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陷越深的烂人

　　我叫沈默，三十五岁，前知名媒体摄影师，现无业游民。今天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一个最最最普通的人，一个被定性为“自杀”离开这个社会的人。

　　殡仪馆永远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消毒水、香烛和某种难以名状的、类似于陈旧书籍受潮后散发出的甜腻腐朽气味。这种气味不刺鼻，却无孔不入，它附着在你的衣服纤维里，钻进你的鼻腔深处，像一个冰冷的幽灵，提醒你此行的目的——告别。

　　告别谁？顾远。我唯一的，或许也是最后一个，能称之为朋友的人。

　　我站在告别厅最偏僻的角落，背靠着一根冰凉的大理石柱，仿佛这样才能从这庞大而虚伪的悲伤中汲取一点支撑。空气凝滞，只有哀乐像粘稠的油污一样在室内缓缓流淌，裹挟着压抑的啜泣和叹息。眼前是一片晃动的黑色，男男女女，大多穿着不合身的、租来的黑色西装或套裙，脸上挂着标准化的悲戚。像一群被输入了统一程序的黑色企鹅，在名为“葬礼”的舞台上，进行着最后一场集体演出。

　　顾远的遗照挂在正前方，黑白色调也掩不住他那张总是带着点戏谑笑意的脸。照片选得不错，是他三十岁生日时我给他拍的，嘴角微扬，眼神里透着对这个世界略带嘲讽的温柔。可现在，这张脸被放大，装裱在沉重的相框里，成了这场表演最核心的道具。

　　我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的烟盒，指尖触碰到冰冷的金属外壳，又缩了回来。在这里抽烟，大概会被顾远那位一辈子讲究体面的母亲，用眼神凌迟处死。

　　体面。多么可笑的一个词。

　　顾远现在就躺在前方那个铺满白色鲜花的开放式棺椁里，化了妆，穿着他生前最讨厌的那套、据说价值不菲的定制西装，表情安详得像是在拍某部高档床垫广告。他们把他打理得一丝不苟，连头发都梳成了他平时绝不会梳的、光滑得能摔死苍蝇的大背头。这就是他们给他的“体面”。一种死了之后，由别人强行赋予的、与本人意愿毫无关系的装饰品。

　　我看着他，心里想的却是上周，就在他那间乱得像被轰炸过的出租屋里，我们盘腿坐在地板上，就着一碟花生米和半只廉价的烤鸭喝酒。电视里放着无聊的动物世界，画面里一群企鹅在冰天雪地里挤作一团，摇摇晃晃。

　　顾远突然指着屏幕，一本正经地说：“默哥，你知道企鹅为什么不会摔倒吗？”

　　我灌了一口啤酒，懒得搭话。他总是有这些莫名其妙的冷知识。

　　他自顾自地接着说：“因为它们走路的时候，会用肚子贴着地面滑行，相当于自带了一个低重心的稳定系统。但是，”他顿了顿，拿起一颗花生米精准地抛进嘴里，“一旦它们抬起头，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就很容易失去平衡，啪唧，摔个四脚朝天。”

　　他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惊人：“所以啊，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想不摔倒，就得一直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下那一亩三分地。别抬头，别去看那些你够不着的东西，比如……真相，比如……正义。”

　　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容底下，有一种我那时没能完全理解的、混合了疲惫和某种决绝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或许是他最后的预警，用一种他特有的、插科打诨的方式。

　　“企鹅的冷笑话。”我低声嘟囔了一句，嘴角扯出一个近乎痉挛的弧度，像是在笑，却比哭更难看。周围投来几道不满的目光，大概觉得我在这种场合发笑，实在是亵渎死者，泯灭人性。

　　泯灭人性？我差点真的笑出声。看看这里吧，看看这场精心编排的告别仪式，哪一样不是对人性的最大嘲讽？

　　我掏出手机，一款用了三年、屏幕边缘已经裂出蛛网纹的旧型号。解锁，打开相机应用。我想拍下这一幕，拍下这巨大的、集体的虚伪。镜头缓缓移动，掠过一张张或真或假悲伤的脸，最后定格在顾远的遗体上。透过冰冷的电子屏幕，他显得那么陌生，那么遥远。然后，镜头不可避免地扫到了屏幕边缘，映出了我自己的半张脸——苍白，浮肿，眼袋深重，眼神里是挥之不去的犬儒和……空洞。

　　我猛地按熄了屏幕。原来，镜头里那个比躺在棺材里的顾远更像一具行尸走肉的，是我自己。

　　司仪用那种被职业化训练出的、饱含深情又抑扬顿挫的嗓音，开始回顾顾远“短暂而灿烂”的一生。多么优秀的青年，多么尽责的员工，多么孝顺的儿子……词汇华丽而空洞，像一篇精心打磨的公关稿，试图将顾远的一生浓缩成几个光鲜亮丽的标签，然后贴上封条，存入历史的垃圾堆。

　　我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前排那个哭得肩膀耸动、被几个女眷搀扶着的妇人身上。那是顾远的母亲。她的悲伤应该是真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痛苦做不了假。但即使是她，此刻也被裹挟在这场表演里，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悲伤符号。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人——顾远的直属领导，远大集团审计部的部门经理，一个姓王的、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他正站在顾远母亲身边，一边用手帕擦拭着根本没有泪水的眼角，一边用另一只手轻轻拍着顾母的后背，嘴唇翕动，似乎在说着节哀顺变之类的套话。

　　我的胃里一阵翻腾。就是这个人，在上周的公司内部会议上，刚刚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报表错误，把顾远骂得狗血淋头，言辞刻薄得像是在对待一个有着血海深仇的敌人。据说，顾远“自杀”前接到的最后一个工作电话，就是这位王经理打来的，催促他尽快完成某个项目的“最终审计报告”。

　　而现在，他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将、体恤下属的悲情领导。他的悲伤，像他油光锃亮的额头一样，泛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精心打磨过的光泽。那哭声，那表情，那姿态，都精准地控制在“足够悲伤以示关怀，又不至于失态影响形象”的尺度内。像极了他在考核下属KPI时，那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冷酷。

　　“像极了KPI。”我听见自己心里那个刻薄的声音再次响起，“连悲伤都能量化考核，这他妈的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人群开始缓缓移动，进行最后的绕棺告别。我站在原地没动。我无法忍受靠近那个被鲜花和谎言包围的棺椁，无法忍受去看那个被“打扮”得面目全非的顾远。那不是我认识的顾远。我认识的顾远，会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会因为一个烂笑话笑得前仰后合，会在我被整个行业封杀、穷困潦倒的时候，偷偷把他一半的工资转给我，还嘴硬说是借给我的，等老子发达了要还。

　　那样的顾远，已经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官方结论是“高空坠落”，排除他杀。一个前途光明的青年才俊，因为“工作压力过大”，选择在一个深夜，从他自己参与审计过的、远大集团旗下某栋在建的、四十层高的写字楼顶楼，一跃而下。

　　工作压力过大？狗屁。顾远或许有压力，但他绝不是会被压力压垮的人。他骨子里有种近乎愚蠢的执拗，一种对“对错”近乎偏执的坚持。这在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在那个巨大的、吞噬一切的利益机器里，本身就是一种原罪。

　　我记得他曾有一次喝多了，红着眼睛对我说：“默哥，账本不只是数字，那是一座城市的良心。数字会说话，它们在哭，在喊冤，只是大多数人装作听不见。”

　　我当时嘲笑他：“得了吧，顾大审计师，你的良心值几个钱？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房住？”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最后只是摇了摇头，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你说得对，不值钱。所以活该我这样的烂人，被这些东西折磨。”

　　现在想来，他那不是在抱怨，那是一种无力回天后的自嘲。他看到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听到了太多“不该听”的哭声。而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和听到，本身就是一种罪。

　　绕棺的队伍渐渐稀疏。王经理搀扶着顾远的母亲，向宾客们致意。他的目光偶尔扫过角落里的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警惕？或许是我的错觉。我一个失了业的破摄影师，在他眼里，大概和路边的一摊狗屎没什么区别，不值得浪费任何情绪。

　　葬礼终于接近尾声。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低声交谈着，表情也渐渐从程式化的悲伤中解脱出来，恢复了平日的淡漠，甚至隐约带着一种“完成了一项麻烦社交任务”后的轻松。几个顾远的远房亲戚已经在商量着中午去哪家饭店吃“解秽酒”。生活就是这样，无论死了谁，太阳照常升起，饭照样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