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7日。顿涅茨克州，大毛临时营地。
凌晨四点的夜空被一道道橘红色的抛物线撕开，那是“冰雹”火箭炮在几公里外开火。密集的发射声如同巨兽的喘息，每一声都震得地面微微颤抖。安德烈·索科洛夫蹲在战壕里，双手紧握着AK-74M，手指冰凉，掌心却全是汗。
“新兵蛋子，枪口朝下。”旁边的谢尔盖·莫罗佐夫懒洋洋地说了一句，甚至没有看他一眼。这个三十五岁的老兵靠在战壕壁上，嘴里叼着一根已经灭了半小时的烟，眯着眼睛似乎在补觉。
安德烈连忙把枪口压低。来之前教官说过，战壕里走火打死自己人的概率比被敌人狙杀的概率还高。
他今年二十二岁，来自伊尔库茨克。两个月前他还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木材加工厂干临时工，酗酒被部队开除的经历让他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母亲玛丽亚·索科洛娃每个月靠一万两千卢布的养老金过活，连买面包都要算计。后来一个叫叶夫根尼的老乡告诉他，去“瓦格纳”签个合同，干半年回来，账就清了。
“杀人还是被杀，总比饿死强。”叶夫根尼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喝一罐廉价啤酒，眼神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安德烈签了四个月的合同，预支了六十万卢布，留了二十万给母亲，剩下的还了债。八月初被拉到罗斯托夫，训练了不到两周就送到了前线。教官说他们运气好，赶上好时候了——巴赫穆特这儿的大毛军队已经开始松动了，再推几公里就能进城区。
“推几公里。”安德烈当时心里想，教官说这话的语气就像说去超市买包烟一样轻松。
炮击声暂时停了。周围忽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远处夜鸟的叫声。然后有人开始说话，用各种方言——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远东来的，还有一个口音重得让安德烈几乎听不懂，后来才知道是车臣那边的。
“准备。”谢尔盖忽然睁开眼睛，把灭了的烟头塞进口袋里——瓦格纳的规定，不许在地上留下任何痕迹，包括烟头。他拍了拍安德烈的肩膀，“跟着我，别跑前面，也别掉队。听见机枪响就趴下，听见炮响就别动——如果炮弹朝你来，你怎么动都没用。”
安德烈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干得像塞了沙子。
“记住，”谢尔盖凑近了一点，声音低得只有安德烈能听见，“这里没人关心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你只需要做两件事：开枪，活着。顺序别搞反。”
哨声响起。安德烈跟着前面的人影翻出战壕，脚下的土地松软得像刚耕过的田。他跑了几步才发现那不是田——那是被炮弹反复犁过的地面，弹坑摞弹坑，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黑暗中有人摔倒了，骂了一声，又爬起来继续跑。
“两翼散开，间距十米！”有人在前头喊。
安德烈看见前方几百米外有一排低矮的树线，树线后面隐约有建筑轮廓。那是巴赫穆特城郊的第一道防线。教官在训练场用白灰画过简易地图——树线后头是二毛第53机步旅的前哨阵地，大约一个排的兵力守着几栋民房和一处废弃的加油站。
他们接到的情报说，二毛这两天在轮换，防线有空档。
“注意，左边树林！”谢尔盖忽然低声吼道，同时一把抓住安德烈的防弹背心把他拽倒在地。
一串子弹从头顶扫过去，打在身后的泥地上，发出噗噗噗的闷响。
“机枪阵地，十一点方向，两百米。”谢尔盖趴在地上，语气依然平静，“你在这儿别动，我绕过去。”
安德烈还没反应过来，谢尔盖已经像一条蛇一样贴着地面消失在夜色里。他一个人趴在开阔地里，四周全是草，草叶在他脸上刮来刮去。那挺机枪还在响，间歇性地短点射，像一个老练的猎人在试探草丛里有什么动静。
安德烈把脸埋在泥土里，闻到了硝烟、血腥和腐烂混合的气味。他后来才知道，他趴着的那块地，三天前刚死过七个人。
枪声停了。
“移动，快！”谢尔盖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安德烈爬起来拼命往前跑，战术靴踩在泥水里发出呱唧呱唧的声响。他跑进了树线，看见谢尔盖蹲在一棵被炸断的松树后面，胸口的战术背心上挂着一颗还在冒烟的卵形手雷——那是二毛军队的F-1式。
“帮我摘下来。”谢尔盖说。
安德烈的手抖得厉害，他抓住手雷的保险握片，使劲一拔，把整颗雷扔进了旁边的弹坑里。轰的一声，弹坑里腾起一股泥浆。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尔盖平静地说，然后转身朝前方的建筑物摸过去，“走吧，欠你的。”
二、维克多
同一时刻，巴赫穆特城东，二毛第93机械化旅阵地。
维克多·伊万年科被爆炸声震醒的时候，手表显示凌晨四点十七分。他躺在一条用沙袋和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上，身上盖着一件湿透的雨衣。雨三天前就停了，但雨衣一直没干过。
他掀开帐篷帘子，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东方的地平线被炮火映成暗红色，每隔几秒就有新的火光炸开，像是有人在用打火机反复点燃一片汽油。
“又是老一套。”他的搭档奥列格·谢甫琴科坐在弹药箱上，正在用一块破布擦拭一枚“标枪”导弹的控制单元。“先炸一小时，然后步兵上。你说他们有没有想过换个花样？比如早上八点再炸，让我们睡个好觉。”
维克多没有接话。他蹲下来检查自己的装备——防弹插板有没有裂痕，急救包里的止血带还在不在，步枪弹匣是不是压满了。三十四岁的老兵习惯在每一场战斗前做同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曾经有一次他的弹匣只装了二十八发子弹，那个缺口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是苏梅人，家在苏梅州的一个小村子里，离大毛边境不到四十公里。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时他二十六岁，刚从军队退伍两年，在村里养牛。后来征兵办的人来找他，他二话没说就报了名——不是因为爱国，是因为他不知道除了扛枪他还能做什么。
那一年他在顿涅茨克机场附近打了九个月，亲眼看着自己的排长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成两截，看着最好的朋友踩上反步兵地雷，看着一排排新兵从训练营送到前线、三天之内死掉一半。
“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排长生前喜欢说这句话。后来排长死了，凋零的速度比谁都快。
“维克多，”连长萨沙·邦达连科中尉掀开帐篷帘子走进来，“情况不对。大毛这次的火力密度比前几天大了一倍，而且集中在我们左翼。‘眼睛’说看到至少两个连的步兵在集结。”
“眼睛”是他们给无人机操作员塔拉斯·梅尔尼克起的外号。这个二十八岁的基辅IT工程师用大疆Mavic改装了一架侦察无人机，白天黑夜都能飞，能从三千米高空看清一个人脸上有没有胡子。
“增援呢？”维克多问。
“第53旅的兄弟在右翼顶着，但他们已经打了四天没轮换，弹药也不够了。旅部说最快明天早上才能派人过来。”萨沙中尉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疲惫，“我们得撑到天亮。”
维克多点了点头，扛起“标枪”导弹的发射筒走出帐篷。天边已经开始发白，炮火的反光在这种光线里显得更加刺目。他看见左翼大约八百米外有一排民房，那就是二毛防线的第一道支撑点——由第53旅一个排驻守的“五月”阵地。
“五月”阵地上空忽然升起三发红色信号弹，接着是一连串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
“大毛开始冲击了。”奥列格站到维克多旁边，举着望远镜望向那边，“至少三十个人，两翼包抄。坦克掩护——我看见一辆T-72，在树线后面，距离大约一千二百米。”
维克多扛起“标枪”发射筒，打开热成像瞄准镜。在墨绿色的画面上，那辆T-72坦克的发动机舱像一个白色的热源方块，清晰地框在十字准星里。他扣下导引头激活扳机，等待几秒钟让导弹的焦平面阵列锁定目标，然后按下了发射键。
导弹从发射筒里冲出去的声音不大，像一声沉闷的咳嗽。它先是垂直爬升了十几米，然后弹翼展开，弹体猛然转向目标，以超音速从顶端俯冲而下。八秒钟后，一千二百米外腾起一团橘红色的火球，浓烟裹着钢铁碎片升到三十米的高空。
“好的，命中！”奥列格喊了一声。
但维克多没有高兴。他看见左翼“五月”阵地的枪声明显稀疏了，而大毛的冲击队形还在前进——他们穿过了那辆被击毁的坦克两侧，像一群蚂蚁一样涌向那排民房。
“他们疯了。”维克多低声说。他不记得见过大毛这么不要命的打法——前面的队形被炮火覆盖了，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冲，中间几乎没有停顿。
“五月”阵地忽然响起一连串急促的自动步枪声，夹杂着喊叫和爆炸。维克多从那声音里听出了一种东西：绝望。
“维克多，带你的班上去支援。”萨沙中尉在电台里下令，“奥列格留在这儿盯着坦克。快！”
维克多做了一个手势，身后的六个人立刻跟着他跳出战壕，沿着一条被踩出来的交通壕向左翼跑去。他们跑过一片废墟——那里曾经是一栋两层楼的民宅，现在只剩下一面墙还立着，墙上挂着一幅圣像画，画里的圣母玛利亚被弹片削去了半边脸。
跑到“五月”阵地后方时，维克多看见了一个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阵地上已经没有活人了。或者说，没有完整的活人。大毛的第一次冲击就把这个排的防线打穿了，剩下几个伤员被围在最后一栋房子里，用手雷和刺刀抵抗。维克多看见一个二毛士兵——也许是个下士，肩章被血糊住了看不清——从窗户里扔出一颗手雷，然后自己翻出窗户，端起步枪朝二十米外的大毛士兵扫射，直到胸口中了至少五发子弹，跪在地上，头垂下去，身体还在轻微抽搐。
“火力掩护！”维克多喊道，同时架起“标枪”——但这玩意儿打不了这么近的目标，他拔出腰间的手枪，从侧面朝正在围剿那栋房子的大毛士兵射击。
他的班组里有一挺PKM机枪，射手是年轻的伊万·科瓦连科，才二十三岁，战前在利沃夫开出租车。伊万把机枪架在一堵矮墙上，开始长点射，弹壳像爆米花一样从抛壳窗里蹦出来。
大毛被这突如其来的侧射打懵了，有五六个人当场倒地，其余的人退进了旁边的建筑物里。维克多趁机冲进那栋被围的房子，里面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地板上躺着三个重伤员，其中一个已经没了呼吸。还有一个靠墙坐着，双腿从膝盖以下全没了，断口处用止血带勒得发紫，脸上却没有痛苦的表情，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医护兵！”维克多朝门外喊。
那个士兵听见维克多的声音，慢慢转过头来，眼睛浑浊得像死鱼眼。他张了张嘴，说了一句维克多没听清的话。
维克多凑过去。
“水。”那个士兵说。
维克多把自己水壶里最后一点水倒进他的嘴里。士兵喝了两口，忽然全身剧烈地抽搐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维克多站起来，看见门外奥列格正在朝他挥手，嘴巴一张一合地喊什么。但炮声太大了，他听不见。
他走出去的瞬间，一枚120毫米迫击炮弹落在了他刚才站立的位置——也就是那栋房子的屋顶上。整栋房子像纸牌一样塌了下去，灰尘和碎片涌出来，把维克多掀翻在地。
他趴在瓦砾堆里，耳朵嗡嗡作响，嘴里全是土。等他抬起头，那栋房子已经不存在了。连同里面剩下的两个重伤员和正在救治他们的医护兵，全都不存在了。
三、阿列克谢
2022年8月8日。基辅，中央火车站。
阿列克谢·彼得罗夫站在月台上，肩上挎着一个军用背包、一个摄影器材箱，手里还拎着一件防弹背心。他的记者证别在胸前的口袋里，证件照上的他比现在年轻至少十岁——那张照片是2014年拍的，就在顿涅茨克机场战役爆发前。
他今年四十岁。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做了十五年的战地记者，报道过2014年的顿巴斯冲突、2015年的杰巴利采沃战役，也去过叙利亚的阿勒颇。他的报道以中立著称，既采访过二毛士兵，也进过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区。这让他两边都不讨好——二毛安全局曾经吊销过他的采访资格，顿涅茨克那边的民兵也把他列入过黑名单。
“你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他的前妻娜塔莎说过，“你连让我满意都做不到。”
他们三年前离婚了。娜塔莎带着女儿搬到了利沃夫，现在跟一个卖二手车的商人住在一起。阿列克谢每个月寄两千格里夫纳的抚养费，偶尔打电话过去，女儿已经不太愿意跟他说话了。
“去巴赫穆特？”月台上一个背着步枪的国土防卫旅士兵问他。
阿列克谢点了点头。
“那你需要这个。”士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电工胶带，递给他，“把记者证上的二毛标志贴住。大毛那边的人专门盯着这个打。”
阿列克谢接过胶带，犹豫了一下。他从来没有遮过记者证上的标志——他觉得那是记者的尊严。但士兵说的有道理，尊严不能挡子弹。
他把胶带贴在了证件上。
火车开动了，是一列老旧的柴油车，车厢里挤满了士兵和志愿者。有人在地上铺了睡袋睡觉，有人在打牌，还有人在用手机跟家人视频通话。阿列克谢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翻看他的采访笔记。
上面记着一些名字和数字：
“维克多·伊万年科，93旅，2014年老兵，苏梅人。手机号……”
“巴赫穆特，战前人口7万，现有居民约1.5万，大部分在城外地下室。”
“大毛炮击频率：每24小时约200-300次，每次2-10发。”
“二毛每天伤亡：约20-50人。”
这些数字在纸面上看起来冷冰冰的。阿列克谢知道自己到了现场之后，每一个数字都会变成一张具体的脸、一声具体的惨叫、一摊具体的血。
火车开了六个小时，到达顿涅茨克州的克拉马托尔斯克。阿列克谢在这里换乘一辆民用面包车——司机会把他送到距离巴赫穆特最近的安全点，大约十五公里外的一个村子。
面包车的司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头发花白，左手缺了两根手指。阿列克谢上车的时候，司机看了他一眼，问：“记者？”
“记者。”
“我载过很多记者。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没回来。”司机发动了引擎，“你买保险了吗？”
阿列克谢没有回答。
面包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检查站。每个检查站的士兵都会检查阿列克谢的证件，问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去那里？”阿列克谢给的也是同样的答案：“因为那里在打仗。”
下午四点，司机把车停在了一个村子入口的加油站旁边。从这里往东再走十五公里就是巴赫穆特，但司机不愿意往前开了，因为那段路是大毛炮兵的覆盖范围。
“前几天有一辆志愿者的小巴在那段路上被炸了，六个人，全死了。”司机说，“你往前走一公里，有一个二毛的转运点，他们应该有车去城里。”
阿列克谢付了车费，背起装备开始步行。八月的顿巴斯平原热得像烤箱，空气里弥漫着干草和柴油混合的气味。路两边是大片的向日葵田，金色的花盘朝着太阳，看起来宁静而美好。
但阿列克谢知道，那些向日葵田下面埋着地雷。
走了一公里，他果然看到了一个转运点——几辆军用卡车停在一栋废弃的谷仓旁边，十几个士兵在搬运弹药箱。一个穿迷彩服的中尉看见他走过来，皱了皱眉。
“记者？”中尉问。
“阿列克谢·彼得罗夫，‘乌克兰真理报’的特约记者。”他亮出了证件——电工胶带还贴着。
中尉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他，说：“我们刚好有一辆车要去城里送物资，你可以跟着。但我提醒你，城里现在每天死几十个人，大毛的炮弹不长眼睛。你要是被打死了，你的报纸会怎么报道？‘英勇的记者为国捐躯’还是‘白痴记者自己找死’？”
“他们会报道真相。”阿列克谢说。
中尉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上车吧，白痴。”
卡车的驾驶室里挤了三个人——阿列克谢、中尉和一个年轻的通信兵。车厢后面装的是弹药和几箱医疗物资。车开上公路之后，中尉让通信兵打开电台监听频率。
“大毛的无人机一直在这一带巡逻，”中尉解释道，“听到他们的无人机频道，我们就得停车找掩护。”
车开了大约十分钟，通信兵忽然举起手：“无人机，海鹰-10，方位三二零，距离大概五公里。”
中尉立刻踩下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排树后面。三个人下了车，蹲在路边的排水沟里。阿列克谢抬头看向西北方向的天空，什么也没看见。
“在那儿。”中尉指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黑点说。
阿列克谢从背包里取出长焦镜头，装上相机，对准了那个黑点。镜头里清晰地显示出一架小型无人机，机身细长，翼展大约两米，机腹下挂着一个球形光电吊舱。
“海鹰-10，”阿列克谢自言自语，按下快门，“大毛最常用的战术侦察无人机。滞空时间十小时，航程六百公里，造价大约五万美元。你们怎么对付它？”
“用电子的办法。”中尉说，“或者用步枪。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架无人机在天上盘旋了五分钟，然后朝东边飞走了。中尉等了一会儿，确认没有炮火落下，才重新发动卡车继续前进。
“它在找目标，”中尉说，“找到了就会呼叫炮兵。我们运气好，它没发现我们。”
阿列克谢没有回话。他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看见了许多被炸毁的房子、烧焦的车辆、以及路边插着的小白旗——那是地雷区的标志。
二十分钟后，卡车进入了巴赫穆特城区。
阿列克谢第一次看见这座城市的废墟时，想到了一个词：末日。
街道上几乎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有的房子屋顶塌了，有的墙壁裂开了，有的整个楼体倾斜了四十五度，像是一个巨人随手扔掉的积木。街面上到处都是碎玻璃、砖块和瓦砾，偶尔能看到一辆被炸毁的民用汽车，车身上满是弹孔，座椅上还有血迹。
但城市还活着。阿列克谢看见有人在街上骑自行车，有老人在废墟里翻找可以用的东西，有小孩在空地上踢一个瘪了的足球。这些画面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诞——就像是在一座墓地里看见有人在开派对。
中尉把车停在了一栋半塌的学校建筑前，这里是第93旅的临时指挥部。阿列克谢下了车，扛着设备走进大楼。走廊里弥漫着灰尘和消毒水的气味，有几个担架从楼梯上抬下来，上面躺着伤员，一个军医跟在后面，手里的输液瓶晃来晃去。
“找维克多·伊万年科。”阿列克谢拦住了一个路过的士兵。
“维克多？”士兵指了指楼上，“二楼左手第三间。他刚从城东撤下来，左胳膊挂了彩，这会儿应该在医务室。”
阿列克谢上了二楼，推开了医务室的门。
房间里弥漫着血腥味和碘伏的气味。四张行军床上躺着四个伤员，一个护士正在给其中一个人的大腿包扎伤口。靠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留着浓密的胡须，左小臂缠着厚厚的绷带，右手端着一杯茶，正在慢慢地喝。
“维克多·伊万年科？”阿列克谢问。
男人抬起头看着他。那是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疲惫，也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超越了这些情绪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我是维克多。你是谁？”
“阿列克谢·彼得罗夫，记者。我想跟你聊聊巴赫穆特。”
维克多看了他几秒钟，然后低头喝了一口茶。
“想聊什么？”
“关于今天早上的战斗。我听说你的班组救了‘五月’阵地上的人。”
“没救成。”维克多说，“他们全死了。我的兵也死了两个。”
阿列克谢在他对面坐下来，打开了录音笔。
“你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战况吗？”
维克多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远处传来一阵炮击声，地板微微震动。
“你想听真话吗？”维克多终于开口了。
“我只听真话。”
“真话就是，”维克多说，“巴赫穆特是一个绞肉机。我们每天往里面填人，大毛每天往里面填人，然后绞肉机把它们搅碎了吐出来，变成数字、变成新闻、变成政客嘴里的‘战略意义’。”
他又喝了一口茶。
“但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不是数字。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人、有还没做完的梦。今天早上死在我面前的排长萨沙，他儿子才四岁，昨天还在视频通话里叫他爸爸。那个双腿被炸断的士兵，他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最后说的一个字是‘水’。”
维克多的声音没有颤抖，但阿列克谢看见他握着茶杯的手指关节发白了。
“你想知道巴赫穆特是什么样子？”维克多把茶杯放在床头柜上，站起来，“跟我来。”
他带着阿列克谢走出医务室，穿过走廊，来到大楼的顶层——一个被炸出一个大洞的天台。维克多指了指东边的方向。
“你看。”
阿列克谢望过去。在夕阳的余晖中，巴赫穆特城东的天际线被一层灰色的烟尘笼罩着，烟尘下是密密麻麻的建筑轮廓——或者说是建筑残骸。一栋九层高的公寓楼像被一把巨刀从中间劈开，左半边还在，右半边已经彻底坍塌。一座东正教堂的钟楼还立着，但顶上的金十字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二毛国旗，在硝烟中猎猎作响。
更远处，大约三公里外，阿列克谢能看见大毛阵地上冒出的火光，像是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的。
“明天早上，”维克多说，“那些火光会变成炮弹，落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我们的人会死，他们的人也会死。然后后天，同样的事情再来一遍。”
他转过身看着阿列克谢。
“你想报道真相？这就是真相。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没有什么荣耀。只有屎、血、老鼠和无穷无尽的炮声。”
阿列克谢没有说话。他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了那片废墟，按下了快门。
快门咔嚓一声，像是这座城市最后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