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估估学法律了。”
“真的假的？不是开玩笑吧！”
刚听到这传闻的时候，不少人还将信将疑，只觉得这事莫名其妙。
这也太离谱了——别的先不说，光他那个“毛估估”的浑号，就和“学法律”这三个字八竿子打不着。
就他那样的“马大哈”，要是有朝一日真当上律师、坐上法官席，指不定要闹出多少冤假错案。到时候谁还敢请律师，谁敢往法院的门里走？
可常言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是人人都按常理出牌，没了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日子反倒太单调了。
大伙笑了一阵，也就把这事当茶余饭后的趣谈，见怪不怪了。
但即使这样，这个“天方夜谭”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在车间，甚至整个工厂传开了。
其实这个不太文雅、多少有些冒犯的绰号，之所以会产生，完全是当事人咎由自取。谁让他平时说话总是信口开河，破绽百出。
当有人听到那些毫无根据、对方却振振有词的话，心里忍不住和他理论的时候，他反而轻描淡写，甚至不无抱怨地说:
“你这么认真干吗！活得吃力吗？我毛估估的呀。”
这也就难免让大伙顺着他这句口头禅，给他安上那个有失恭敬的绰号。
可任凭大伙背地里怎么议论打趣，他全当耳旁风，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走起路来都带着趾高气昂的劲儿，浑身上下透着股‘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骄傲。
他不仅三天两头以“旁听庭审”为由请假调休，就连每当大伙儿在工间和午饭休息，聚在一起闲聊时事新闻和家长里短的时候，他也总是摆出一副法律界权威人士的架势，开口“民法”、闭口“刑法”，进行“案例分析”和普法宣讲。
好像这不仅是他的义务，更是他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不知是他先天悟性太差，还是接受法律熏陶的时日尚短，尚未“阿弥陀佛”修得正果，难免有些不着边际地胡说八道。
开始别人还难辨虚实，以为人家毕竟是学法律的，即使半途出家，也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多少应当刮目相看，期望他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谁料他终究积习难改，仍如往日一般口无遮拦，甚至罔顾基本逻辑作出有悖常理的任意解读，最终彻底耗尽了旁人的耐心，当场就呛了他一句:“你自说自话，简直狗屁不通，还学什么法律!”
听了这样率直粗鲁的话，旁人都觉得受不了，担心他会忍不住发火，连我心里都忍不住有点为他鸣不平，毕竟人家这是出于高度自觉的上进心，主动研习法律。
他却出人意外地挠挠头，满不在乎地说：“啊呀，我毛估估的呀！”刚端起来的架子瞬间碎了一地，自己先乱了方寸。
在大家的一片哄笑声中，曾经神秘兮兮、高深莫测的“毛估估”，又坠落神坛，回到了原来经不起推敲的“毛估估”——就像从绍兴城里神气活现地归来的阿Q，被凶神恶煞、居心叵测的地保几次三番敲诈勒索之后，又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未庄的土谷祠。
即便他最后终于掏出那张由“上海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的《SH市普及法律常识合格证》，证书上明明白白印着一行字：“某某某同志：在上海普及法律常识学习中，经过考核合格，特发此证”，想以此证明自己之前说的话句句属实，可大伙对他的态度也没多少改观。
就像昨天的旧闻总会被今天的新话题盖过去，“毛估估学法律”这桩事当初带起的那点好奇劲儿，正被大伙渐渐淡忘。说到底，同事们打从一开始就没把这事太当真。
就这么晃到了猴年马月的某一天，车间要扩建厂房，生产暂时停了工，厂部便借着这段空窗期，安排全体职工去宣传教育处集中参加普法轮训。
上课那天我扫了一眼，唯独没看见毛估估的影子。旁人说他之前已经单独培训过了，这段时间临时抽调到别的车间去搭手帮忙。
整整一个半月的培训，大伙上得轻松自在，半点儿负担都没有。考试的题目和内容全是老师提前透了底的，大家只管照着手里那本普法手册抄就行。之后成绩毫无悬念地贴了出来，宪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所有科目，所有人的分数全是85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唯一不同的是《普及法律常识合格证》上面所盖的印章不是“SH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的钢印”，而是级别要低得多的厂宣传教育处公章。
可这点差别根本没人在意，更没人抱怨，同事们都感到心满意足，甚至心里觉得好笑:人家“毛估估”不仅是自费，而且完全是利用个人的业余时间自学的。
他们不仅免费，而且是全脱产的。至于“毛估估学法律”所掀起的轰动效应，同事们非但一点也不羡慕，而且唯恐避之不及。
最后顺便告诉大家，二十多年前“毛估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获得的那张长8.5厘米、宽11.5厘米、对开4页、红色封面的小证书，现在已经成了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玩，虽然在网上的售价只有2元。
(啸鸣)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