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成功第一次听到“烂尾楼”这个词，是在2003年春天的一个饭局上。
那年他二十五岁，在城东一家售楼处做销售代表。说是销售代表，其实就是站在门口，有人进来就迎上去，递资料，倒水，把人领到沙盘前。成交了算经理的，轮不到他。他拿的是底薪加提成里最薄的那一层，每月到手一千出头，在当时的苏南小城，勉强够活。
饭局是经理组的，请一个温州客户吃饭。经理需要人挡酒，就把李成功叫上了。这种场合李成功经历过很多次，他的酒量是在保险公司的半年里练出来的——那时候陪客户喝到吐，吐完回来接着喝，第二天照样跑业务。后来不干保险了，酒量留了下来，像一种用不上的技能，偶尔在这种饭局上派上用场。
那天饭桌上坐了七八个人，李成功坐在最靠门的位置。他的习惯是在这种场合少说话，多观察。经理和温州客户聊的是房价走势——2003年，房子开始好卖了，所有人都在谈这个。其他人各自攀着交情，敬酒，递名片，说一些半真半假的客气话。
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没怎么开口。
那人坐在李成功斜对面，五十来岁，脸黑，手上的茧很厚，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他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西装，领带系得太紧，领口勒出一道红印，像是被人从工地上直接拽过来套上这身衣服的。他喝酒的姿势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不像应酬，像是在熬时间。
李成功注意到没人给这个人敬酒。经理偶尔扫他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微妙的回避，像是一个人看到了不想看的什么东西，又不好装作没看见。
李成功端起杯子，走了过去。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
那人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不知道是喝酒喝的还是熬夜熬的。
“姓周。”
“周哥，我敬你一杯。”
老周看了他一眼，似乎在判断这个年轻人的来意。然后他端起杯子，碰了一下，一口干了。
酒过三巡，桌上的人开始各自捉对说话。经理和温州客户已经聊到了第二瓶白酒，其他几个人红着脸，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老周往李成功这边挪了挪，压低声音问了一句：“小伙子，你做房产的？”
“销售。”
“有没有兴趣看个项目？”
“什么项目？”
“一栋楼。城东。我扛不住了，想找人接手。”
李成功握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多少钱？”
老周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万？”
老周点头。
李成功没有接话。三百万。他存折上的数字是两万七千块，是他做了三年销售代表攒下来的全部家当。这两个数字之间隔着两个零，隔着他二十五年人生里所有能摸到的和所有摸不到的东西。
但他记住了“城东那栋楼”。
饭局散场的时候，经理拍了拍李成功的肩膀，满嘴酒气：“你跟老周聊什么呢？”
“没什么，随便聊聊。”
经理往老周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老周走路的姿势有点跛，左脚似乎不太使得上劲，背影在路灯下歪歪斜斜的。
“那人手上有个烂尾项目，别沾。”
经理钻进了出租车，车门砰地关上，尾灯亮起，汇入车流。
李成功站在饭店门口，三月的夜风带着凉意。他把外套领子竖起来，往出租屋的方向走。路过一个还在施工的楼盘，塔吊上的灯亮着，混凝土搅拌车在夜色里轰隆隆地转，探照灯把工地照得雪亮。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这个城市到处都在盖楼。城东的村子拆了一半，推土机和挖掘机停在废墟里。城西的农田变成了工地，围挡上喷着楼盘广告。城北的国道两边竖起了密密麻麻的售楼招牌。2003年，房子开始好卖了，所有人都知道。
他想起老周说的“三百万”和经理说的“别沾”。
然后他想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理说“别沾”的时候，语气里带着的不是不屑，而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二
第二天是周日，售楼处轮休。李成功借了同事一辆自行车，骑了四十分钟，找到了老周说的那栋楼。
它在城东一片刚划入城区的村子里。周围到处是拆了一半的民房，裸露着房间的内墙——贴过墙纸的地方留下方形的印子，挂过相框的地方有钉子孔。堆着砖瓦的空地，新修的土路，远处转动的塔吊，近处轰鸣的搅拌机，灰尘被风卷起来，迷眼睛。
只有那栋楼是安静的。
六层，框架已经封顶，但门窗都没装。黑洞洞的窗口一排排望过去，像没有眼珠的眼眶。楼下的空地上堆着沙子和砖头，沙堆上长了草，不是那种鲜绿的嫩草，是灰扑扑的、贴着地面长的杂草。砖缝里冒出细细的绿芽，那种绿芽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不是刚长出来的，是长了一年、被太阳晒过、被雨淋过、被灰尘盖过，还活着。
一楼的门洞用彩条布遮着，风吹过来，彩条布鼓起来又瘪下去，发出塑料摩擦的声响，露出里面黑漆漆的楼道。
李成功把自行车支在路边，绕着楼走了一圈。后墙根堆着建筑垃圾，碎砖头里夹着烟盒和矿泉水瓶，烟盒的包装褪了色，矿泉水瓶里积了半瓶雨水，里面泡着一只死苍蝇。看得出曾经有人在这里施工，然后某一天突然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在后墙根蹲下来，捡起一块碎砖头看了看。砖是红砖，质量一般，但砌得还算规矩，灰浆饱满，不是那种糊弄人的活儿。他放下砖头，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那些空荡荡的窗口。
路边有个用铁皮搭的小卖部，门口摆着冰柜和公用电话。老板娘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嗑瓜子，看李成功在楼前站了半天，冲他喊了一声：“找谁啊？”
李成功走过去，买了一瓶水。
“大姐，这楼怎么回事？”
“烂尾的。”老板娘嗑瓜子的速度很快，说话也快，“盖楼的老板跑了，欠了一屁股债。”
“盖了多久了？”
“前年盖的，去年停工，到现在一年多了吧。”
“为什么停工？”
老板娘把手里的瓜子壳往地上一扔：“手续没办好。说这块地是村里的，开发商没报建就动了工，盖到一半被叫停了。那个开发商是浙江人，钱都是借的，停工就跑了，到现在人影都没见着。”
“这楼，能买吗？”
老板娘盯着他看了两秒，嘴角往下一撇，那个表情的意思很明确——你脑子没问题吧？
“买它干什么？手续都没有，买了也住不进去。”
李成功笑了笑，没解释。道了谢，骑上车走了。
骑出去大概两百米，他在一个路口停下来，单脚撑地，回头望了一眼。那栋灰色的楼蹲在一片工地的喧嚣中间，像一个被遗忘的东西。周围所有的工地都在动，塔吊在转，卡车在跑，人在喊。只有它一动不动。
他在那个路口站了很长时间。
很多年后，李成功回忆起那个下午，仍然能清楚地记得风里的灰尘味、远处搅拌机的轰鸣、彩条布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的声响，以及自己当时脑子里反复转着的一个念头——
别人看到的是“不能住”，他看到的是“可以卖”。
那个念头像一颗种子。他不知道那颗种子会长出什么，但他知道它已经种下去了。
三
接下来半个月，李成功把所有休息时间都花在了那栋楼上。
那些天他白天在售楼处站着，晚上回到出租屋算账。衬衫袖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但回到家解开的时候，掉出来的是一截灰——白天跑工地蹭的。他把灰拍掉，坐在折叠桌前，把当天摸到的情况一条一条记下来。
他先去了一趟镇上的国土所。进门的时候编了一套说辞，说自己是帮亲戚咨询的，亲戚看中了城东一块地，想问问土地性质。接待的小姑娘翻了翻资料，说城东那片地大部分是村集体建设用地，按规定只能盖村民安置房，不能对外卖。他又问，如果有人已经盖了呢？小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有手续吗？”“好像没有。”“那就得停工、补手续、交罚款，一样不能少。”
从国土所出来，他又去了那个村。村支书姓陈，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发根已经白了。办公室里摆着搪瓷缸和红色电话机，墙上挂着锦旗。李成功第一次去的时候，老陈很警惕，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问他是干什么的。李成功说自己是做房产的，想了解了解城东那栋楼的情况。老陈摆了摆手：“那栋楼的事，你去找开发商，村里管不了。”
李成功没走。隔了两天他又去，这回带了两瓶酒，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老陈看了一眼塑料袋，还是没松口，但说话的语气软了一点。第三次去，李成功直接在下班时间等在村委会门口。老陈推着自行车出来，看到李成功站在那儿，愣了一下。
“陈书记，我请你吃个饭。不谈事，就吃饭。”
老陈看了他一眼，推着车往前走。走了几步，停下来。
“你把那个塑料袋带上。”
他们去了一家小饭馆。李成功要了个包间，点了红烧肉、清蒸鲈鱼、炒时蔬，又要了一瓶本地黄酒。老陈开始还端着，喝到第三杯，话匣子就开了。
老陈说起那栋楼的来龙去脉。开发商姓林，浙江温州人，2001年跟村里签了合作协议。村里出地，林老板出钱盖，卖了的利润对半分。结果林老板没等手续办好就开工，被镇上叫停了。后来一查，发现林老板的资金根本没到位，施工队的钱、材料款都欠着，人就跑了。
“村里也倒霉。”老陈喝得脸通红，筷子敲着桌面，“地是村里的，楼盖在那儿，手续又办不下来，成了个疮疤。镇上批评，村民也骂。我们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李成功给老陈倒了杯酒。“陈书记，如果有人愿意接手，村里能配合办手续吗？”
老陈端酒杯的手停了一下，目光从杯沿上投过来，打量着李成功。
“你？”
“我先问问。”
老陈把酒喝了，放下杯子。“能配合。但丑话说在前头——手续的事不是村里说了算。镇上、国土、规划，哪个庙都得拜。少一炷香都不行。”
“我明白。”
从老陈那儿出来，李成功没有回去，而是按照老陈给的信息，找到了当初承建那栋楼的施工队包工头。
包工头姓刘，四十出头，平头，脖子很粗，肩膀宽得像一扇门。他听说有人打听那栋楼，第一反应是揪住了李成功的衣领。
“你是林老板的人？”
“不是。”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事解决的。”
刘工头的手慢慢松开了。他盯着李成功，眼睛里有一种被拖欠了太久才会有的东西——不完全是愤怒，更像是一种被耗尽了的疲惫。
他让李成功进了屋。
屋里简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着施工进度表，日期停在一年前。桌上有个烟灰缸，烟头堆成了小山。刘工头从抽屉里翻出一沓欠条，摊在桌上。
“林老板欠我人工费、材料费，一共八十六万。”他的手指在欠条上点着，一张一张地翻，“这张是钢筋的，这张是水泥的，这张是瓦工的工钱……一年多了，我手下的工人天天堵我家门。过年的时候，有人在我家门口坐到半夜。我老婆吓得不敢出门。”
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你要是能找到林老板，告诉他——”
“我不是找林老板的。”李成功打断了他。
刘工头愣住了。
“我是来看能不能接手的。如果能接，你被欠的钱，我能还上一部分。”
“你？”刘工头上下打量他，“你多大了？”
“二十五。”
刘工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一声。不是觉得好笑，是觉得荒唐。
“二十五岁，接一栋烂尾楼。你拿什么接？”
李成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欠条上的数字抄在一个本子上，合上本子，站起来。
“刘哥，我会再来找你的。”
他走出那间屋子的时候，听见刘工头在后面说了句什么。门关上了，那句话被夹在门缝里，听不清楚。
四
那天晚上，李成功把所有信息摊在出租屋的折叠桌上。
楼是六层，每层四套，一共二十四套。按当时的行情，城东的商品房单价在一千八左右。这栋楼如果手续齐全，总货值大概五百万。
但它是烂尾楼。烂尾楼有烂尾楼的价。
他在纸上一项一项列。
接手价。老周开价三百万。李成功判断，这个价格还有空间——老周挂了这么久没出手，说明市场上没人接。没人接的东西，价格就不是卖家说了算。他在“接手价”后面写：两百万。
补手续的费用。土地出让金、报建费、罚款、各项规费。他分别去了国土所、规划办、镇政府，把各项收费标准摸了一遍。加起来：五十万。
施工队欠款。八十六万。刘工头已经扛了一年多，工人堵门，老婆不敢出门。他的心理防线早垮了，只要能拿到现钱，折扣可以谈。李成功在旁边写：四十万。
改造费用。门窗、水电、外墙、小区路面。他跑了一趟建材市场，问了价，又在心里估了人工。写：三十万。
各项杂费，十万。
总计：三百三十万。
如果按正常商品房卖出去，货值五百万。利润：一百七十万。
李成功把笔搁下，看着那张纸。数字很漂亮，漂亮到不真实。
问题只有一个：他去哪弄三百三十万？
他爹全部家当不超过五万块。他自己的存款不到三万。银行不可能贷款给一个二十五岁的房产销售。
只有一个办法。先找到买家，用买家的钱来撬动。
李成功翻出了售楼处的客户登记本。
五
孙国良的名字出现在登记本的第三页。
他在城西开了一家建材市场，四十多岁，身材壮实，说话慢，看东西的时候眼睛会微微眯起来。李成功记得他，因为他来过售楼处三次，每次都是一个人来，不声不响地看。别的客户问的是：多少钱一平？什么时候交房？孙国良问的是：土地是什么性质？容积率多少？产权多少年？
李成功给孙国良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五声才接，那头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警惕。
“哪位？”
“孙总，我是小李，城东售楼处的。之前您来看过几次房。”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记得。什么事？”
“有个项目，想请您看看。”
“什么项目？”
“一栋楼。城东。价格有空间。”
“你的楼？”
李成功握着话筒，手指收紧了一点。“我可以是。”
沉默了几秒。“明天下午，你来我市场。我看看。”
第二天下午，孙国良开着一辆黑色桑塔纳，拉着李成功去了城东。
车停在那栋楼前，孙国良没有急着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把楼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才推开车门。
他绕着楼走了一圈。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走到后墙根的时候，他蹲下来看了看地基，用手指摸了摸砖缝里的灰浆，捏了捏，又站起来看了看屋顶的挑檐。
李成功跟在后面，一句话没说。他知道这个时候说多了反而露怯。让楼自己说话。
走完一圈，孙国良站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
“烂尾的？”
“是。”
“手续有问题？”
“正在解决。”
“停工多久了？”
“一年多。”
孙国良弹了弹烟灰，目光从楼身上移开，落在李成功脸上。
“你要我做什么？”
“投资。”李成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递过去。是他昨晚重新誊抄的那张成本估算表。“我算过了，全部盘活需要三百三十万左右。我出五十万，您出两百八十万。利润对半分。”
孙国良接过纸，看了一遍。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看。看完，他把纸折起来，没有还给李成功，而是拿在手里。
“你的五十万从哪来？”
“我去凑。”
其实他没有五十万。但李成功知道，如果他说自己一分钱不出，孙国良转身就会上车走人。
孙国良把烟抽完，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小李。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
李成功没说话。
“上次在售楼处，我问你容积率是多少。你没有翻资料，没有问经理，没有说‘我查一下’。你直接报出来了。你做功课。”
孙国良拍了拍手上的灰。
“这栋楼，我考虑三天。三天后给你答复。”
桑塔纳启动，尾灯亮起，拐过路口消失了。
李成功站在原地。那栋灰色的楼在他身后，沉默地投下影子。
那三天，是他二十五年人生中最长的三天。
六
等孙国良答复的那三天里，李成功去找了老周。
老周住在工棚里。那是工地边上一个用集装箱改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东西。安全帽挂在墙上，图纸塞在墙角，方便面箱子堆在一起，空的酒瓶沿着墙根排成一排。一张铁架床靠在墙角，被褥卷成一团。
老周就坐在床上，面前是一张用电缆线轴改的桌子，上面放着一碟花生米和一杯白酒。
看到李成功进来，老周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坐的地方是一摞空心砖上面搭了块木板。
“周哥，那栋楼，我能接。”
老周把一粒花生米丢进嘴里，慢慢嚼着，眼睛看着李成功。
“你有钱？”
“钱在路上了。但三百万不行。”
“多少？”
“一百八十万。”
老周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酒洒了出来。
“你耍我？”
“周哥，你听我说完。”李成功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三百万这个价，挂了一年多，有人接吗？没人接。因为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栋楼手续不全，接过来要补手续、要打发施工队、要改造，这些加起来至少一百五十万。谁花三百万接，谁就是往火坑里跳。”
老周不说话。
“周哥，这栋楼在你手里是烫手山芋，在我手里能变成钱。我不是有钱人，但我能把事办成。”
工棚里安静了很久。外面传来远处工地上的打桩声，一下一下，像心跳。
老周抬起头。他眼睛里的血丝比上次更多了。
“你能拿多少？”
“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
老周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万。少一分不干。”
“一百九。”
老周的手指没有收回去。李成功也没有再说话。
最后老周的手指弯了弯。
“成交。”
李成功伸出手。老周的手握上来，粗糙得像砂纸，力道很大，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攥住不放。
七
三天后，孙国良的电话来了。
“来我市场一趟。”
孙国良的建材市场在城西，占地十几亩，搭着高大的钢架棚，里面堆满了瓷砖、卫浴、木材、五金件。叉车在通道里来回开，空气里弥漫着木屑和油漆的气味。
孙国良的办公室在市场最里面的一栋二层小楼上。墙上挂着一幅本市地图，上面用红笔画了几个圈。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紫砂茶杯，杯里的茶已经泡得发红。
李成功进去的时候，孙国良正在看一份文件。他示意李成功坐下，把文件合上，推到一边。
“我查过了。”
他只说了这四个字，然后停下来，看着李成功。
“那栋楼，镇里确实有意向解决。国土那边我也问了，土地性质变更不是办不下来，是没人愿意跑。”
李成功点头。
“村支书老陈，你见过了？”
“见过了。”
“老陈跟我说，有个年轻人找他喝了两次酒，把情况摸得很透。”孙国良的目光在李成功脸上停了一下，“是你吧？”
“是。”
孙国良端起紫砂杯，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的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协议，推到李成功面前。
“两百七十万，我出。利润，五五分。”
李成功看着那份协议。纸上的字打印得整整齐齐，条款一条一条列得很清楚。
“有个条件。”孙国良说。
“您说。”
“所有手续、施工队、销售，你一个人跑。我只管出钱和收钱。跑不下来，你的五十万先赔。”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李成功伸手拿过那份协议。
“还有一个问题。”孙国良看着他，“你的五十万，什么时候到位？”
“协议签了，一个月之内。”
孙国良看了他三秒。然后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字很大，几乎占了两行。
他把笔递过来。
李成功接过笔。他在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一笔一划，很慢，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去。
签完了。他把笔放下，看着那份协议。两个名字并排写在签名栏里。
孙国良把协议拿过去，吹了吹签名处的墨迹，放进抽屉里。然后他站起来，伸出手。
“以后就是合伙人了。”
李成功握住那只手。孙国良的手掌厚实，粗糙，握力很大。
八
那五十万，是李成功他爹拿出来的。
不是他爹有钱。是他爹借的。
李成功回了一趟家。他家在苏南一个普通的村子里，房子是八十年代盖的，青砖墙，水泥地，堂屋里摆着祖宗牌位和一张八仙桌。墙上贴着他妹妹的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了大半面墙。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是他爹十年前种的，现在树干有碗口粗了。
他爹李根生正蹲在院子里修一辆三轮车，手上有黑色的机油。
李成功蹲在他爹旁边，把烂尾楼的事说了一遍。他说得很慢，尽量用他爹能听懂的话。说到“三百二十万”的时候，他爹拧螺丝的手停了一下，扳手悬在半空中，然后继续拧。
等李成功说完，院子里安静了很久。三轮车的链条垂在地上，一只母鸡踱过来，歪着头看了看，又踱走了。
他爹把扳手放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没有看李成功，眼睛盯着那辆修了一半的三轮车。
“你是不是疯了？”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二十五岁，欠一屁股债。你拿什么还？”
“爹，我有把握。”
“把握？”他爹终于转过头来，“你高中都没毕业，跟人玩几百万的生意。你有什么把握？”
李成功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他只能说出那句话。
“爹，你让我试一次。”
他爹看着他。
“输了，我打工还一辈子。”
李根生没有回答。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进屋里去了。
第二天一早，李根生出门了。没说去哪，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三天后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把一个存折放在八仙桌上，推到李成功面前。
“五十万。”
李成功打开存折。数字是五十万，开户名是他爹。存折的边角磨得发白。
“哪来的？”
“房子抵押了。加上你二叔、大舅凑的。”
老家的房子。他爹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
李成功看着那个数字，手指捏着存折的边缘，指节发白。他爹在八仙桌对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
他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他刚刚把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押了出去，给儿子去搏一个他根本听不懂的项目。
李成功站起来，走到他爹面前，跪了下去。
额头磕在水泥地上，闷响一声。又磕了两下。
他爹没有拦他。等他磕完，他爹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往屋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
“别让你娘知道。”
门帘掀起来又落下。屋里只剩李成功一个人，跪在八仙桌前，面前是那本存折。
九
接下来四个月，李成功活得像一条狗。
每天天不亮出门，晚上不知道几点回来。有时候就睡在还没装门窗的毛坯房里，铺几张硬纸板当床，外套当枕头。半夜被冻醒，他就起来走几圈，月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洞里照进来，照在水泥地面上，一片白。
去镇里办手续，跑了不下三十趟。国土所、规划办、镇政府，每个部门都要跑，每个人都得求。他在传达室等人，一等等一个上午。坐在硬板凳上，手里攥着材料，眼睛盯着走廊尽头的门。门开了，人出来了，他站起来迎上去，脸上堆出笑容。那人看都不看他一眼，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收回笑容，重新坐下，继续等。
他学会了把烟藏在袖子里。递烟的时候手指一弹，一根烟就滑出来，动作不露痕迹。学会了被人晾在走廊里的时候脸上还能挂着笑，笑得真诚，笑得让人不好意思不搭理他。学会了说话之前先判断对方的情绪——今天脸色好不好？刚才进去的人有没有挨骂？桌角那杯茶是浓是淡？
最难的一关是土地性质变更。那块地要从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出让地。村支书老陈帮了关键的忙——村里出了一份会议纪要，证明这块地早就协议出让给开发商了，现在只是“补办手续”。会议纪要是李成功写的，措辞改了五遍。老陈盖了章。镇上拿到这份纪要，又收了土地出让金和罚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施工队那边，刘工头一开始不买账。
李成功把欠条的复印件放在桌上，坐在刘工头对面。
“刘哥，林老板欠你八十六万。你找他要了一年多，一分没要回来。”
刘工头咬着牙签，不说话。
“我现在给你四十万。现款。”
“四十万？”刘工头把牙签吐出来，“八十六万的账，你给我四十万？”
“刘哥，你听我说。我不要你八十六万，我一分别给，你继续等林老板。你要四十万，我们签协议，钱到你账上。你怎么选？”
刘工头的腮帮子咬得紧紧的，眼睛瞪着李成功。
他伸出手。
“四十万。现款。少一分我拆了你。”
“成交。”
改造工程同步推进。门窗、水电、外墙，孙国良的建材市场直接供货，成本价。李成功白天跑手续，晚上盯工地。
有一回他在工地上碰到刘工头。刘工头正指挥工人装窗户，看到他过来，递了根烟。
“你小子，真他妈的能熬。”
李成功接过烟，凑到刘工头的打火机上点燃。
“刘哥，你那些工人，钱都拿到了？”
“拿到了。”刘工头吸了口烟，往窗外吐了一口，“我老婆说，今年过年终于不用关手机了。”
两个人站在还没装完的房间里，抽完了一整根烟。
十
改造完成是2004年1月，离春节还有半个月。
那二十四套房子，李成功定了价。一楼二楼每套二十二万，三楼四楼二十万，五楼六楼十六万。这个价格是城东最便宜的商品房，比周边新盘低了将近两成。
开盘那天，他在楼前支了张桌子，拉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手续齐全的红头文件摆在桌上，塑封好的，谁来都可以翻看。
第一天来了二十几组客户。李成功亲自接待，一套一套地讲。他不讲什么“尊贵”“奢华”，他讲的是实打实的东西：户型方正，采光没问题，周围菜市场走路十分钟，小学骑车一刻钟，土地手续齐全，买了就能办证。
有客户问：“这楼之前不是烂尾的吗？”
李成功把手续文件推过去：“您自己看。烂尾是之前，现在手续全了，跟新楼盘一个样。但价格是新楼盘的八折。”
客户翻了翻文件，签了合同。
二十四套房子，两周卖光。
总货值：一楼二楼各二十二万，八套，一百七十六万；三楼四楼各二十万，八套，一百六十万；五楼六楼各十六万，八套，一百二十八万。合计四百六十四万。
扣掉所有成本——接手价一百九十万，手续费五十万，施工队四十万，改造材料人工三十万，杂项十万——总成本三百二十万。
净利润一百四十四万。
按协议，孙国良分七十二万，李成功分七十二万。
加上收回的五十万本金，李成功到手一百二十二万。
他把五十万存回那张蓝色的存折里，连同一万块钱的利息。存折放在八仙桌上，推到他爹面前。一百二十二万，还掉五十万，还剩七十二万。这是他二十五岁那年，用自己的名字赚到的第一笔钱。
他爹打开存折，看了很久。手还在抖，但这次不一样了。
李成功又拿出十五万，找人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了一遍。新刷的墙，新换的瓦，院子里的水泥地重新铺过，那棵枇杷树周围砌了一圈砖。
那年春节，李根生在村里走路，腰杆都直了。
除夕晚上，李成功站在新铺的水泥院子里，看了一会儿烟花。他娘在屋里煮饺子，他爹在门口跟路过的邻居打招呼，声音比往年响了很多。他妹妹从学校回来过年，围着他问东问西。
夜深了，鞭炮声渐渐稀落。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一会儿。
那是2004年的除夕。他二十五岁。距离他第一次站在城东那栋烂尾楼前，不到一年。
这条路走通了。再来一次，他可以做得更大。
他不知道能走多远。但至少，他站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