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暮睁开眼时，先闻到的是粉笔灰的味道。
混着冬天教室特有的煤炉子烟气和少年人温热的呼吸。他茫然地抬起头，看见黑板上方贴着八个红色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粉笔字迹有些褪色，边缘起了毛边。
“陈暮！”
同桌用胳膊肘狠狠撞了他一下：“班主任看你呢！”
陈暮机械地转头，看见讲台上站着的中年女人——张老师，戴着细边眼镜，头发一丝不苟地在脑后挽成髻。1999年的张老师，还没有三十年后那么多白发，眼角皱纹也浅得多。
“陈暮同学，”张老师声音平静，“如果你睡醒了，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教室里响起压抑的笑声。陈暮慌乱地站起来，膝盖撞到桌腿，发出闷响。他低头看桌子——木质的，桌面刻满了字迹：“早”“忍”“天道酬勤”，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爱”字。
“澳门回归的历史意义，”张老师重复问题，“请你从三个方面回答。”
澳门回归。1999年12月20日。
陈暮的心脏猛地收缩。他看向教室前方墙壁上的挂钟：圆形，白色表盘，红色指针。时针指向下午两点十分。旁边是日历——手撕的那种，最上面一页印着：1999年12月20日，星期一。
“我……”他的声音干涩，“第一，标志着中国彻底洗刷了百年耻辱……”
他机械地背诵着标准答案，眼睛却死死盯着窗外。
走廊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灰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烫平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背挺得很直。那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正透过窗户看向教室里面。
父亲。
陈建国。1999年的父亲。
陈暮的声音哽住了。张老师皱眉：“还有呢？”
“第二……第二……”陈暮的视线模糊了。他看见父亲对他微微点头，嘴角有很淡的笑意。那笑容他太熟悉了——是鼓励，是“别紧张，爸在”。
“陈暮同学，你如果不舒服……”
“我没事。”陈暮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集中精神，“第二，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第三，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
张老师点点头：“请坐。下次上课不要睡觉。”
陈暮坐下，手指紧紧抓住桌沿。木质粗糙的触感，指甲缝里卡进一点木刺，微痛。真实的痛感。
不是梦。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涌出教室，陈暮坐在座位上没动。他低头看自己的手——一双少年的手。皮肤光滑，指节分明，右手虎口处有一块新鲜的伤疤，是上周打篮球摔的。
他还记得这块疤。它会在一周后结痂，两周后脱落，留下一道淡淡的白色痕迹，直到二十多年后还在。
“陈暮！”父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陈暮抬起头。父亲走进教室，手里拿着那个黑色公文包。他走到陈暮桌前，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
“你妈让我给你的，”父亲说，“买本子用。”
五块钱。1999年的五块钱，能买五个作业本，或者十支铅笔，或者在学校食堂吃五顿带肉的菜。
陈暮接过钱，手指碰到父亲的手掌。粗糙，温热，指关节有些肿大——那是常年握粉笔留下的。
“爸……”陈暮的声音发颤。
“嗯？”父亲看着他，“脸色不好，病了？”
“没。”陈暮摇头，“就是……有点困。”
父亲拍拍他肩膀：“晚上早点睡。我等你张老师说点事，你先去吃饭。”
陈暮站起来，双腿发软。他跟着父亲走出教室，在走廊分开。父亲走向教师办公室，他走向楼梯。
下楼梯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站在办公室门口，正在和张老师说话。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射进来，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中山装的领口有些磨损，但洗得很干净。
陈暮突然想起2033年的冬天。
也是在楼梯上，他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往下走。盒子很轻，轻得让他心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父亲最后那几个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肺癌晚期。查出来时已经扩散了。
父亲没告诉他。直到咳血住院，才打电话说：“暮暮，爸可能……不行了。”
他连夜赶回县城，看见病床上的父亲。那么瘦，那么小，像一具包着皮的骷髅。但看见他时，父亲还是努力笑了：“回来了？”
“爸，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有什么用？”父亲声音微弱，“你工作忙，不想让你分心。”
最后那几天，父亲总是看着窗外。有一天突然说：“暮暮，爸这辈子最对不起你的，就是没让你读个好大学。”
陈暮哭了：“爸，你说什么呢……”
“真的，”父亲说，“那年你考高中，差三分上重点。要是多三万块钱，就能借读……爸拿不出来。”
“我不怪你，爸。”
“我怪我自己。”父亲闭上眼睛，“为人父，没能给儿子铺好路……失败啊。”
这些画面在陈暮脑海里翻涌。他扶着楼梯扶手，大口喘气。
“陈暮，你咋了？”同班同学王浩从他身边经过。
“没事，”陈暮直起身，“有点低血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