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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台上，腼腆而朴实地向着一群黑压压的少男少女笑。他是警察，38岁，来给我们上法制教育课。
老师安排我上台献花，这样光荣的事情，照例是安排给品学兼优的学生。
他黝黑的脸，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向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你妈妈天天打麻将，你学习这样出色，真难得。
记不得我如何奔下台去，浑身的血液都象不大流通，指尖冰凉，我紧紧地裹住身上的衣服，心才稍微有点安定。
终于结束了，小礼堂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那种奇怪的灯泡一串串象成熟季节的香蕉，负重前行般的默立着，累赘的发着光，喘息着，不禁叫人替它难过。
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厅子里永远是烟雾弥漫的，我低头默默地经过她们，照例有人抬起头喊一声：囝囝回来啦？学习这样用功，以后做女先生吧。
母亲，她是我的母亲，她总是长长发叹一声气：女人啊，再怎么样也要嫁人的。
台词永远不换，日日重复得象老式的播放机。
我很少唤她妈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切除了子宫，是我令她不能再生育，也成了父亲疏离这个家的理由：家大业大，却没有一个带把的继承，我忙死忙活作什么？
故此，他很少回家，听闻，已有女人为他生下男丁。
江南的冬天极其阴冷，他原来是分管我们这儿片警，我立在派出所门外的墙根下，有粘稠汗滴缓慢渗入我干涸的掌心，心早已跳得整个人快要摇摆起来，想逃，脚下却似被钢钎钉住。
他终于出来了，走出去七八步，微微侧身，大跨步地走了回来，目光如炬般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