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暮睁开眼时,先闻到的是粉笔灰的味道。
混着冬天教室特有的煤炉子烟气和少年人温热的呼吸。他茫然地抬起头,看见黑板上方贴着八个红色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粉笔字迹有些褪色,边缘起了毛边。
“陈暮!”
同桌用胳膊肘狠狠撞了他一下:“班主任看你呢!”
陈暮机械地转头,看见讲台上站着的中年女人——张老师,戴着细边眼镜,头发一丝不苟地在脑后挽成髻。1999年的张老师,还没有三十年后那么多白发,眼角皱纹也浅得多。
“陈暮同学,”张老师声音平静,“如果你睡醒了,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教室里响起压抑的笑声。陈暮慌乱地站起来,膝盖撞到桌腿,发出闷响。他低头看桌子——木质的,桌面刻满了字迹:“早”“忍”“天道酬勤”,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爱”字。
“澳门回归的历史意义,”张老师重复问题,“请你从三个方面回答。”
澳门回归。1999年12月20日。
陈暮的心脏猛地收缩。他看向教室前方墙壁上的挂钟:圆形,白色表盘,红色指针。时针指向下午两点十分。旁边是日历——手撕的那种,最上面一页印着:1999年12月20日,星期一。
“我……”他的声音干涩,“第一,标志着中国彻底洗刷了百年耻辱……”
他机械地背诵着标准答案,眼睛却死死盯着窗外。
走廊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灰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烫平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背挺得很直。那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正透过窗户看向教室里面。
父亲。
陈建国。1999年的父亲。
陈暮的声音哽住了。张老师皱眉:“还有呢?”
“第二……第二……”陈暮的视线模糊了。他看见父亲对他微微点头,嘴角有很淡的笑意。那笑容他太熟悉了——是鼓励,是“别紧张,爸在”。
“陈暮同学,你如果不舒服……”
“我没事。”陈暮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集中精神,“第二,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第三,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
张老师点点头:“请坐。下次上课不要睡觉。”
陈暮坐下,手指紧紧抓住桌沿。木质粗糙的触感,指甲缝里卡进一点木刺,微痛。真实的痛感。
不是梦。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涌出教室,陈暮坐在座位上没动。他低头看自己的手——一双少年的手。皮肤光滑,指节分明,右手虎口处有一块新鲜的伤疤,是上周打篮球摔的。
他还记得这块疤。它会在一周后结痂,两周后脱落,留下一道淡淡的白色痕迹,直到二十多年后还在。
“陈暮!”父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陈暮抬起头。父亲走进教室,手里拿着那个黑色公文包。他走到陈暮桌前,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
“你妈让我给你的,”父亲说,“买本子用。”
五块钱。1999年的五块钱,能买五个作业本,或者十支铅笔,或者在学校食堂吃五顿带肉的菜。
陈暮接过钱,手指碰到父亲的手掌。粗糙,温热,指关节有些肿大——那是常年握粉笔留下的。
“爸……”陈暮的声音发颤。
“嗯?”父亲看着他,“脸色不好,病了?”
“没。”陈暮摇头,“就是……有点困。”
父亲拍拍他肩膀:“晚上早点睡。我等你张老师说点事,你先去吃饭。”
陈暮站起来,双腿发软。他跟着父亲走出教室,在走廊分开。父亲走向教师办公室,他走向楼梯。
下楼梯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站在办公室门口,正在和张老师说话。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射进来,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中山装的领口有些磨损,但洗得很干净。
陈暮突然想起2033年的冬天。
也是在楼梯上,他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往下走。盒子很轻,轻得让他心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父亲最后那几个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肺癌晚期。查出来时已经扩散了。
父亲没告诉他。直到咳血住院,才打电话说:“暮暮,爸可能……不行了。”
他连夜赶回县城,看见病床上的父亲。那么瘦,那么小,像一具包着皮的骷髅。但看见他时,父亲还是努力笑了:“回来了?”
“爸,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有什么用?”父亲声音微弱,“你工作忙,不想让你分心。”
最后那几天,父亲总是看着窗外。有一天突然说:“暮暮,爸这辈子最对不起你的,就是没让你读个好大学。”
陈暮哭了:“爸,你说什么呢……”
“真的,”父亲说,“那年你考高中,差三分上重点。要是多三万块钱,就能借读……爸拿不出来。”
“我不怪你,爸。”
“我怪我自己。”父亲闭上眼睛,“为人父,没能给儿子铺好路……失败啊。”
这些画面在陈暮脑海里翻涌。他扶着楼梯扶手,大口喘气。
“陈暮,你咋了?”同班同学王浩从他身边经过。
“没事,”陈暮直起身,“有点低血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