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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贤相关的一点资料(文摘)

    摘自萧让的《女皇之路》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脉,是8岁起就开始奉诏监国积累起来的,远非贤所能望其项背。李弘之死,是对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衡局面轰然倒塌,原本已经逐渐淡处政治舞台的高宗,无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势力迅速发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枢、扶植军队实权人物,她梦寐以求的一切,将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贤的太子之路,注定将走得不会平稳。事实上新太子做了没几个月,高宗不知是出于对从未理政的儿子不放心,还是存心试探,蓦地放话说有心让天后摄知国政,这就是素来为人议论的高宗有心打破传统逊位给武后之事。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仪凤),高宗因风疹复发,疼痛难忍,有意逊位天后,但为宰相郝处俊谏阻,认为天下为高祖太宗所创,并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为偏爱皇后就这么把大好江山送给外姓,另一名宰相李义琰附议,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条常被用来说明高宗晚年仍然对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则天当时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过从高宗日后的表现看来,仍是为了李唐社稷殚精竭虑,说他是那种因为器重皇后便可以将江山拱手让人的情圣总让人心存怀疑。这一条记载本是孤证,同书的高宗本纪和武后本纪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会要》只称“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郝处俊进谏“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勋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耐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当时以许敬宗为首的拥立武后派,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长孙无忌集团正斗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势相当敏感,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异类。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而裴行俭早在永徽年间便因与长孙无忌讨论武氏而被贬出京,裴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而刘仁轨作为李义府的对头和武后的反对派,“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双方嫌隙渐深也就不难理解。故此仪凤三年刘仁轨故意奏请派李敬玄到边疆去防御吐蕃,正是有心将这位不同政见者排挤出政治中枢之意。李敬玄当然不想去,结果给高宗一句“刘仁轨就是要朕去守边疆,朕也得去!”,只得乖乖上路,结果打了个大大大大大败仗,回来丢官罢相不在话下。从高宗那句看来有些蛮横的说话中,说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计了也不为过了。

  高宗背地里小动作搞个不停,太子贤也非泛泛之辈,出手便已不凡。刚立为太子,便在朝在野广泛搜罗人才,计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齐聚东宫,为范晔《后汉书》做注。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说,贤深知自己刚被立为太子,声望和人脉均不足与乃兄相比,借注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求得公众的认同,无疑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子。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门学士的故智,借编注之名广聚贤才为自己培养私人班底了,这点心思,自然瞒不过武后,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位子还没暖热就开始张牙舞爪,全不将母亲的权威放在眼里,武后对新太子不满也是意料中事了。李贤虽然存有私心,但《后汉书》注的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瑶山玉彩》更见功力。虽然这类著述大多属于“集思广益”,不过仔细挑挑里面“臣贤按”的考据注疏,杂七杂八的也有四五十条,应为贤亲笔所注。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其〈后汉书集解述略〉中,对太子贤所注范晔《后汉书》给予相当好评,说:“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金毓黻认为王先谦此评“诚为过誉,然后来者亦莫之能先也。”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则天本传》中便不屑地说:“多是以他书校雠,说明异同,间有训诂音义和名物制度的注释,没有什么发明。”考虑到贤当时只得23岁,这样的批评也未免过于苛刻。细读太子贤的四十二条亲笔评注,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当时流俗诸本之范晔《后汉书》互相参校外,还以经部之《诗》、《礼记》,郭璞注《尔雅音义》、扬雄《别国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古文字诂》、《字书》,史部之《史记》、《汉书》、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刘珍《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萧该《后汉书音》、皇甫谧《帝王代纪》、赵岐《三辅决录》、崔豹《古今注》、《孔融家传》,子部之《庄子》、《韩子》、《淮南子》,集部之《冯衍集》、《张衡集》、《王僧孺集》等书,参证、训诂、比较、说明。其扎实的学问根底,令人敬佩,我们现在读到的《后汉书》版本,就是章怀太子贤所注。仪凤元年十二月,贤将此书上表献于高宗,新太子的才华也随着此书的颁行天下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树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形象。贤再接再厉,受诏监国,处决明审,甚为时人称道。高宗高兴之余手敕褒奖:“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庆幸国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贤风华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欢经史书法,又喜欢苍鹰骏马,性格坚强自负如他过世的兄长,活波好动精力过人又似足他的母亲。高宗诸子之中,以他的容颜最为俊秀,举止端庄而又洒脱风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许是最像他母亲的孩子,同样的才华绝世,同样的叛逆性格,同样的骄傲,也是同样的魅惑。贤的爱好极为广泛,他可以陪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明纵论书法,可以和蒋王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显等年轻人在马球场上纵横驰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谱曲弄琴。正是因为他交游太广,日后被废时连累了一大票人。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贤一直心存反感,并且不在意让这种情绪当众流露。监国处政,务必表现得和母后不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面对这一波波攻势,武后气定神闲,见招拆招,半步不退。对于高宗,她继续采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险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响。上元二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后的头一个月,即将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降至仪凤元年,萧淑妃之子素节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作《忠孝论》让仓曹参军张柬之偷偷送入宫希望呈献给高宗,不料被武后见到,嫌恶更甚,诬他收受贿赂,降封翻阳王,安置于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这位高危人物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顺便提一下,这是张柬之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给武后的印象很不好,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让武后不满意的事情,到最后终于将武后赶下了宝座。武后对于二位庶子的处理,当与太子贤新立而境界有关,也可视为她希望能确立母后权威的处置措施。不过对于高宗,武后仍然表现得十分贤惠体贴,只是她把温柔织成一张密密的网,力图将高宗与外界隔离起来。

  对于贤,武后的办法就多了,怎么说也是母子君臣,大条道理好讲。先是让北门学士送了两本《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该怎么做个听话的乖儿子,接着又亲自写了若干封信,指责贤的不孝。可是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会写书,他也会写书,《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接过来就顺手扔一边去,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唐代享乐主义盛行,要在这方面找岔子,一抓一个准。太子贤精力旺盛外加胃口奇佳,男女通吃百无禁忌,虽然已是三子之父,仍然颇好风月,宠爱一个叫做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与之同寝同处,亲密如情侣。(这位赵道生大约就是电视剧《大明宫词》*****的原型,不过编剧顺手给栽到了太子弘的头上>_<)古代达官贵人多好男风,西汉就有一窝兔子皇帝,但在李唐皇室似乎还算丑闻来的,比如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承乾的心肝宝贝同性恋人称心,据说承乾谋反也有这个原因。可是高宗这方面却比他老爸开明得多,在他看来既然贤已经尽了传宗接代的责任,*partner是男是女大可以不管的。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贤的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弘,或者是自感底气不足,才会表现得越发叛逆和激进。武后的所有警告和指责都被置之脑后,他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调笑吟唱,也照旧地宠溺着他的同性恋人,监国掌政依然我行我素直接裁决,甚至不像哥哥遇大事还要请示二圣。他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越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皇后和太子之间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正和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天后情敌的孽种而已。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贤倔强地以沉默来对抗传言,只是他看人的眼光变得更为凌厉和不信任,他相信身边一定有母后安插的间谍。意志的对抗,智慧的交锋,阴谋,谣言……汇聚在权力撕扯的大明宫里,重重帷幕低垂,阴森而诡秘,如同人心。

  此时大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太平,东、西突厥皆在密谋复国,多次叛乱,安西四镇几经易手,幸得裴行俭等人治军有方,尚能维持局面。最难缠的还是吐蕃,刘仁轨有心排挤李敬玄推荐他去抵御吐蕃,李敬玄本是文官,懦弱无能,青海一战大败于吐蕃战神论钦陵,幸好手下黑齿常之率敢死队深夜偷袭吐蕃军营,迫使对方慌乱退去,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鉴于吐蕃的猖狂,高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举荐军事人才,征召不拘一格,百姓官吏均可应征,并亲自召见诸州举人问策,首开大唐武举制度的先河。原本是文官的娄师德即应举猛士诏而从军,他当年已经49岁,“以红抹额”而应诏,就是系了块红布在额头上,揭下榜文去从军,这形象估计比较刺激,影响很大,以至于n年后的杜牧还引以为文人从军的榜样。李敬玄青海之败,娄师德当即收集残兵再战吐蕃,军威复振,吐蕃隐遁,数年不敢犯边。娄师德和黑齿常之遂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鉴于吐蕃已成为大唐的头号大敌,太学生魏元忠上《平戎三策》,认为朝廷要抓的一是用人,二是必须赏罚分明,三是请开民间养马。高宗深以为然,亲自召见魏元忠,并让他在中书省效力、列席朝会。而日后的武周名相狄仁杰也因谏阻高宗欲重罪误伐昭陵柏树的两位将军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被提拔为侍御史。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这三人后来都入阁拜相,名动一时,至此,武周朝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已悉数登场。

  边境上狼烟四起,国内也是灾害不断,年年水旱,民生困苦,以至于高宗怀疑是否年号不祥。皇后和太子的矛盾,也越演越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两人迟早会火拼一场。太子贤毕竟执政时间尚短,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故太子弘媲美,儿臣的身份更是一重天然的限制,急需得到高宗的支持。然而高宗却常年缠mian病榻,居于深宫之中,无法给贤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去面对如山的风浪。与母后已经势同水火的太子贤,等闲不愿意踏入被母后严密把持的禁宫大内,也就无法见到父亲几面,如果以奏章的形式上呈,更是无法穿越母后及其情报网的严格过滤,只会落到素节上《忠孝论》那样引火烧身的下场。在高宗本人不出面的情况下,武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天后之名为病弱的丈夫处理国政,代行君权,无论是太子贤还是忠于李唐的大臣都只能在君臣大义下俯首听令,此消彼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武后倾斜。在武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轮又打又拉之后,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已经转而投效武后,高宗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如不干预,太子贤和忠于李唐的群臣恪于名分只能坐视,再也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贤得不到高宗的臂助,武后却可以恣意利用高宗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诸多内忧外患之中,高宗病弱的身体,才是大唐帝国最大的隐忧。

  高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迫切地希望能恢复健康,发挥一点余热,然而这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期望于丹药和神力。李治原本不信神仙之说,显庆二年他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自从他得风疾之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也开始征方士合药了。估计唐人对丹药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待气功,虽然不断有人说练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搞得神经兮兮,不过没钱治病的、身患绝症的、有志突破人体极限的,还是照样勇于尝试。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发作起来痛苦难当,既然名医束手,那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地到处找偏方。唐代的炼丹家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把真龙天子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试验,在他们锲而不舍的钻研下,终于研制出了中古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火yao,砰砰砰内部引爆,搞“崩”了好几位皇帝。李治不是不知道有风险,然而人到绝望之时,总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总章元年王玄策给他引荐了一位印度僧人,没错啦,就是那位向吐蕃、尼泊尔借兵灭了中天竺的传奇使节^_^不幸的是王玄策不仅带回了俘虏中天竺国王,还带回了一位好吹牛的洋和尚,合出的长生不老药送大行皇帝驾鹤西返,王玄策的五品官职就再没升上去过。王玄策后来又几次出使天竺,很不甘心地又带了个洋和尚回来推荐给高宗,拍胸脯打包票地说这回这个一定是真的大师,结果挨了郝处俊老大一个白眼。高宗其实很有点动心,药都炼成了,想想还是没敢吃,讪讪然地附合了郝处俊几句“是啊是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面还是封洋和尚为将军,安置在长安住下,就有些留待后用的意思。上元二年后高宗病情越发恶化,也顾不得许多了,公开下诏广征方士合练黄白,先先后后找了将近百人之众。[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术士明崇俨以其远近闻名的医术和神通被招入长安宫廷,成为高宗的私人医师。

  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

  “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象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征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同人女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8]《旧唐书*叶法善传》:“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

  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为杜绝奸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冑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方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至于裴炎,更是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正与武后的崛起密切相关,三年后又助武后导演了一场废帝的好戏。而主审章怀太子一案,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着。于是,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贤的谋逆罪名被判成立,皇后太子之争,就此分出胜负。

  高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太子怎么会谋反?天下早晚都是他的。他不想再追究下去,但武后发话了:“为人子者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面对着武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大义凛然的台词,高宗招架不住,无词以对。最后两相折衷的结果,免去贤一死,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宫中。从东宫搜出来的数百甲胄被运往天津桥当众焚毁,让普天下都看清楚和天后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武后借机发动清洗,所有曾和她不合的宰相无不波及,太子心腹张大安首先被流放,第二年反对过她摄政的郝处俊罢相,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而裴炎和薛元超则分别升为两高官官侍中和中书令。

  太子贤交游广阔,王公大臣好友众多,这些人也都逃不过武后的报复。曹王明、蒋王炜、东阳公主,乃至一众开国功臣如张公谨、唐临等的后人都被牵连进来,全部流放出京。其中曹王明因与贤过于亲密,被担心留有后患的武后逼死。说来曹王明还是武后表姐巢剌王妃杨氏唯一的儿子,武后此举,也算是将大义灭亲做到了极致。最绝的还是武后对付太子贤好友高岐的手段。高岐的祖父即是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长孙无忌一案中高家已经受了一次打击,但世家大族毕竟根深叶茂,后来高宗也有意和解,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担任高官。武后也不多说,把高政交给其父处理,叫他们自己瞧着办。早被皇后铁血手段吓怕的高家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保全自己,保全高家,每个人都在惩治倒霉亲戚方面表现出人类最残忍的一面。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示和至亲划清界限,高岐刚一进门,父亲就用佩刀刺向他的咽喉,伯父接着一刀砍入他的小腹,堂兄挥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把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表示他们一家对高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真是非常非常非非常的痛恨。一向温和的高宗被这样冷血而无耻的举动激怒,下令将高岐的父亲和伯父统统贬出京。武后一定肚子都快笑痛了,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高家自相残杀,声名扫地,最后还被贬出京,煊赫一时的高家就这么破败下去,不仅从实力上,而且从精神上都被她完全击倒,而她根本还没有出手,这样的心机和手段,普天下何人能及!武后自己大概也得意非凡,若干年后又依样画葫芦地重来一次,让错以为已经收得云开见月明的中宗韦后夫妇处置心爱的子女,韦后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死在自己手里,后来那么变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这一场血腥的清洗,牵连死亡之众不亚于长孙集团覆灭的那一次。经此一劫,太子贤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干净,武后的权威和铁腕,也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废李贤的第二天,英王哲被立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显示出天后的空前自信,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第二年,幽禁已久的废太子贤被迁往巴州,子女仍被幽禁宫中,不能随行。他的同性情人早已背叛了他,好友死的死,散的散,惟有良娣张氏仍然在身边,陪随他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贤在母亲准备称帝前夕被杀,张良娣却熬了过来,淡淡地看着权倾天下的婆婆如何起高楼,如何楼塌了,她一直没有再嫁,以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的身份终老一生。因为长久的囚禁,贤衣衫破碎,身形单薄,新太子哲和这位哥哥的感情一直很好,不顾威权贵盛的母后坚持为哥哥送行,事后又不知死活地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待遇:

  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

  有妻如此,有弟如斯,贤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算枉费此生了吧。他的早死或者是件幸事,他将以永恒的傲世少年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里,由始至终的骄傲与坚持,不曾为风刀霜剑磨灭棱角。他和张良娣的感情也可以善始善终,始终清晰明净如山头的满月,不曾为外界扭曲玷污。不像他的弟弟——哲。

  

与李贤相关的一点资料(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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