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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带着潮湿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硝烟气息，沉沉地压在重庆的雾里。黔南反攻的消息像一道微光，艰难地穿透这层厚重的帷幕，落在百龄餐厅油腻的玻璃窗上。
这里是游击商人的巢穴。七点半，晨光熹微，卡座里深绿色的漆皮斑驳剥落，露出底下暗黄的絮状物。两个男人对坐着。
靠里的那位姓陶，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手边放着一顶呢帽，帽檐有一圈明显的汗渍。他对面的男人略微发福，裹在紧绷的丝绸长衫里，像一只饱满的蚕。
陶先生端起面前的茶杯，盖碗轻轻刮过杯沿，发出瓷器相触的细响。他没有喝，只是嗅着那点微薄的茶香。他的手指在桌下，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法币。硬币边缘的齿痕，已被磨得圆滑。
“货，已经到了。”陶先生的声音不高，恰好能盖过远处厨房传来的嗡嗡声。“瑞士来的机械，走得是滇越的旧路子，还算稳妥。”
对方捏着一块芙蓉糕，糖屑簌簌地往下掉。他并不吃，只是看着。“路上不太平吧。”
“总归是到了。”陶先生将硬币按在掌心。“只是上面的意思，这东西，不能直接走。要借百货的名目，在市面上洗三遍。”
“三遍？”胖商人抬起眼，目光里有些别的东西。“这价钱，可就不一样了。”
窗外的市声，黄包车的铃铛，报童的叫卖，混成一片浑浊的声浪，涌进来，又退回去。陶先生看着对方油亮的额头上细密的汗珠，知道那不只是因为餐厅里闷热的蒸汽。
“价钱好说。”他将那枚法币轻轻放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鹰徽朝上。“要紧的是干净。一遍也不能少。”
胖商人终于把那块糕放下，用一方雪白的手巾慢慢揩着指尖。他的视线在那枚硬币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移开，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日本人，怕是撑不了太久了。”他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陶先生没有接话。他端起茶杯，浅浅地呷了一口。茶已经温了，带着一股涩味。他知道对方的意思。胜利在望，许多事情都要重新计算，许多账目，也要开始清算了。此刻这桌面上交易的，是远方的机械，是近处的法币，更是战争结束后，谁能活下去，以及如何活下去的凭据。
胖商人将手巾折好，放回口袋。“规矩我懂。只是这三遍，需要时间。”
“我们有时间。”陶先生收起硬币，声音平稳得像一块青石板。“至少，现在还有。”
百龄餐厅的晨雾被烟草与蒸汽搅得愈发浑浊。靠窗的上座里，那位被称为陶继尧的瘦子，一身浅灰底带深蓝圆点的薄呢西服，熨帖得如同第二层皮肤，与他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共同构筑着一种刻意的精致。他的脸尖削，面色是久混市井的蜡黄，此刻正堆起一层不自然的笑意，仿佛一张不合时宜的面具。
他对面的老刘，则像一团发起来的灰面，裹在一身略显局促的灰呢布中山装里，满脸满脖的肥肉沉甸甸地坠着，无声宣告着他与“平价米”之间的距离。他正用筷子夹起一只牛肉包子，整个塞进嘴里，两腮鼓动，油光从他鼻翼两侧沁出。他努力咽下食物，瓮声瓮气地向陶继尧道：“今天报上登着，国军要由广西那里打通海口。倘若真是这样，外边的东西就可以进来了。陶先生，这风头，我们要把稳一点才好。”
陶继尧似乎没把这话完全听进去。他嘴角叼着的烟卷随着他说话轻轻翕动，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他并不急于弹掉，反而微微昂起头，目光越过老刘油腻的头顶，投向窗外被切割成方格的天空，笑道：“我陶继尧，生在上海滩，中国走遍了，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他这才不慌不忙，将烟灰轻轻点在玻璃烟缸的边缘，动作带着一种表演式的从容。
“就说这六七年，”他压低了半分声音，那声音便像浸了油的绳子，又滑又韧，“前方那几条封锁线，我来回地钻。我们这边也好，东洋人那边也好，几时真正碰过钉子？”他深吸一口烟，让烟雾在齿间盘旋片刻，才缓缓吐出。“打仗，嘿，还不就是那么回事。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天经地义，可要说就能立刻海晏河清？”他摇了摇头，那粒金牙在昏暗的光线下闪了一下，“老刘，你信我，在这四川盆地里，我们至少还有三年安稳钱可捞。”
他身体前倾，手肘支在桌面上，声音变得更低，也更切实：“三年工夫，说长不长，一晃就过去。为了将来炮仗真的不响了，你我还能舒舒服服过个下半辈子，从今日起，就得像蚂蟥一样，死死叮住，好好地抓几个实在的钱在手里。这，才是顶顶要紧的真章。”他最后用拿着烟的手点了点桌面，烟头的火星随之颤动，“报上那些话，听过就算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只管干自己的。”
老刘听着，筷子不知不觉放了下来，脸上的肥肉松弛地耷拉着，陷入一种被说服，又或因这说服而更感茫然的沉默里。
老刘将手中的半截烟按在瓷碟里，声音沉了下去：“话是这么说，可你不信，自有别人信。风声一起，人人都抢着抛货。越是抛，越没人敢接，市面只能一路往下垮。就算我们手上这点存货蚀尽了，倒也罢了。只是如今这光景，物价一天一个样，我家里每月的开销，压下来就是八九十万，不想办法进账，怎么撑得下去？你老兄的场面更大，用度自然更是如流水一般。”
陶继尧咧开嘴，露出一颗醒目的金牙，笑意里带着些混不吝的得意：“我这个人，挣钱是糊里糊涂，花钱也是糊里糊涂。前晚牌桌上赢了二十万，昨晚上一个不留神，又送出去三十万。”老刘抬起厚重的眼皮，慢吞吞道：“我虚长几岁，多说一句。打打小牌，算是应酬，无妨。那唆哈，可是强盗赌，你还是远着点为好。”
陶继尧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微微晃着脑袋：“不碍事，玩这个，我心里有数。”老刘听了，那双肿眼泡眯成两条细缝，无声地笑了笑。他放下筷子，肥厚的右手掌半掩着嘴唇，压低了声音：“你还有数？上回那位袁三小姐的事，若不是我们几个老朋友从中转圜，你的台怎么下得来？”陶继尧吐出一口烟，叹道：“当初不也是你们劝我，说我一人在重庆，像匹没笼头的野马，总得找位抗战夫人安顿下来？好吧，听你们的。结果呢？”他换上了川语，带着一丝自嘲：“硬是让她坑惨了。你后来遇见过她没有？”老刘轻笑：“你倒还念着她。”陶继尧望着袅袅的烟圈，低声道：“好歹也一起过了两年多日子。”
正说着，他眼神一亮，忽然站起身来，朝门口方向招手：“老徐！徐君颐！这边。”
老刘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瘦削如猴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一身半旧的灰呢西服显得有些空荡，腋下紧紧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他脸上堆着笑，额头上皱纹密布，如同画家笔下层叠的山峦。
老刘也起身让座。陶继尧介绍道：“这位是徐君颐先生，这是老刘，刘步祥先生。”徐君颐搓着手笑道：“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大梁子这早市，你准在。就怕来晚一步，你又走了。”陶继尧示意他坐下：“不急。大概九点钟，市面上才会有确切风声。先坐坐，用些点心？”
茶馆里人声渐渐稠密起来，水汽混着烟味，弥漫在清晨潮湿的空气里。窗外，山城在薄雾中苏醒，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算计，新的风浪，也正在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