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份，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市，我出生了。
但我的故事，从第六天起就变得不那么普通了。
那一年，出生仅仅六天的我被送到了大姨家。我甚至来不及记住亲生母亲身上的气味，就被塞进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怀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我得叫大姨。但在我前十年的人生里，她只有一个称呼——妈。
我的大姨，后来我习惯叫她干妈。她当时在医院做保洁，干爸是个走街串巷干活的木匠。家里不算富裕，甚至可以说拮据，但他们还有两个孩子：哥哥李卫兵，姐姐李丽。
可讽刺的是，这对本不宽裕的夫妻，对我这个“捡来的孩子“，比对亲生的还要好。
姐姐李丽是小学老师。每天她骑车带我上学，我坐在后座上，两条腿晃啊晃。进校门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得老老实实系红领巾，唯独我可以大摇大摆地混进去——谁让我姐就是这学校的老师呢。每次考完试，我总是第一个知道成绩的人。考好了，没人夸。考砸了，第一个挨打。
但除此之外，干妈几乎满足了我童年的所有愿望。她能做到的，从来不含糊。我亲妈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你可以骗我，但不能骗你干妈。“
那十年，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转折发生在四年级读完的那个夏天。
我亲妈在市里买了房子，要把我接回去。十岁的我死死拽着干妈的衣角，哭得撕心裂肺。我不认识那个叫“爸爸“的男人，他总是板着脸，说话像下命令。我也不认识那个叫“家“的地方，那里没有姐姐骑车带我上学的背影，没有干爸下班回来从兜里掏出一块糖的惊喜。
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日子，像被连根拔起又硬塞进一个陌生的花盆。两个家庭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一个惯着我，一个管着我。我花了很久才适应，但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
初中、高中，平平无奇。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上课特别爱交头接耳，被请家长请到老师都懒得再打电话了。除此之外，那几年像一杯白开水，喝下去，什么味道都没有。
然后我上了大学。
我以为人生会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下去——毕业、工作、结婚、老去。像所有人一样。
但我错了。
大学像一扇门，推开之后，我的人生突然开始加速。创业、欠债、狂欢、坠落——那些本不该是一个普通家庭孩子承受的东西，一件一件砸在我头上。
那是我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我的第一个低谷。
而故事，才刚刚开始。
和所有刚脱离父母管束的大学生一样，我以为自由终于来了。
开学第一天，我在宿舍楼下碰到了一个高中同学。他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闪着光：“来大学第一件事，必须在附近网吧充个会员，通宵。“
不知道是被他的话蛊惑了，还是刚到陌生城市本能地想抓住任何一根熟悉的稻草，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
通宵到天亮，顶着两个黑眼圈回到宿舍，我见到了我的三个室友。出于礼貌——或者说出于一种想被接纳的急切——我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烟。
三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接了。
他叫张庆阳。
后来想想，那根烟像一根火柴，擦亮了我整个大学的人脉版图。张庆阳告诉我，他在高三暑假就混进了学校的新生群，还热情地拉我入群，说群里一会儿要约着见面。
作为新生，多认识几个人似乎没什么不好。我跟着张庆阳去了。
那天我见到了群里约出来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林红顶的，是群主。
我没想到，这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像影子一样跟着我——见证我所有的得意、狼狈、狂妄和坠落。他成了我一辈子的兄弟，也成了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那个人。
军训、上课、下课、吃饭。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不知道是因为我天生自来熟，还是林红顶觉得我这个人“能用“，我们俩黏得特别快，没多久就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
然后熊学长出现了。
说是学长，其实也就是大我们两届。林红顶带他来跟我们认识，第一次见面无非就是那几样——宵夜摊上撸串喝酒，KTV里鬼哭狼嚎，台球厅里一局接一局。除了学习，什么都学得挺快。
我以为这就是大学生活的全部了。
直到有一天，熊学长把我和林红顶叫到一边，说了一句话——
“我想在学校开一家自行车租赁行。“
他顿了顿，看着我们俩：“你们新生里认识的人多，号召力强，我想拉你们一起干。“
他没说错。我们确实认识很多人。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个“一起干“三个字，会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面，涟漪越扩越大，大到我后来根本控制不住。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不只是个普通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