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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位参加过两次我的新书沙龙的读者问：“为什么只写家乡，不写写正在漂泊的我们？”这也是真实。她的家乡大约在重庆，第一次参加沙龙是在当地，第二次她已经来到北京。
我回答她说，我在写，只是觉得还不够。
实际上，她的问题让我想到了很多。我们同为身在异乡的过客，在场的多数读者也是，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不可避免地远离了故乡确定的位置，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我们找到了吗？还不够。也许永远不够。
我们离家乡的距离还不够远，时间还不够久长，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放下它，也许永远不够放下它。当真的动身回去时，我们却感到物是人非的陌生，甚至旧物无存；我们在当下的生存依据还不够深厚，不够可靠，也许永远不够可靠，始终处在边缘人的位置，一不留神就会跌落出局；我们是体制、故乡和自己的外人，甚至见外于婚恋、家庭、社区，经历内心的皴裂，找不到确切的身份。
和加缪笔下的莫尔索不一样，我们更多不是主动放弃，而是求而不得。我们都曾用心寻求，一度以为找到过什么，但多数情况下是一时的落脚之地。作为一个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单位社保、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房子的外人，我时常担心自己的生存凭据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像开春的残雪流入下水道，也会偶尔想起王家卫电影台词中那只因为没有脚，只能一直在空中飞的鸟。有脚，可以一直行走，但缺少一个可以长久坐卧之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一刻安闲。
即使是在曾经可靠的故乡，根基也在烟消云散。村庄消失，家庭破裂，亲族疏远，疫情阻隔，常年打工的人不再像候鸟急切返乡。祖辈传承的土地已经无法供养一个人的需求，心在网络和时间中漂泊，在乡土如同身在别处。
或许只有在故事中，人们才能得到暂时的安放。故事不仅消化了距离，也接纳了时间的损耗。这本书里的故事，主人公有身陷孤独的都市白领，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辗转往返的小生意人和小知识分子，有多年打拼才在城市站住脚跟却仍身处夹缝的“新北京人”，有身处社会底层又罹患恶疾的打工者，也有在凋敝乡土中找不到情感和身份归宿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社会和自己的“局外人”。当与社会之间脆弱的维系出现某种断裂时，他们会立刻面临人性和生存的危机。
譬如《一声叹息》中在大都市离婚独居的刘红，因为相依为命的小狗突然死去而深陷悲伤不能自拔，很久之后才渐渐平复；《东莞地主》中的李明在故乡恩施和谋生的东莞之间辗转徘徊，始终处在生存和心灵的撕裂状态；《木兰回家》中的木兰一心想要摆脱小县城的庸俗日常，去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文学梦想，付出了身心交瘁和惨重代价，最终仍旧黯然归乡；而《尘》中的罗红樱天生丽质，却摆脱不了乡土断裂的宿命，三任男人都因尘肺死亡，自己终身无依只能外出打工漂泊。他们无论身处何处，总在面临某种生存和情感的困境，怀抱热望却无从安顿，与归属感咫尺天涯。
这本书里并没有真正冷漠的人，但他们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这大约是当下社会中寻常的困境。写下这份记录，不只是为了一声叹息，更多的是反刍和思索我们的人生，寻回它藏匿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