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度室里的空气浑浊得像一锅熬坏了的粥。
老旧的中央空调发出哮喘般的轰鸣，却吹不散那股常年弥漫的、由机油、劣质烟草和潮湿海风混合而成的味道。阿列克谢盯着屏幕上幽绿色的光标，眼睛干得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
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四点四十七分。秒针每跳动一下，都像是在他紧绷的神经上敲了一记闷锤。
屏幕上，第17号泊位显示“待卸货”，但备注栏里被人手动改成了“TG-内部转运”。
这不是他的权限能碰的东西。过去三年里，他见过太多次这种修改，每次他都假装没看见，只是机械地敲下回车键，把数据归档。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他给安娜打了十一次电话。
前十次是忙音。最后一次，电话通了，但只有长达十秒的死寂。随后是一声极其沉闷的、像是重物砸在墙上的声音，接着线路就断了。
阿列克谢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桌上的黑色座机听筒，拨了港务局内部安保的直线。响了六声，没人接。他又拨了市交通管理局的应急频道，只有毫无起伏的自动语音在循环播放：“当前系统维护中，请稍后再拨。”
他放下听筒，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
窗外，诺文斯克港还在运转。巨大的龙门吊像一排排沉默的钢铁巨兽，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起起落落。集装箱被吊上吊下，重型卡车排着长队进进出出，轮胎碾压过柏油路面，发出低沉的轰鸣。
一切看起来和昨天、前天、大前天没有任何区别。
但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坏了。
从上周开始，进出港的军用卡车数量翻了三倍。它们不挂车牌，不登记载货清单，甚至连车篷都裹得严严实实，直接开进东区工业区的围栏里。他问过老调度员米哈伊尔，那个在港务局干了三十年的老头只是摇了摇头，压低声音说：“别问，阿列克谢。问就是上面有事，我们只管看屏幕。”
阿列克谢站起身，走到打印机旁，把那份包含“TG-内部转运”的调度日志打印出来。纸张带着余温，他把它折好，塞进衬衫贴近胸口的内袋里。隔着薄薄的布料，那张纸像一块烙铁，烫得他心口发慌。
他走出调度室，走廊里的白炽灯突然闪烁了一下。不是坏了，是电压不稳。这种闪烁最近越来越频繁，维修队说“电网负荷太大”，但没人解释为什么一个经济特区的电网会突然扛不住。
他下楼，穿过大厅。前台的娜塔莎正在收拾东西，桌面已经清空了，只剩一个相框和一杯凉透的红茶。
“阿列克谢，”她抬起头看他，眼神有些飘忽，手指紧紧攥着包的带子，“你……你也准备走了？”
“去哪？”阿列克谢停下脚步。
“去哪都行。”娜塔莎把相框塞进包里，拉上拉链，声音压得很低，“我老公说，明天渡轮就停了。他托人弄到了两张去圣彼得堡的票，我们今晚就走。”
阿列克谢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推开沉重的玻璃门，外面的风带着海腥味和柴油味，吹在脸上有些刺骨。
停车场里，他那辆老旧的拉达Niva还在。旁边停着一辆黑色面包车，车窗贴了深色膜，引擎没熄，排气管冒着白烟。他看了两眼，没在意，拉开车门坐进去。
钥匙插进点火孔，拧了两下，发动机咳嗽着启动了。他挂挡，松手刹，车子慢慢驶出停车场。
路过港区大门时，他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
哨卡换了人。不是平时那些穿灰色制服、挺着啤酒肚的港务保安，而是四个穿全黑作战服、戴着防毒面罩的士兵。他们手里端着的不是警棍，而是带着折叠枪托的AK-12突击步枪。枪口有意无意地指向过往的车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的味道。
阿列克谢把目光收回来，盯着前方，踩下油门。
渡轮码头在港区最西边，开车要二十分钟。他平时这个点早就下班了，今天拖到现在，是因为他想等安娜的电话。
没等到。
他把收音机打开，调到本地交通台。主持人还在用平稳得近乎诡异的语调播报路况：“……东区工业园周边道路临时管制，请绕行……市区部分区域计划性停电，预计持续至晚八点……”
计划性停电。
阿列克谢关掉收音机，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发动机单调的嗡嗡声。
车子拐上滨海公路，左边是灰暗的海面，右边是居民区。他看到有人在路边烧东西，火堆里冒着黑烟，像是文件或者衣服。一个老太太蹲在火堆旁，用一根树枝拨弄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烧的不是家当，而是某种必须被抹除的过去。
再往前，一家超市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推着购物车，车里堆满了罐头、瓶装水、电池和卫生纸。收银台只开了两个，队伍已经排到了停车场，人们低着头，没人说话，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焦躁的咳嗽。
阿列克谢没有停。他的目标是渡轮码头，他必须赶在安娜下班前接到玛莎，然后带着她们离开这里。
渡轮码头终于出现在视野里。码头上停着两艘渡轮，但只有一艘在装货。另一艘的舷梯已经收起来了，缆绳解了一半，像是随时准备离开。
他把车停在入口栏杆前，摇下车窗。
栏杆后面站着一个穿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低头看手机。
“最后一班，”阿列克谢说，声音有些沙哑。
工作人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手机。
“五点半之后没有渡轮了。”
“现在几点？”
“五点二十九。”
阿列克谢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钟。5:28。
“我上船。”
工作人员终于把手机收起来，走到车窗前，弯腰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阿列克谢很熟悉的东西——那是他在医院急诊室门外，那些等待宣判的家属眼里才有的、麻木的疲惫。
“有票吗？”
“年卡。”阿列克谢从遮阳板上抽出那张蓝色塑料卡，递过去。
工作人员接过去，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阿列克谢。
“沃尔科夫……港务局的？”
“调度员。”
工作人员把卡还给他，退后一步，按下了栏杆升起按钮。
“上船吧，”他说，“但别指望能下船。这趟是单向的。”
阿列克谢没问为什么。他知道，有些问题一旦问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他把车开上渡轮甲板，停好，熄火。
然后他下了车，走到船舷边，回头看向港口。
夕阳正在沉入海面，把整个港区染成一种暗红色，像干涸的血。起重机还在那里，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
他摸了摸内袋，那张折好的调度日志还在。
然后他掏出手机，又拨了一次安娜的号码。
这次，通了。
但没有人说话。
只有呼吸声。
很轻，很急，像是有人在拼命忍着不哭，又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贴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听着。
“安娜？”阿列克谢对着话筒轻声问。
呼吸声停了。
然后是一个声音，不是安娜的。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平稳，带着一种机械般的冷漠，像是在宣读一份死亡通知：
“沃尔科夫先生，你的妻子目前处于安全状态。请不要离开渡轮。我们会联系你。”
电话挂断了。
阿列克谢站在船舷边，手里握着手机，看着夕阳最后一丝光沉入海平线。
渡轮引擎启动了，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着海水，船身缓缓离开码头。
他转过身，看向甲板。
船上还有十几个人，大多低着头，没人说话。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坐在长椅上，孩子睡着了，女人的眼睛睁着，盯着前方，一动不动，像一尊被抽干了灵魂的雕塑。
阿列克谢走到船尾，靠着栏杆坐下。
他从内袋里掏出那张调度日志，展开，又折好，塞回去。
然后他闭上眼睛。
渡轮在海上摇晃着，向对岸驶去。
身后，诺文斯克港区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