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小学二年级，我已经可以自己踩着自行车上学；小学三年级，我已经骑车带弟弟上学了；初中一年级，早上五点半，我已经摸黑起床，帮父母煮好玉米稀饭。一边熬粥，一边在厨房里背英语单词，从没有上过辅导班，没有接触过英语的我，硬是靠死记硬背，自己琢磨发音规则，让单词越记越轻松。如果在古代，我一定是天崩开局、命如草芥的厨房丫鬟。
我家也曾有过富裕的时候，偏轮到我，家境急转直下。妈妈早年做生意攒了些钱——80年代的万元户，多少有点含金量。在父亲的软磨硬泡下，家里用全部积蓄买了第一辆二手小汽车，本打算跑出租养家，却因为不懂车，买进卖出，在修理上折了不少钱。父亲有了车的风光加持，便开始沾惹红灯区的灯红酒绿。养家的责任，终究抵不过风花雪月的痛快。
爸爸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拿回家里的钱也越来越少，欠的债越来越多，酒也越喝越凶。喝到半夜回来要拉着我们聊天，全然不顾我们第二天还要上学；凌晨酒醒，胃里烧得难受，又把我们拖起来去给买冰棍——那时村里的小便利店根本还没开门。醉得下不了床，就背过身子在屋里撒尿，我只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穷的时候我穿过男孩子的衣服、男孩子的球鞋。怕同学笑话，自欺欺人地在男式球鞋上用红毛线扎上蝴蝶结，掩耳盗铃罢了，心虚得很。家里欠了很多债，借了亲戚不少钱。妈妈把希望放在求神拜佛上，十里八村地找人算卦。今年这个瞎子说爸爸35岁就能转运，明年那个瞎子说到了40岁铁定能有变化。妈妈的唠叨，我只听懂一句了：“你爸太丢人了，可不能让人知道。咱家太穷了，你们可得好好听话。”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听着妈妈的话，从不反驳，默默承受她倾倒而来的所有痛苦和焦虑。我像蜗牛一样，慢慢背起了厚重的壳，怕被人多看一眼，怕别人笑话。
初中的一年元旦，学校搞活动，我兴高采烈地带回两个气球回家。可到家门口，迎接我的却是冰冷的铁将军——门栓已经被焊死了，有钥匙也打不开。原来，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在逼债的亲戚的帮助下，把造成家境急转直下、让父亲走上不归路的罪魁祸首——“汽车”——给卖了。父亲得知后暴跳如雷，当即决定“日子不过了！”他伙同义愤填膺的亲兄弟，把家里家具砸了个稀巴烂，然后焊死了大门。从此，我和弟弟跟着爸爸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姑姑家住两天，在婶子家住两天。毕竟三个人三张嘴，一两天还行，一周两周，再亲的亲戚也不能容忍我们白吃白喝。
父亲没了主意，心软的母亲也就顺利成章地把我们接回身边。在姥姥的主持下，我们先住进舅妈家，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次妈妈和帮她出主意卖车的表哥激烈争吵之后，我们租了房子。一家三口挤住在天台上的一张大床上，那年我读初四。重点高中差11分，需要交2000块钱就能入学，可我家拿不出。普通高中我不想上，因为我想出人头地，摆脱这个充满痛苦的家。初四的班主任魏老师给我们送过蔬菜，还申请减免我的学费。为了能够回到自己的房子，不至于天天流落在外，妈妈拉着我们去妇联告状，给妇联的人下跪，求人家去主持公道，让我们回家住。可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她们又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把伤疤揭开给人看，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下跪的那一年，我初四，15岁，早已步入青春期。青春期的敏感，加上这样的屈辱，我的自卑像一把刀，生生阉割了我的活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这回，妈妈把房子租在了自己家的隔壁胡同——我们过得如何悲惨，父亲很容易从邻居的口中听到。大概最终是心疼孩子，大概没有人给做饭也确实不方便。总之，耗时一年，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家。这次的经历也让妈妈明白：她必须依赖这个男人，她再也不敢了。
人生如逆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