觉得母亲是在自寻烦恼，并不懂得她哭泣是因为无助。
母亲前脚才离开家门，父亲就念叨了好几遍：“这么说，非做不可了，是不是？”是的，的确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于是父亲给城里的兽医打了一通电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家是跟其他二十家农户共用一条电话线，得等到别人聊完八卦或农场见闻后才轮得上，然后打电话到话务局，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这一等说不定就是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坐在一旁干等，望着群猫，巴望着这等龌龊事儿能速速了结，这样的等待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我与父亲并排坐在餐厅的餐桌边，等待电话铃声响起。最后我们总算联系上了兽医，可兽医却说，让成年猫死去的最人道的方法，就是用氯仿。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店在二十英里外的锡诺亚[2]。于是，我们开车去锡诺亚，没想到药店那周不营业。我们在锡诺亚打电话去索尔兹伯里，拜托那儿的一位药师，请他第二天托火车捎一大瓶氯仿过来。他答应帮忙看看。平时没下雨，我们晚上都会待在屋前乘凉。那天夜晚，我们坐在屋前的星空下，心里既难过又愤怒，还满腹愧疚。为了尽快熬过这段折磨人的时光，我们早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是周六，我们开车去车站，可火车上并没有氯仿。周日，一只母猫产下了六只小猫，可是没有一只健全的猫，每一只都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父亲说，这是近亲繁殖的后果。如此说来，只要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让几只健康的猫，变出一支残疾猫大军，简直匪夷所思。仆人将新生的小猫崽儿处理掉，而我们又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日子。周一我们开车到火车站，等到替我们捎带货物的火车，带着氯仿返回家中。母亲预定这晚回家。我们拿了一个密封的大饼干罐，往里面放了一块浸满氯仿的棉球，然后把一只生病的可怜老猫关进去。我不推荐这种方式。兽医说这个办法能立竿见影，可事实并未如他所言。
最后，我们把猫统统赶进一个房间。父亲带着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左轮手枪走进房间，说什么手枪比猎枪好使。枪声接二连三地响起。那些还没被捉住的猫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在灌木丛里四处乱窜、尖叫，躲避人的追捕。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过一次，只见他脸色发白，双唇紧闭，眼眶湿润，看起来很不舒服。他叽里咕噜地骂了好一阵子，又进到房间，随之枪声再次响起。最终他走出了房门。仆人进去，把猫尸体运出来，扔进废井里。
但还是有几只猫逃过了此次大劫，一共三只，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这所凶宅，最后肯定是变成了野猫，生死未卜。母亲回到了家里，等到接她回家的邻居离开之后，她便轻手轻脚、一言不发地穿过这栋只剩下一只猫的房子，她心爱的老猫正窝在她的床上睡觉。母亲并没有要求我们放她一马，因为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是母亲一回家就在找她，她在她身边坐了很久，一边抚摸她，一边和她说着话。然后，她走到阳台上。父亲和我就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像杀人犯似的。母亲坐下来。父亲正在卷一支烟，手仍在颤抖。他抬起头看着母亲，说：“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我想，这样的事情以后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这场屠猫行动，让我异常愤怒，因为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并未因此而悲伤。我十一岁那年，一只猫的死亡，让我伤心欲绝，从此我硬起心肠不再为猫难过了。当时，望着那具冰冷沉重的尸体，我实在无法相信，她就是昨天那只轻盈似羽毛的小猫。我告诉自己：这种痛苦我绝对不再承受第二次。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誓言我曾经发过。父母告诉我，我三岁时，有一次和保姆外出散步，当时是在德黑兰，我不顾保姆的反对，在街上捡了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猫，把她抱回了家。他们说，我一直嚷嚷着说，她是我的小猫。家人一开始是坚决不同意收养的，但我为了小猫对他们死缠烂打，决不放弃。小猫身上很脏，家人用高锰酸钾给她洗澡消毒，从此她就和我同睡一铺。我不允许别人把她带走，但她却一定得离开我，因为不久之后我们举家搬离波斯，只能将她留下。又或许是她死了，或许——我怎么知道？不管怎样，在遥远的过去，一个小女孩为自己赢取了一只日夜相伴的小猫，可惜小女孩最终还是失去了她。
过了某个特定的年纪——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生活中便不会再有新人、新动物、新梦想、新面孔以及新事情出现了，因为一切均已发生过，所有人物以前全都露过面，只是戴着不同的面具，穿着不同的服装，拥有不同的国籍和肤色而已，而实际上却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全都是陈年往事的回声和重复；甚至所有的哀伤，也都是许久以前封存于记忆中的伤心过往的重现。譬如我吧，记忆中那撕心裂肺的悲痛，以泪洗面的日子，深入骨髓的孤独，遭受背叛的绝望，全都跟一只瘦瘦小小、行将死亡的猫有关。
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病。当时，我的大房间准备重新粉刷，不方便住人，我便搬到了最靠边的小屋里去住。我们家的位置靠近但并非立于山顶，而是坐落在旁边的坡道上，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它随时会滑到山脚的玉米地里似的。我的这间屋子，非常狭小，却有门有窗，常年开着。七月里，天空一碧如洗，寒风阵阵，但我这间小屋依然门户洞开。天空中阳光灿烂，田野里洒满阳光，天气却很冷，冷得不行。那只蓝灰色的波斯猫，咕噜咕噜地爬到我的床上，待在那里分担我的病痛，分享我的食物、枕头和美梦。每当我清晨醒来，脸颊贴着冰块似的亚麻被单，毛毯外侧冰冷无比，从隔壁房间飘过来的墙漆味儿寒气袭人，夹杂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屋外寒风刺骨，尘土轻扬。但是在我的臂弯里，总是蜷着一个暖乎乎、轻轻发出咕噜声响的小家伙，我的爱猫，我的朋友。
屋后，浴室外面的地下，埋了一个大木桶，用来接洗澡水。我们的农场里没有自来水设备，需要用水时得赶着牛车去几英里外的井里汲水。在长达数月的干旱季节里，我们只能用脏洗澡水来浇花。寒风凛冽的一天，我的猫不小心掉进装满热水的木桶里，惊恐地大声尖叫，被我们捞出。木桶里很脏，除了落叶、尘土，还有肥皂水，我们用高锰酸钾给她洗澡，擦干后放进我的被子里取暖。她不停地打喷嚏，呼呼喘着粗气，接着就发起了高烧。她得了肺炎。我们用家里一切可用的药物治疗她，但是那时还没有抗生素，所以她还是离我而去了。她在我的臂弯里躺了一周，用一种颤抖、沙哑的细弱嗓音，艰难地打着咕噜，但她的声音一日弱似一日，最后听不见了。她舔我的手；听见我大声呼唤她的名字，恳求她活下去时，她睁了睁绿色的大眼睛，然后永远合上了双眼，接着被扔进了那口一百英尺深的枯井里。一年前，这里的地下水突然改道，使得这口我们家十分仰赖的水井，变成了一个干枯、破裂、石块密布的竖坑，里面很快就积了不少垃圾、铁罐和动物尸体。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不能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多年来，我总是拿朋友家的猫、店里的猫、农场里的猫、街道上的猫、墙头的猫，以及记忆中的猫，与那只温柔的、爱咕噜咕噜叫的蓝灰色生灵相比，而唯有她才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猫，任何猫都无法替代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此外，有一段日子，我的生活中没有一样多余的、不必要的装饰品。猫在一个总是四处漂泊、不停搬家的人那里是找不到容身之所的。对猫而言，他不仅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还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在兜兜转转了二十五年之后，才拥有了养猫的条件。
注释
[1]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是津巴布韦的首都，现名为哈拉雷。
[2]锡诺亚（Sinoia），津巴布韦一地名，位于首都哈拉雷（原索尔兹伯里）西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