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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带着潮湿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硝烟气息,沉沉地压在重庆的雾里。黔南反攻的消息像一道微光,艰难地穿透这层厚重的帷幕,落在百龄餐厅油腻的玻璃窗上。
这里是游击商人的巢穴。七点半,晨光熹微,卡座里深绿色的漆皮斑驳剥落,露出底下暗黄的絮状物。两个男人对坐着。
靠里的那位姓陶,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手边放着一顶呢帽,帽檐有一圈明显的汗渍。他对面的男人略微发福,裹在紧绷的丝绸长衫里,像一只饱满的蚕。
陶先生端起面前的茶杯,盖碗轻轻刮过杯沿,发出瓷器相触的细响。他没有喝,只是嗅着那点微薄的茶香。他的手指在桌下,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法币。硬币边缘的齿痕,已被磨得圆滑。
“货,已经到了。”陶先生的声音不高,恰好能盖过远处厨房传来的嗡嗡声。“瑞士来的机械,走得是滇越的旧路子,还算稳妥。”
对方捏着一块芙蓉糕,糖屑簌簌地往下掉。他并不吃,只是看着。“路上不太平吧。”
“总归是到了。”陶先生将硬币按在掌心。“只是上面的意思,这东西,不能直接走。要借百货的名目,在市面上洗三遍。”
“三遍?”胖商人抬起眼,目光里有些别的东西。“这价钱,可就不一样了。”
窗外的市声,黄包车的铃铛,报童的叫卖,混成一片浑浊的声浪,涌进来,又退回去。陶先生看着对方油亮的额头上细密的汗珠,知道那不只是因为餐厅里闷热的蒸汽。
“价钱好说。”他将那枚法币轻轻放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鹰徽朝上。“要紧的是干净。一遍也不能少。”
胖商人终于把那块糕放下,用一方雪白的手巾慢慢揩着指尖。他的视线在那枚硬币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移开,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日本人,怕是撑不了太久了。”他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陶先生没有接话。他端起茶杯,浅浅地呷了一口。茶已经温了,带着一股涩味。他知道对方的意思。胜利在望,许多事情都要重新计算,许多账目,也要开始清算了。此刻这桌面上交易的,是远方的机械,是近处的法币,更是战争结束后,谁能活下去,以及如何活下去的凭据。
胖商人将手巾折好,放回口袋。“规矩我懂。只是这三遍,需要时间。”
“我们有时间。”陶先生收起硬币,声音平稳得像一块青石板。“至少,现在还有。”
百龄餐厅的晨雾被烟草与蒸汽搅得愈发浑浊。靠窗的上座里,那位被称为陶继尧的瘦子,一身浅灰底带深蓝圆点的薄呢西服,熨帖得如同第二层皮肤,与他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共同构筑着一种刻意的精致。他的脸尖削,面色是久混市井的蜡黄,此刻正堆起一层不自然的笑意,仿佛一张不合时宜的面具。
他对面的老刘,则像一团发起来的灰面,裹在一身略显局促的灰呢布中山装里,满脸满脖的肥肉沉甸甸地坠着,无声宣告着他与“平价米”之间的距离。他正用筷子夹起一只牛肉包子,整个塞进嘴里,两腮鼓动,油光从他鼻翼两侧沁出。他努力咽下食物,瓮声瓮气地向陶继尧道:“今天报上登着,国军要由广西那里打通海口。倘若真是这样,外边的东西就可以进来了。陶先生,这风头,我们要把稳一点才好。”
陶继尧似乎没把这话完全听进去。他嘴角叼着的烟卷随着他说话轻轻翕动,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他并不急于弹掉,反而微微昂起头,目光越过老刘油腻的头顶,投向窗外被切割成方格的天空,笑道:“我陶继尧,生在上海滩,中国走遍了,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他这才不慌不忙,将烟灰轻轻点在玻璃烟缸的边缘,动作带着一种表演式的从容。
“就说这六七年,”他压低了半分声音,那声音便像浸了油的绳子,又滑又韧,“前方那几条封锁线,我来回地钻。我们这边也好,东洋人那边也好,几时真正碰过钉子?”他深吸一口烟,让烟雾在齿间盘旋片刻,才缓缓吐出。“打仗,嘿,还不就是那么回事。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天经地义,可要说就能立刻海晏河清?”他摇了摇头,那粒金牙在昏暗的光线下闪了一下,“老刘,你信我,在这四川盆地里,我们至少还有三年安稳钱可捞。”
他身体前倾,手肘支在桌面上,声音变得更低,也更切实:“三年工夫,说长不长,一晃就过去。为了将来炮仗真的不响了,你我还能舒舒服服过个下半辈子,从今日起,就得像蚂蟥一样,死死叮住,好好地抓几个实在的钱在手里。这,才是顶顶要紧的真章。”他最后用拿着烟的手点了点桌面,烟头的火星随之颤动,“报上那些话,听过就算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只管干自己的。”
老刘听着,筷子不知不觉放了下来,脸上的肥肉松弛地耷拉着,陷入一种被说服,又或因这说服而更感茫然的沉默里。
老刘将手中的半截烟按在瓷碟里,声音沉了下去:“话是这么说,可你不信,自有别人信。风声一起,人人都抢着抛货。越是抛,越没人敢接,市面只能一路往下垮。就算我们手上这点存货蚀尽了,倒也罢了。只是如今这光景,物价一天一个样,我家里每月的开销,压下来就是八九十万,不想办法进账,怎么撑得下去?你老兄的场面更大,用度自然更是如流水一般。”
陶继尧咧开嘴,露出一颗醒目的金牙,笑意里带着些混不吝的得意:“我这个人,挣钱是糊里糊涂,花钱也是糊里糊涂。前晚牌桌上赢了二十万,昨晚上一个不留神,又送出去三十万。”老刘抬起厚重的眼皮,慢吞吞道:“我虚长几岁,多说一句。打打小牌,算是应酬,无妨。那唆哈,可是强盗赌,你还是远着点为好。”
陶继尧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微微晃着脑袋:“不碍事,玩这个,我心里有数。”老刘听了,那双肿眼泡眯成两条细缝,无声地笑了笑。他放下筷子,肥厚的右手掌半掩着嘴唇,压低了声音:“你还有数?上回那位袁三小姐的事,若不是我们几个老朋友从中转圜,你的台怎么下得来?”陶继尧吐出一口烟,叹道:“当初不也是你们劝我,说我一人在重庆,像匹没笼头的野马,总得找位抗战夫人安顿下来?好吧,听你们的。结果呢?”他换上了川语,带着一丝自嘲:“硬是让她坑惨了。你后来遇见过她没有?”老刘轻笑:“你倒还念着她。”陶继尧望着袅袅的烟圈,低声道:“好歹也一起过了两年多日子。”
正说着,他眼神一亮,忽然站起身来,朝门口方向招手:“老徐!徐君颐!这边。”
老刘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瘦削如猴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一身半旧的灰呢西服显得有些空荡,腋下紧紧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他脸上堆着笑,额头上皱纹密布,如同画家笔下层叠的山峦。
老刘也起身让座。陶继尧介绍道:“这位是徐君颐先生,这是老刘,刘步祥先生。”徐君颐搓着手笑道:“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大梁子这早市,你准在。就怕来晚一步,你又走了。”陶继尧示意他坐下:“不急。大概九点钟,市面上才会有确切风声。先坐坐,用些点心?”
茶馆里人声渐渐稠密起来,水汽混着烟味,弥漫在清晨潮湿的空气里。窗外,山城在薄雾中苏醒,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算计,新的风浪,也正在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