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麦子黄得特别早，六月的热浪裹挟着尘土，从教室破了一半的窗户涌进来。王梦圆盯着黑板上越来越模糊的几何图形，粉笔灰在阳光里打转，像她心里那些正在飘散的念头。
就在前一天，她还在作文本上写道：“我的理想是成为李老师那样的教师，让更多村里的孩子看见山外的世界。”那篇作文被贴在教室后墙，用红笔批着“优+”。
下课铃响前十分钟，她把最后一道题的解题步骤工工整整抄在作业本上——也许这是她这辈子最后一份作业了。
放学路上，同村的女孩子叽叽喳喳讨论着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王梦圆的书包带子断了一截，她用手攥着，走得很快。到家时，夕阳正把土坯房的影子拉得老长。母亲王秀兰坐在门槛上，对着空气喃喃自语，手指一下下抠着墙上剥落的黄泥。她已经这样坐了三个小时。
“妈，进屋吧。”梦圆蹲下身，用手帕擦掉母亲嘴角的口水。王秀兰四十三岁，头发却已花白大半，精神病夺走了她的神智，也夺走了这个家最后一点轻松。
灶台冷着，昨晚的玉米糊糊还剩半碗。梦圆生火，添水，从缸底舀出最后两碗玉米面。面缸见底的声音闷闷的，像谁在叹气。
那是初二夏天的黄昏，李老师单独留下她：“梦圆，县一中有个贫困生奖学金，我觉得你很有希望。”夕阳透过旧窗格，把老师鬓角的白发染成金色。她攥着衣角，心脏在胸腔里撞得像要跳出来——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梦想是有形状的，像一张录取通知书那样方方正正。
可三个月后，母亲病情加重，把家里最后一袋玉米种卖了买药。父亲蹲在灶台前，火星子溅出来烫到手背，他也没挪一下。
“圆啊...”那声叹息像钝刀子，把她作文里所有的“将来时”都割成了“过去时”。
弟弟王晨曦回来时，天已擦黑。十五岁的少年正抽条，校服裤脚短了一截，露出瘦削的脚踝。
“姐，我们模拟考成绩出来了。”他从书包里掏出卷子，数学148分，鲜红的数字在煤油灯下跳动。梦圆凑近看了又看，眼睛发酸。
父亲王建国是夜里十点多回来的。自行车后座绑着两大捆废纸板，车把上挂着几个空塑料瓶。三十九岁的男人被生活压弯了脊梁，进屋时带进一身汗味和尘土。他先去看了一眼妻子——王秀兰已经睡了，睡梦中眉头紧锁。
“爸，吃饭。”梦圆把热好的糊糊端上桌。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喝糊糊的吸溜声。王晨曦说起学校要交资料费，三十八块钱。王建国的手顿了顿，继续低头喝糊糊。梦圆看见父亲手背上新添的伤口，是被铁皮划的，用火柴梗上的磷粉止了血，黑红的一片。
那晚，梦圆睁着眼躺到后半夜。她听着父亲在院子里劈柴——不是现在要用的柴，是劈好了晾干，等冬天卖钱。斧头落下，木头裂开的声音在寂静的乡村夜里格外清晰。一下，又一下。
天快亮时，她起身把初中课本整整齐齐摞在炕头。语文、数学、英语...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是用旧挂历纸包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她抚摸过书脊，然后走出屋子。
王建国蹲在门槛上抽烟，旱烟袋里的烟丝快见底了，他抽得很省，一口烟要在肺里憋很久才吐出来。晨雾还没散，远处田里的麦穗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爸。”梦圆的声音很轻，却惊飞了院里觅食的麻雀。
王建国转过头。女儿站在晨光里，瘦得像根麦秆，校服洗得发白，但干净整齐。她今年该上高中了，老师说过，这孩子能考上县一中，将来能上大学。
“我去县城挣钱。”梦圆说。
王建国的旱烟抖得厉害，烟灰掉在补丁摞补丁的裤子上。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只发出破碎的气音。这个种了一辈子地、捡了半辈子废品的男人，此刻像被人掐住了喉咙。
“晨曦得上学。”梦圆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可怕，“他数学考了148分，全校第三。老师说他能上重点大学。”
“可你...”王建国的声音嘶哑。
“我打听过了，县城美容店招学徒，管吃住，一个月八百。”梦圆走到父亲面前，蹲下身，和他平视，“爸，让我去吧。等我挣了钱，晨曦上高中、上大学，妈也能吃点好的药。”
王建国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这个在妻子发病时没哭、在庄稼绝收时没哭、在寒冬夜里捡废品冻僵手指时没哭的男人，此刻哭得像个孩子。他粗糙的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却发不出声音——连哭都要隐忍。
梦圆伸手，轻轻拍父亲的背。一下，一下，像小时候父亲哄她睡觉那样。
三天后，王建国用自行车驮着女儿去县城。梦圆的行李很少：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用塑料袋裹着的初中毕业证。晨曦追出村口，把攒了很久的五块钱塞进姐姐手里——那是一毛一毛的零钱，用橡皮筋扎着。
“姐，我一定考上大学。”少年眼圈通红，却咬着牙不让泪掉下来。
梦圆摸摸弟弟的头：“好好念书，姐等你。”
三十里土路，自行车颠簸了两个小时。县城比梦圆想象的喧闹，街道两旁是各种店铺，摩托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美容店在一条小巷里，粉色的招牌已经褪色，上面写着“丽人美容美发”。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指甲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她打量梦圆，像打量一件商品：“多大了？”
“十七。”梦圆多说了两岁。
“以前干过吗？”
“没有，但我学得快。”
老板娘捏了捏梦圆的手：“手倒是细，就是太粗糙了。先试用一个月，管吃住，六百。会了再涨到八百。”
王建国想说点什么，梦圆拉住他：“行。”
宿舍在店铺阁楼上，不到十平米，住了四个女孩。铁架床吱呀作响，墙上有霉斑。梦圆把行李放在最靠里的下铺，转身送父亲下楼。
店门口，王建国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纸币：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最大面额是一张一百，最小是一毛的硬币。
“这五百，你拿着。”他把钱塞进女儿手里，“爸...对不起你。”
梦圆摇头，抽出三百塞回父亲兜里：“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爸，回去吧，路上慢点。”
王建国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又回头。女儿站在美容店门口，瘦小的身影被粉色招牌衬得更加单薄。他想起女儿出生那晚，也是月圆之夜，接生婆说：“这闺女眼睛真亮，将来一定有出息。”
可他没能给她“出息”的机会。
自行车拐出小巷时，王建国终于忍不住，把车停在路边，蹲在墙根下，无声地痛哭了一场。
阁楼上的梦圆，在父亲转身的瞬间，眼泪也掉了下来。但她很快擦干脸，打开行李，把床铺整理好。同屋的女孩们陆续回来，她们谈论着今天的客人、新学的发型、隔壁服装店的打折信息。
一个叫小梅的女孩凑过来：“新来的？叫什么？”
“王梦圆。”
“这名字好听。”小梅递过来半包饼干，“吃吧，晚上只有泡面。”
梦圆道了谢，没接饼干。她走到窗户边，县城很小，从这里能看见远处的田野。暮色四合，月亮正从东边升起，还不圆，缺了一小块。
她对着月亮轻声说：“我会挣很多钱，让晨曦上大学，让爸妈过好日子。”
这是十五岁的王梦圆，在尘土飞扬的县城阁楼上，许下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自己的梦想——而梦想的内容里，唯独没有她自己。
窗外的月亮静静听着，把清冷的光，洒在这个刚刚开始与命运抗争的少女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