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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拂过,红岭山脚桃岭村的晨雾渐渐散去,田野里闪着晶莹的露珠。麻黄丛中,一道瘦削而又坚毅的身影迈着沉稳的步子,踏上那片尚未完全开垦的乱石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怀里揣着一把泛着微光的老镰刀。
那把镰刀,已被岁月磨出斑驳的锈迹,却在朝阳下显得分外温润。刀柄处赫然可见一枚古朴的“胡”字——这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家族信物。它不仅割禾,也承载着一个家族在风雪中南迁、开荒的血泪与希望。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北方正经历连年战乱与饥荒。燕赵大地边缘,胡家村与邻村的人们已断炊数月。雪残草枯之时,村里常有人议论:向南迁移或许能活下去,也有人嘲其“换一处受难”。
那年初秋,黄土坡上迎来一个微寒的黄昏。田间锄声断续,一群村妇正在抢收残存的糙麦。十七岁的胡炳根剃去胡茬,眉眼间却满是毅然和锋芒。他握着镰刀,割下最后一束麦茎,带到身旁,旁边正蹲着同村的赵翠娥。
翠娥年方十五,常跟在母亲身后学织布、熬药。身子单薄,却有一双看透世情的清澈眼睛。看到炳根收割完毕,她抬头含笑:“麦穗少了,但你动作依旧矫健。”
炳根扛着麦捆,摇头道:“人走北地,心要往南方。咱得想办法活下去。”
两人自幼青梅竹马,曾在小溪边嬉戏,在梁上捉蝉,说好要一起考学、一起筑家。但命运的洪流,将他们与家门紧紧捆绑。眼下,连学堂都停摆数月,父老兄长只剩两条路:留在原地与饥荒共舞,或是踏上未知的迁徙。
那夜,微弱的灯火下,炳根从柴火灶旁翻出那把镰刀,手轻轻抚摸刀背,“这把刀是我先辈的传家物,他当年也凭它开荒过。”
翠娥在一旁缝补小儿的布衣,手指冻得发紫,却仍一针一线不歇。她抬头,看见炳根用磨石为镰刀去锈,又专注地画下迁徙路线,“你打听南边了?”她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炳根“嗯。那里叫安陵,山水还算丰饶,我听说红岭山脚下有一片乱石滩,可以开出地来。”
翠娥点头,“那我们就走,别耽搁春耕。”
秋雨未歇,他们择日启程。炳根与翠娥带着大女胡灵(十岁)、二女胡梅(八岁),还有襁褓中的小儿志耘,披着风雪,踏上南下之路。走过荒原、穿过村庄,辗转数月,才抵达安陵市郊。
初见桃岭,村口是一条荒芜的野草泥道,几间土墙民居掩映其间。挑担的老农、来来往往的流民,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这支南下队伍。
“水井得打三丈才能见水,石头多得如同沙子,种不出庄稼。”一位老汉摇头,挥手告诫。
炳根只是淡淡一笑。翌日黎明,他卷起裤脚,在乱石坡上立下木桩,搭起简易窝棚。锄头挥落,石块被撬起,沟渠一点点挖深,引来附近小溪的流水。夜晚,他在桐油灯下画地形图,记录水势走向;白日,翠娥挑水育秧,胡灵、胡梅在田边拾柴、捉昆虫,一家人紧张而有序。
冬去春来,第一块麦田终于开出。那年暮春,漫山野花初绽,翠娥带着孩子们走进泥泞田垄,一手扶苗,一手抚土。志耘跌倒在泥水中,女孩们先是惊呼,随即被翠娥温柔拉起,“记住,这地,是咱家的根。”
被泥水浸透的衣角,也成为孩子一辈子难忘的味道。
土地开辟后,炳根带着田里的收成去镇上兑换牛犊、农具,并把新耕技术传授给周边流民。当地人见他不计回报,只说:“咱守的是根,不是账。”便纷纷响应。渐渐地,乱石滩变成一片梯田,桃岭村也慢慢露出村落轮廓。
碧绿的秧苗在风中摇曳,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女子挑着扁担采菱角,炳根与邻人论地形、谈水利,翠娥带着媳妇们熬草药防虫,分工明确、共享劳力和收成。
桃岭的名字,也在这一年被流传:春日桃花烂漫,秋季果实飘香。
十年光阴匆匆。某个初秋的午后,炳根如往常在山坳间视察,他一脚踏空,跌入深沟,脊背重伤。翠娥背着他回家,步履艰难,却不肯叫人抬轿,每一步都哭泣,却更倔强。
弥留之际,他唤翠娥:“那把镰刀……还在箱底。”
翠娥跪于炕边,捧出家传之刀。炳根双手颤抖接过,将刀柄贴于胸口,眼含热泪,“翠娥,别让孩子忘了这里。”
他把镰刀轻轻交到她手中:“根,在土里;心,必须在人间。”
那一刻,窗外桃花纷飞,落英似雨,像是天地对他遗言的见证。
炳根离世后,桃岭初陷宁静。翠娥一人扛起三口之家,照料田地和孩子。有人劝她改嫁,有人劝她到镇上安身,但她摇头:“这镰刀不只是工具,它是誓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将炳根的故事讲给孩子听,将镰刀上的锈点渐渐擦拭干净,将那八字家训“根在土里,心在人间”烙印进孩子们心中。
当最小的孩子——志耘长大到能握住镰刀柄时,翠娥把刀递给他,声音中有笑、有泪:“你爹用它开出了这片地,我用它守住了根。如今,交到你手里,要你去种出人心里的田。”
岁月如歌,桃岭的麦浪翻滚、桃花年年盛放。翠娥活到九十高龄,晚年仍在院中缝补衣物,身侧绕着孙辈。每当听到孩子们吵闹要去城市,她总轻轻握住手:“根若松动,心就漂泊。”
红岭山下,桃花飘香,梯田碧绿。那把镰刀静静悬挂在小屋梁上,映着夕阳余晖,成为世代相传的家族灯塔。
桃岭年年有花,但只有这一把镰刀,才能割出家族的根;只有这八字家训,才能让世代子孙在人间活得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