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吹过的风少了一丝凛冽，裹挟着一股糖豆的味道远远的从河两岸往塬上卷去。河面上的冰已不见了踪迹，只有几簇浪花无聊似的拍打着河岸。仔细一看，枯黄的甘草下面有几颗绿芽悄悄的冒出了头。几个妇人躬着腰，脚边放着篮子，手上正使巧劲儿把整颗的芽菜小心翼翼的挖出来。
不消说这些妇人看头上裹得围巾颜色就知道是河西村的。河西村产上好的丝，寻常人家虽不舍得整件的丝绸外裳，但在挡风的面巾、裹头的围布上掺上一两股亮闪闪的丝线，在四处枯寂的乡下还是很时兴的。
此时正是高宗十五年，离这河西村千里外的长安正热闹的准备着天后的生辰宴，绫罗绸缎扯了满天满地，据说连那让人踩得过街石板上都铺满了红绸子，五色的果子摞的小山似的，杯子碟子全是金子的，怕是要晃得人眼睛疼。
河西村可没有人去过长安，也没见过金子的杯子盘子，“晃得人眼睛疼”的担忧来自于到村里收丝的小贩老刘头。村里人私下虽叫他老刘头，但是见面打招呼还是恭恭敬敬的喊一声“刘老板”。
到了收丝的季节，刘老板拉着他的板车，带了一个才扎头的小童，一手厚厚的粗麻布本子记账，一手不住地捋他廖剩无几的几根山羊胡子。村里去过学堂的瑞哥说那是跟夫子学的，叫做“拈须”，动作怪好看的，只是不知道夫子是不是也腆着这么大个肚子。刘老板手上不住，眼神更是灵活，滴溜溜的眼神看似不经意，实际上一刻也没漏过秤杆上的星花，生怕小伙计一个不小心多给算了几钱。
河西村家家户户种桑树，桑树地下通常一大片河塘，里面密密麻麻的钻满了白嫩嫩的藕。里正让自己孙儿洗了一筐手臂粗的藕瓜出来，既做解渴，也做个零嘴儿，吃的刘老板一嘴的沫沫子。
甭管哪个时节，甭管哪个朝代，更甭管哪个地界，丝绸都不是个便宜物件。说白了，养蚕人手上千丝万缕过，身上穿的依旧是黄麻混了棉的粗衣。到了收丝的季节，上好的茧子千挑万选了由刘老板这样的人物一股脑拉走，送进几十里外的工坊扯出丝来，一捆捆的再送进下个工坊织机吱呀呀的转着圈拉出一匹匹的布，再由手精细的绣娘挑出五颜六色的花样来，最后再批到更精贵的人身上去。这一揽子活儿下来，北塬上的两亩地都能耕完一季好收了！
刘老板收丝的时候是不许人抽旱烟的。一来烟味大熏着了便卖不上好价钱，二来万一火星子崩到干麻麻的茧子上，看似没什么影响，实际一抽就断，到时候工坊要倒扣货钱还要挨那管事儿一顿数落的。
故送到他这来的筐都是干干净净的苇编筐，里面缝了一层干净松软的麻布，一个个饱满的茧子闪着莹莹的光安安静静的躺在里面等着过称。小伙计手脚麻利的接过筐，拿一个棉布袋子扣住筐沿，来卖丝的客帮着抬一把，咕噜噜的那茧子就落到袋子里去了。秤钩一提，秤杆高高翘起，“江雨来，十五斤，上品”！随着他话音刚落，刘老板瞄到秤杆，那边麻利的一张条子落下最后一个墨点，上书“江雨来，十五斤，甲”。
刘老板来河西村买丝基本上是不结现款的，到了节前，他卖完了丝，又会赶着他的马车，穿一件体面的褂子，带着伙计来凭条子换钱。他这次自也不会空着车走。拿着条子来换钱的，少不得手里抓点儿果子，筐里拿把地里的菜，宽裕些的从自家塘里起的鱼给两条。等到日头西斜，刘老板带着空空的钱袋子，满满的一车礼，一肚子的茶水和伙计晃悠悠的往回走。
河西村靠着跟刘老板的生意儿，加上地里的贴补，山上的果子柴火，大河里的鱼虾蚌蟹总不至于饿的面黄肌瘦。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两顿饱饭多数人家还是供应的起的。
要说过得气派，那还得是王、郑两家。王家是世代的里正，自不必说攒了几辈子的人缘和关系还有府衙里给的津贴，日子十分的熨帖。那大门是上了黑漆的厚实木头，院墙摞的比人高一大头，院墙周围一圈的柿子树得有个几十棵，秋日里一盏盏如灯笼一般笼罩着王家的宅子，远远看着就是殷实的人家。
从里正家再往里走个百十来步，大榆树底下盘着一大磨盘，冲着磨盘的山墙望过去那就是郑家。郑家这一辈上，老爷子原先兄弟六个并三个姐妹，后来过继给了三老太爷捡了九个姐妹得了这三进的大宅子。到今儿，人称三奶奶的郑老太太给郑老爷子添了五子三女，上上下下加起来几十口子的家族，不可谓不“多子多福”。
如今这家里住的，辈分最高的就是郑老爷子，村里人都叫一声“郑三爷爷”。郑三爷爷虽年逾花甲，扔每日扛着个账本子坐着驴车去公廨点卯。
无他，老人家自十几岁起就担着桃花下里这一出的赋税吏的差使。桃花下里下辖十余村，一年收两税：丁税与户税，征收租、庸、调。租庸自不必说，调唯河西村，因其产丝，故每年每户还需缴纳二丈五尺绢。这绢每年也是由这收丝的刘老板自另一县捎带过来的。到了征税的时候，郑三爷爷坐在村口的大榆树底下支一张大方桌，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大算盘，他家有两个孙女，大孙女郑阿四和小孙女郑小六，一个拨拉算盘子，另一个高高挽了袖子替祖父磨墨。刘老板在不远处把板车架起，车板上铺一张细布一直垂到将将够地，上面摞一摞的绢，拿细带子松垮垮的绑着。
诚然，这二丈五尺的绢也可以拿丝来抵，但村里善算计的伙计说，到底还是从刘老板那换绢能少个两三钱。这伙计是郑家老亲胡家的一旁支，如今在县里的面馆做跑堂，正跟着胡子花白的老账房学算账，他的话村里人自是服气的。
眼见大家伙都簇拥在刘老板前面换绢，郑三爷爷也只做不知，多两三个钱对公廨来说不算什么，更何况律法里也没写明不许如此。既如此，他只管低着眼皮，跟另一个赋税吏埋头核检户籍、丁几人、征几厘、退几厘。。。随着他一个个数字嘟囔而出，打算盘的郑阿四手指头上下翻飞，不同于祖父日渐低沉的声音，八九岁的小丫头声音清脆响亮，仿佛春日里的画眉叫，听的人耳朵一清亮。
照理说，河西村的赋税轮不着郑三爷爷来收，避亲已是千百年来的规矩。奈何赋税吏不如其他，一茬一茬的新人上来，一摞一摞的官司下去。近年来清查的更是频繁。桃花下里这么大的地方，硬生生只有三个赋税吏熬了下来。而立的赵吏、花甲的郑吏和瘸了半条腿的粟吏。粟吏本就年长，年初去那山坳里的孟家庄收租税，一脚不留神踩在尖石头上，脚踝磕出个血窟窿，瘸了大半年，如今就在离公廨不远处的几个村里支着脚，哆嗦着码册子。
事已如此，税不能不收，赵吏和郑吏便两人搭班，七八个村子没日没夜的跑。老爷子眼皮耷拉的舌头一伸都能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