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0年五月，一道任命正等着杨坚上路。
北周朝廷任命他做扬州总管，要他到东南统管一方军政。这个职位管着军队，也管着地方事务。任命已经发下，杨坚本该离开长安了。
偏偏就在临行前，他得了足疾。
究竟是什么病，史书没有细说，只留下一个结果：他没能成行。疾病当时没有替他带来任何权力，只是把一个原本应该离京的人，暂时留在了京城。
几天以后，长安忽然需要这样一个人。
北周这时有一个年幼的皇帝，也有一个仍在掌权的父亲。一年前，宇文赟已经把皇位传给七岁的儿子宇文阐。儿子做皇帝，后来被称为静帝；父亲自称“天元皇帝”，退了皇位，却没有把朝廷大权一并交出去。
两个皇帝名号摆在宫里，真正能决定事情的，仍是宇文赟。
现在，他病重了，而且已经说不出话来。
宇文赟把刘昉和颜之仪召到身边。两人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平日经办机密文书和诏令。宇文赟显然想交代后事，可他已经无法把话说出来。
一个掌权的人失了声，朝廷却不能跟着沉默。七岁的皇帝由谁辅佐，宫门由谁看守，禁卫听谁调动，下一道诏书由谁来写，每一件事都在等答案。
也正是在这时，宫里开始有人替这个沉默的皇帝说话。
刘昉先找来郑译等人商议。郑译领内史，掌管朝廷要紧的文书。刘昉知道宫里发生了什么，郑译又能把一个决定写成诏令，可他们还缺一个能站到诏令前面的人。这个人要有足够的身份和声望，也要能让禁卫与百官暂时听从。
宫里并不缺成年的宇文氏宗室。汉王宇文赞就在禁中，已经去了封国的几位亲王也还在外面。刘昉等人没有从宇文氏中选人，而是想到了杨坚。
杨坚是朝廷重臣，女儿杨丽华又是宇文赟的皇后。他既有皇亲身份，也有多年积下的声望。更巧的是，他本该已经走在离京的路上，此刻却因为足疾仍在长安。
刘昉请他出来辅政。杨坚起初不肯。
刘昉没有给他留下多少推让的工夫。他把意思说得很直：你若要做，就赶快做；你若不做，我便自己来。
杨坚最后还是进了宫，以侍疾的名义留下。刘昉为他找到了门，真正走进门里、接住这个位置的，仍是杨坚。
就在当天，宇文赟去世。
宫里暂时压住死讯，没有立刻发丧。这个空当并不长，却已经足够改变很多事情。宫外的官员还不知道掌权者已经死去，宫里却开始写诏书、调禁卫，也开始决定谁将站到七岁皇帝身边。
皇帝的生命已经结束，他的名义却还可以继续发令。
很快，一道诏书写成，让杨坚总管朝廷内外的军队。
《周书》和《资治通鉴》都把它称作“矫诏”。这两个字说得很明白：命令借用了宇文赟的名义，却不是他亲口留下的安排。至于他临终原本想把后事交给谁，他没有说出来，史书也没有替他补上答案。
这道诏书已经写好，却还没有真正取得权力。
一张纸要成为命令，先要有人肯在上面写下名字，然后还要有人愿意照着它调兵、守门和办事。只要其中一处不认，纸上的字便走不远。
第一处拒绝来自颜之仪。
刘昉等人已经在诏书上署名，又逼颜之仪联署。颜之仪不肯。他的理由并不复杂：静帝年幼，确实需要有人辅政，可这个人应当从宇文氏宗室中选。杨坚是皇亲，却毕竟不姓宇文。
颜之仪把话说绝了。即使为此送命，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于是，诏书上的名字成了宫廷争夺的第一处关口。
刘昉等人没有说服颜之仪，也没有让诏书停下来。他们代他署了名，把命令发了出去。守卫皇宫、手里握有真实兵力的诸卫接到诏书，开始接受杨坚的调度。
颜之仪没有拦住这张纸。他守住的，只是自己的名字。
过了一阵，杨坚又派人来索要符玺。符玺是皇帝的印信和凭证。诏书已经借用了皇帝的名义，再有皇帝的印，往后的命令便更容易取得合法的外表。
颜之仪仍然不交。
他留下了一句话：“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
意思并不难懂：这是天子的东西，自有它的主人。你一个宰相，凭什么来拿？
第一次，颜之仪不肯交出自己的名字；第二次，他不肯交出皇帝的印。名字属于他自己，印属于年幼的皇帝。到了这一步，他能够守住的东西已经不多，却仍分得很清楚。
杨坚为此动怒，命人把颜之仪带出去，一度要杀他。颜之仪在士人和百姓中有声望，最后保住了性命，却被调往西边做郡守，从长安的权力中心退出。
两次拒绝都没有改变诏书的去向。可后来的人仍能从史书中看到：那几天的宫里并非人人点头。有人失去了留在长安的位置，也没有把自己的“是”留在那张纸上。
诏书越过了署名这一关，接下来还要把杨坚从秘密安排中的辅政者，变成百官公开听命的人。
熟悉机要文书的李德林提出，把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官号一并加在杨坚身上。这些名号不必逐字拆开，只看它们带来的结果便够了：百官怎样办事，军队怎样调动，从此都可以公开转到杨坚名下。
随后，朝廷公布宇文赟的死讯。七岁的静帝从正阳宫移入天台，杨坚被任命为左大丞相。原来的正阳宫改成丞相府，守卫由杨坚安排，百官到这里听命，文书也从这里发出。
宫殿还在原处，朝廷办事的门却换了。
不过，官号写在纸上是一回事，宫门肯不肯打开又是另一回事。
杨坚带着百官前往东宫，卢贲把一支武装卫队列在后面。卢贲原本是司武上士，管的是武事。到了这个关口，他手里的仗卫比官名更能说明他为什么重要。百官不敢离散，只能一路跟到东宫门前。
守门的人拒绝放杨坚进去。
卢贲先劝，门前没有让路；随后，他瞪眼呵斥，守门的人终于退开。
没有交战，门还是开了。
杨坚走进去，百官也跟着进去。至此，那道矫诏已经不再只是纸上的安排：诸卫接了命令，百官改变了去处，守门人也让开了路。纸上的权力，终于有了可以调动的人，也有了可以出入的门。
长安的宫门刚刚打开，杨坚的命令便开始向城外走。
他借赵王嫁女给突厥的由头，把已经去了封国的五位宇文氏亲王一并召回长安。他们王号不同，处境却完全一样：都姓宇文，也都要离开自己的封国，回到杨坚已经控制的京城。
与此同时，另一道命令送往相州。
相州总管尉迟迥年高望重，当地军队和政务都在他手里。杨坚一面让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带诏书去见父亲，请父亲回京参加丧礼；一面任命七十二岁的老将韦孝宽接管相州。
同一张诏书，给两个人出了两道不同的难题。
尉迟惇若劝父亲奉诏，便要亲自带父亲离开，把军队和官署交给别人；父亲若是不从，他又要在父亲和长安之间选一边。
韦孝宽的难处更加直接。他有朝廷的任命，也有足够的名望，却没有相州的一兵一卒。
在长安，一张纸的后面已经站着禁卫、百官和打开的宫门。出了长安，这张纸又只剩一张纸。
七十二岁的韦孝宽就这样拿着它，上路去接别人手里的军队。
走到朝歌，尉迟迥派部将贺兰贵前来迎接，又送来一封信。来人到了，礼数也到了，只有尉迟迥本人没有出现，军队和官署更没有交出来。
韦孝宽没有继续赶路，也没有立刻掉头。他把贺兰贵留下说话，随后称病放慢行程，又派人到相州求医问药，顺便探听那里的动静。
史书把先后写得很清楚：他先起了疑，随后称病缓行。病是真是假，史书没有明说。能够确认的是，他没有凭一张任命直接走进尉迟迥控制的地方，而是先停下来，让自己多一点判断的时间。
这一章从一场病开始，又停在一场病前。
足疾把杨坚留在长安，使他没有错过宫门以内的机会；韦孝宽的称病则把他留在朝歌，使他没有贸然走进相州。病没有替他们作出选择，只把选择到来以前的时间稍稍拉长。
宫里的门已经开了，城外的路却还没有。
相州到底还听不听长安的命令？尉迟迥会交出军队，还是已经准备翻脸？
很快，就有人从相州方向逃回来，把坏消息带到韦孝宽面前。
##【史书记载】
本章主要依据《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卷三十八《刘昉传》、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周书》卷七《宣帝纪》、卷八《静帝纪》、卷三十一《韦孝宽传》、卷四十《颜之仪传》，《北史》卷六十四《韦孝宽传》，以及《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七十四。杨坚受任扬州总管而因足疾未行、宇文赟病重失语并去世、刘昉与郑译等人引杨坚辅政、颜之仪拒绝联署及拒交符玺、诸卫接受杨坚节度、李德林提出公开职位方案、正阳宫改作丞相府、卢贲喝退守门人，以及召五王、召尉迟迥并改任韦孝宽，都有相应记载。
正文对扬州总管、御正、内史和司武上士都只说明它们在本章行动中的作用，不展开完整官制，也不与现代职位画等号。卢贲的作用主要通过他组织仗卫、喝退守门人和后来掌管相府宿卫的行动呈现，并不表示司武上士的全部职掌只有这些。
宇文赟在大象元年二月已经把皇位传给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因此，大象二年五月去世时，宇文阐早已是北周皇帝，并非在父亲死后才继位。宇文赟传位后，杨丽华的后号有过多次变化，史籍仍以“后父”称杨坚。这里的“后父”，只是说杨坚是宇文赟皇后的父亲，不表示杨丽华是静帝的皇后。
《周书》《资治通鉴》都将刘昉、郑译等人所发命令称为“矫诏”，《周书·颜之仪传》又记颜之仪“知非帝旨”。史料同时记载，宇文赟原想交代后事，却已经失语。因此正文采用史籍的“矫诏”定性；宇文赟未能说出的具体安排，现存材料不足以确认。诏书署名的次序则依《周书》《资治通鉴》所载：刘昉等人署名后逼颜之仪联署，颜之仪拒绝，他们便代他署名发出。
关于宇文赟去世的日期，《隋书·高祖纪》记为五月乙未，《周书·宣帝纪》则记乙未病重、己酉去世，前后相差十五日。《资治通鉴考异》认为宫中秘丧不可能延续十五日而不泄露，因此采用《隋书》的日序。正文时间只标为五月，事件先后依《考异》所取日序。
《北史·郑译传》另有一种说法：颜之仪与宦者曾想引宇文仲辅政，宇文仲已经到了御座。《资治通鉴考异》认为这一说法与颜之仪后来仍能保全的结果难以相合，转而采用《周书·颜之仪传》的记载。正文事件线依《周书·颜之仪传》；宇文仲入宫说作为未采用的异文保留在这里。
《周书·韦孝宽传》直书韦孝宽当年“时年七十二”。同传写他“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派人以求医药为名探查相州。《周书》把起疑、称病和缓行直接连在一起，却没有说明他是否确有疾病。因此现存材料能够确认的只是韦孝宽起疑后称病缓行，不能确认他是否装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