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舟是在一个有雾的早晨离开镇子的。
那是六月下旬，梅雨刚过，镇上的石板路还湿着。雾不算大，但是低，压在屋檐底下，像一层灰白的棉。路边的店铺都还没开门，只有街角卖早食的老周家支起了棚子，油锅滋滋地响，炸油条的香味隔半条街都能闻见。老周看见他拎着箱子，喊了一声：“远舟出门啊？“
林远舟应了一声：“嗯，周叔。“
“路上慢点。“老周说，又低头去翻他的油条。
这是镇上人送客的方式，不握手，不拥抱，就说一句“路上慢点“，好像慢点就能把人留住一会儿似的。
他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拎一只人造革的箱子，箱子是母亲在镇上百货店买的，四十五块，拉链不太顺。箱子的角落包着一层透明胶带，怕磨破。箱子里装着他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的衬衫，一条西装裤，一双皮鞋，几本书，一个用了四年的旧笔记本电脑，还有母亲塞进去的、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腊肉和两罐辣椒酱。箱子不重，但他拎着的那只手一直没换，因为换手显得箱子重，显得他矫情。
父亲林德厚走在他前面，没说话。父亲的背有点驼，左肩比右肩低，那是年轻时在供销社扛货落下的。父亲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袖口挽着，露出小臂上几条青筋。他走得快，林远舟要小跑才跟得上。父亲的布鞋底薄，踩在湿石板上没声音，林远舟的旅游鞋却咣咣地响，父子俩走在一条街上，一个像猫，一个像鼓。
他们拐过两条巷子，经过自家杂货铺门口。铺子还关着门，卷帘门上锁着一把铜锁，锁有点锈。父亲路过的时候没看，脚步也没停，但林远舟看见父亲的右手在裤兜里攥了一下，又松开了。那铺子是父亲二十年一样东西一样东西攒起来的，从一根针一卷线卖起，卖到后来有了烟酒糖茶、油盐酱醋。父亲不看他，是因为看一眼就走不了。林远舟懂这个，所以他也没看。
他们要去镇口搭去县城的中巴，从县城转车到市里，再从市里坐高铁去省城。林远舟拿到省城一家互联网公司的offer，做内容运营，月薪七千五，交五险一金。这是他投了一百多份简历、面了十几家公司之后，唯一给回复的那家。一百多份简历，他用一个Excel表格记着，公司名、投递日期、回复内容，一行一行，像账本。前九十九份大都没有下文，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感谢您的关注，您的简历已进入人才库“。第十家让他去面试，他坐了六小时火车去，面试官问了他二十分钟，最后说“回去等通知“。通知没等来。第二十家让他去笔试，笔试完没了音讯。第五十家让他做了一份测试稿，稿子做完了，没下文。第九十九家面试官是个比他还年轻的人，问完他问题，低头看手机，说“我们再联系“。他就知道没戏了。
到第一百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抱希望。他坐在大学图书馆里，把简历重新改了一遍，删了那些花哨的自我评价，只留了姓名、学校、专业、实习经历。投出去，第三天回信，让他面试。他坐了六小时火车去，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姓张，叫张伟。张伟看了他的简历，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一个让他记忆深刻——“你中文系的，为什么不考研？“
他答：“考过，差八分。“
张伟“嗯“了一声，没再问。
面完第三天，他收到offer邮件。邮件很短，“录用通知“四个字最大，下面写着岗位、薪资、报到时间。他盯着那封邮件看了很久，反复确认不是骗子。月薪七千五，在省城不算高，但比没有强。他签了。
母亲陈桂兰没来送。她在卫生所上班，早上七点就要给一个老人挂水。林远舟出门的时候，母亲正蹲在门口的灶台前煎鸡蛋，灶台是铁皮的，烧蜂窝煤，火苗从煤眼里冒出来，蓝里带黄。锅里两个鸡蛋，油已经热了，鸡蛋下去滋滋地响，蛋白边上起了花。母亲拿筷子把蛋黄戳破，让蛋黄流一点出来，那样煎得快。这是她煎鸡蛋的习惯，图省油，也图省时。
听见他拉箱子的声音，母亲头也没回，只说了一句：“路上慢点，到了打电话。“
林远舟应了一声。他站在门口，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母亲蹲在那里，背对着他，肩膀有点耸。他忽然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站在门口看母亲做饭。那时候他到母亲腰那么高，现在他比母亲高一个头。十多年过去，他还是站在门口看母亲的背影，只是看的人长大了，被看的人老了。
他走出去几步，又回头。母亲还蹲在那里，火光映着她的脸，他忽然觉得母亲老了。什么时候老的，他说不上来。可能是去年，也可能是前年，时间在人脸上做的事总是悄悄的，等你回头看见，已经做完了。母亲的鬓角有几根白的，他小时候没见过，现在有了。母亲的手背上有老年斑，一块一块的，淡褐色，像溅上去的泥点。母亲才四十八岁。
他张了张嘴，想说一句什么，最后没说。有些话，不说的时候还在，说出口就假了。他转身，去追前面的父亲。
中巴在镇口的歪脖子柳树底下等着。那棵柳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树干比水桶还粗，倾斜着长，伸到路中间，像在拦车。树下是一片水泥地，地面上有油渍，是中巴漏的。中巴是白色的，车漆发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县城—XX镇“的牌子，牌子的字是毛笔写的，墨都洇开了。
司机是镇上的人，姓赵，认识林德厚。老赵靠在车门上抽烟，烟是红梅，五块钱一包。看见林德厚领着儿子来，老赵把烟屁股一扔，踩了一脚：“老林，送儿子啊？“
“嗯。“父亲说。
“去哪儿？“
“省城。“
“省城好啊，省城挣钱多。“老赵拍了拍林远舟的肩，“远舟出息了。“
林远舟笑了笑，没接话。镇上人说话喜欢用“出息“这个词，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叫出息，谁家孩子进城打工挣了钱叫出息，谁家孩子当了官叫大出息。出息是个好词，也是个重词，被说出息的人，从此就得背着这个词走，走慢了就是没出息。
林德厚把箱子递上去，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卷钱，数了数，塞到林远舟手里。
“拿着。“
林远舟低头看，是十张一百的，新的，叠得很整齐。他知道这是父亲攒了些日子的。父亲开杂货铺，一年到头挣的不多，这一个月来他总看见父亲半夜还在盘货，以为是父亲勤快，原来是算给他凑路费。镇上没银行ATM，存钱取钱得去县城，父亲是把钱放在家里抽屉里，一张一张攒的。新钱是从银行换的，换的时候父亲应该特意跟柜员说要新的——新钱给孩子带出去，体面。
“爸，我有钱。“
“拿着。“父亲又说了一遍，语气没变，但不容商量。
林远舟把钱收了。钱揣进裤兜的时候，他感觉到那叠钱的厚度，不厚，但硬挺，像一块小砖头。他想说句谢谢，又觉得跟父亲说谢谢太生分。他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谢谢“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给外人说的，自家人不说，自家人只做事。
父亲站在车门口，手扶着车门，像是要说什么。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他说：“出去了，别惦记家里。“
林远舟点点头。
“你妈要是打电话唠叨，你听着就行，别顶嘴。“
“嗯。“
“工作上的事，能忍就忍。咱们这种人家，没有闹脾气的本钱。“
林远舟没说话。他听见父亲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父亲这句话不像是临别赠言，像是说给自己听。父亲当年也出门过，从更远的乡下到镇上，从挑担子卖货到盘下一间铺面，他也是这么过来的——能忍就忍。这句话是父亲一辈子的总结，浓缩在一句话里，递给儿子。
父亲还想说什么，又没说。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子里出来，散在雾里。他这才说：“去吧。“说完往后退了一步。
林远舟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座是仿皮的，破了口子，露出黄色的海绵。车里已经有几个人，都是去县城赶集的，拎着鸡和菜。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母鸡，鸡脚被捆着，鸡头露在外面，眼睛一眨一眨。一个中年汉子脚下塞着一筐鸡蛋，蛋上盖着草，怕颠破。车里一股鸡毛和菜叶的味道，混着汽油味。
中巴发动的时候抖了几下，像个人打了个寒颤。发动机的声音很大，盖住了说话声。老赵挂上挡，按了一下喇叭，喇叭哑了，叫了半声。老赵骂了一句：“这破喇叭，跟人一样，老了就不中用了。“
林远舟转头看窗外，父亲还站在柳树底下，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举了举。父亲手里还夹着烟，烟头一点红，在雾里特别亮。
车开出去了。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镇口一个灰色的点，然后被雾吞掉了。柳树也吞掉了，老周家的油条棚子也吞掉了，杂货铺也吞掉了。镇子在他身后一点点退回去，退进雾里，像一幅画被人慢慢卷起来。
林远舟把脸转过来，看着前面的路。路两边是稻田，六月的稻子正抽穗，绿得发黑。稻田尽头是几排房子，房子后面是山，山后面还是山。他在这些山中间活了二十二年，现在他要出去了。
他想起八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县城。那是他第一次进城，看见六层高的楼，惊得张着嘴。父亲指着楼说：“你以后要住比这更高的。“他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以后“，只觉得楼真高，高得要仰着脖子才能看见顶。回家的路上他问父亲：“比那更高的楼里有什么？“父亲说：“有钱人。“他又问：“咱们家能住吗？“父亲没答，只把他的手握紧了一点。父亲的手那时候还是有力的，掌心是热的，老茧厚。现在父亲的手还是那样，只是更瘦了，骨节更突出了，像把剩下的力气都攒给了别人。
后来他懂了。“以后“是一个很远的地方，远到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到。他一路朝那个地方走，走了十四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每一步都像在爬一座看不见顶的楼。爬到大学毕业那天，他站在楼顶，才发现楼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和更远处的、更高的楼。
中巴颠了四十分钟到县城。县城比他记忆里繁华了些，多了一个超市和两家奶茶店。超市门口挂着红色的促销横幅，奶茶店门口摆着小黑板，写着“第二杯半价“。他在车站等去市里的大巴，等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他想了很多，又像什么也没想。人真正要出发的时候，脑子里是空的。
他看着车站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有打工回来的，皮肤晒得黢黑，扛着蛇皮袋，蛇皮袋上用记号笔写着名字和电话，怕拿错；有出去的，和他一样年轻，背着包，眼里有那种又慌又兴奋的光。有一个姑娘拎着一只粉色箱子，箱子很大，她个子小，箱子比她半个身子还宽，她拎几步歇一歇，箱子的轮子咯咯响。有一个中年人坐在花坛边抽烟，脚边一只纸箱，纸箱上用胶带缠了好几道，缠得像打了石膏。他想，这么多人都在路上，这么多人都在往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赶，赶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赶到了没有。
车站的广播在念发车信息，女声，字正腔圆，一遍一遍地重复，像念经。候车厅里有台电视，挂在墙上，放着地方新闻，没人看。一个小孩在地上爬，他妈妈玩手机没看住，小孩爬到林远舟脚边，仰头看他。林远舟冲他笑了一下，小孩也笑，露出两颗牙。妈妈赶紧过来抱走，嘴里数落着“别乱爬“。
大巴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后排的位子。车开动的时候他闭上眼，假装睡。其实没睡着，他在听车窗外面的风声。风从窗缝里钻进来，热的，带着一股柏油路晒化了的味道。还有灰尘的味道，车子经过一段土路，扬起的土腥子灌进来，呛得他咳嗽了一声。
车经过一个村子，村口有几个人在等车，挥着手。车子没停，司机按了一声喇叭，过去了。那几个人就在车后越来越小，最后不见了。林远舟想，他们也是赶路的人，他们要等的下一班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会把他们送到哪里。
到市里是下午两点。他没出站，直接去高铁站转车。市里的高铁站是新建的，很大，玻璃幕墙亮得刺眼。他站在候车厅里，觉得自己很小。候车厅里全是人，拖箱子的，抱孩子的，打电话的，刷手机的。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很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全是高兴，也不全是不高兴，是一种被生活揉皱了又摊平的东西。
候车厅的椅子是金属的，凉。他坐下，把箱子放在两腿之间。旁边坐着一家三口，男人穿西装，女人抱孩子，孩子睡着了，头靠在女人肩上，口水流到女人衣服上，女人没擦，怕吵醒孩子。男人在打电话，压低声音说：“对，明天到，押金能少点不？……不少啊，那行吧，凑一凑。“挂了电话，男人揉了揉眉心，没说话。
林远舟掏出手机。母亲发来一条微信：“鸡蛋煎好了忘给你带着了。“后面跟了三个哭脸的表情。母亲学会用智能手机才一年，打字慢，表情用得却很勤，什么话都要配个表情，好像不配表情话就送不出去似的。她打“鸡蛋“两个字打了三分钟，他后来才知道。
他回：“没事，到了再吃。“
母亲又发：“路上小心。“
他回：“嗯。“
然后母亲没再发。他看着对话框，等了一会儿，把手机锁了。锁屏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两点四十。距离发车还有五十分钟。他没再开手机，就坐着，看人，看候车厅穹顶上那盏很大的灯，看玻璃幕墙外面逐渐偏西的太阳。
太阳从幕墙的左边移到右边，把光投在大理石地面上，地面反射出一片暖黄。候车厅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他始终坐着。坐得久了，他觉得自己的屁股和椅子长在了一起，椅子又长在地面上，他成了候车厅的一部分，像一根柱子，一根不会发车的柱子。
高铁是下午三点半的。他检票进站，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坐他旁边的是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一上车就打开电脑敲键盘，敲得很快，嗒嗒嗒的，像下雨。林远舟看了他一眼，那男人的衬衫领子有点黄，领口磨出了毛边。皮鞋是黑的，但鞋跟磨偏了，走路应该有点外八字。林远舟想，这大概也是个累的人。
车厢里冷气很足，凉得有点冷。他穿着短袖，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他把双肩包抱在怀里，取暖似的。窗外的站台往后退，先是站台，然后是城市的楼，然后是城郊的厂房，然后是田，然后是山。楼越来越少，田越来越多，太阳往西边斜下去，把田里的水照得一片一片地亮。
林远舟想起四年前他第一次坐这趟车，是去省城上大学。那时候是反方向的——从镇上到省城，去念书。父亲没送他，是他自己去的，因为父亲那天要进货。他一个人坐在车上，心里装着一整个未来。那时候他觉得未来是亮的，亮得像田里那些反光的水。他还记得那天母亲给他塞了一袋煮鸡蛋，怕他在车上饿。鸡蛋在车上颠破了一个，蛋黄流到塑料袋里，他舔着吃了。那时候他还舔鸡蛋，舔得津津有味。现在他不舔了，他学会了不舔。
四年后他又坐在这趟车上，方向没变，心境却变了。四年前他是去拿一个未来，现在他是去兑现它。可他隐约觉得，那个未来在这四年里缩了水，像一件洗过的衣服，小了一圈，穿在身上有点紧。
他读的是中文系。这是他自己选的，因为他喜欢看书，也因为他不知道还能选什么。填志愿那天，班主任老周看他的表，皱了眉：“你考这个分，能上金融，能上计算机，为什么选中文？“林远舟说：“我喜欢文学。“老周叹了口气，没再劝。后来老周送他出门，说了一句：“文学不能当饭吃，但也别轻看它。“那时候他不懂这句话，现在他懂了——文学确实不能当饭吃，但能让你知道饭是什么味道。
后来他才知道老周叹气的原因。中文系毕业，能干的不多。考研、考公、当老师、做编辑，这几条路，前两条要挤独木桥，后两条要门路和运气。他是镇上出来的，没门路，运气也一般。考研他考过，差八分没过线。八分，他后来反复算过，是一道大题的距离，是几个选择题的距离，是那天中午没睡午觉下午头脑发懵的距离。八分让他与研究生失之交臂，也让他在家里多待了半年。考公他报了名，没时间复习，裸考，自然没上。当老师要教师资格证，他大三考了一半放弃了。做编辑，省城的杂志社报社都在缩减编制，他去问过，人家说“暂时不招“。
那半年他在家，帮父亲看铺子，帮母亲做饭，闲下来就坐在院子里看书。镇上人见了，问：“远舟大学念完了？“他说念完了。“那咋在家？“他说在找工作。人家“哦“一声，眼神里有点什么，他看不太清，但能感觉到。镇上人看一个大学生在家待业，就像看一棵该结果的树没结果，不说什么，但心里有数。
后来他投了互联网公司。互联网要内容运营，要会写字的，中文系正好。他投了一百多份简历，回复的不到十家，面试的有五六家，给offer的只有这一家。七千五的月薪，在省城不算高，但比没有强。他签了。
签那天他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问：“七千五，够吃饭不？“
“够。“
“那行。“
父亲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念了四年大学，挣七千五。我在铺子里一个月也能挣个三四千。“
林远舟没接话。他听出来父亲不是嫌弃，是算账。父亲那一代人，算账是本能。投入和产出，一块钱掰开看里面有几分。他念大学花了家里七八万，这是父亲一点一点攒的、借的、省的。父亲不是要他还，父亲只是想确认，这笔账没有白花。
“爸，会涨的。“林远舟说。
“嗯。“父亲说，“会涨的。“
两个人都说了“会涨的“，好像这三个字说出口，就一定能兑现似的。这是他们家说话的方式——把不确定的东西说成确定的，把没影的事说成有影的，说着说着，自己也就信了。
高铁跑了两个半小时，天黑的时候到了省城。省城的火车站比市里的大得多，人多得多。林远舟跟着人流往外走，出站的时候被一阵热浪扑了一脸。省城比镇上热，是那种闷在水泥和玻璃里的热，没有风，只有空调外机嗡嗡的声音。出站口外面的广场上全是人，拉客的、接人的、等车的、席地坐的。有一个男子举着纸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他等的人大概还没到。他等了很久，纸牌举得有点歪，他自己也累，蹲下来又站起来，又蹲下来。
他站在出站口，四面都是楼。楼很高，比他八岁那年看见的六层楼高得多，高到要把头仰到底才能看见顶。楼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像一片发光的森林。他在这片森林底下站了一会儿，拎着那只人造革的箱子，觉得自己像一粒掉在地上的沙子。
他要去的不是这堆楼里最高最亮的那一栋，是楼背面一条老街巷子里的一间青年公寓。公司安排的临时住处，先住一周，等报到手续办完再自己租房。他叫了个网约车，司机是个话多的中年人，一路都在聊。
“小伙子来打工啊？“
“嗯。“
“做哪行的？“
“互联网。“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点点头：“互联网好啊，工资高。就是累，我拉过好些个，都在那什么大厦里上班，半夜才下班，脸都是绿的。“
林远舟笑了一下，没说话。
“你家哪儿的？“
“南方，一个小镇。“
“哦，外地的。“司机说，“外地的来省城，难。房子贵，啥都贵。我当年也是外地的，开了十五年出租车才攒了个首付，买在五环外。五环外你晓得吧？那地方以前是农村，叫什么来着，反正那时候一片菜地，现在也是楼了，我那房子涨了点，但卖不掉，卖不掉就是纸上的钱。“
司机的话像一条河，流个不停。林远舟听着，有时候嗯一声。他看着窗外的省城，霓虹灯一条条往后退。他想起镇上的夜，镇上的夜是黑的，黑得能看见星星。省城的夜是亮的，亮得看不见星星，只看见灯。灯比星星多，但灯不看你，星星好像还看你一眼。
车开到一条老街巷口停下来。巷子窄，车进不去，他下车，拎着箱子往里走。巷子两边是老楼，五六十年代的，红砖墙，墙皮剥落。楼下摆着小摊，一个卖凉皮的，一个卖烤串的，一个修鞋的。修鞋的师傅还开着灯，凑着亮在给一只鞋上线。巷子里一股油烟味、下水道味、和不知哪来的霉味混在一起。他在巷子里走了五分钟，找到那栋青年公寓。
六层楼，没有电梯。他拎着箱子爬到四楼，出了一身汗。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他每爬一层灯就亮一下，等他到了上一层，下一层的灯就灭了，像在跟他捉迷藏。四楼的门是密码锁，公司发的密码，他按了六位数字，门“嗒“一声开了。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个独立卫浴。墙皮有点起泡，床单是白的，洗得发硬。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两栋楼离得很近，伸手好像就能够到对面的窗台。对面那扇窗关着，窗帘拉着，是黄色的，旧了。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坐在床沿上，环顾这间屋子。屋子很小，小到他一个人站着就显满了。床的弹簧塌了一点，他坐下去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桌上有一盏台灯，他打开，灯光是黄的，照亮桌面上一圈，圈外是暗的。墙上贴着一张房客须知，须知的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粘过。
可这是他在省城的第一个“家“。他在这里要有工作了，要有工资了，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的，他还说不清，但他觉得应该是好的——至少比镇上好，至少比待业那半年好。他这么想着，从床上站起来，把窗户推开。窗外是对面那堵墙，墙上有空调外机，嗡嗡地转。他关上窗，又坐回去。
他掏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
“妈，我到了。“
“到了啊？住的地方怎么样？“
“挺好的。“他说。其实那间屋子潮湿、逼仄、对着墙，但他不会说。这是他学会的第一件事：把“还行“说成“挺好“，把“不好“说成“还行“。母亲在电话那头大概是听不出差别的，母亲只知道他说“挺好“，那就放心了。
“吃饭了没？“
“吃了。“他没吃。
“那你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
“嗯。“
“远舟啊，“母亲忽然说，声音低下去，“妈和你爸都指望你了。“
林远舟握着手机，喉咙紧了一下。他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那扇对着墙的窗。窗外面是省城的夜，听不见虫叫，只有汽车的声音和人声，远远近近的，像一锅煮着的水。屋里没有镜子，他想看看自己什么样子，没看成。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心里有一道红印，是拎箱子拎出来的。
他打开箱子，把母亲塞的腊肉和辣椒酱拿出来。辣椒酱的罐子用胶带缠了好几层，怕路上碎。他一层一层拆开，胶带粘手，他撕得慢，撕完手上有胶的痕迹，黏黏的。罐子完好，他拧开盖子，拧了三下才拧开，盖子内圈还有一层塑料封膜，他用牙咬开。一股辣味冲上来，是家里的味道。他拿筷子挖了一口，含在嘴里，没咽，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不是因为难过，也不全是因为想家。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涌上来了，可能是这二十二年的路终于走到了一个节点上，可能是终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可能是刚才母亲那句“都指望你了“压在心口。他说不清。他只是坐在那张硬床上，含着一口辣椒酱，让眼泪流了一会儿。
眼泪顺着脸往下淌，淌到下巴，滴到衣服上。他没擦，擦了显得在意，他不在意，他只是让它流。流了一会儿，眼泪自己停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下完了就完了。他用袖子擦了擦脸，把辣椒酱盖好，放到桌上。然后他去洗了个澡，水不太热，他洗得很快。洗完出来，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他盯着那片云，慢慢闭上了眼。
明天他就要去上班了。他不知道上班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同事好不好相处，不知道那个叫张总的领导是个什么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好这份工作。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干好。因为没有退路。退路是镇上，是杂货铺，是父亲那张被生活揉皱的脸。他不能退回去，退回去就是认输，而他们家输不起。
他想起父亲在镇口说的那句话：“出去了，别惦记家里。“
他现在懂了。父亲不是不让他惦记，是让他断了退回去的念想。一个人只有断了念想，才能往前走。父亲那一辈人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念想的余地。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没有回头路，回头就是悬崖，所以他们只往前走。父亲把这句话给他，是给他一根拐杖，让他走得累了能撑一下，但不要回头。
他又想起父亲临走时没说出口的那半句话。父亲张了张嘴，又闭上。父亲那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要吐出一个字，最终又咽了回去。林远舟猜不出那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是重要的。父亲这一辈子，说过的话都不多，没说出口的反而多。没说出口的话在父亲肚子里攒着，攒久了，就变成了背上的驼、肩上的低、手上的茧。父亲把他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让它们跟着他一起老。
窗外传来一声汽车喇叭，长长的一声，像叹气。林远舟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有股消毒水的味道，他闻着这味道，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他睡着的时候，省城的灯还亮着。这座城从来不睡，城里的人也不怎么睡。无数个像林远舟一样的年轻人，在无数个像那间小屋一样的屋子里，躺着，坐着，醒着，想着明天。他们有的刚来，有的来很久了，有的快要走了。他们都在这条叫“生活“的河里，蹚着，往一个叫“以后“的地方去。
至于“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河上都是雾。
林远舟不知道这些。他睡着了，睡得很沉。这是他在省城的第一夜。明天太阳照常会升起来，照在这座不夜的城上，照在他那张年轻、疲惫、还带着一点说不清的盼头的脸上。
他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