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原可以从沈兰因十八岁那年写起。
那年她还不叫沈兰因，叫沈二妮。她穿一件月白短衫，跟着会写诗、会吹口琴、也会赌钱的林敬堂，从镇东头的小桥上走过去。她母亲追到桥边，哭得站不住；她父亲提着扁担，骂她不要脸。她没有回头。
许多年后，她对女儿林照水说，不回头不是心硬，是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这话听上去很有骨气。
可是林照水活到六十一岁，才慢慢明白，人世间最靠不住的，常常就是这类有骨气的话。一个女人若真有地方可去，谁会把“不回头”当成本事？所谓不回头，不过是前面没有路，后面也没有路，只好把脖子梗住，让旁人以为她正奔向某个好去处。
林照水也可以从母亲四十七岁那年写起。
那年冬天，林敬堂喝醉了酒，在院门口滑了一跤，爬起来便给了沈兰因一巴掌。他不骂雪，不骂冰，也不骂自己喝酒，只骂沈兰因：“死人啊？不知道扶我？”
沈兰因手里还握着擀面杖。她完全可以砸回去。至少七岁的林照水是这样想的。她躲在门后，急得胸口发疼，恨不得替母亲抡起那根擀面杖，狠狠砸到林敬堂头上。可沈兰因只是站在那里。
那一巴掌把她的脸打偏过去。她慢慢转回来，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空。
那种空，林照水后来在许多女人脸上见过。
她做记者时见过，在被丈夫打断肋骨却说“他平时不这样”的女人脸上；写书时也见过，在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脸上；再后来，她偶尔照镜子，还会在自己脸上见到。
然而这本书真正开始的地方，却是一个阴天的下午。
天气阴得很均匀，像谁把一块旧抹布拧干，平平整整铺在城上空。林照水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在空白文档上敲下一行字：
“我母亲一生最擅长的事，是把自己活成一面白墙。”
只这一句，后面再也没有了。
她盯着那句话，觉得“擅长”两个字刻薄，像在夸奖一种伤口；又觉得“白墙”两个字轻了，配不上沈兰因那一生。可若说沈兰因不是墙，也不完全对。她确实能把许多东西挡住。林敬堂的拳头，邻居的闲话，锅底的糊味，半夜里藏不住的哭声，全被她一层一层刷进白灰里。远看干净，近看才知道，灰底下全是裂缝。
邮件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
“叮”的一声，很轻，很普通，像生活里最不值一提的小声响。林照水本来不该点开。年轻时她采访一个老木匠，老木匠说，人做活的时候，心要像钉子，一锤一锤往木头里进，不能东看西看。林照水记住了这句话，并且在许多文章里用过。她用别人的话，一向比用自己的话稳妥。
可那天，她还是点开了。
发件人是一串乱码。
正文只有一句：
“林老师，你写了一辈子女人的苦，怎么不写写你把自己女儿送走那件事？”
林照水看完，先是笑了一下。
那笑意很短，刚到嘴角就没了。
她以为自己会愤怒，会恶心，会像从前遇到污蔑时那样，立刻想出三五句锋利的话，把对方从头到脚剐一遍。可她什么也没想出来。她只是看见了附件。
一张旧照片。
照片显然是从相册上翻拍下来的，边缘发黄，右下角有一道细小裂纹。二十七岁的林照水站在县医院门口，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那时她还很瘦，头发很黑，眼神里有一种现在想来近乎愚蠢的倔强。
她认得那件灰外套。
也认得那扇门。
县医院的门早拆了，后来修成六层门诊楼，再后来又拆成停车场。可是那门上的白漆，那块斜挂着的“妇产科”木牌，那一小片被雨水泡黑的墙根，她全都认得。
她不认得的，是这张照片。
那一天怎么会有人拍照？
谁拍的？
林照水伸手去拿杯子，杯子已经空了。她又把杯子放下。杯底碰到桌面，发出轻轻一响，她竟然吓了一跳。
一个人年纪大了，常会被年轻时的自己吓着。年轻时做过的事，未必都是勇敢，也可能只是无知；年轻时忍下的事，未必都是坚强，也可能只是没出息；年轻时以为已经过去的事，也未必真过去了。它只是躲在时间后面，等你老了，等你没力气了，再慢慢走出来。
林照水今年六十一岁。
她二十七岁那年生下那个女儿。算起来，那孩子现在应该三十四岁。
三十四岁。
这个数字在她心里停了很久。不是“那个孩子”，不是“当年的事”，不是“错误”，不是“麻烦”，而是一个已经三十四岁的女人。她可能结了婚，也可能离了婚；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没有；可能已经学会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学会在夜里忍住哭，学会在别人问起亲生父母时笑一下，说不清楚。
电话响了。
林照水没接。
电话停了。
过一会儿，又响。
她站起来，去了厨房，把杯子放到水龙头下冲洗。杯口有一道浅浅的茶痕，其实并不明显，她却拿洗碗布反复擦。擦了一会儿，又换成手指。指腹沿着杯口一点一点碾过去，仿佛那道茶痕是某种罪证，只要擦干净了，电脑里的那封邮件也会不见。
电话第三次响起时，她接了。
“照水？”那边的人说，“我是老邢。”
老邢是她年轻时的同事，真名邢仲平，早年在报社跑政法口，后来调去机关，再后来退休，写些回忆文章。那些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凡是他当年没干成的事，到了回忆里都干成了；凡是别人干成的事，到了回忆里都离不开他的指点。林照水很多年没见他，也没想过再见。
她说：“老邢，有事？”
“没什么，问问你身体。”老邢笑了两声，“听说你最近要写新书？”
“嗯。”
“写你母亲？”
“嗯。”
“挺好，挺好。”老邢停了一下，又说，“照水，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通常，一个人说不知道该不该问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自己要问，并且非问不可。
林照水没吭声。
老邢果然问了：“听说你年轻时卖过一个孩子？”
客厅里静了下来。
墙上的挂钟一下一下走着。那挂钟是沈兰因留下来的，木壳，黄铜摆锤，走起来声音偏大。过去林照水嫌它吵，几次想换掉。可每次站到椅子上，手刚碰到钟，又放了下来。她说不清为什么。也许人到后来都靠一些旧声音活着，那声音未必好听，但能证明从前的日子不是编出来的。
她张了张嘴。
没有声音。
老邢在那头说：“你别误会啊，我当然不信。现在网上什么话都有，越脏越有人传。我就是提醒你一声，别被人做文章。你们这些有名的人，一点小事都容易闹大。”
有名的人。
一点小事。
林照水忽然想笑。
她一个六十一岁的女人，腰椎不好，胃也不好，夜里常常失眠。她写过几本书，得过几个奖，年轻时在电视上露过几回脸。菜市场卖鱼的老张认得她，每回多给她两根葱。小区门卫也认得她，快递到了会喊一声“林老师”。这样就算有名。
至于小事，一个孩子从母亲怀里被抱走，从此三十四年下落不明，原来也能叫小事。
她仍旧说不出话。
“照水？照水？你在听吗？”
林照水把电话挂了。
她坐回书桌前，屏幕还亮着。
那句话仍在那里：
“我母亲一生最擅长的事，是把自己活成一面白墙。”
她忽然觉得这句话不只是写沈兰因，也是写她自己。甚至，也写那个她没有养大的女儿。
三代女人，一层一层被刷白。远看干净，近看全是旧裂缝。裂缝里藏着水渍、霉斑、钉眼、撕掉年画后留下的纸屑，藏着一些人不肯承认的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