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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传记

    严嵩(公元1480~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进土。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人间参顶机务,兼礼部尚书。他对明世宗一味诌媚,窃权夺利,诛杀异己。严嵩善于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从而受到皇帝的宠幸。他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八月支使言官弹劾翟銮父子在考进土时作弊,使翟銮被削职为民。九月,严嵩升任首辅,独揽国政,被称为“青词宰相”。他年过花甲,整天在西苑值庐,未曾归家洗沐,明世宗被其勤奋感动,更为信任于他。严嵩以儿子严世藩和义子赵文华为爪牙,拉拢锦衣卫都指挥陆炳,操纵朝政十多年,权倾朝野,收礼纳贿,为所欲为,弄得明王朝政治极为黑暗,边防松弛不堪。

  1.少年

  严嵩,粗眉毛,大声音,脚长体高,又削瘦,像只两脚规。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个寒士之家,祖父严骥,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课蒙童。

  严嵩幼时聪慧,又是长房长孙,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2.出仕

  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

  3.退隐钤山

  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大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1512),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4.重返仕途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严嵩像只猎鹰一样,睁大双眼,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从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世宗的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礼议”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

  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

  严嵩终于帮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5.与夏言的斗争

  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热衷于炼制丹药和祈求长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词宰相。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同榜的状元顾鼎臣就因青词得宠而入内阁。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这个夏言也非等闲人物,因在大礼议中站在皇帝一边而骤然受宠,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经是严嵩向上爬的阶梯,后又与严嵩相互倾轧。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惊心动魄的争斗后,他被严嵩陷害,惨遭弃市(弃市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在闹市处以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

  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才考中的进士,要比严嵩晚十多年,但是他升迁很快,职位比严嵩高。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入阁拜相,十八年(1539)升为首辅。严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这令他既苦闷又很不甘心。此时,夏言进入了他的视野。夏言与他是江西同乡,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对夏言极力巴结,曲意奉承,终于得到夏言的信任,多次为他引荐。严嵩就是在他的提携下升任礼部尚书的。

  然而二人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夏言对他又拉又打。在严嵩日渐宠信、欲入内阁之时,却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愿。严嵩表面上依旧对夏言恭谨和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开始谋划如何扳倒夏言。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为官勇于扶正,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有些骄横,有时在世宗面前也态度疏慢。当时在大臣中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严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对世宗更加俯首贴耳,阴柔谄媚,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对同僚更加恭敬礼让,因而很得人心。

  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严嵩某些如小丑般的表现,更是让世宗非常满意。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夏言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世宗对此非常生气。严嵩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在入值西苑、皇帝召对的日子,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庄重。世宗见了,果然龙心大悦。同时,世宗命大臣们入值西苑时,都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不准坐轿。夏言根本不理会,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对此,世宗也心存不满。

  夏言这些轻视道士的举动,间接地体现了他对世宗修仙误国的做法多少有些抵触情绪。夏言的举动也使皇帝身边的道士对他衔恨在心,少不了在皇帝面前借机诋毁他。众口铄金,夏言渐渐地失去了皇帝的恩宠。严嵩看时机成熟,就在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他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诉说夏言平时对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凌。不久发生日食,严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机陷害夏言傲慢犯上。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罢了夏言的官职,把他赶回了家。天遂人愿,严嵩终于搬掉了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补了夏言离去后的空缺,以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

  这时,严嵩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但却精神矍烁,老当益壮,日夜在西苑侍值,常跟从在皇帝左右。世宗越发离不开他,对他恩宠有加。严嵩没有因为入阁而满足,他为独揽朝政,千方百计打击异己,并结党纳贿,动辄以千万计。其间曾有多位言官对严嵩进行弹劾,都因皇帝的庇护,而对之奈何不得。

  不过,对皇帝来说,权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宗因听到一些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恰巧此时内阁缺人,世宗下诏再次起用夏言。夏言入阁后重任首辅,职位在严嵩之上。因上次去职的缘故,夏言对严嵩的为人很鄙视。夏言对严嵩不但轻慢如前,还时时加以打击。夏言处理政事时根本就不征求严嵩的意见,并把严嵩安排的亲信尽数除去。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让严嵩颜面扫地的事。严嵩独子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项目,多方盘剥,大肆贪污受贿。这些不法行为被夏言察知,欲上疏弹劾。严嵩听说后,知道将大祸临头,拉上儿子直奔夏言家请求拜见。夏言托病不出,严嵩买通门房,携子直入后堂,不顾脸面,父子双双跪倒在夏言之前,请求夏言宽大为怀,放过世蕃。夏言被说得心软了,答应不再追究。夏言为人易动恻隐之心,严嵩正是利用这一点,使严家逃过了一次灭顶之灾。但是,他对夏言的怨恨却与日俱增,表面上笑语周旋,暗地里却在伺机反攻。

  世宗是个多疑的人,他在西苑斋居时,就地筑有值房,表面上是方便大臣们值班处理政务,暗中却经常派小太监窥视大臣们的行动。夏言根本不把这些小太监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忙于政务。而严嵩则不同,他知道和这些宦官搞好关系很重要,便对这些小太监多多礼让,还时常塞些金银进行贿赂。世宗听了小太监添枝加叶的汇报,对二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当初,夏言与严嵩都是因青词得幸,这时夏言已年迈倦怠,青词稿大多都是让他的幕客撰写,自己也不再审阅,甚至有很多青词都是原来曾经进献过的,世宗非常生气,动辄就把他进献的青词丢弃到地上,而皇帝身边的人没有谁将此情形透露给夏言。严嵩在青词上却更下功夫,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装作阅看青词稿的样子。这样,严嵩的恩宠更加巩固,夏言的地位又岌岌可危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他出于边防上的考虑,提出收复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就是今天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大片黄河沿岸地区。控制河套地区,对明代的边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世宗向大臣们征询意见,夏言表示赞同,严嵩则坚决反对。严嵩还趁机攻击夏言和曾铣是“擅权自用”、“好大喜功”。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这些变故让世宗惊惧不安。不久,蒙古军进扰延安、宁夏等地,严嵩趁机对世宗说,这些都是因为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造成的。世宗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将曾铣缉拿处死,让夏言再次致仕。严嵩怕夏言他日东山再起,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又诬蔑夏言是收受了曾铣的贿赂而支持收复河套的。大臣与边将勾结是大罪,于是夏言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惨遭弃市。

  严嵩与夏言长达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最后以严嵩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争斗中,严嵩性格中的刻薄寡恩、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特点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严嵩费尽心机,终于位极人臣。

  最初,夏言惨死时,没有人为他喊冤。等到严嵩在政治上胡作非为、“祸及天下”的时候,人们才感到夏言死得可惜。有意思的是,日后代替严嵩的首辅徐阶恰恰是夏言所推崇赏识的人物,徐阶在严嵩垮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夏言不久也就被平反了,官复原职,赐祭葬。

  6.大小丞相

  严嵩虽然在嘉靖朝权倾一时,位高权重,为人也阴险狡诈,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丈夫,与结发妻子欧阳氏的感情很好,没有其他姬妾,二人育有二女一子。严嵩柄政时,朝野上下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称呼,“大丞相”指的是严嵩,“小丞相”指的就是严嵩独子——严世蕃。

  严世蕃,号东楼,生于正德八年(1513),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因罪被斩,时年五十三岁。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右侍郎。据说,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疏,声音又大又尖,很符合百姓心目中刻画的奸臣形象。可是,严世蕃的长相和他爹却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短项肥体”,果然是富家公子气象,只是可惜一目失明。严世蕃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逐渐有些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这时,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如遇事需要裁决,多依靠其子。他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甚至私下让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奖。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世蕃一时“权倾天下”。

  据说,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说《金瓶梅》就与严世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的“西门庆”这个主要人物就是影射严世蕃而来的。严世蕃小名“庆儿”,号“东楼”,《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将“东楼”化作“西门”,直接用“庆”字为名,创造出这个小说人物,来影射严世蕃荒淫无度的生活。这里姑且不去考证“西门庆”到底是不是以严世蕃为原型,但严世蕃贪酷成性、生活糜烂却是跟小说里的西门庆非常相似。

  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些礼物,严世蕃还嫌太少,心里非常不满,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世宗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垕,按例应被立为太子,但世宗对他不是很亲近。因此,严氏父子对他也很冷淡。就连照例每年该给裕王府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都没给发放。最后,这位未来的皇帝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严世蕃每每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

  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家财富可敌国。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像,顿时目瞪口呆,隐约感到大祸将至。

  严嵩虽然奸贪狡诈,但却只有欧阳氏一个妻子,二人携手终老。严世蕃在这点上与他父亲截然不同。贪必好淫,淫必生贪,这话用在严嵩身上未必准确,但用在严世蕃的身上却很合适。他荒淫无度的生活比起《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严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个,其他的侍女、丫鬟更是无数。他让他的这些美妻娇妾,列屋群居,她们所用服饰,绣着龙凤花纹,点缀着珍珠宝石,极尽奢华之能事。严世蕃用象牙床,围着金丝帐,朝歌夜舞,很为自己的奢靡生活感到得意。但是他没想到,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嘉靖一朝,南倭北虏,民不聊生,严世蕃的大肆奢华铺张当然就更招人忌恨。

  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但是,因为明世宗的偏听偏信、严嵩的奸猾狡诈,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备受打击,丢官不说,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沈炼,曾作锦衣卫经历。嘉靖三十一年(1551),上疏弹劾严嵩“贪婪愚鄙”,历数其“受将帅之贿,边防弛备”、“受诸王馈赠,干预宗室事务”、“揽御史之权,败坏政纪”、“嫉贤妒能”等罪状。世宗不但未将严嵩治罪,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并不罢休,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到边疆。

  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是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1553),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坏祖宗之成法”、“窃皇上之大权”、“误军国之机”等十大罪状、五大奸宄,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处决。行刑前,杨继盛从容赋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7.严嵩之死

  严氏父子再次侥幸逃脱,但是他们身边早已危机四伏了。

  世宗的荒诞、自大、残忍和喜欢玩弄权术,使得他的行事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严嵩的仕途生涯与世宗紧紧相连,他的荣辱兴衰都决定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严嵩入阁二十一年,任首辅十五年,除了杨士奇,有明一代,无人能及。严氏父子奸险误国,早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世宗却无动于衷。那么,严嵩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呢?原来,世宗下决心除去严氏父子,还是阴谋和权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斗争。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向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没多久,新宫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当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奸臣佐昏君,这一对君臣还真是“相得益彰”啊。二人同年而死,一个时代落幕了。

  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是否意味着严嵩还有一种人格魅力呢?这是颇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7)余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先圣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恶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马迁后史家笔法,遑论忠奸!是故读史大可不必以“史”来读,而应以“文化”来解读!其文化的意味难道不比历史的意味更有价值吗!

  

严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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