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三十一年了。
每周三次，他背上那只磨得发白的邮包，从镇上邮局出发，沿着那条土路往北走，穿过三个村子，最后到达林边那座孤零零的磨坊。全程将近二十俄里，他走得慢，早上七点出门，傍晚六点才能回到家。三十一年，风雨无阻，大雪天也走，夏天日头最毒的时候也走。邮局换过三任局长，他还在走。路上那些树，有些是他看着从小苗长成合抱粗的。路上那些房子，有些住着的人已经换了三代了。
今天又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五月的早晨，路两边的草上还挂着露水，空气里有青草和泥土的气味，湿漉漉的，带着一股野性的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邮包挎在肩上，掂了掂，比上周轻了一些。信越来越少了。以前邮包总是鼓鼓囊囊的，年轻人们从城里写信回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工作、恋爱、发了多少工资、什么时候回家。现在有了电话，有了别的东西，信就少了。他有时候走完全程，邮包里只有几份报纸和一张汇票。
他先到了扎列奇耶村。这是个不大的村子，十几户人家，歪歪斜斜地沿着一条小河边散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熟门熟路地走到第一户门前，推开篱笆门，从邮包里掏出一份《真理报》，塞进门缝。屋里有个老女人的声音喊了一声：“是邮差吗？“他说“是我“，女人“哦“了一声，不再说话了。他每年的这份报纸给的都是这家的老太太，老太太不识字，但每天要让儿子把报纸念给她听，听了就说“嗯“，听完就坐在门口晒太阳，等下一份。
第二户是个年轻寡妇的家。她丈夫去年冬天在林子里砍柴，被一棵倒下来的树压死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门口，从邮包里摸出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陌生，不是本地人写的。他犹豫了一下，敲了敲门。门开了，寡妇站在门口，头发有些乱，围裙上沾着面粉，像是正在做饭。她看见信，眼睛亮了一下，接过去，没有当场拆。
“谁的？“她问。
“不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看嘛。“
她没有看，把信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像是怕它飞走。她说了声谢谢，把门关上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门外停了一会儿，听见里面传来细小的声音，像是纸被拆开的声音，又像是一声很短促的抽泣。他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看了看那扇紧闭的木板门，然后继续往前走。他不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从来不问。他只是送信的，把别人的消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像一条沉默的渡船。
到了第三户，一个胖胖的铁匠正在院子里打马蹄铁，看见他就喊了一嗓子：“老谢尔盖，有我的没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翻了翻邮包，抽出一张明信片递过去。铁匠用围裙擦了擦手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咧开嘴笑了。“我外甥，“他说，“在列宁格勒那个，考上大学了。“他举着明信片走进屋，声音一路传到院子里：“老婆！老婆你来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那里，铁匠的嗓门把他的耳朵震得嗡嗡的。他看着铁匠家院子里的那棵苹果树，花开得正好，白里透粉的，密密地缀了一树。他想起来，这棵树是铁匠结婚那年种的，第二年就结果了，结的苹果又小又酸，但铁匠的老婆还是把它们做成了果酱，还送了他一罐。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继续走。从扎列奇耶出来是一片田野，麦子刚冒了头，嫩绿嫩绿的，风一吹就起一层浅浅的浪。路在田野中间笔直地穿过去，像一条被谁随手丢下的带子。他沿着路走，步子均匀而缓慢，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奏上，像一只上了发条的老钟表。邮包在肩上晃着，里面的报纸蹭来蹭去，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走了一半，他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是个老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外套，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拄着一根树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了，认出那是叶戈尔，住在前头阿列克谢耶夫卡村的，七十多了，腿脚不好，平时不大出门。
“老叶戈尔，“他说，“在这儿坐着干什么？“
“走不动了，“叶戈尔说，声音沙沙的，“走了一半歇歇。“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旁边也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前方那条路延伸下去，消失在田野尽头的一排白桦树后面。天上有云，薄薄的，一片一片地移过去，把阳光滤成了柔和的、水一样的光。
“有我的东西吗？“叶戈尔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翻了翻邮包，拿出一封信。信封已经有些皱了，边角磨得发毛，像是经过了很长很长的路。他递过去，叶戈尔接住，手指有些颤，把信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的封口，又看了看正面的地址。
“从哪儿来的？“
“喏，写着的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指了指信封上的邮戳。
叶戈尔眯着眼看了半天，点了下头，把信揣进了怀里。他没有立刻拆，只是揣着，像揣着一件需要慢慢打开的东西。
“孙子来的，“他说，像是在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解释，又像是在对自己说，“我孙子，在部队里，好几个月没来信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嗯“了一声。他认识叶戈尔的孙子，那个小伙子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常在路上跑，追着邮包问“谢尔盖爷爷，有我的信没有“，那时候他还没上学呢。后来去当兵了，走的时候全村人都去送，敲锣打鼓的，他在人群后面看着，小伙子朝他挥了挥手，喊了一声“我给您写信“。后来信倒是真的来了，一个月一封，规规矩矩的，写着训练的事、伙食的事、还有想家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每次拿到信，走在路上的时候步子都会快一些，像是被那封信催着往前走。
“你歇着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起来，“我走了，还得赶路。“
“去吧，“叶戈尔挥了挥手，“去吧。“
他继续往前，走了好远回头看了一眼，叶戈尔还坐在那块石头上，小小的一个灰影子，在绿色的田野中间像一粒安静的尘埃。他转回头，继续走。
阿列克谢耶夫卡村到了。村里比扎列奇耶大一些，路两边有十几间房子，村口还有一口井和一个小小的菜园。他一家一家地走，报纸、汇票、一封贴着彩色邮票的信、一张明信片，东西一样一样地从邮包里变少，人一个接一个地见了又分开。
到了第四户的时候，门虚掩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门口喊了两声“有人吗“，没人答应。他推开门，屋里暗沉沉的，一个中年女人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褪了色的花被子，脸色蜡黄。他认出是玛利亚，村里的裁缝，上个月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一直在家里躺着。
“玛利亚，“他走进去，“邮局给你汇了钱。“
玛利亚撑着手想坐起来，但使不上劲。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过去扶了她一把，在她背后垫了个枕头。玛利亚靠着枕头喘了几口气，脸色白得厉害，嘴唇也是干的。
“多少？“她问。
“不多，八十卢布。“他把汇票和一张单子放在床头柜上，又补了一句，“你腿好点了没有？“
“能下地了，就是使不上劲儿。“玛利亚看了看那张汇票，又看了看他，“老谢尔盖，你帮我把这个兑了吧，我出不去。“
“行，“他说，“下回我给你带钱来。“
他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这间屋子。窗台上放着几只空药瓶，地上有一盆没倒的脏水，桌子上摊着半块黑面包，干得裂了缝。他想起玛利亚以前的样子，穿得干干净净的坐在缝纫机后面，手指灵巧地踩着踏板，一边缝衣服一边和来取活的人聊天，嗓门又亮又脆，在整条街上都听得见。现在她躺在这张床上，瘦得两颊陷了下去，眼睛窝在眼眶里像两汪深井水。
“我给你把水倒了。“他端起了那盆脏水。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坐着。“他说。
他端着水盆出去倒了，洗干净了盆，从井里打了新水端回来。又把桌子上那半块面包拿走了，从自己的邮包里掏出一个黑麦面包放在原地。玛利亚看着他做这些事，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说了句“好好养着“，然后把门带上了。
走出去十几步远，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谢谢“，隔着木板门，像是从很深的井底浮上来的。他没有回头，摆了摆手。
出了村子，路开始往山上走了。他喘得厉害了些，步子放得更慢了，膝盖也开始隐隐作痛。这几年他明显地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腿脚没力气，走久了关节里像有沙子。邮局的人说过好几回，说要给他配一辆自行车，他拒绝了。他走习惯了这条路，骑车反而不踏实。再说了，他一个老头子，推着车走二十里路，和背着包走二十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快到山顶的时候，他看见路边有一棵粗壮的橡树，树底下放着一只锈了的铁皮箱子。那是他很多年前放的，专门用来放村民们的信。有时候他来的日子遇上雨雪，有些家太远了走不过去，就把信锁进箱子里，让路过的人捎回去。后来路修好了，家家户户也走得更近了，这箱子就没什么用了。但他每次经过还是会看一眼，打开箱盖往里面瞄一瞄。今天箱子里空空的，只有几片落叶和一只干瘪的蜘蛛。他合上盖子，拇指在锈迹斑斑的铁皮上蹭了蹭。
他继续往林子里走。磨坊在林子深处，是这条路的最末端。磨坊主是个上了年纪的独眼男人，叫费奥多尔，脾气古怪，不怎么和村里人来往。他每个月会去镇上拉一次粮食，其他时间都待在磨坊里，守着那台咯吱咯吱响的老水车。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他送信和报纸，每周三次，送了十多年了，两个人说的话加起来大概不到五十句。
到了磨坊，水车正在转着，哗哗的水声隔着老远就听得见。费奥多尔坐在门口抽烟斗，那只独眼眯着，看着远处的水面。他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过来，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敲了敲。
“费奥多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邮包里掏出一封信，“你的。“
费奥多尔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没有拆。“谁寄的？“他问。
“上面写着呢，好像是……“
“我猜出来了，“费奥多尔打断了他，“行，放那儿吧。“
他把信放在了身边的木桩上，又把烟斗塞回嘴里，继续看着远处的水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旁边等着。他等着费奥多尔拆开那封信，像等着一个迟迟不发生的小小奇迹。但费奥多尔不动，只是那么坐着，吐着淡蓝色的烟雾。
“你不看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终于问了。
费奥多尔看了他一眼，那只独眼里有一种他读不懂的东西。“不急，“他说，“它在那儿又跑不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往回走，走出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费奥多尔。那个独眼男人还坐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封信，没有拆，就那么捏着，像捏着一件需要很多力气才敢打开的东西。
回去的路是下坡，比来的时候轻松一些。太阳开始往西走了，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拖在身后像一条深色的尾巴。他走过了那片田野，走过了阿列克谢耶夫卡村，走过了扎列奇耶。他在扎列奇耶的村口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条来路，麦子地、白桦林、远处山上的磨坊，在傍晚的光线里都蒙上了一层金色。他看了很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了那么久，只是觉得这个场景他看了三十一年了，每一遍都不太一样，又每一遍都一样。
他在夕阳里走回家。邮包已经空了，轻飘飘的背在肩上。他走进镇子，经过邮局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灯还亮着，胖局长趴在桌上写着什么。他没有进去，直接回了家。
家里空荡荡的，和他走的时候一样。他给自己热了一碗汤，坐在桌前慢慢地喝。窗台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相框，里面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女人是他的妻子，走了二十三年了。男孩是他的儿子，走了十八年了。他不太看那张照片，但他每天都会把它擦一遍，用一块干布，轻轻地，像怕碰碎了什么。
喝完汤他洗了碗，在窗前坐了一会儿。天色暗下来了，街灯亮了，昏黄的，把他的影子从窗户上投进屋里，斜斜地铺在地板上。他想起了今天收到的那些信和那些人——铁匠的笑，寡妇的眼泪，叶戈尔揣在怀里的孙子的信，费奥多尔手里捏着的那封迟迟没有拆开的信。每个人的信都不一样，每封信里装着的消息也不一样，但他看着他们接信时的手势和表情，总觉得那里面有什么一样的东西——是期待，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怕被烫着又忍不住想碰的期待。
他不知道明天还会收到谁的信。邮包会满，还是会继续这么轻。他明天要跑另一条路，往南走，那边的村子更小，人更少，有时候一趟跑下来，邮包里只多了几张新的报纸。但他还是会走，一步一步地走，像今天一样，像过去的三十一年一样。
他站起来，把邮包挂在门边的钩子上，摸了摸那只破旧的帆布包，布料已经磨得薄了，透光的地方能看见里面的轮廓。这只包跟了他这么多年，从一个深绿色的新包变成了灰白色的旧包，补了四五回，有些地方的针脚歪歪扭扭的，都是他自己缝的。他想，也许该换一只新的了。明年吧，明年开春的时候和局长说说。
他在床边坐下来，解了鞋带，把鞋脱了摆好，然后躺下来。屋顶上的椽子在月光下看得清纹路，一道一道的。他盯着那些纹路看了一会儿，合上眼睛。外面的街上有人在走，脚步声由远及近，又从近到远，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剩下镇上惯常的那种安静的嗡嗡声，像一只没有睡着的蜜蜂在远处飞。
他慢慢地沉进了睡眠里。梦里他还是走在路上，那条走了三十一年的路，路两边的麦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有人在他前面走着，背影像他的妻子，又像他的儿子，又像那个今天坐着歇脚的叶戈尔，又像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他追了几步，追不上。但他不着急，他知道路很长，前面的人总会在某个拐弯的地方停下来，回头看他一眼。
天亮了又是新的一天。邮包会重新装起来，他会背上它，推开门，走进外面灰白的晨光里，走进那条已经等着他的路。路一直在那里，人来了又走，树长了又枯，只有路还在，安安静静地伸向远方，像一个永远不会说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