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雨多。湖州一带的好多桑树泡在水里，叶子烂在枝头，远远看去变成挂了一树树黄纸钱。崔沉就是这时候回来的。
他在武当山待了十年。走的时候六岁，回来十六岁，长高了，也瘦了，眼窝陷下去两汪，看人的时候目光直直地打过去，犀利得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村里人说他像他爹，他爹早年也是个不爱说话的，后来跑去做丝绸生意，死在外头，尸首都没运回来。
崔沉他娘还在。老太太坐在门槛上剥毛豆，看见一个高瘦后生背着包袱走进院子，手里的豆荚掉了。
“沉儿？”
“娘”
就这一个字。十年没见，就这一个字。老太太站起来，手里的毛豆撒了一地，她没捡，走过去摸崔沉的脸，摸他的肩膀，摸他腰上别着的一把柴刀。刀鞘是牛皮做的，磨得油光发亮。
“咋还带刀回来了？”
“山上带的。”
“山上学的啥？”
“打拳。”
老太太没再问。她转身进屋做饭，锅里炒的是腊肉，油烟从灶台漫出来，呛得她直咳嗽。崔沉站在院子里，看着这棵老榆树——他走的时候树还小，现在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底下有一口井，井台上青苔厚厚的，如同铺上一层绿绒布。
这天晚上他睡在东屋。西屋空着，中间屋里供着他爹的牌位。他娘在隔壁翻身，木板床吱呀吱呀响了一整夜。
半个月后，他娘托媒人给他说了门亲事。姑娘姓林，叫林巧儿，隔壁镇的，她爹早年做丝绸生意亏了本，欠了崔家一笔钱，还不上，拿女儿抵。
林巧儿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价码，没哭也没闹，嫁过来这天穿一身红，头盖掀起来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的。
这笑很浅，仿佛风过水面，划了一下，很快就没了。
崔沉看见她第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然后挪开了。他看见她脚上的这双绣花鞋——蓝底子，红梅花，绣得歪歪扭扭的，倒像是像小孩子画的。
“你自己绣的？”他问。
林巧儿低头看了一眼，脸红了：“绣得不好。”
“挺好的。”崔沉说。
这是他们成亲这天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婚后日子安静。崔沉每天早起在院子里打拳，慢吞吞的，有点儿像老头子活动筋骨。林巧儿在灶房烧火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直直地升上去，到了半空被风吹散。
晚上两个人坐在灯下。林巧儿绣花，崔沉磨刀。这把柴刀他每天磨，沙沙沙，沙沙沙，声音恰似蚕吃桑叶。林巧儿有时停下来看他，看他低着头的侧脸，下巴绷成一条线。
“你在山上都学了些啥？”她问。
“打拳。”
“还有呢？”
“练刀。”
“就这些？”
崔沉把刀翻了个面，继续磨。“够了。”
林巧儿不问了。她把针扎进鞋面，手一抖，扎破了指头。血珠冒出来，她赶紧含进嘴里。
崔沉看见了。他没说话。但第二天他赶集回来的时候，给她带了一卷红线。
“你绣花用。”他把红线放在桌上，转身出去了。
林巧儿捏着这卷红线，看了很久。红线在灯下泛着柔柔的光，血红，又不那么吓人。她把它收进针线盒里，没舍得用。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村子里的稻子割了，田里剩着半截半截的茬子。崔沉每天上山砍柴，清早出门，傍晚回来。林巧儿在家做饭，等他回来一起吃。
那天他上山的时候天是晴的，回来的时候下雨了。雨不大，毛毛的，沾在脸上凉丝丝的。他背着一捆柴走到院门口，听见里面没动静。
灶冷的。锅空的。灯没点。
“巧儿？”
没人应。他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墙角蹲着一个人影，缩成小小的一团，肩膀在抖。
“巧儿？”他把柴放下，走过去。
林巧儿抬起头。她脸上有伤，嘴角破了，额头青了一块。衣裳撕了半边，露出里面的白衣，白衣上也沾了血。她的眼睛是干的，没哭，但亮得吓人。
“今天来了一帮人。”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穿黄军装的。”
崔沉站在她面前，手垂在两侧。
“他们把我拖到田里。”林巧儿把膝盖抱住，下巴搁在胳膊上，“好几个人。”
崔沉没动。
“崔沉，”她叫他的名字，“你会不会嫌弃我？”
雨从门外飘进来，落在灶台上，落在磨刀石上，落在那卷红线上。红线被打湿了，颜色洇开，像一朵梅花。
崔沉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把泥。
他没说话。
林巧儿看着他。看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雾很大，三步之外看不清人脸。崔沉醒来发现身边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朵绣了一半的梅花。
他冲出去的时候雾正在散。村口那口井边围了人。
井台上摆着一只绣花鞋。蓝底子，红梅花。这只鞋规规矩矩地放着，鞋头朝井，鞋跟朝外，像是自己走过去的。
崔沉拨开人群，趴在井沿上往下看。
井水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后来村里人把这口井填了，又在上面盖了一座小庙，供的是观音。但崔沉知道下面有什么。
这天傍晚他收拾了一个包袱。柴刀别在腰上，包袱里是那卷红线和一只绣花鞋——另一只，林巧儿留在枕边的那只。他没带别的。
他娘站在门口看着他。
“沉儿，你去哪？”
“东边。”他没回头。“东边有日本鬼子。”
他娘没拦。老太太扶着门框，看着他走进暮色里。雾又起来了，把他的背影吞进去，一口一口地，最后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天晚上，崔家的烟囱没冒烟。
上海那时是个水泥做的笼子。弄堂窄得伸不开手，头顶上晾着万国旗一样的衣裳，脚底下淌着泔水。日本人穿黄军装走路咔咔响，靴子底钉着铁掌，听久了像某种虫子在叫。
崔沉蹲在屋顶上听了三天。
他到的第一天就找到了门路。上海滩的底层江湖比他想象的简单，只要你能打，就有人用你。他在十六铺码头用三招放倒了码头上最凶的那个工头，第二天就有人请他吃饭。
请他吃饭的人姓郑，四十来岁，穿西装不打领带，袖口磨出了一点点毛边。他给崔沉倒了一杯黄酒，说：“你身手不错。”
崔沉把酒喝了，没说话。
“你想干什么？”
“杀人。”
郑先生把酒杯放下，看了他很久。“杀谁？”
“该杀的人。”
郑先生笑了一下。那笑很短，嘴角一翘就收了。“那你就跟我干吧。我有名单。”
从这天起崔沉有了新身份。他不住码头了，搬进法租界一栋老楼的阁楼里。阁楼斜顶，站直了撞头，但有一扇天窗，晚上能看见月亮。
郑先生给他的第一份活是一个翻译官。这人给特高课做事，经他手送进监狱的中国人不下二十个。
崔沉跟了他三天，摸清了路线——他每天傍晚从外滩的办公室出来，走四川路，拐进一条死弄堂，弄堂尽头是他包养的一个女人的家。
第四天傍晚下雨了。崔沉在死弄堂的阴影里等着。雨打在瓦片上，声音密密匝匝的，像有人在头顶筛豆子。翻译官撑着伞走过来，皮鞋踩在水洼里，啪嗒啪嗒。
崔沉从阴影里走出来。翻译官抬头看见他，嘴刚张开，刀已经到了。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刀进去的时候他感觉到阻力——肋骨。刀从肋骨缝里穿过去，心脏在刀刃上跳了两下，停了。他把刀抽出来，翻译官靠着墙滑下去，伞掉在地上，雨淋在他脸上。
崔沉蹲下来，把伞捡起来，盖在翻译官身上。
他不看死人的脸。
回去的路走了四十分钟。他在弄堂里绕了三圈，确认没有人跟踪，才从后门爬上阁楼。天窗关着，月光透不进来，屋里黑得像井底。他把刀在布上擦了，然后坐在黑暗中，双手搁在膝盖上。
手在抖。不是怕，是累。刀刃穿过肋骨的时候那股反震传到了手腕，酸酸麻麻的，真像握了一整天的锄头。
第二天郑先生让人送来一个信封，里面是法币。崔沉数都没数，塞进枕头底下。
枕头底下还有一只绣花鞋。
这个秋天他杀了七个人。有翻译官，有特高课的便衣，有两个给日本人卖命的青帮头目。每次他都挑下雨天，每次都在弄堂里，每次杀完都把伞盖在死者身上。
郑先生后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媳妇死在井里。”崔沉说，“下雨天井里会涨水。我怕她冷。”
郑先生没再问了。
阁楼底下那条巷子里有个唱评弹的女人。每天下午三点，她准时开嗓，唱《杜十娘》，唱《玉蜻蜓》，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苏州糖化在水里。
崔沉有时坐在天窗底下听，听着听着就想起林巧儿哼过的采茶歌。林巧儿的声音薄，像桑叶上的露水，一碰就碎了。
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林巧儿。郑先生问过他家里有什么人，他说没有。郑先生问他为什么恨日本人，他说没原因。
原因不能说。说出来就散了。
两年后他开始独自行动。不再需要郑先生的名单，他自己找目标。方法简单——蹲在特高课门口，看谁出来的时候穿得最体面、坐最漂亮的车，就跟着他。这种人往往是汉奸，血里有油水。
他在上海这四年换了十二个住处。最长的是这间阁楼，住了十个月。最短的只有三天——有一次他在弄堂里撞上一个认出了他的线人，当天夜里就搬了。
线人被他处理了。但这个晚上他梦见井水漫上来，黑黑的，凉凉的，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到脖子。他拼命踩水，踩不上去，水底有只手拽着他的脚踝。
醒来的时候天窗透进来一线青白色的光。他摸了一把额头，全是汗。
这天他去城隍庙烧了一炷香。他不信佛，但他在观音像前站了一会儿。观音低着头看他，嘴角微微翘着，像林巧儿成亲那天那个笑。
他没许愿。香烧完就走了。
四年里他攒了一笔钱，藏在天窗的夹层里，用油布包了三层。这笔钱他没动过，他知道有一天会用它——买一张回湖州的票。
但他不知道自己回不回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