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谈到中美关系，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这一历史隐喻已经成为人们研究中美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概念，也是引用最多的框架之一。2023年10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在1980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美苏冷战的一种文学“隐喻”和“警示”，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重视和反响。[1]后来，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发展了这一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艾利森是世界知名的政治学家，在美国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领域颇具影响力。他的研究范围包括核武器、俄罗斯、中国，以及政策制定。艾利森在哈佛大学任教50多年，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2]和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以下简称贝尔弗中心）前主任。他还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多个高级职位，包括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和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

　　2010—2011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高级研究员时，第一次见到艾利森教授。自那以后，我有幸与他进行了多次深度对话和交流。我们多次在哈佛大学、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各种场合见面。我曾邀请他和劳伦斯·萨默斯[3]到CCG（全球化智库）北京总部演讲，艾利森也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待我。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虽然面对面的交流遇到阻碍，但我们的线上交流并没有中断。他热情地参加了我主持的《CCG对话全球》系列节目的两次线上讨论，这两次对话通过视频面向全球播放，吸引了数百万人次观看和讨论。在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管制后，艾利森再度到访中国，我们共同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并展开交流。2023年7月31日，为圆满完成这本意义重大的作品，我赴美国时专程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拜访他，我们就中美关系、大国竞争与全球化的未来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自结识他以来，艾利森教授对于一些话题的远见卓识、历史视角和清晰的分析一直启发着我，这些话题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次我们交流时，我都能学到新东西。在2023年慕安会期间，CCG以“绿洲还是幻影：中美气候合作关系分析”为题举办官方边会，来自中国、美国、欧洲和全球南方国家的40多位外交官、政策顾问和资深研究者与会，致力于从气候外交的角度审视中美双边关系，讨论减少地缘政治摩擦的解决方案和探索合作领域。艾利森参加了边会并进行了主旨发言。他指出，中美关系除了有竞争，还应有更多的合作。他强调，中美之间产生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然而，他认为，合作与竞争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并建议双方给予合作同等重视，甚至更多重视。在气候问题上，中美合作是双方出于对生存的考虑，但若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甚至涉及人类存亡。他呼吁，中美双方应冷静下来避免冲突，和平对话、公平竞争，并寻找更多合作机会。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忧中美关系的动态与未来。中美关系可以说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大国能否和谐相处，不仅关系到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对全世界的安全、和平与繁荣也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从实力来看，中国和美国都是超级大国，分别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世界需要美国与中国合作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阻止另一场冷战。然而，中美能否和平共处仍然是一个问题。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以下简称《注定一战》）探讨了这个问题，警告我们看似稳定的世界秩序存在分崩离析的危险，即使维护这个秩序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是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不幸的是，自该书出版以来，随着跨太平洋紧张局势的加剧，艾利森教授的警告似乎更加具有预见性和重要性。今天，“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几乎被每一个国际关系学生和从业者，以及每一个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和观察者知晓。然而，尽管这个术语经常被引用，但人们仍对其真正的论点和含义存在极大的误解。

　　对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对地缘政治和重塑我们世界的变化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并对对方如何看待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了解，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过。在这方面，我想没有人能比艾利森教授提供更好的指导了。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常常被引用的至理名言与修昔底德陷阱蕴含的信息相吻合。一些人错误地声称，历史模式已经定型，中美之间必定要有一战。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总结了过去500年中16个他认为可以归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走向战争。他指出，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就会引发战争风险。他的理论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受到许多质疑。他在分析美国与中国的情况时，显然是从美国立场出发的，对中国民族性的判断也是基于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论述而非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全面研究。他将西方大国的案例套用在中国这个拥有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传承的东方国家身上，未免会存在偏离实际的问题，容易造成误导。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值得研究和借鉴，但将其简单地套用在中美关系上则会背离现实。不过，历史的警钟长鸣，值得我们永远敬畏。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历史发展与之前有着根本差异。首先，战后世界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相对和平；在此期间，经济空前繁荣，科技快速发展，财富大幅增加，美好的生活对人数最广大的普通人来说不再遥不可及，而战争会破坏这一切，因此是违背人们意愿的。其次，世界上出现了多个有核国家，核武器大国一旦发生战争，“相互保证毁灭”的机制将荡平我们这个地球，因此核战争是打不得的，也是打不起的。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迷信“陷阱不可避免”进而挑起战争，只会造成“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结果。

　　事实上，艾利森并不是要通过“修昔底德陷阱”宣扬宿命论，他的本意是呼吁我们采取行动，敦促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避免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悲剧性结果。他在《注定一战》中介绍了4个没有走向战争的案例，并提出了避免落入陷阱的“12个方法”，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修昔底德陷阱中蕴含的智慧激励着我们智库，以及太平洋两岸的许多其他组织、学者、智库代表、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为中美和谐相处而努力，我们认识到竞争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而中美两国的命运在根本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艾利森对我所说的“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那样。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艾利森的观点，在这个面临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核武器等跨国威胁的时代，为帮助人们理解中美关系的现实，认识到两国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不总是零和博弈而贡献绵薄之力。这正是我们为本书取名“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初衷。

　　本书中文版的顺利面世，离不开中信出版集团的大力支持，在此我感谢参与本书出版过程的所有出版负责人和编辑老师，也要感谢本书译者团队的两位同事李衍（翻译中文初稿）和任月园（审定全书译稿）。

　　好消息是，由于格雷厄姆·艾利森和该领域其他专家的努力，两国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修昔底德动态及其危险。然而，我们还没有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来摆脱“历史的窠臼”。这正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艾利森在2018年TED（技术、娱乐、设计）演讲结束时提醒我们，现在需要我们根据历史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最终只有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才注定重蹈覆辙。

　　王辉耀

　　博士、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理事长

　　2023年12月于北京

　　注释

　　[1]转引自黎海波、宋瑞芝：《“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9月刊，第14—21页，70页。——译者注。

　　[2]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为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生院，创立于1936年，因纪念遇刺的肯尼迪总统而改名。格雷厄姆·艾利森在1977—1989年担任院长，将学院的规模扩大了20倍，缔造了现代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译者注。

　　[3]美国前财政部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