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北平。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进腊月，护城河就冻透了，冰面上裂开的纹路像一张绷得太久、终于绽开的蛛网。城墙上的旭日旗被冻得硬邦邦的，风过来也吹不动，只偶尔发出干涩的啪嗒声，像什么东西在哑着嗓子敲。
天色从早到晚都是灰的，分不清是云还是烟——日本人办的工厂在城西没日没夜地冒着黑烟。那不是寻常的烟雾，是煤粉和化学废料掺在一起烧出来的，浓得发黏，风一吹不散，只往低处压，把整座城裹得像喉咙里堵了一口痰，吞不下去，吐不出来。煤灰落满瓦檐，落在人肩头上，也落在护城河的冰面上。冰本来是白的，现在灰了。
街上的人走路都低着头。不是怕风，是怕眼睛对错了地方。
前门大街的路口，一支六人的宪兵巡逻队正从南往北走。
带队的是个军曹，左手按着腰间的军刀刀柄，右手随着步伐有节奏地摆动。他穿的军大衣和普通日本兵不一样——领章是黑色的，左臂上套着一方白色袖标，上面印着红色的“宪兵”二字和所属部队的番号，在满街的灰色调里白得扎眼。大衣下摆过膝，衣料厚实挺括，走路的时候不怎么起褶。他目视前方，下巴微微扬起，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钉靴踏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发出整齐划一的咔、咔、咔。
他身后跟着四名步枪手，每人都背着一支三八式步枪，刺刀没有收进鞘里，明晃晃地竖在肩后。最后一名步枪手牵着一只军犬，德国牧羊犬，毛色黑黄相间，项圈上的皮带绷得很紧。那只狗不出声，但舌头吐在外面，呼出的白气比人的粗。
巡逻队经过的时候，街上的声音自动矮了下去。卖糖葫芦的小贩把吆喝吞回嗓子里，拉洋车的把车往路边靠了靠，一个穿棉袍的老头停住了脚，低头等着——不是被喝令，是自己停的。没有人敢动，也没有人敢看，但所有人的耳朵都在听：钉靴的声响，军刀刀鞘在腰带上的轻微磕碰，军犬喉咙深处那一阵低沉的呼噜。
那个军曹的目光从街上扫过去，像一把不快但很重的刀。他没有看任何人，但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他。
钉靴的声音从街这头碾到那头，慢慢远了。军犬的呼吸声也消失在拐角。
直到最后一个步枪手的背影看不见了，街上才有人开始动。先是一个孩子挣脱了他母亲的手跑出去，然后是拉洋车的重新握紧车把。但吆喝声没有马上回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一时弹不起来。
拐角的墙根底下，蜷着一个人，裹着一床露了棉絮的被子。路过的人没有停，也没有看。这个冬天，每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人，头天晚上还在，第二天一早就不在了。
邹彦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加快了脚步。
他今年二十六岁，但在北平的街头，没有人看得出来。他瘦，肩膀不宽，走路的时候习惯性地微低着头，不是畏缩，是在想事情。大衣口袋里永远塞着三样东西：一截铅笔，一个巴掌大的采访簿，还有一张被折了好几道的日本报纸——那是他早晨在报馆里看完的，上面有一则消息说，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近日在北平近郊增设了一处新的“防疫站”。
他把那则消息用指甲掐了个印子。在京都念书的时候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日本人轻描淡写的事情，他总觉得纸背面还藏着什么。
转过东堂子胡同，一家俄式咖啡馆出现在街角。招牌上的油漆掉了一半，橱窗里挂着一层厚厚的霜花。这家店是一九二零年代开起来的，老板是个白俄老头，日本人来了以后他没走，因为没地方可去。他把伏特加藏在柜台底下，只卖给熟客。
邹彦推门进去。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他扫了一眼店内，选了个靠角落的位子——背对墙壁，面朝门口。在京都时，一个在留学生圈子里以消息灵通著称的朋友教过他：想看清局势，先要看清入口。
咖啡馆里没什么人。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深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面前放着一杯冷掉的咖啡。他没有喝，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但没有在看——报纸的折痕一直停留在同一个版面。
邹彦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来晚了。报馆那边临时加了一版。”
中年人抬起眼来。大约四十岁，额头上有两道很深的竖纹，眼神很稳，说话的声音不高，像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
“没晚。我也刚到。”
这个人姓方，单名一个浩，公开身份是一家通讯社的特约撰稿人，笔名“铅字”。邹彦和他认识半年多，只知道他稿子写得好。还有一件事邹彦没跟任何人提过——有一次他在城南看见方浩从一辆货车上跳下来，落地无声，腰上绷着的力道不像拿笔杆子的人。他没问，方浩也没解释。在这个年月，有些事不问比问更安全。
侍者走过来，邹彦要了一杯热水。咖啡馆的咖啡豆已经断货很久了，菜单上写的“蓝山”其实是用炒焦的大麦磨的，喝起来一股糊味。方浩那杯“咖啡”已经凉透了，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脂。
“宪兵队这两天在抓人。”邹彦说，声音压得很低。
“听说了。东城抓了十一个，西城七个。”方浩把报纸翻了一页，动作很慢，像是在找某条讣告，“比上个月密了一倍。抓的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小学教员、电厂的工程师、教会医院的护士。”邹彦的手放在杯子旁边，没有碰，“理由是‘预防性治安整肃’。”
方浩沉默了一下，端起那杯凉透的咖啡，慢慢喝了一口。他喝的时候，眼睛没有离开报纸。
“不像是治安整肃。”他说，声音压得比刚才更低，“治安整肃不用抓护士。”
邹彦的手指在杯壁上停住了。他没有接话。咖啡馆的角落里，那个白俄老头正用一块抹布反复擦同一只杯子，擦得很慢，像是这辈子只剩这一件事可做。窗外有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还有一个事。”方浩把杯子放下，杯底在托盘上碰出很轻的一声响，“上个礼拜，察哈尔那边过来了几个跑单帮的，说沿途好几个村子都在发一种病。发高烧，浑身疼，有的人身上出瘀斑。村里的郎中治不了，死了人。一个村子死了七八个。”
“什么病？”
“不知道。”方浩说，“但听他们讲，发病的村子都在铁路沿线。”
邹彦的心跳一下子变重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敲了一下。铁路沿线——那是日本人运兵、运物资的路线，也是防疫给水部的卡车经常出现的地方。
“城里呢？”
“市立医院上周收了几个发热病人，症状和察哈尔那边差不多。医院报的是伤寒。但有一个病人死之前说了一句话，说他们村的水井，上个月有日本人测过。”
方浩说完，把报纸折起来，放在桌子一侧。这个动作做得很自然，像是茶余饭后随便聊了几句家常。但邹彦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报纸边缘停了一拍，然后才松开。方浩说每句话都像是在纸上落字——落下去，就不改了。
“北平的报馆呢？”
“日本人昨天约谈了六家报馆的主笔，下了新的指导意见。凡涉及疫情、军队调动、水井及水源的报道，一律送审。不经审查擅自刊登的，按战时扰乱治安论处。”
邹彦看着方浩，没有追问“水井及水源”几个字意味着什么。不需要追问。
方浩站起来，从衣帽架上取下大衣。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像是忽然想起什么。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只有邹彦注意到了。然后他回过头，用一种很平常的口气加了一句：“你认不认识搞机械的人？我们通讯社的印刷机老是坏。”
邹彦愣了一下。他不认识什么搞机械的人——至少当时还不认识。但他听出来了，方浩问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刚才聊疫情时是一样的。一样轻。一样平。一样像是在纸上落字。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方浩已经推开门，走进了灰色的风里。
邹彦坐在原位，把那杯凉透的热水端起来喝了一口。窗外，那支宪兵巡逻队不知什么时候又绕了回来，军曹的黑领章和白色袖标在灰色的街景里一闪而过。带斗的摩托车跟在巡逻队后面，车上的宪兵戴着钢盔，枪横在膝盖上。他们的脸从咖啡馆的橱窗前一晃而过，像几条灰色的影子。
他把杯子放下，手插进口袋里。指尖碰到了那半截铅笔。有一天他会写一篇稿子，把今天方浩说的每一句话都写进去——但不是现在。现在他只能把那些话收在肚子里，等一个能说出来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他在等的是三个人的相遇，是一个老先生的被捕，是一艘被炸沉的轮船，是四年里无数人的死亡和三个人的分道扬镳。
北平城南，德胜门内，利民设备修配厂。
厂牌上写的是“修配”，实际上什么活都接——农机、水泵、缝纫机，偶尔还给日本人开的纱厂修织布机。车间是一间旧仓库改的，顶棚上的铁皮有好几处破了，能看见天。冬天灌风，夏天漏雨。但机器是好的：两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台钳，墙边的工具架上挂满了扳手、锉刀和自制的夹具。
孔力站在台钳前，手里拿着一张图纸。
他今年二十五，比实际年龄看着显老。个子不算高，但肩膀宽，手指粗，小臂上有一条很长的烫伤疤，是刚进厂那年被熔化的轴承套烫的。他平时话少，车间的工人都不太跟他聊天，但机器坏了都找他。他修东西的时候有一种别人插不上手的专注，眼睛盯着零件，手指摸着咬合的间隙，嘴抿成一条线。
但今天，他的嘴不是抿着的。他的眉头是皱着的。
图纸是日本人下的订单：二十套密封容器，内壁需要做特殊防腐处理，接口公差比普通工业容器高了两个等级。底下附着一行手写的备注——“罐体内部严禁使用常规工业润滑剂，需采用指定配方。”
孔力已经看了四遍了。看的遍数越多，他心里那股不对劲就越重。
纸是军用规格的纸——比一般订单用纸厚，裁边整齐，油墨发亮，闻起来有一股他熟悉的气味。巴黎的车间里，军需品的图纸用的就是这种墨。入厂以来，他经手的订单不下千张，农机油罐做过，水暖水箱做过，药品厂的蒸馏釜也做过。但没有一种民用容器的密封等级和公差要求跟这张纸上写的一样。
他又翻了一下底联。交货地址：天坛神乐署。
这个地方他去过。去年那里被日军划成了“军事管制区域”，门口加了岗哨，老百姓不能靠近。从那以后，神乐署周围就经常有军车进出，车斗都蒙着帆布，看不清运的是什么。
他抬头看了一眼日历。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墙边日历旁边挂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法国地图，是他从巴黎带回来的。每次有人问他那是哪，他都说：一个去过的地儿。
他把图纸折好，塞进上衣口袋。没有声张，也没有去找厂长。这行字让他觉得不对，但他还没想明白不对在哪。他只知道一件事：机器的用途全写在规格参数里，藏不住。如果一个东西长得不像工业用，那它多半就不是工业用。
他回到台钳前，继续修上午没修完的水泵。右手每扳动一次手柄，嘴里就不自觉地重复一个数字——那两个等级的公差。
北平城东，灯市口，民安医院。
这家医院不大，前身是一座教会诊所。日本人来的时候外国医生撤走了，留下几个中国医生撑着。陈恒是半年前来的，履历上写着“慕尼黑大学化学系，兼修临床医学”。院长看了履历有些犹豫——这个年轻人可以去更好的地方。陈恒说：这儿离病人近。
他现在坐在诊室里，面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男孩的母亲站在旁边，眼圈是红的。孩子躺在诊疗床上，脸上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吸又浅又急。陈恒把体温计从孩子腋下拿出来，对着光看了一眼：三十九度六。
他放下体温计，掀开孩子的衣领，用手指轻轻按压下颌两侧的淋巴。
肿了。左边小拇指大，右边稍小一些。
“发烧几天了？”
“四天了。先头以为是感冒，给喝了姜汤，没用。昨天开始说胡话。”
陈恒翻开孩子的眼皮，用手指轻压眼球上方。手移开的时候，眼睑没有立刻弹回去——严重脱水。他从口袋里掏出笔形手电，在孩子的脖子、前胸和小腿上依次照了一遍。
小腿上有一块紫红色的瘀斑，指甲盖大小。
陈恒的手停住了。
“你们家住哪？”
“广安门那边。”
“家里最近有没有去过外地的人？有没有亲戚从察哈尔方向过来？”
女人愣了一下。“孩子他二舅上个礼拜从张家口过来的，住了几天，前天刚走。”
陈恒的瞳孔缩了一下，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把笔形手电关掉，收回口袋。
“他二舅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发烧？”
女人脸色变了。“陈大夫，您是说他二舅——”
“没什么。”陈恒打断了她，声音很平稳，“我先给孩子办住院，单独病房，家属不要和其他病人接触。”
女人吓着了：“陈大夫，是什么病？”
“现在还不确定，需要再做一些检查。你先带孩子去病房，我随后就到。”
女人千恩万谢地带着孩子出去了。陈恒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手指被冻得发白。
他从白大褂内侧口袋里掏出那本巴掌大的牛皮面笔记本。翻开，前面几页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病人的姓名、年龄、住址、症状、体温、体征，每一项后面都打着问号或标注着“待查”。这是他还在慕尼黑当实习医生时养成的习惯。带他的教授说过一句话：记录不完整，等于什么都没看见。
他拿起笔，在这一页最后一行写下新的条目：十二月中旬，发热+瘀斑+疫区接触史，第四例。来源地：疑似张家口方向。待查。
写完，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内侧口袋。然后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看了很久。
窗外的街上没有什么人。医院门口的槐树叶子早掉光了，枝杈伸在风里，一动不动。远处有一个日本兵的岗哨，哨兵裹着大衣，枪靠在岗亭边上。
陈恒想起慕尼黑大学图书馆里那些关于一九一八年大流感的档案。那时候欧洲刚打完仗，死人比战场上还多。但流感不会在皮肤上留下瘀斑。他记得有一种东西会——那些在病理学图谱上见过的照片，来自满洲的档案照片。当时欧洲医学界只当是远东落后地区的卫生问题，没有深究。现在那些照片上的症状，正出现在他的诊室里。
他把窗户关上，转身走回诊室。
走之前又停了一步，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笔，在笔记本那行新条目的末尾加了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标记。一个圆圈，里面打了一个极小的点。
邹彦从咖啡馆出来以后，没有直接回报馆。他在东堂子胡同口站了一会儿，看着方浩的背影消失在灰色的街景里。方浩最后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你认不认识搞机械的人？
他不确定这是一个请求，还是一个提醒。
他把大衣裹紧，朝德胜门方向走去。风从胡同里灌过来，割得脸疼。头顶上，北平的天空压得很低，铅灰色，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云。
这座城市像是被一块厚厚的布蒙住了。有人在布里点灯，有人在布里磨刀，有人在布里死去。
护城河上的冰又裂了一道口子，没有人听见。
（楔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