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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尾声，黏腻而焦灼。蝉鸣像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声音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这座川东小城。空气里浮动着柏油马路被晒化后的气味，以及一种更为无形的、名为“抉择”的压力。
刘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墙上贴着的泛黄世界地图，曾是他所有梦想的注脚。他用红色记号笔圈出过巴黎的左岸、北欧的峡湾、亚马逊的雨林……每一个圆圈，都曾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关于远方的梦。而此刻，那些圆圈像一只只嘲讽的眼睛，注视着中考失利后，困在斗兽场里的他。
分数不高不低，恰好处在一个尴尬的临界点。足以让父母倾尽所有，将他塞进本地最好的高中，却也足以让他与心心念念的、能直接通往更大世界的省重点失之交臂。
人生的岔路口，毫无诗意地，在他十六岁的这个夏天，粗暴地摊开两条路。
第一条，是父亲指出的路。父亲陈建国，在区公安分局干了半辈子，面容如同他穿了二十年的警服肩线，刻板而坚硬。他罕见地递給刘琛一支烟，刘琛摆摆手，他便自己点上，深吸一口，烟雾缭绕中开了口：“琛儿，别折腾了。我已经托好了关系，送你去省警院的中专部。五年出来，包分配，最差也是回咱这儿，穿制服，吃皇粮。稳当。”
“稳当”二字，像两记重锤，砸在刘琛心上。他眼前浮现出父亲的一生——每天骑着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准时上下班，谈论的不是抓了哪个贼，就是单位里复杂又无趣的人事变动。那是一种能看到六十岁模样的生活，一种被规划得严丝合缝的、令人窒息的安全。那不是他想要的，他渴望的是地图上那些圈圈背后的不确定性与波澜壮阔。
就在他几乎要被父亲的威严和母亲的泪眼压垮时，第二条路，伴随着一个蛊惑性的声音，悄然出现。
电话是大伯陈建明从成都打来的。大伯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与这个小城格格不入的活力和见识。“小琛啊，一次考试算个屁！男孩子，眼光要放长远。成都，省会！这里的教育资源、眼界平台，是你那小地方能比的？来跟我住，我给你找最好的高中借读。在这里待三年，你见的世面，够你爸那一辈人学一辈子！”
大伯在成都做建材生意，是家族里公认的“能人”。他口中的成都，是霓虹闪烁的天府广场，是潮流涌动的春熙路，是藏着无限机遇的繁华之都。这个声音，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刘琛心中那只被囚禁的、渴望飞翔的鸟儿。
内心的天平剧烈倾斜。一边是父亲许诺的“稳当”，是看得见的未来，却也是沉闷的枷锁；另一边是大伯描绘的“广阔天地”，是未知的冒险，却也是梦想的延伸。
抉择的痛苦，像两只手在撕扯他的灵魂。他几乎要屈服于父亲那条更轻松、更“为你好”的路了。直到那个傍晚，他无意间听到了父母卧室里的争吵。
母亲带着哭腔：“……你就不能由他一次吗？去成都，好歹有大哥照应……”
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被触怒的权威：“照应？大哥那个人你还不知道？满嘴跑火车！他那生意是好做的？让琛儿去跟着他，我一百个不放心！当警察怎么了？丢我的人了？”
就是父亲那句“丢我的人了”，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刘琛最后一丝犹豫。原来，父亲的安排里，掺杂着如此之多的个人面子和控制欲。他不想成为父亲维系面子的工具，他的人生，不该只是一份“不丢人”的工作。
一种叛逆的、破釜沉舟的勇气，在那一刻攫住了他。他推开房门，对着惊愕的父母，用一种自己都未曾想象的冷静语气说：“爸，妈，我想好了。我去成都。”
父亲的脸瞬间沉了下去，眼神里是难以置信的失望和愤怒。母亲则开始默默垂泪。家里顿时被一种冰冷的决裂感所充斥。
刘琛以为，这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第一次伟大抗争，是奔向自由的号角。他沉浸在这种悲壮与对未来的憧憬里，却丝毫未曾察觉，电话那头，大伯热情洋溢的嗓音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丝他当时无法理解的算计。他也无法预料，这个看似自主的选择，实则是在另一种蛊惑下完成的，它即将撬动的，是他整个青春的轨迹。
他只是倔强地抬着头，望着窗外小城狭隘的天空，心里默念：成都，我来了。
命运的齿轮，因一个少年对“稳当”的恐惧和对“广阔”的向往，在这一刻，发出了细微却清晰的、开始转动的咔哒声。
故事，便由这里真正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