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并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写犹太人的历史。他从未真正写过犹太人的历史。跟他那一代许多有着犹太血统的学者一样，他避免让大屠杀成为自身论题中明显的核心，虽然他关于大屠杀的个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他的研究方向。同样，托尼也没有因为是英国人而写英国。除个别情形外，托尼从未对英国有过多论述。英国性，或更准确地说他独特的英国教育，赋予了他一种文学上的品位和一套参照标准，这使他度过了（我认为这很重要）自己的智识情感和同时代人——68一代——的政治信念上的混乱。他跟法国的密切关联也与其出身无关，而（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热望，他渴望找到一把解决普遍问题或至少是欧洲问题的钥匙，和一个无论拥抱或唾弃都可能产生真理的革命传统。托尼是东欧式的，主要是因为他跟东欧人的交往。但正是这些友情让一个大陆向他敞开。托尼是基于偶然和公民权而成为美国人，他对美国的认同似乎是对一个需要不断批评的伟大国度的认同。
我希望这一特殊的形式——用传记来引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主题——能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甚或一个一直在成长与进步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思想史都已存于托尼心中：这是我在每个星期与他的对谈中能够明显感觉到的。这里的每一页内容都一定已存于他（或我）的脑海里了。历史如何进到人心里，又如何再次显现，或许是这一类书可以解答的问题。
托尼告诉过我，要想回报这两年来他对我的帮助，便是在必要时帮助年轻人（托尼比我年长21岁）。起初，我将此书当作无视其建议（这不是头一回）而直接回报他的一种方式。但这些对话如此让人满足和富有成效，使我觉得自己无法将完成这本书的工作视为任何一种报偿。无论如何，我究竟该回报谁？不管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同行，我已经清楚了托尼在这里呈现的所有形象。在我们的对话里，我个人始终感兴趣的是（尽管我从未明言）托尼如何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而言，他对这些问题更愿采用的回答是，在其各式各样的身份和历史方法中，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真是如此吗？作为一名原本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犹太人里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作为一名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知识分子中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他还是一名获奖学金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生时，他在英国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博士研究究竟使他成为了欧洲大陆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他跟波兰知识分子的友谊和关于捷克的学识使他在东欧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纽约主持一个欧洲研究所，在其他欧洲人眼里，这究竟是局内人的标志还是局外人的标志？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针砭史学同行，这在学术圈中是局内人身份的象征还是局外人身份的象征？承受晚期退化性疾病之苦却无权享有公共医疗保障，我们究竟该将托尼理解成美国人中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两个答案。
我认为真相更为有趣。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先进入内部，用心看，留心听，然后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写作。托尼的生平清楚地表明，这一锻炼可以重复无数次。当托尼将自己视为局外人时，他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局外人含蓄地接受既有的论争，并为成为正确一方而竭尽全力：卸除旧有的防卫，渗入内部的庇护所。在我看来，比托尼在很多时候都属正确一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为有趣的，是他不断增强的某种能力，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4】称之为“理解力”。要理解一起事件，要求历史学家抛开一切框架，同时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其直接的满足乏善可陈，但其成就却远为长久。正因为托尼在这个意义上对多元主义的接受，他最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战后欧洲史》——才得以产生。
也正是在这里，围绕着多元主义这一问题，托尼自身的理路与20世纪思想史相遇了。本书的传记与历史这两个部分，它们的轨迹在1989年碰到了一块儿，是年东欧发生了剧变，而托尼则在该年开始思考如何撰写他那部无与伦比或许也是无法超越的战后欧洲史。
也正是在大约这个时候，我与托尼初次相识。我在小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W. Simons， Jr.）开设于布朗大学的东欧史这门课上，读到了托尼一篇长文的草稿，他在文中论述了东欧不同政见者在1990年春的困境。此后不久，因为玛丽·格卢克（Mary Gluck）的引见，我和托尼私下见了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卢克教授和西蒙斯教授，我迷上了东欧史，而它将成为我在牛津大学真正研读的方向。随后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阅读和写作生涯，这使我得以进行这些对话。托尼在1989年（在我现在看来这至关重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在对另一位重要论辩家（《未竟的往昔》中对让-保罗·萨特）的最后一次论辩之后，虽然托尼仍偶有片面性的文章问世，但他逐渐转向了一种更温和也更富有成效的真理观。
那些对1989年的东欧剧变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比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他们都关心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本书作为一部知识分子史和政治史，有很多内容都牵涉到大真理（big truth）与小真相（small truths）之间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伟大事业与最终目标的信念，这些事业和目标似乎不时地需要谎言和牺牲，而小真相则指能被人们发现的事实。大真理可以是一场将临的革命的确定性，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怀有的；或是明显的国家利益，如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期间的法国政府或伊拉克战争时的布什政府所捍卫的。但即便我们选择了小真相，就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及托尼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那样，真实在于何处仍不得而知。
21世纪的一项智识挑战可能是：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在本书结尾，托尼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辩护便是这一挑战可能样貌的一个例证。托尼出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灾难刚刚散去之时，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演变。他成年时适逢复兴自由主义的多次尝试，但没有一次得到普遍接受。在欧洲大陆与其理念的残骸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幸存了下来，并作为一种方案得到实现。在托尼的生命历程中，社会民主主义被建立起来，时而又遭废止。他为社会民主主义重建所做的辩护依赖于几种不同的论据，根据不同类型的真理诉诸一些不同的直觉。这里面最强有力的论据是，社会民主主义使一种体面（decent）——借用以赛亚·伯林爱用的一个词——的生活得以可能。
这些不同类型的真理中，有一些贯穿本书始终，且常常成对出现。譬如，历史学家的真理不同于评论家的真理。历史学家对过去某一时刻的了解，能够且必定多过评论家对今天发生之事所可能的了解。评论家远比历史学家更多地考虑其时代的偏见，因而必须做些夸张。可靠性的真理不同于诚实的真理。做个可靠的人是按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做个诚实的人则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类似地，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我们无法将这些成对的范畴中的任何一个简化为某种根本性的真理，更不用说将它们都简化为某种最高形式的真理。因而存在着多种探究真理的方式。这便是多元主义：它不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相反是其反义词。多元主义接受不同类型的真理的道德实在性，但拒斥了这一观念，即它们能够用某种单一的尺度来评判，用某种单一的价值来衡量。
有一种真理在寻找我们，而不是反过来，这一真理不需要任何修饰：我们每个人都终有一死。其他的真理就像恒星围绕黑洞一样围绕着这一真理，它们更亮、更新，也更轻。这一终极真理帮我赋予了该书最终的形式。若无特定时刻下的特定努力，本书本无以面世；这些努力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而对托尼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身体考验。但这不是一部关于抗争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与用心生活（the mindful life）的著作。
2010年6月5日，于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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