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车的人
傍晚的时候，普拉东·伊里奇又来到了车站。
他已经六十七岁了，背有些驼，走路时靴子在地上拖出轻微的沙沙声。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大衣，扣子掉了一颗，但他没有补。他走到长椅旁，拂了拂上面的灰——其实并没有灰，站台上的工人每天都会擦，但他还是拂了拂——然后坐下来，把手杖靠在腿边。
这是十一月末的一天，天早就黑了，站台上的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砖地上。刚下过雨，空气里有铁轨和煤渣的气味，还有一种凉丝丝的、从远处田野里漫过来的土腥味。普拉东·伊里奇把手缩进袖子里，看着铁轨延伸向黑暗的方向。信号灯在远处变换着颜色，红的，绿的，像一只困倦的眼睛。
他每天都来。从他退休那年春天开始，每天傍晚都坐在这里，坐到最后一班列车过去，然后起身回家。春天过了是夏天，夏天过了是秋天，现在已经是冬天了。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已经认识他了，那个胖胖的售票员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有时会给他端一杯热水来，用一种混合了怜悯和不解的目光看他一眼，摇摇头，走开。
他等一个人。但这个人不会来。他心里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可他还是要来，像完成一种仪式，一种只有他自己明白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仪式。
从车站的候车厅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哭了，声音尖细，在这个空旷的站台上显得格外响亮。女人哄着孩子，拍着他的背，来回走着。普拉东·伊里奇看着她，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也是这样哄孩子的，那时候他们的小女儿还只有几个月大，夜里哭得厉害，安娜就抱着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一首什么歌，哼着哼着，孩子不哭了，她自己却哭了。
他不太愿意想这些事。但坐在这里的时候，这些事就会自己浮上来，像水底的淤泥被搅动了，一点一点，升到水面。
最后一班列车是八点四十分到。普拉东·伊里奇看着手表，指针慢吞吞地走着。站台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穿大衣的、拎皮箱的、背着鼓鼓囊囊行李袋的，人们从候车厅里涌出来，在月台上排成松散的队伍。有几个人看了他一眼，又移开了目光。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一个老人，独自坐着，没什么可奇怪的。
列车进站了，带着一阵风和一串轰隆隆的声响。车门打开，人们涌出来，又有人涌进去。他在人群里搜寻着，其实他知道不必搜寻，但他还是看着每一张下车的脸，年轻的脸，年老的脸，疲惫的脸，兴奋的脸。没有他等的那个人。
他等人群散尽了才站起来。手杖在地上点了一下，又点了一下。他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转身往出口走去。身后，列车又启动了，缓缓地，带着一种笨重的、无法挽回的劲头，往更远的北方驶去。
回家的路不长。他住在车站后面的一条小街上，一栋灰色的老房子，三楼，窗户对着院子。他爬上楼梯的时候，膝盖隐隐作痛。每上一级台阶，他就停下来喘一口气，然后继续上。楼梯间的灯泡坏了很久了，他也一直没有换。他摸黑走到自己家门前，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
屋子里很安静，安静得像一只埋在地下的盒子。他没有开灯，直接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早上烧的，现在已经凉透了。他喝了一口，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夜空，像一只正在求救的手。
他和安娜在这里住了四十年。房子是结婚那年单位分的，两间屋，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厨房很小，转个身都困难。刚搬来的时候，安娜很高兴，把墙刷成了淡绿色，买了块碎花的布做了窗帘。女儿出生以后，他们在客厅里加了一张小床，晚上女儿睡着了，他和安娜就坐在床边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孩子。
后来女儿长大了，嫁了人，搬走了。再后来安娜病了。再后来安娜走了。
那是三年前的冬天，也是一个十一月，比现在还冷一些。安娜走的那天早晨，她还吃了一碗粥，说今天精神好一些，让他把窗子打开透透气。他把窗子打开，冷风吹进来，她说冷，他又关上。然后她说想喝水，他去厨房倒水，端着水杯回来的时候，她已经闭上眼睛了。杯子从他手里掉下去，在地上摔碎了。他没有收拾那些碎片，在床边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了，女儿来了，才有人把碎玻璃扫走。
女儿叫卡佳，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一年回来两三次。每次回来，都要劝他搬过去和她一起住。他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等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等他不再去车站了，也许等他哪一天早上醒来，不记得安娜的名字了——那时候他就搬。
卡佳上个月回来过，待了三天。临走那天，她帮他收拾了屋子，洗了窗帘，换了床单。她站在门口穿鞋的时候，忽然转过身来抱住他，他感觉到她的肩膀在发抖。
“爸爸，”她说，“别去车站了。”
他没有回答。
“她不会回来了，”卡佳说，声音闷在他的大衣里，“你得知道，她不会回来了。”
他拍了拍女儿的背，说：“我知道，我知道的。”
但他还是去。
第二天早晨，普拉东·伊里奇起得很晚。窗外又下起了小雨，细细密密的，打在梧桐树光秃的枝上。他做了早饭，煎了一个鸡蛋，烤了一片面包，泡了一杯茶。他坐在桌边慢慢地吃，吃得很仔细，像在完成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
吃完以后，他洗了碗，擦了桌子，把地扫了一遍。然后他穿上大衣，拿起手杖，出了门。
他去菜市场买了土豆和洋葱，又买了一条鱼。卖鱼的女人认识他，每次都会多给他搭一根葱。他道了谢，把东西装进布袋里，又慢慢走回家。经过车站的时候，他停了停。站台上的钟指向十一点，离傍晚还早得很。他站了一会儿，看着铁轨上反射的微光，然后转身继续走。
下午他给卡佳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转到语音信箱。他对着话筒说：“卡佳，我很好。买了鱼，晚上炖汤喝。你那边冷吗？多穿点。没什么事，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他挂断，把话筒放回去。屋子里又恢复了那种熟悉的安静。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调到一个放着老电影的频道。屏幕里的人说着什么，他听不太清，也不想调大音量。他看着那些晃动的影子，渐渐觉得眼皮沉了，就靠在沙发背上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暗了。他看了看表，六点四十。该去车站了。
外面还在下雨，比早晨小一些，像雾一样飘在空中。他把大衣扣好，拿了伞，又把手杖带上。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鞋柜上看见一张照片，是安娜年轻时候的，黑白的，烫着卷发，穿着白衬衫，笑盈盈地坐在一条长椅上。照片旁边放着一束干花，是安娜以前喜欢的那种紫色的小菊花，早就干透了，颜色褪成了浅褐色。
他看着照片，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玻璃相框的表面。凉的。
“我去车站了。”他说。
他说得很轻，像在和什么人说话，又像只是说给自己听。
车站和每天一样。灯光，铁轨，稀稀落落的旅客。他走到那条长椅前，坐下来，把手杖靠在腿边。雨水在站台的顶棚上汇聚，滴落下来，在砖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一个穿制服的年轻站务员从他面前经过，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大爷，等人啊？”
“嗯，”他说，“等人。”
年轻站务员点点头，走了。走远了，又回头看了一眼。普拉东·伊里奇知道他在看什么。一个老人，每天傍晚都来，坐两个小时，然后离开。这在旁人眼里大概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他已经不在乎了。
八点四十分，列车进站了。普拉东·伊里奇照例看着每一张下车的脸。一个穿红大衣的女人，拎着两只箱子，匆匆地走。一个中年男人，夹着公文包，边走边打电话。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女孩的头靠在男孩的肩上。他们从他面前走过，没有人停留。
人群散尽了。列车又启动了。铁轨在震动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然后渐渐远去，远去，最后只剩下风的声音和雨的声音。
普拉东·伊里奇站起来。他的腿有些发麻，他扶着长椅的扶手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针刺般的感觉过去了，才拿起手杖。
他没有直接回家。他沿着站台往前走，走到最尽头，那里有一排铁丝网，网后面是野地，长满了枯草。他站在铁丝网前面，看着远方。远方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沉沉的、看不见边界的黑暗。但他知道那个方向是北方，知道沿着这条铁轨一直走，会经过三座城市，一条河，然后到达那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安娜的家乡在更北边，比铁轨的终点还要远。他送她回去过，坐了一天的火车，窗外的风景从灰绿变成枯黄，又从枯黄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她靠在他肩上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说脖子酸了，他帮她揉了揉。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雨停了。风把云吹散了一角，露出几颗星星，冷冰冰地挂在那里。他把大衣裹紧了一些，转身，往出口走去。
回家的路上，他经过一家亮着灯的杂货店。店门口摆着几盆冬青，绿油油的，在灯光下泛着光。他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想起安娜也喜欢冬青，每年圣诞节都要在窗台上放一盆。后来她不放了，她连圣诞树也不布置了。她说女儿不在家，布置了给谁看呢。那时候他应该做点什么的，买一盆冬青，或者把圣诞树从储藏室里搬出来，告诉她，给她看。但他什么都没做，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说了一句：“随你。”
他走进杂货店，买了一盆冬青，小小的，用红绳扎着。店主是一个戴眼镜的老人，找钱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给家里人买的？”
“嗯，”他说，“给家里人。”
他抱着那盆冬青走回家，爬上三楼，开了门。他把冬青放在窗台上，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叶子正对着房间。然后他退后两步，看着它。绿油油的，很有精神的样子。
他去厨房把鱼炖了，加了姜和葱，汤很白，很鲜。他一个人坐在桌前喝着鱼汤，热气扑在脸上，暖烘烘的。他喝得很慢，一勺，又一勺。喝完汤，他洗了碗，擦了桌子，看了看窗台上的冬青。
“好看。”他说。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旧书，安娜以前常看的，书页都翻得卷了边。他拿起来翻了翻，里面夹着一片枫叶，干枯的，红褐色，是安娜什么时候夹进去的他不知道。他把枫叶拿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小心地放回去。
他躺下来，关了灯。黑暗中，窗台上的冬青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看着那个轮廓，想着明天的事。明天，他还要去车站。明天是星期六，列车会多一些，人也会多一些。也许他会买一张票，随便去哪里，坐一站，两站，再坐回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
他闭上眼睛。雨又开始下了，这一次下得大一些，敲在窗户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他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同样的雨夜，安娜坐在床边织毛衣，他在看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她忽然停下来，说：“老普拉东，等咱们老了，回乡下住吧。种点菜，养几只鸡。”他说好，头也没抬。她说：“真的？你答应了？”他说真的，答应了你。然后她笑了一下，又继续织她的毛衣。
那个乡下他们最终没有去。安娜走的时候，他们的乡下还只是一个计划，几句闲聊，一个雨夜里的念头。他后来自己去过一次，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找到那个村庄，看了看那间他们要住的屋子。屋子已经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草。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又坐车回来了。
窗外的雨还在下。普拉东·伊里奇翻了一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他并不难过，奇怪的，他觉得心里很平静，像一口深井，水面纹丝不动。明天他还会去车站，还会坐在那条长椅上，看着列车驶来又驶离。他知道等的人不会来，但他还是要等。有些等待，也许并不为了等到什么，只是为了有一种可以继续活着的方式。
他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变得绵长。冬青在窗台上静静地立着，雨水顺着玻璃流下来，一条一条的，像眼泪，又像别的什么。远处，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停在了终点站，铁轨冷却下来，在夜里慢慢地收缩，发出细微的、轻轻的声响，像一声疲惫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