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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

    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注:《隋书》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二 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 江南二 ] 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书》卷七十八 刘延孙列传 ] 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 [ 注:《宋书》卷七十四 臧质传 ] 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根本,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以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国都,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富饶,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所有,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春至广陵,欲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最终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疑,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所有。隋统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从左翼包围建康。隋统一全国,为加强南北联系,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附近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经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割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激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建都临安,江淮防线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根本,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军突破荆襄防线,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据守扬州。文天祥犹寄希望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之后,以图恢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形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系、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春、凤阳以南,巢湖当其要冲;巢湖以西,地形复杂,不利大军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大军通行,北方势力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未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叛乱,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线

  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 江南三 ] 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 [ 注:《汉书》卷四十五 伍被传 ] 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春挡南北之冲,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 注:《晋书》卷二十六 食货志 ] 东晋立足江东,但仍以收复中原为号召,故经营寿春,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形势相呼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招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援,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春,收复寿春。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 [ 注:《晋书》卷九十二 伏滔传 ] 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附近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收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 [ 注:《晋书》卷十四 地理志上 ] 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前进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出发。刘宋时期,无论是北伐还是北伐失败后收拾残局,寿阳都显示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地位。萧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发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春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 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北魏发兵接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乱,收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收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 [ 注:《陈书》卷九 吴明彻传 ] 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整个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形势极其不利。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来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风靡。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之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春俱入于东魏。宋金对峙,金人立刘豫于中原,欲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七 ] 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分别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键。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议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晋纪三 ]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镇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代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先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足平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 晋纪一十六 ] 苻坚从之,遂发兵攻淮阳、盱眙。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经过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经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形势已很不利。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切断了陈军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屏蔽东南,山阳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屏蔽淮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民起义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 [ 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董博霄传 ]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 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 [ 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晋穆帝永和七年 ]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 晋纪二十三 ]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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