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嘴的晚高峰，是从下午五点半开始的。
我站在二十八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那条被车灯点燃的世纪大道。那些光从东流向西，从西流向东，在高架桥上拧成一条发烫的河流。这条河我在上面游了七年，从实习生的破旧桑塔纳，到如今总监级别的专车接送。七年，足够一条河忘记自己曾经是沙窝里的一捧细沙。
“陆总，文件签好了。”
助理小周把文件夹递过来，指尖碰到我的手背，冰凉的。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甲剪得整齐，护手霜是La Mer的味道，无名指上那枚周明远求婚时送的卡地亚在日光灯下晃了一下。这双手看起来不像能攥紧沙子的手了。
很好。
“财务那边催了三遍了，季报要今天走完流程。”小周没走，站在门口犹犹豫豫，“还有，您六点半约了猎头吃饭，在国金中心的楼上。”
“我知道。”
我没回头。猎头。三个月前我开始接猎头的电话，不是因为想走，是因为在一个地方待了七年之后，你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还在转。这是一种安全感测试。就像站在悬崖边往下看一眼，确认自己不会掉下去，然后心安理得地退回来。
从二十八楼往下看，人小得像蚂蚁。
手机震了。
我以为是猎头发来的餐厅定位，拿起来看见的却是“大姐”两个字。大姐很少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她是那种天不亮就起床、晚上九点必须睡觉的人，陆雁春这个名字在我们家代表着秩序和规则，代表着沙窝厂每天早上七点的开门声和晚上不知道几点才能闭上的眼睛。
“大姐。”
“雁回。”大姐的声音不对。不是那种“有事找你商量”的调子，是那种“天塌了但我得稳住”的调子。这种调子我听过两次，一次是父亲在厂里被机器压断了手指，一次是三妹第一次被打进医院。
“怎么了？”我转过身，小周还站在门口，我做了个让她先出去的手势。她带上了门。
“妈刚才打电话来。”大姐顿了一下，“爸摔了。”
窗外那条发烫的河流还在流。世纪大道上的车不知道上面有人在看它们，它们只是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
“多严重？”
“倒地上了，送镇医院了，那边说怕是脑梗。”大姐的声音终于有了一条裂缝，“妈在哭，三妹联系不上，刘建设那个王八蛋不知道又死哪儿去了，我一个人在去医院的路上。”
刘建设是大姐的老公。软饭男。三个字可以概括我们全家对他的评价，不需要更长的篇幅。
“我给三妹打。”我按住了眉心，“你别慌，到了医院给我消息。”
“雁回。”大姐叫我名字的方式变了。她叫“雁回”和叫“二妹”是不一样的。“二妹”是叫家里那个排队在中间的孩子，什么都要让着小的、帮衬着大的；“雁回”是叫一个成年人，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可以从上海飞回来的人。
“嗯。”
“你能回来吗？”
我挂了电话，拨三妹的号码。关机。
三妹叫陆雁秋，比我小三岁。三年前嫁给了镇上一个叫赵国强的男人，婚前是开车送货的，婚后是打老婆的。这件事我们全家都后知后觉，因为三妹太能忍了。她能忍到嘴角破了说是骑电动车摔的，能忍到胳膊上青了一大片说是搬货碰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住了两次院了。
从陆家嘴到沙窝镇，一千二百公里。
飞机一个半小时，高铁四个小时，开车十二个小时。
我有多久没回去了？
正在犹豫要不要先订票的时候，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周明远。
“今晚几点能回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不是那种加了一天班的疲惫，是那种在心里反复计算了很久、终于决定开口的疲惫。我们结婚六年，我太熟悉这种疲惫了。
“可能要晚一点。”我说，“约了猎头吃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不是我第一次约猎头吃饭了。上个月两次，这个月加上这次是第三次。他从不过问，但他一定在数。周明远这个人做任何事都像做数学题——精确、冷静、每一步都有依据。当初他追我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好选择。稳定的工作，体面的家庭，情绪稳定，不出差错。我也觉得是好选择。
我选了稳妥。
但现在想起来，有时候“稳妥”和“无聊”是同义词，只是前者听起来体面一些。
“有件事想跟你说。”他的语气让我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手机。周明远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他又算好了一笔账，而且这笔账跟我有关。“公司那边，华东区的架构调整你大概也听说了。南京那边缺一个人，集团的意思是想让我过去。”
“过去多久？”
“至少一年。也可能两年。”他又沉默了一下，“如果不接这个调派，华东区这个坑就会被别人填上。我在现在的位子上已经两年没动过了，雁回，这个行业你也知道，不动就是退。”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我在同一个位子上也两年没动了。所以我才开始接猎头的电话。所以我们其实都在寻找下一个落脚点，只是谁都没有先开口。
“那你想去吗？”我问。
“想不想不重要。”他说，“我在想，如果你这边工作有变动，或者暂时不想动，那我们就得把孩子分开。豆豆明年上小学，你之前说要让他上浦东那个私立，如果我去南京，就得你一个人带他。”
豆豆。五岁，男孩，九月生，比同班的都大一截，性格像周明远，安静、坐得住、不惹事。有时候我在想，这孩子是不是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一个五岁的男孩。但周明远说这是好事，说明他沉稳、懂事、不让大人操心。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自己坐在角落里看两个小时的书不哭不闹，好像天生就知道哭闹不会得到他想要的，所以他干脆不哭闹。
这一点倒是像我。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
“下个月。”
这么快。
“我知道了。”我说，“晚上回去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椅上转了半圈。
下个月。周明远去南京。豆豆留在上海。父亲摔了，可能脑梗。大姐一个人在沙窝扛着快要散架的家。三妹联系不上。猎头在国金等着我。而我连明天的飞机票都还没订。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所有的线头同时在手里断了，你不知道该先抓哪一个。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
陆家嘴的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些写字楼的灯火把夜空映成灰紫色，东方明珠塔在远处闪着光，像一个巨大的、不会倒下的圣诞树。这座城市永远在运转，永远有人在这里成功、失败、相爱、分离。而我在这里七年了，我以为我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骨血，但此刻我才发现，当沙窝那边一声呼唤传来，我的身体里有一部分马上就醒了。那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那栋土坯房，没有离开过沙窝厂后面那片河滩。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父亲倒下的样子，而是一片沙地。
沙窝。我们的村子叫沙窝，因为那条河里年年冲积出一片沙洲，风一吹，沙子就飞到村子里来。我小时候最讨厌沙子——吃饭的时候碗里会有沙子，睡觉的时候头发里会有沙子，连空气里都是沙子的味道。我拼命读书，考到县城，考到省城，考到上海，就是为了让头发里不再有沙子。
但现在我发现，沙子不是藏在头发里的。
沙子是藏在骨头里的。
小周敲门进来，看我站在窗前没动，小心翼翼地说：“陆总，猎头那边来电话问您几点能到，说周总那边时间也很紧。”
周总。猎头约的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一个副总裁，姓周。跳过去的话，职级升半格，薪资翻倍，但要去BJ。BJ，比南京更远。周明远去南京，我要是再去BJ，豆豆就真的成了父母都在外地。孩子的幼小衔接谁管？五岁的男孩正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虽然周明远陪他的时间也不多，但至少每天晚上还能见一面。去了南京之后，一周回来一次就算不错了。
“帮我取消吧。”我说。
“取消了？”小周愣了一下，“可是陆总，这个周总很难约的，您之前不是说——”
“我说取消。”
小周不再问了，点点头出去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跟了我三年，看着我从高级经理做到总监，看着我在周明远升职和生孩子之间周旋，看着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开电话会议。她觉得我是那种什么都能扛住的人。
我也觉得我是。
但我现在不想扛了。或者说，我想把扛着的那些东西换一换。不扛BJ的那个机会了，回头扛沙窝那个烂摊子。哪个更重？我不知道。但我至少知道沙窝那边是真有人在等我。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母亲。
我接了，那边是一阵哭声。
“妈，你慢慢说。”
“你爸他……他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个账本……”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水管里的水一截一截地往外冒，“医生说是脑梗……现在在重症那边……不让进去看……雁回啊，你说你爸要是就这么走了……”
“妈，不会的。”我说，“现在医疗条件好，镇医院不行就转县医院，县医院不行就转省城。钱的事你别操心，我来想办法。”
“你大姐一个人跑前跑后的，三妹那个电话打不通，那个挨千刀的赵国强听说又找人放出来了，上回还在咱家门口泼了油漆……”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雁回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做了一个刚才还没下的决心。
“妈，我明天就回去。”
“明天？”母亲愣了一下，哭声停了一瞬，然后又哭得更厉害了，“那你工作咋办？孩子咋办？明远咋说？”
“这些你别管了，我来安排。”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打开订票软件。明天早上七点半有一班飞省城的，九点到。从省城到沙窝镇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运气好能拼到车，中午就能到县医院。
我买了票。
然后我拨了周明远的电话。
“明天的票，我回沙窝。”
“怎么了？”
“爸脑梗，在ICU。”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严重吗？”
“现在还不知道。”
“那你要回去多久？”
“也不知道。”
又是沉默。我们之间最不缺的就是沉默。六年的婚姻，我们学会了用沉默代替争吵，用沉默代替商量，用沉默代替一切可能引起冲突的对话。沉默是安全的，沉默不会让任何人输。
“雁回。”他叫我名字的方式忽然变了。不是平时那种平淡的语气，而是带了一点什么——我说不清楚，好像是愧疚，又好像是释然。
“嗯？”
“南京那个事，我刚才想了又想。”他顿了一下，“如果你这边需要我，我可以跟公司说不去。”
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的灯火。
他在等我说“需要”。我也知道他在等我说“需要”。
但我说不出口。
不是因为不需要。是因为我知道他说“可以不去”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算好了去与不去的得失。周明远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他能说出“可以不去”，一定是算过了去南京的收益和留在上海的代价，发现两边差不多，才把这个球传给我。
他不愿意做决定。他永远让我来做决定。求婚的时候是这样，要孩子的时候是这样，买房子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你去吧。”我说，“爸这边我先处理。”
“你确定？”
“确定。”
“那豆豆呢？”他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犹豫，“我妈一个人带得过来吗？”
他妈。王美兰。我的婆婆。
想到她，我的太阳穴就开始跳。
王美兰今年六十二，退休前是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退休后唯一的“工作”就是带孙子。她是那种把“帮忙”做成“恩赐”的人。她来我们家带豆豆，不是因为她心疼儿子儿媳妇太忙，而是因为她觉得孩子就应该由奶奶带，外婆没有资格。豆豆刚出生那年，我妈从沙窝坐了一夜的火车来上海，想帮忙伺候月子。王美兰来了，当着我的面没说什么，背着我妈说“农村人带孩子的习惯不一样，怕不卫生”。我妈听到了这句话，当天下午就买了票回去了。走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妈回去了，你别跟她置气，家和万事兴。
我没跟她置气。我只是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记了五年。
“雁回？”周明远在电话那头叫我。
“在听。”我说，“豆豆的事我想办法。你妈那边，你跟她沟通一下。”
“我沟通？”周明远的声音变了一点，“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我跟她说没用，她就听你的。”
她就听我的？
我差点笑出来。
王美兰什么时候听过我的？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她就没停止过对我的“点评”。嫌我做饭放盐多，嫌我洗衣服不用手洗，嫌我周末睡懒觉，嫌我把豆豆送到早教班“乱花钱”。她每一条“建议”都是以“妈也是为你们好”开头，以“你们年轻人不懂”结尾。周明远在旁边从来不说一句话。他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他不是听不到。
他只是不想夹在中间。
“那你先跟她说一下。”我说，“我这边先挂了，还有一堆事要处理。”
“好。”
我挂了电话，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然后开始收拾东西。笔记本电脑、充电器、那个文件夹、还有桌上那盆绿萝——不，绿萝不能带走。我把绿萝浇了水，放在窗台上。
刚拿起包，手机又响了。这回是一个我没存过的号码，但前四位是沙窝镇当地区号。
“喂？”
“你好，请问是陆雁秋的家属吗？”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三十来岁，带一点本地口音，但说话的方式不像沙窝派出所那些大大咧咧的民警。
“我是她二姐。您是哪位？”
“我姓丁，丁以恒。”他顿了一下，“你妹妹现在在我这里。她手机关机了，用我手机给你打的。你方便说话吗？”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手机。
“我妹妹在你那里？”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常，“请问你是她的——”
“朋友。”他回答得很快，像是提前想好了这个措辞，“她在我这边住了有一阵了。具体情况，你最好问她本人。”
电话那头传来了三妹的声音，很小，像是在跟他说什么。然后三妹接了电话。
“二姐。”
她的声音比上次听到的时候瘦了。
“三妹，爸住院了你知不知道？”
沉默。
“三妹？”
“我知道。”她说，“大姐给我发了消息。”
“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手机丢了。”她说，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赵国强把我手机摔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你在哪？”
“在丁哥这边。”她说，“没事的二姐，我挺好的。”
好。她说她挺好的。一个在别人家里住了“有一阵”的女人，手机被前夫摔了，父亲在ICU，她说她挺好的。
“你说的这个丁哥，就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个人？”我问。
“嗯。”
“他是干什么的？”
“搞开发的。”三妹的声音忽然有了一点活气，就像一盆快要枯死的花被人浇了水，“二姐，他很好。他真的很好。他跟赵国强不一样。”
我不想知道他跟赵国强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
“你能去医院看爸吗？”
“能。”三妹说，“我明天去。丁哥开车送我去。”
“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
“你要回来？”
“明天一早的飞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三妹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
“二姐。”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小，小到像是怕被旁边的丁以恒听到，“你别跟大姐说我在丁哥这里住的事。大姐不知道。”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大姐不知道。大姐在沙窝扛着一切，跑前跑后照顾父亲、安抚母亲、联系律师、对付赵国强，而她最小的妹妹住在别的男人家里，甚至没有告诉她。
“雁秋。”我叫了她的名字，而不是“三妹”。我叫她全名的时候，通常意味着我很认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没有回答。
电话被拿回去了。丁以恒的声音再次响起：“陆女士，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你妹妹这边你不用担心，她安全。”
安全。
又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的词。
“好。”我说，“我到了联系你。”
挂了电话，我站在已经暗下来的办公室里，盯着窗外看了很久。
搞开发的。姓丁。住在别处。大姐不知道。安全。
这些碎片在脑子里转，拼不成一张完整的图。但有一条线是清楚的——我不在的这几年，沙窝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以为我飞出来了，沙子就不会再飞到我身上了。但沙子不是飞的，沙子是沉的。它沉在河底，沉在田埂上，沉在每一个人走过的路下面。你以为你走了很远，低头一看，脚底下踩的还是沙。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周明远。
“我跟妈说了。”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完成任务了”的轻松，“她说知道了。”
“知道了？”我皱眉，“就这三个字？”
“她说她带豆豆没问题，让你放心回去。”周明远顿了一下，“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她说……上次你妈来的时候，说她身体不好带不了孩子，现在你自己要回沙窝，孩子又要扔给她，她觉得……”
“觉得什么？”
周明远不说话了。
我替他说了。
“觉得我嫁出去了还老往娘家跑？”
他没否认。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一句已经在嘴边转了五圈的话咽了回去。那句话是：你妈要是觉得带孙子委屈了，我可以请阿姨。
但我没有说。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请了阿姨，王美兰会说阿姨不干净、不负责、不如她带得好。如果我请了阿姨又辞了阿姨，她会说“我早就说了外面的人靠不住”。如果我不请阿姨自己带，她会说“你这班也不上了？房贷谁还？”
她永远不会满意。因为我不是她选的人。
她选的那个人，是周明远大学时谈的那个上海本地女孩。那个女孩的父母在体制内，家里有两套房，嫁妆能给一套。她到现在还在周明远面前提那个女孩的名字，用一种不经意的、好像只是随口一提的语气：“上次在超市看到小宋了，人家闺女都上小学了，长得真好看，像她妈妈。”
小宋。那个女孩姓宋。
周明远跟我说过，他们只谈了半年，性格不合。但王美兰不这么看。她觉得性格可以磨合，房子不能没有。在她眼里，我从沙窝嫁到上海，是高攀了；周明远娶了我，是吃亏了。这份“吃亏”她要我用一辈子来还。
“雁回。”周明远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你还在听吗？”
“在。”
“妈那边你别往心里去。她就是嘴上说说。”
嘴上说说。
她嘴上说说的那些话，够我写一本语录了。
“我知道了。”我说，“我先挂了，回去再说。”
挂了电话，我拎着包走出了办公室。走廊很长，高跟鞋踩在地毯上发不出声音。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陆总。”
我回头。是小周，站在走廊那头，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这个忘给您了。”她走过来，把文件袋递给我，“季报的终稿，您之前说要带回去看。”
我接过来，发现文件袋下面还压着一个保温袋。
“这是？”
“你上次说你喜欢那家粥铺的皮蛋瘦肉粥，我刚才下楼给你买的。”小周笑了笑，“知道你晚上没吃饭。”
我看着那个保温袋，喉咙忽然有点发紧。
“谢谢。”我说。
“陆总。”小周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老家那边……没事吧？”
“没事。”我说，“能处理。”
电梯到了，我走进去，门关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小周站在走廊里的身影。她很年轻，二十五六岁，大学毕业就跟着我，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从沙窝考到上海、为什么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要拼总监的位子。她只是觉得我应该往上走，应该得到更好的。
她不知道，往上走的人也会往下掉。
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我看着楼层数字从28变成1。中间停了两次，进来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互相说着我听不懂的金融术语。他们看了我一眼，没有打招呼，继续他们的对话。
在这个城市，没有人会在意电梯里另一个人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沙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沙窝里挣扎。
我走出写字楼，夜风迎面扑来。
陆家嘴的风是硬的，带着尾气和空调外机的味道。它和沙窝的风不一样。沙窝的风是软的，软到你以为它不会伤人，但它会把沙子吹进你的眼睛、吹进你的嘴巴、吹进你所有不想被打扰的地方。
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王美兰。
我没有存她的号码，但我记得那十一位数字，像一个我必须记住的密码。
“妈。”我接了。
“雁回啊。”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客气，客气得让人不舒服，“明远说你爸病了？严重不严重？”
“脑梗，在ICU。”
“哎哟，那可不得了。”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关切，不多不少，刚好够一个体面的儿媳挑不出毛病，“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豆豆有我呢。”
“谢谢妈。”
“谢什么呀，一家人。”她说，“就是豆豆这两天有点咳嗽，我给他煮了梨水，不知道管不管用。你们年轻人啊，总觉得我们老年人那一套不行，其实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有道理的——”
“妈。”我打断了她，“豆豆咳嗽的话，明天我带他去医院看一下。”
“你明天不是要走了吗？”
“上午的飞机，我可以早点带他去医院。”
“不用不用。”她连忙说，“我带他去就行，你忙你的。就是不知道要挂哪个科，你说儿科是不是要挂专家号？普通号行不行？你们平时挂的哪个医生？”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她不是不知道挂哪个科。她带豆豆去过好几次医院了。她说这些，只是在铺垫——看，我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你要记在心里。
“妈，你上次带他看过那个姓陈的医生，专家号，一百五十块那个。效果还不错。”
“哦对，陈医生。一百五是吧？”她故意把价格说得很清楚，“那我明天带他去。你别操心了，安心回去照顾你爸。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一家人。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总觉得她在念台词。
“好。”我说，“妈，那我先挂了，车到了。”
“去吧去吧。路上小心。到了给明远报个平安。”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看着面前来来往往的车流。
豆豆咳嗽了。我不知道。如果他咳嗽了三天，王美兰会说我“忙到连孩子都不管”。如果她明天带他去看了医生，她会说“幸亏有我在，不然孩子怎么办”。不管怎样，她都有话可以说。
周明远呢？他当然也不知道豆豆咳嗽了。他不是不负责任，他只是……不在。他永远在忙，永远在开会，永远有更重要的事。他以为有我，有他妈，就够了。
他不知道的是，我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一座孤岛。
我上了车，报了家里的地址。
司机是个话多的人，从陆家嘴开到杨浦这四十分钟的路程里，他一直在说今年的网约车生意不好做、平台抽成太高、乘客越来越难伺候。我嗯嗯啊啊地应着，脑子里在想别的事。
豆豆的咳嗽。父亲的CT报告。三妹嘴里那个“很好”的丁哥。大姐一个人扛着的那个家。周明远下个月要去南京。王美兰那句“一家人”。
还有猎头打电话来时我取消的那个BJ的机会。
每一个都是一根绳子，勒在我身上。我分不清哪一根最紧，但我能感觉到它们正在同时收紧。
到了小区楼下，我扫码付款，下车。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灰色西装的女人，妆容还在，但眼下的阴影遮不住了。她看起来像一个被生活训练得很好的瓷器，但瓷器上已经有了裂纹。
我拿出钥匙开门。
玄关的灯亮着。鞋柜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周明远的字迹：粥在锅里，豆豆睡了，我先回公司了。
我换了鞋，走进厨房。锅里的粥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
我没有热它。
我走到豆豆的房间，轻轻推开门。小夜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孩子的脸上。他睡得很沉，嘴角还有一点口水。被子蹬到了一边，一只脚露在外面。
我蹲下来，帮他把被子盖好。他的睫毛很长，像周明远。鼻子也像周明远。只有嘴巴像我，一点点。
“妈妈明天要出远门。”我小声说，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外公病了，妈妈回去看他。你在家要乖乖的，听奶奶的话。”
他翻了个身，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没有醒。
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站起来，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客厅里，周明远的电脑包放在沙发上，他回来过，又走了。茶几上还有半杯没喝完的水，旁边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冰箱里有菜，你明天走之前记得吃早饭。到了给我消息。”
我拿起那张纸条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叠起来，放在包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今天收到的所有消息里，最像“一家人”的一条。
我走进主卧，打开衣柜，开始收拾行李。
一件换洗的衣服。两条裤子。一件外套。洗漱用品。身份证。充电器。还有那个装了季报终稿的文件袋——我应该在飞机上看完它。
拉上拉链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那个被遗忘很久的东西。
一个布袋子。土黄色的，手掌大，上面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花。是很多年前，我和大姐、三妹一起做的。大姐绣花，三妹缝边，我装沙子。我们从沙窝那条河里捞了最细的沙子，装进布袋里，一人一个。
大姐说，带着沙窝的沙子，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我那时候觉得这话土得掉渣。但现在，我把那个布袋从角落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
沙子还在。
我的手开始抖了。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沙窝的风，一千二百公里外，已经吹到我身上了。
我把那个布袋放进了行李箱。
然后我关了灯，躺下来，听着客厅里冰箱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这座城市的夜从来不会安静，就像沙窝的白从来不会停下。
明天，我将登上往西的飞机。
那个方向，是我来时的路。
（第一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