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杨玄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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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七年，公元611年。
山东长白山脚下，一个叫王薄的老兄，干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事情——他造了隋帝国的反。
说起来好笑，王薄既不是什么豪门贵族，也不是什么割据一方的军阀，他就是一个铁匠。据邹平地方史志记载，王薄原是邹平县的一名铁匠，打铁为生。在那个年头，铁匠可不是什么舒服行当——打一把刀卖不了几个钱，可征兵征徭役却一样躲不掉。隋炀帝三征高丽，铁匠铺里的生意眼看着就没法做了：年轻人都被拉去当炮灰，谁还来买农具？王薄一想，光这么熬下去也是个死，不如反了算了——打铁的锤把都能抡起来砸官军，还怕什么？
王薄写了一首歌，传唱四方，史称《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橛苔矛错指甲翘，咸乐，不过五。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再去辽东送死了！就算要死，也得死得值当，不如跟官军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这首歌一传开，山东、河北的百姓纷纷投奔王薄。一时间，长白山成了反隋的大本营。王薄自号“知世郎“，意思是“世上已经没人管咱们死活了“。一个铁匠，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大隋帝国的遮羞布，就这样被一个抡过大锤的汉给扯了下来。
但问题来了：一个打铁的，凭什么能搅动天下？
答案藏在大隋帝国建国以来的三笔糊涂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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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笔账：地不够种，人却越来越多。
这事得从隋文帝杨坚说起。
公元581年，杨坚以外戚身份篡了北周的位，建立隋朝。十几年后，他灭了南陈，统一了中国。那时候的中国刚打完几百年乱世，人口死了一大半，土地却还在——一个村子打完仗剩下二十户，那八十户的地就空出来了。均田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开的：国家按人口分地，每丁一百亩，其中二十亩永业田死了也不收回，剩下的八十亩露田人死退还国家。你种地就得交租服役。
这套制度在开皇初年运转得挺好。为什么？因为地多人少，分到一百亩，就算只种八十亩，刨去上交国家的，剩下够养活一家老小。史书说那时候“天下户口岁增，府库盈溢“，国家粮仓里的粮食多到吃不完。
但问题也出在这个“户口岁增“上。
古代没有避孕套，没有计划生育，人是越生越多。土地呢？不好意思，就那么些，不会凭空多出来。老子分了一百亩，到儿子这一辈还是一百亩，可儿子娶了媳妇，又生了两个儿子——一百亩分给三家人种，每家才三十来亩。这日子还怎么过？
更要命的是，分给你的地不是一次性给你的，而是慢慢给的。你成丁了，先给你二十亩永业田，露田要等国家有空余才分。可等国家有空余？等你等个三年五载都是常事。这段时间你没地种，却还得交租服役，比黄连还苦。
所以均田制的根本矛盾就是：土地增长的幅度，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幅度。国家手里的可分配土地越来越少，依附于土地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个矛盾，在隋炀帝手上彻底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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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笔账：皇帝要干事，钱从哪来？
杨广一上台，就干了三件大事：建东都、修大运河、三征高句丽。
这三件，单拎哪一件都是超级工程，放在一起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先说建东都。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在洛阳建造新都城，每月征发民夫两百万人，日夜不停地干活。洛阳城里光皇宫就修了三年，用的木材全是江南深山里的珍贵木料，从江南运到洛阳，一根木材的运费比同等重量的银子还贵。
再说大运河。这条河从洛阳出发，南抵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全长四千多里，是世界上最早的超级运河之一。隋炀帝修这条河的理由冠冕堂皇——贯通南北漕运，方便运粮运兵。可实际上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他个人巡游江都的虚荣心。他坐着豪华龙舟从北到南走一趟，船上光拉纤的民夫就有八万多人。
最后是征高丽。从公元612年到614年，隋炀帝三次亲征高句丽，每次动用三四十万人。问题是，打了三次，三次都没打赢。第一次三十万人出发，回来只剩两千七；第三次倒是打下来了，可高句丽国王假装投降，隋军一撤他又翻脸不认。
三次远征，把大隋国力彻底打空了。农民不去种地了，地就荒了；地一荒，粮食减产；粮食减产，税收收不上来；收不上来，皇帝就继续加重剥削——死循环。
《隋书·食货志》记载那时候的情景：“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你看河北河南，老百姓穷得人吃人；你看江淮之间，大片土地长满野草。为什么没人种？因为人都被抓去服役了，地里长的粮食还不够交租的，谁还愿意种？
这下您明白了吧？帝国崩溃的根源，不是奸臣当道，不是外族入侵，而是帝国那套制度，把农民往死里逼。农民没有活路了，只剩下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造反。王薄选择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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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笔账：老实人吃亏，逃税的永远是聪明人。
你可能要问：隋炀帝这么折腾，就没人管管？
管不了，也不敢管。
隋文帝时搞过一次“大索貌阅“——全国人口大普查。普查人员挨家挨户核对年龄、长相，看你有没有虚报户口、偷税漏税。结果令人震惊：仅开皇三年这一次，就查出四十四万逃避赋役的成年男丁，还有一百六十多万被隐报的人口。这些人去哪了？要么是豪强的荫庇佃客，要么是逃亡的农民。
那什么叫“输籍定样“？就是你家到底该交多少税、服多少役，政府给你定个标准，写在册子上，以后照此执行。这本来是防止地方官员乱摊派的好事。可标准一定死，实际状况却在变。
第一，官僚和豪强永远有办法逃税。他们有的是办法把户口挂在别人名下，或者贿赂地方官少报、漏报田产。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人均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开头几代还好，等到后来，每家承担的赋役却跟以前一样重——可地少了一半啊。
第三，隋炀帝的三征高丽，把所有矛盾都引爆了。平时还能勉强糊口的自耕农，被征去修河、修宫、当炮灰，回来发现地荒了、老婆孩子饿死了，官府还追着你要下一季的租调。你说你反不反？
所以王薄一造反，天下纷纷响应，因为此刻的隋帝国已经是遍地干柴。王薄的那首歌，喊出了几百万农民心里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莫再为辽东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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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薄的起兵，是大隋崩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他之后短短几年，山东、河北、河南、江淮，遍地烽烟。瓦岗寨的翟让、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这些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小吏，有的是地方豪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被这个帝国逼到墙角的人。
而在这所有矛盾的最中心，坐着一个自诩才华横溢、却把万里江山折腾得支离破碎的皇帝——隋炀帝杨广。
毛主席有一个特别精辟的评价。1964年3月，他说：“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能写诗不代表能当皇帝，更不代表能把国家治好。
王薄在长白山举起反旗的那一年，距离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不过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一个帝国，从极盛到极衰。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你越是想干大事，越容易把大事干砸；你越是追求宏伟的目标，越容易忽视脚下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当杨广在洛阳的宫殿里挥斥方遒的时候，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千里之外那些正在饿死或即将饿死的农民，有一天会把他亲手缔造的帝国，撕成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