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虽说已入春季，但早晨还是凉薄。天还没亮，雨很小，雾蒙蒙的雾气裹着灯光，把整条巷子染成灰蒙蒙的颜色。空气里弥漫着雨后青石板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被雨水冲得很淡。远处有几个围观的街坊，被警戒线挡着，窃窃私语声断断续续飘过来。她把那些声音隔绝在外，笔尖只在纸上沙沙响。法医的灯照着青石板路，光晕散开。她站在警戒线外，撑着伞，抱着笔记本，钢笔在纸上沙沙响，她抬头看了一眼死者的方向。法医的灯照着那团模糊的轮廓，光晕在水汽里散开，像一朵开败的花，法医蹲在死者旁边，戴着白手套，翻动死者的手腕。手电筒的光照在指甲缝里，他凑近看了看，回头喊了一声：“指甲里有东西。”旁边有人递过来镊子和证物袋。他用镊子仔细地夹出几片细小的碎屑，动作很轻，放进透明的证物袋里。袋子上用笔写了一个编号，递给了旁边的助手。他摘下手套，“死者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指甲里的皮屑要等化验。”
她听着，笔没有停。把死者手腕的姿势画了下来，又把法医蹲在地上取证的动作勾了几笔。她画得很快，但每一笔都准。她在画现场速写。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短上衣，西式的版型，扣子是盘扣。下身是同色系的纱裙，层层叠叠的，在微风里慢慢地飘。半扎发垂落在肩颈，羊脂玉似的肌肤在雨夜的灯下白得反光。穿着一双高跟鞋。整个人看起来清冷又疏离，远远的，有人喊：“顾探长来了。”
皮鞋踩在湿地上，声音很沉。脚步声在她身后停下。她闻到烟味、雨水的腥气，还有一点很淡的古龙水。皮鞋踩在湿地上，声音很沉。脚步声在她身后停下。
“你是记者？”他问。声音不高，但很沉，像从胸腔里压出来的。
她抬起头。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肩线很挺，衣摆被雨水打湿了一截，颜色沉下去，变成近乎黑的深灰。风衣里面是熨帖的深色西装，领带系得很规整，衬衫领口却松开了一颗扣子——不仔细看不出来。皮鞋是黑色的，沾了泥，但擦得很亮。
整个人像是从夜色里走出来的。暗色系，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但他站在那里，你没办法不注意他。
她先看到他的下巴——线条很硬，有青色的胡茬，但刮得很干净。然后看到他的嘴唇，薄，抿着，不笑。再往上是鼻子，很挺，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旧疤。
最后是眼睛。很深。不是颜色深，是像一口井，你看不到底。但你隐约觉得，底下有什么东西。
不到两秒。她低下头。
“嗯”她说。
声音不高不低，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在课堂上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女学生。礼貌的，疏离的，挑不出毛病的。
他站在那里，没走。
雨声很大。但他听得见她的呼吸——很轻，很均匀。还有她的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沙，沙，沙，不急不躁，她盯着死者的手看了最后一眼，把那一处阴影补完。合上笔记本，拧上笔帽，动作很慢，像在确认什么。
副手走过来，递了根烟。他接过来，没点。
他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握着钢笔的那只手，很白，指节分明。不是那种没做过事的白，是骨子里透出来的、像瓷器一样的白。
不像记者的手。像什么？他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那只手不该出现在清晨的案发现场。
“画完了？”他问。
她把笔记本合上。“好了。”声音不高不低，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收起笔，微微颔首。礼貌的，疏离的，挑不出毛病的。
“你是哪家报社的？”他没有让她走。
“沪江日报。”她报了一个名字，他记下了。他看着她，总觉得哪里不对——说不上来，就是太对了。她的穿着、她的语气、她的礼貌，一切都对。但他在这个行当里待了十年，知道“太对”本身就是一种不对。
“这个案子，你怎么看？”他突然问。
她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是今早她第一次真正“看他”——不卑不亢，不躲不闪。她的眼睛很深，像一口井。
两个人对视了两秒。
她先移开了目光。“我是记者，不是侦探。”她说。然后转身走了。纱裙在风里飘了一下，消失在雾里。
副手凑过来：“探长，这谁啊？”
他看着雾气。“不知道。”
她回到租住的小屋，拉上窗帘，把笔记本摊开。不是画稿，是另一本——用旧牛皮纸包着。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名字，有些划掉了，有些还空着。她拿起笔，在最新的空白处写下一个日期。然后合上本子，锁进抽屉。没有开灯，她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他回到巡捕房，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写报告。写了三行，停住了。他在想那个字——“嗯”，一个字，没有多余的情绪，平静到不正常。他把笔放下，点了一根烟。烟雾升起来，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办过上百个案子，见过上百个记者、画师、目击者。从来没有一个，让他回到办公室以后，还在想。他把烟掐灭了。告诉自己：只是因为案子太蹊跷。但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不是因为案子。
第二天一早，她走进报社。同事递给她一杯水：“尹念，你的。”
她说谢谢。水是凉的。她看着那杯凉水，没有喝。她的桌上，放着一份今天的报纸。头版是她昨晚画的那张现场速写。署名：疏桐。她拿起笔，开始写今天的稿子。钢笔在纸上沙沙响。窗外，雨还在下。
他站在巡捕房窗前，看着雨。
副手进来：“头儿，沪江日报的人来送稿子了。”
“嗯。”他没有回头，但停了一下。
门开了，脚步声进来。不是她的。他继续看着窗外。雨还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