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翻父亲那只旧樟木箱时，才真正认识他们的。
父亲走后，我们兄妹仨围着那只樟木箱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箱子里没有金银，也没有存折，只有些旧东西：一双补了又补、洗得发白的工作手套；一本卷了边、纸页发黄的《赤脚医生手册》；一把生锈的搪瓷缸，缸底印着一行红色小字——“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叠用红头绳扎着的信纸。
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格子纸，市面上的笔记本撕下来的。字是蓝墨水的，日久褪了色，却依然端端正正，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的誓言。一共四十三封，没有一封有邮戳，也没有信封，全是手写的、当面交到对方手里的。
我一张张读下去，读到我五十多岁的人，在哥哥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这才知道，我们以为平淡如白开水的父母，曾经有过那样惊心动魄的、几乎被时代碾碎的爱情。
第一章车间里的手
一九七〇年，我父亲陈建国二十一岁，是江城棉纺厂机修车间的一名钳工。
那时的江城，天是铅灰色的，烟囱一天到晚冒着白烟。厂门口挂着大红的横幅，广播喇叭从早到晚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穿着蓝布、灰布的工作服，骑着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在大街上潮水一样涌来涌去。谁要是在街上站久了，裤腿上准会沾上一层煤灰。
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分到棉纺厂。他是军人的出身，腰板挺得笔直，走路带着风，说话像打雷。车间的师傅们都叫他“陈排长“，因为他转业前在部队里当过一排之长。
母亲林秀兰那年十九岁，是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她个子不高，扎着两条齐肩的辫子，辫梢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额前的碎发总是不服帖地翘起来。她话少，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太大，说话要靠喊。下了班，姑娘们叽叽喳喳地结伴去食堂、去澡堂、去宿舍楼下的水池边洗衣服，她总是最后一个走，把断了线的纱头捡干净，把工位擦得锃亮。
他们第一次见面，其实父亲记不清了，母亲却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秋天，厂里组织“大干快上“的突击生产，机器连续开了一整夜。天蒙蒙亮的时候，细纱车间一台机器“哐当“一声卡了壳，皮带轮上缠死了一大团纱。正值当班的母亲急得满头大汗，跑去找机修。
来的人就是陈建国。他披着件军大衣，领口敞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军绿衬衣，裤腿挽到膝盖，手上提着个油亮的工具袋。
“别慌，“他说，“我看看。“
他蹲下来，三下五除二拆开护罩，用扳手一别，又拿钳子一点点把缠死的纱挑出来。母亲站在一旁，看着他那双骨节分明的手在零件间翻飞，油污沾到指甲缝里，他浑不在意。机器的轰鸣重新响起来的时候，他直起腰，冲母亲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好了。下回再缠，喊我。“
就这一句。母亲后来说，那一刻车间里的灯特别亮，照得他脸上的油污都在发光。她记住了他，可父亲当时压根没注意她——他那会儿满脑子都是晚上还有一台机器要修。
真正让父亲注意到母亲，是因为一朵花。
厂区墙根下，不知谁种了一丛指甲花。秋深了，别的花都谢了，唯独那丛指甲花还开着几朵，红艳艳的，在一片灰蒙蒙里格外扎眼。那天中午父亲端着饭盒从墙根路过，看见一个穿蓝工装的姑娘蹲在花前，正用指尖轻轻拨弄一片叶子。她太专注了，连父亲走到跟前都没发觉。
“这是指甲花吧？“父亲说，“小时候我娘也种。“
母亲吓了一跳，猛地直起身，脸一下子红了。她手里攥着一朵刚掐下来的花，不知该往哪儿放，又舍不得扔，就那么捏着。父亲这才看清她——两条辫子，一双很亮很干净的眼睛。
“你喜欢花？“他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母亲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嗯……我娘说，女孩子的指甲要用指甲花染才好看。“
后来父亲才从别人嘴里知道，她叫林秀兰，细纱车间的，家里穷，爹在乡下，她十五岁就进厂当了学徒，从扫纱头做起，干了四年才转正。
那个年代，年轻人谈恋爱是不能光明正大的。没有电影院里手拉手，没有西餐厅里的烛光。男女之间若是走得近了，被人看见，是要被说闲话的——轻则“作风问题“，重则影响评先进、入团、甚至提拔。可父亲偏是那个年代里胆子最大的。他认准了母亲，就像认准了一台机器该拧的螺丝，该上就上。
他没处表白。写信，怕被人看见，怕连累她。他思来想去，想了个笨办法。
母亲值夜班，冬天夜里冷，车间门口那只老旧的搪瓷缸就派上了用场。父亲每天傍晚，趁人不注意，往那只缸里灌满开水，放到细纱车间门口的窗台上，再用一块蓝布盖上。谁也不知道是谁放的。母亲开始以为是厂里谁的好意，后来发现，只要她值夜班，那只缸里的水永远是满的、烫的。她有一天半夜抬头，看见机修车间二楼那扇窗后，隐约有个人影站了很久，才确定是他。
那是七十年代最奢侈的表白了——一杯开水。
第二章一封信和一碗面
他们真正开始说话，是在一九七一年春节前。
那年腊月，江城下了场大雪。厂里组织团员青年去火车站义务劳动，帮返乡的旅客搬行李。父亲和母亲分在了一组。
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人山人海，返乡的人背着大包小包，拖家带口，挤成一团。母亲力气小，一个人搬不动一口装着年货的旧皮箱，正站在那儿发愁，父亲大步走过去，一把把皮箱扛上肩：
“让让！让让——“
他扛着皮箱穿过人群，母亲小跑着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到了检票口，父亲把皮箱放下，回过身，看见母亲冻得通红的鼻尖和帽檐下呵出的白气，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进她手里。
是一双手套。劳保手套，洗得干干净净，指头上缝了两层，一看就是特意加固过的。
“天冷，“他说，“你那手都皴了。“
母亲愣住。低头看，自己的手确实冻得又红又肿，指甲缝里还留着纱线拉出的口子。她攥着那双手套，手心里又软又暖，那是父亲捂在怀里带来的体温。
那天晚上，母亲第一次给他写了信。没有信封，用的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叠得整整齐齐，趁没人看见塞进了父亲工具袋的夹层里。
信很短，就两行字：
“手套收到了，很暖和。谢谢陈师傅。
——细纱车间林秀兰“
父亲翻来覆去看了半夜，把那张纸揣在贴身的口袋里，睡觉都没舍得掏出来。
他们的关系，是从一碗面开始的。
那年春天，厂里开春大会，晚上放露天电影，放的是《南征北战》。全厂的人都去了，操场上黑压压坐满了人。父亲抢了个好位置，回头一望，见母亲被挤在人群外头，踮着脚也看不见屏幕，正要往回走。父亲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
“林秀兰！这边——“
这一嗓子，周围好几个人回过头来。母亲的脸“唰“地红了，硬着头皮挤过去，在父亲旁边坐下。两人隔着半臂的距离，谁也没说话，眼睛盯着屏幕，可谁也没看进去。电影的枪炮声轰轰隆隆，母亲只觉得心跳得像擂鼓，膝盖上那双手，捏着衣角，汗津津的。
散场的时候，父亲忽然小声说：“饿了不？我请你吃面。“
七十年代，一碗面是很大的交情。厂区门口那家国营面馆，只有几毛钱的素面，可对一个一个月工资几十块的工人来说，也够心疼一阵的。母亲想推辞，腿却跟着他走了。
面馆里雾气腾腾，长条凳上坐满了人。父亲要了两碗素面，又偷偷加了个卤蛋，推到她面前。
“你吃，我不饿。“
母亲看着那枚卤蛋，眼睛忽然有点热。她没见过这样的男人——粗声大嗓，干活像头牛，可心细得能记住她的夜班，能看出她的手皴了，能把自己攒着的那点钱花在一碗面上。
“陈师傅，“她小声说，“往后……你别给我送水了。“
父亲一愣：“为啥？“
“让人看见不好。“母亲低着头，用筷子搅着面汤，“我是团员，你是党员，要是被人说闲话……“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母亲记了一辈子：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想对你好，我就对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