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中原腹地，陈庄。
我六岁那年，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饿。不是“想吃东西“的饿，是身体开始吃自己的饿——胃袋收缩，摩擦，发出声音，像有人在腹腔里揉一张纸。我躺在土炕上，听着这张纸被揉了一夜。姐姐睡在我旁边，她的呼吸声越来越轻，最后停了。我推她，没反应。我爬起来，摸到厨房，找到半块红薯干，掰成两半，一半塞她嘴里，一半塞自己嘴里。我们嚼了很久，没有口水，红薯干像砂纸，磨着口腔。我们咽下去，躺回炕上，呼吸声恢复了。
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不是母亲的脸，不是父亲的背，是饥饿的质感。

交公粮
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制度。
夏收后，父亲把最好的麦子装上板车。不是“好“的麦子，是最好的麦子——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用嘴咬开能溅出浆。我们留给自己吃的，是瘪的、碎的、被雨淋过的。父亲蹲在板车前，一根一根捡出麦秸，像给婴儿梳头。
“交公粮，“他说，“得交最好的。“
二十里土路。父亲拉车，我在后面推，母亲在前面牵绳。板车的轴没有油，吱呀吱呀响，像某种动物在叫。太阳出来，土路变成烤箱，鞋底发烫。母亲的绳子勒进肩膀，红印子后来变成水泡，水泡破了，结成痂，痂掉了，留下白印子。她从没叫过疼。
粮站的人穿白褂子，手里一根铁钎子，两尺长，一头尖。他插进麻袋，抽出来，看成色，说：“潮了，扣三成。“
父亲争辩：“昨天刚晒的，日头毒，麦子烫手。“
粮站的人不说话，看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攥着两块钱，想递不敢递。那两块钱是母亲卖鸡蛋攒的，二十个鸡蛋，一毛一个，攒了两个月。最终没递。扣了三成。
回家的路上，父亲没说话。母亲哭了，没有声音，只是肩膀抖，绳子还在肩上，勒出新的印子。我数了剩下的麦子，算了一笔账：扣三成=少卖四十五块=姐姐下半年的学费没了。这是我第一堂数学课，也是第一堂政治课——权力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执行。
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磨那把割麦的镰刀。没有麦可割，他只是需要发出声音。母亲躺在屋里，我进去，她看着我，眼神散了，说：“麦子熟了，该收了。“我说：“刚交完公粮。“她说：“哦，交完了。“然后翻身，面朝墙。
她没睡。我出去时，听见她在哭，还是那种没有声音的哭。

母亲的精神边缘
我十七岁那年，母亲的精神状态像一根绷了太久的绳子。
高考前夜，她半夜起来，在院子里转圈，说麦子熟了，要收。父亲拉她回屋，她咬父亲的手，咬出血。父亲没松手，把她抱回炕上，她挣扎，踢翻了尿盆。我躺在隔壁，听着这些声音，没有出去。我知道出去没用，我知道明天要考试。
第二天凌晨，我去县城。母亲跟到村口，塞给我一个煮鸡蛋。她的手在抖，蛋壳裂了缝，蛋白渗出来，沾着土。她说：“考不上别回来，回来没饭吃。“
我走了三里地，回头看。她还站在村口，手里空着——鸡蛋给了我，她的早饭没了。晨光照在她脸上，我发现她的头发白了一半，不是全白，是花白，像被霜打过的麦苗。
我没考上。复读了。
考上那年，1992年，全村四十七人凑了三千七百块。但在这之前，我已经自己攒了八百块——周六搬砖，一天两块五；暑假窑厂拉坯，一个月三十。我把钱藏在田埂的鼠洞里，用塑料袋包着，上面压一块石头。取钱那天，我发现鼠洞被掏过，塑料袋破了，少了二十三块。不知道是仓鼠还是人。我没追究，追究没用，在饥饿面前，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存权。
父亲把蓝布包递给我时，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净的泥。他说：“你是咱村第一个考上北京的。不是省城，是北京。“
我看着那四十七个人。他们看着我。眼神里有光，有债，有一种说不清的期待。
那期待后来压了我三十年。
我揣着蓝布包，走了十二里土路去镇上搭拖拉机。四十七个人送到村口，没再往前。他们的脚上有泥，往前是柏油路，泥会脏。我站在柏油路的起点，回头看见父亲站在最前面，手里空着。
他忽然喊了一句。拖拉机太响，我没听见，只看见嘴型。
后来我想了二十年，大概是“别回来“，或者“回来“。这两个词嘴型很像。

火车上
绿皮火车，十三个小时，票价四十七块五。我把蓝布包抱在胸前，像抱一个婴儿。
对面坐着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腋下夹着皮包，看我看包，笑了一下：“学生娃，第一次出门？“
“去北京。“我说。
“北京大得很，“他点了一根烟，“你这样的，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里拉。拉进去，不见得拉得出来。“
我没接话。我看着窗外，中原的平原在退，像一块被擦掉的黑板。我那时不知道，这个男人说的“拉得出来“，不是指火车，是指人。
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人被拉进北京，有的变成零件，有的变成燃料，有的变成现金流本身——流入，流出，最后干涸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连蒸发的水汽都算不进GDP。
我摸了摸蓝布包。三千七百块，加上我自己的七百七十七块（鼠洞被掏后剩下的）。我算了一下：学费一千二，住宿费三百，伙食费每月六十，十个月六百，书本费两百，路费来回一百。剩余：一千七百七十七块。
这是我第一笔现金流预算。精确到个位。
火车过了黄河，天色暗了。车厢里的灯昏黄，像陈庄的油灯。我闭上眼睛，听见母亲在哭，没有声音。我睁开眼睛，听见那个男人在打呼噜，烟味还在。
我拿出笔记本，用圆珠笔写下一行字：
“我要让母亲不再饿肚子。“
然后划掉。太轻了。
重写：
“我要让四十七个人都收回投资。“
还是轻。
最后我写：
“我要让北京知道，陈庄来了。“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直到笔尖洇出一个黑点。我把黑点涂成一个方块，又把方块涂成一片黑。那片黑像一只眼睛，看着我。
我合上本子，看向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和偶尔闪过的灯火——某个村庄，某个家庭，某个母亲在给某个孩子塞煮鸡蛋。
我把蓝布包抱得更紧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