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春，春将至，良人觅。
三月的玉兰不管不顾地开了满树，白花花地堆在枝头，每一朵都像刚落了雪，沉甸甸地压着梢。风一过就往下掉，打着旋儿地飘，落在人行道上、落在汽车顶上、落进刚化冻的泥里，白的瓣裹着黑的土，倒比开在树上时更惹眼了。空气里有股潮润润的甜香，混着泥土解冻后翻上来的腥气，说不上好闻，但到底是个活着的春天该有的味道。
街边的香樟还是去年的老叶子，新芽没来得及挤出来，油绿绿地垂着，垂在早餐铺子冒着热气的蒸笼上方。老板娘掀笼盖，白汽蹿上去缠住枝条，又散开。卖豆腐的大爷骑三轮车慢悠悠地过，车斗里搁着铝皮桶，桶沿搭一条湿毛巾，毛巾底下压着方方正正的雪白。五路公交从路口拐过来，刹停，车门一开涌下几个拎菜的老太太，嘎吱嘎吱踩着满地的玉兰花瓣走过去，谁也没低头看一眼。
一切都像昨天，像前天的昨天，像每一个寻常的、不值当记下来的三月早晨。惟独春苑区七栋三单元那面墙不像。那面墙朝北，终年晒不着太阳，墙根堆着去年冬天清雪时拢起来的枯叶，烂了大半，黑漆漆地沤在那里，散发着一股子草木腐透了的酸。但酸底下还压着另一层味道，薄薄地裹着整面墙从楼道口往外渗，像谁把什么东西捂得太久了，久到布都烂了，里面的汁水终于一滴一滴地沁出来。五楼的老周最先闻到。他每天清晨六点半下楼遛鸟，画眉笼子拎在手里，鸟叫一声他走一步。那天他走到三楼拐角时画眉突然不叫了，扑棱着翅膀往笼子另一侧缩，爪子在横杆上蹭得吱呀响。老周停下来跺了跺脚，鸟还是扑腾。他吸了吸鼻子，一股子说不上来的黏腻味道顺着楼梯缝往上拱，像夏天忘了倒的厨余垃圾捂了三天，又隐约夹着铁锈的腥。“谁家把烂肉搁楼道里了。“老周嘟囔了一句，加快步子下了楼。遛完鸟回来味道还在，比早上更浓了。四楼的小年轻拎着公文包出门时皱了皱眉，在单元门口碰见买菜回来的张阿姨，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七楼那家养鱼死了？““五楼老周说是肉烂了。““谁家冰箱坏了吧。“张阿姨把菜篮子换了个手，从楼道的阴影里退出来两步，外面的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眯了眯眼。“你闻到没，“她压着声儿说，“像从502那个方向来的。“四楼小年轻回头看了一眼楼道深处，黑洞洞的，声控灯没亮，那股味道就是从那片黑暗里一点一点漫出来的，无形无色，却像一只手捂住了人的口鼻。
小年轻没再说什么，走了。张阿姨站在太阳底下没动，阳光暖融融地裹着她，可她莫名其妙地打了个激灵。她想起502那家人——那个戴眼镜的女医生见人总是笑的，孩子扎着马尾蹦蹦跳跳上学去，男主人倒是板着脸不常出门。前些天好像楼下有人说是回老家了，可回老家的话，这门缝里渗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她没敢再往下想，拎着菜小跑着回了自己家，一进门就把门关严了，反锁，还挂上了防盗链。可那股味道隔了五层楼还是隐隐约约地钻进来，丝丝缕缕的，像根细线拴在她鼻尖上。
下午四点，老周终于拨了110。电话里他说不清楚什么，只反复讲“味道不对““画眉鸟都不叫了““五楼那个方向“。接线员问他是哪栋楼，他说春苑区七栋三单元。六点半，辖区民警小刘到了。他在单元门口站了不到五秒就退了出来，掏出对讲机的声音变了调：“通知刑侦吧。味道不太对，可能……死人了。“
三月的玉兰还在落。白的瓣扑簌簌地往下掉，落在民警停在楼下的警车上，落在警戒线临时拉起来的黄色塑料带上，落在警戒带外围探头探脑的邻居肩上。张阿姨裹着棉袄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穿深色衣服的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每个人都皱着眉，每个人从楼道里出来后都站在原地沉默地呼吸两口外面的空气。
天擦黑的时候来了个高个子男人，穿黑夹克，眉骨上一道疤。他没戴口罩，在楼道口站了一下，仰头看了看五楼那扇黑着的窗户。窗帘拉着，什么也看不见。但他闻到了——那股味道正从窗缝、门缝、墙缝里往外挤，浓得几乎有形状。
他迈步走了进去。身后五楼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只有502那扇窗始终黑着。有人扒着窗台往下看，看见穿防护服的人抬着什么东西出来，一个接一个。第一个担架覆着白布，很长，像底下躺了个大人。第二个更短一些，白布底下隐约鼓起一小团，鼓得那么低，那么小，小得让张阿姨在人群里忽然捂住了嘴。
“张奶奶！我妈妈做的豆沙包给您拿些来！”小小的影子隐隐约约的在张奶奶眼里倒影，是她看大的尧尧啊她怎么能不认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