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蕴家住在城东一条窄巷子的最里头。
两间土坯房，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碎草。屋顶的茅草烂了，下雨天要用盆接水，滴滴答答地响。门口没有院子，推开木门就是巷子，对面是邻居家的后墙，常年长着青苔，湿漉漉的。
沈蕴她爹沈大江在码头扛货。城东小渡口，船不多，活儿也不多。有船来的时候，扛一麻袋货挣一文钱，一天运气好能扛十来趟，挣十文左右。没船来的时候就白等。
她娘刘氏替人缝补衣裳。补一件三文钱，手脚麻利的话一天能补三四件，挣十来文。但针线活费眼睛，刘氏才三十出头，看东西已经开始模糊了。
一家三口，一天进账二十文上下。
馒头一文钱一个，三个人一天光吃馒头就要花八九文。再加上柴火一文、油盐两文、房租五文——城南最破的土坯房，一个月一百五十文，一天摊五文。这就十五六文了，剩下的钱要买布料、买药、应付杂七杂八的开销，根本不够用。
所以沈蕴家经常一天只吃两顿，有时候两顿都是稀粥。粥熬得稀稀的，能照见人影，喝下去咕噜响，撑不了多久肚子又叫了。
沈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
她瘦，但个子高。十七岁的大姑娘，站在那儿比同龄的姑娘高出小半个头，邻居都说沈家的丫头随了她爹的骨架，又高又直，可惜太瘦了。沈蕴不爱听这些话。她更在意的，是今天能不能借到一本书，是昨天抄的那篇文章有没有抄错字。
沈蕴七岁那年，隔壁巷子的陈老先生办了个蒙学。收学生要束脩，一个月三十文。
三十文，够一家子吃三天的馒头了。
沈大江蹲在门口抽了半天旱烟，第二天一早跟刘氏说：“让丫头去吧。”
“拿什么交？”刘氏问。
“我多扛几趟。早起一个时辰，赶第一班船。”
沈大江说到做到。每天天不亮就到渡口等着，船一来就抢着扛货，一天比别人多扛五六趟，硬是把三十文凑了出来。
沈蕴去上了学。每天早上揣一个馒头出门，在陈老先生那儿读一上午书，中午回来喝碗粥，下午帮刘氏绕线、送补好的衣裳，晚上再就着油灯看书写字。
陈老先生是个落第秀才，脾气古怪，不爱说话，但书教得好。他不光教认字，还讲意思，讲典故，讲文章里头的道理。沈蕴听得似懂非懂，但她记性好，老先生讲过的她都能记住，回去慢慢琢磨。
她在陈老先生那儿读了三年。
三年里，她背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了半本《论语》，学了几十首诗。字也认了上千个，虽然写得不怎么好看，但工工整整，一笔一划都不马虎。
三年后，陈老先生病故了。蒙学散了，沈蕴没地方读书了。
但读书这件事，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下来。
沈蕴开始去城南的旧书摊。
摆摊的是个姓周的老头，六十来岁，瘦得像根竹竿，戴着一副缺了一条腿的眼镜。他年轻时也是个读书人，考了一辈子没考上，老了就摆个旧书摊糊口。
沈蕴第一次去的时候，蹲在摊子前翻了半天，不好意思开口。周老头看了她一眼，问：“想买？”
沈蕴摇头：“没钱。”
“那你想干什么？”
“想……看。”
周老头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行，帮我看摊，让我歇歇。看一天，抵你看一天的书。”
沈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从那以后，她每天上午帮刘氏干完活，下午就去周老头的摊子上。周老头教她怎么给书定价，怎么分辨不同的版本，怎么修补破损的书页。沈蕴学得快，记性好，没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作为报酬，她可以随便看摊子上的书。
周老头的书不算多，满满当当摆了三块木板，大概两百来本。有新的有旧的，有完整的有缺页的，有值钱的有不值钱的。沈蕴一本一本地看，看完了再换一本，看不明白的就问周老头，周老头知道的就讲，不知道的就让她自己琢磨。
她在旧书摊上读了三年。
《诗经》读了一大半，最喜欢的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尚书》太难了，读得头疼，翻了几页就放下了。《礼记》读了一部分，记住了“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春秋》根本看不懂，周老头说等你大一点再看。
她还读了一些杂书，比如《盐铁论》，觉得里面吵架的部分特别好看，两边你来我往的，比听说书还过瘾。比如《论衡》，王充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沈蕴把这句话抄下来贴在床头，每天看一遍。
她读书不算快，一篇文章要读好几遍才能完全弄懂。有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周老头那本破字典，一个一个地查。有时候碰到不懂的典故，就到处问人，问不到就先放着，等以后读到别的书突然就明白了。
沈蕴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她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也没有出口成章的才华。她唯一的优点，就是能熬。
别人背三遍就烦了，她能背三十遍，背到嗓子哑了也不停。别人写文章改两遍就不想改了，她能改七八遍，改到实在改不动了才罢手。
笨人有笨人的法子。
沈蕴十五岁那年，朝廷出了一道诏书。
诏书是快马送到各州县的，衙门口贴了告示，县太爷亲自念给百姓听。沈蕴那天正好从衙门口路过，看见围了一大群人，就挤进去听了一耳朵。
诏书的大意是：朝廷要开女科了。
大梁朝立国五十余年，这是头一回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起因是西南叛乱打了三年，男丁死伤无数，朝中缺人缺得厉害，摄政的长公主力排众议，颁了这道《女才诏》。
沈蕴站在人群里，听完县太爷念完告示，愣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就跑。
她跑过三条巷子，跑过旧书摊，跑过窄巷子，气喘吁吁地推开家门。
沈大江正蹲在门口啃窝头，刘氏在屋里纳鞋底。
“爹，娘，”沈蕴喘着气说，“朝廷开女科了。”
沈大江抬起头，一脸茫然。
“女子也能考科举了。”沈蕴的声音在发抖，“我想考。”
沈大江把窝头放下，沉默了一会儿。
“要钱不？”
“要。报名、买书、赶考，都要。”
沈大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那爹多扛几趟货。”
刘氏没说话，转身进屋，从床底下的瓦罐里摸出攒了半年的碎银子。那些银子是她一件一件衣裳缝补出来的，一枚一枚铜板攒下来的。她数了数，一百零五文，全塞进沈蕴手里。
沈蕴攥着那把钱，指节泛白。
她没哭。她不爱哭。
但她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闷闷地说了一句：“谢谢爹，谢谢娘。”
沈大江走过去，用粗糙的大手拍了拍她的头顶。
“行了，起来吃饭。今晚多熬一碗粥，当庆祝。”
那天晚上，沈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想了很多。
想她爹在码头扛货，一麻袋一麻袋地搬，腰都弯了。想她娘就着油灯缝衣裳，眼睛越来越不好使。想陈老先生教她读“人之初，性本善”。想周老头把她当孙女一样看待，给她讲那些书里的事。
她想，她一定要考上。
不为别的，就为了让爹娘过上好日子，让那些帮过她的人觉得，他们没有帮错人。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闭上眼睛。
明天开始，加倍用功。
第二天一早，沈蕴去旧书摊找周老头，说了女科的事。
周老头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擦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戴上。
“女子科举，说起来好听，做起来难。”周老头说，“你想想，考官都是男的，同考的都是男的，当官的也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子，要想从里头杀出来，得比那些男的强多少？”
沈蕴没说话。
“至少强十倍。”周老头伸出十根枯瘦的手指，“你得比他们强十倍，他们才会觉得你‘还行’。你得比他们强二十倍，他们才会觉得你‘不错’。你得比他们强五十倍，他们才会觉得你‘有资格’。”
沈蕴听着，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怕了？”周老头问。
“没有。”沈蕴说，“我在数。”
“数什么？”
“数我要比他们强多少倍。”沈蕴抬起头，看着周老头，“五十倍，我记住了。”
周老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镜都快掉了。
“行，你这丫头，行。”
他从书箱最底下翻出一本包了好几层油纸的书，递给沈蕴。
“这是老夫当年考举人用的《策论集注》，跟了我四十年。现在给你。”
沈蕴双手接过来，翻开封面，看见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有志者，事竟成。”
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沈蕴看得清清楚楚。
她把书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火。
城西有一条街，叫柳巷。
柳巷中段有一家酒楼，叫四水楼。两层楼高，门面不大，但在这一片算是体面的了。楼上楼下加起来十来张桌子，卖些家常菜和散酒，客人多是附近的街坊和过往的行商。
醉仙楼有个堂倌，姓陆，单名一个沉字。
陆沉今年二十二岁，在四水楼干了四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烧水，擦桌扫地，开门迎客，端茶倒水，晚上最后一个走，洗刷收拾，一个月挣五百文。
五百文听起来不少，但陆沉一文也留不下。他挣的钱，全数交给家里。
陆沉的家在城西棚户区最深处。那里住的都是城里最穷的人家，房子一间挨着一间，墙和墙之间只留一条缝，太阳照不进去，常年阴冷潮湿。陆沉家的房子是其中最破的一间，屋顶塌了一角，用油布盖着，下雨天还是漏。
陆沉他爹陆老四，年轻时在码头扛货，后来伤了腰干不动了，就整天喝酒、赌博。喝了酒就打人，打老婆，打孩子。陆沉他娘陆周氏是个懦弱妇人，被打了也不敢吭声，只会哭。陆沉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都还没成年。
一家五口，全靠陆沉一个人挣钱养活。
陆沉八岁就开始干活了。给人跑腿、捡煤核、在饭馆后厨洗碗，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他个子长得快，十四岁就比成年人还高，但瘦得跟竹竿似的。后来四水楼的掌柜看他高，站在门口迎宾气派，就收他做了堂倌，一个月五百文。
陆沉在四水楼干活很卖力。他不怎么说话，但眼里有活，客人还没开口，茶就已经倒上了。掌柜说他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陆沉听了笑笑，没说什么。
没有人知道陆沉识字。
陆沉认字的方式很笨。他八岁那年，有个卖字帖的老先生在棚户区租了半年房子，陆沉每天去给他打水扫地，老先生看他勤快，就教他认了几个字。老先生走后，他就自己找字认——街上的招牌、药铺的方子、别人扔掉的旧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不会的就问，问不到的就猜。
到如今，他虽然没正经上过一天学，但市面上大部分书他都能读下来了。
他看书是偷着看的。
陆老四认为读书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事。他常说：“有那功夫不如多搬两趟货。”要是看见陆沉捧着书，二话不说就是一个耳光。有一回陆沉在灶台边借着火光看书，被他爹发现了，一巴掌扇过来，书掉进火里烧了半本，陆沉的手背也被烫了一个疤。
那本书是跟人借的。陆沉赔了人家半个月的工钱。
从那以后，陆沉学乖了。他在外面看书——蹲在酒楼后巷的墙根下就着灶火的光看，躲在城隍庙的供桌底下看，有时候半夜爬起来，借着月光看几页，天亮之前把书藏好。
他想考科举。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藏了很多年。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说出来只会招来笑话——一个酒楼小厮，穷得叮当响，连报名费都凑不齐，还想考科举？
但他就是想考。
不是因为什么雄心壮志。他就是想证明，一个被爹娘打骂着长大的穷小子，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酒楼堂倌，也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站在人前。
他已经考了五次了。
县试三年两考，他从十六岁考到二十二岁，考了五次，一次都没过。
每次落榜，他都把成绩单折好，塞进枕头底下，第二天照常去酒楼干活，该擦桌擦桌，该倒茶倒茶，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掌柜不知道，客人不知道，家里更不知道——他压根没跟家里说过他参加了科举。
第五次落榜那天，他蹲在酒楼后巷的墙根下，把成绩单看了三遍，然后叠成一个方块，塞进怀里。他靠墙坐着，仰头看天，天很蓝，云很白，跟他没关系。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回到大堂继续干活。
那天傍晚，他站在酒楼门口送客，看见一个姑娘从巷口走过来。
那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随便挽着，怀里抱着一摞纸，像是刚从哪儿抄完东西回来。她低着头走路，步子很快，像是在赶时间。
陆沉多看了一眼。
不是因为她好看——虽然她确实好看，眉眼弯弯，鼻梁高挺，个子比一般姑娘高出一截。而是因为她的眼神。她抬头往酒楼这边瞟了一眼，那双眼睛亮得像点了灯，和这一片灰扑扑的街巷格格不入。
姑娘走过去了，脚步没停。
陆沉收回目光，继续送客。
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他记住了那双眼睛。
后来他又见过她几次。
有时候是早上，她端着一盆衣裳从巷口出来，去河边漂洗。有时候是傍晚，她抱着一摞书从旧书摊方向回来，脚步匆匆。有时候是下雨天，她躲在屋檐下避雨，低着头看书，雨水溅到书页上，她用袖子轻轻擦掉。
陆沉从来不去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