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忘了介绍一下我们的县城，它有个大俗即大雅的名字，叫鸟城。你可以说它大俗若雅，也可以说它大雅若俗。俗到极致就是雅，雅到极致就是俗，反正就是这样的。不过它听起来实在怪异，因为鸟城里没有什么鸟，也不出产鸟，没有奇宝异珍的鸟，只有自然馈赠的麻雀。这个吊诡的名字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还要感谢某一任县长是个天才，原来我们的县叫凤凰，极其古老而又吉祥的名字。后来改制，听说人家湖南已经有一个县叫凤凰了，而且根据史料考证人家的凤凰比我们的凤凰老，也就是说人家的凤凰大约相当于我们凤凰的姑奶奶级别，自然没有让贤的理由，但全国在一个统一执政党下又不能有两个相同的县名，于是该县长大笔一挥，改为鸟县。这个名字令多数人大跌眼镜，鸟是山东的土语，本是骂人的话，然而这位有鸟癖的县长不管不顾一意孤行，他说，山东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他鸟他的去，我自鸟我的。正好这位县长不是文史爱好者，尚未看过《水浒传》，不知道鸟是男人生殖器的代称，所以置全县男性下半身于不顾，非要把此鸟拎出来顶在头上招摇过市，他振振有词地解释——你凤凰再牛逼也不过是一只鸟，是鸟的分类，我现在是总称，就像白马黑马都是马，你硬要说白马非马那是自欺欺人，我这鸟处于一统江湖的地位，是鸟的统帅！
于是在这位鸟县长的乾坤独断下，我们高雅的凤凰县变成了鸟县，凤凰城成为鸟城，全县的子民都成为鸟人，这个鸟县长彻底改变了全县的自然生态和外界的观感印象，使全县成为养鸟大县。
那次我们在鸟城看了场电影，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父亲带我们去看望三爷。因为二爷和我爷爷住在一个院落里，而三爷很早就成家立业移居县城。我三爷那时候似乎六十多岁了，已经退休，看着像个白面书生。如果说我爷爷他们这一辈里有貌似读书人的，他就是第一个。我爷爷看起来是个比较憨厚、迂腐、木讷寡言的老头子，不像是拨算盘珠的，倒俨如大单位管仓库或看大门的。而我二爷绝似《乌龙山剿匪记》中的人物，就是里面的二爷，身子高大精壮，剃着光头，彪悍，威武，我不知道他看过这个电视剧没有，那简直就是他的翻版。
我们在三爷家吃了顿饭，然后聊了会儿闲天，临走时，由于我和哥哥没有来过，人家照例要给点礼钱。父亲客套说，哎呀，不要不要；人家说，拿着，一点一点！那简直像古人在对对子。我和哥哥年龄虽小，但人小志气大，已经学会了君子不取“不义之财”，也摆着手说不要不要。然而钱终于被他们塞进衣兜里去了，后来这段程序就告一段落。
走在路上，我与哥哥就去摸身上的钱，这钱不听话，像鱼一样，摸了半天才逮住。哥哥掏出的是一张一元，他觉得还不够，又去摸，海底捞月，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出来。他确信只有一元钱了，于是看着我，想一比高下，结果我手里比他更惨，只有八毛，是一个五毛，一个两毛一个一毛。我父亲觉得此事怪异，表示不解，于是我俩继续摸，我自认我的摸功已经天衣无缝、炉火纯青，然而我的口袋仍然空空如也，空得就像一个口袋。
不是我们贪财，这件事打破了常规思维，因为当时一般都是给三五元的，比如我的爷爷、二爷就是这样。可这位书生三爷真是出人意料，给你一元倒也罢了，还给八毛碎票子，凑在一起，让我忙活了半天。我和哥哥觉得钱少，但转眼就忘了，只有父亲一脸羞愧之色，觉得这次是把他当乞丐看了，他确实意识到自己地位之低下。哎呀，真是“一旦离京城，四海飘零人”呐！
所以说在二十多年之前，我就做过一次八毛党，是老党员了。
二
至于我的爷爷，那更是带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但他的“传奇”不是传奇，乃是奇怪。
这么说吧，我有时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身上流有他的血液。
因为我觉得，并且事实是我的爷爷是那么怪异，不可理解，你无法走入他的内心，不知道他是什么元素构成的。我怀疑他与我素无瓜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不幸的是我顺藤摸瓜，从那根老藤一路摸下来，就发现我在他下面长着、躺着，也就是说我身上不可避免的存有他的血液，我从他血管中来，但我已经不认识他了。
还记得若干年前他唯一一次到我们家时的情景，那时他七十多岁，为了躲避门上的亲友给他过生日祝寿太闹腾，特意跑到我们乡下来，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看望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时值隆冬，天气酷寒，我放学后回来在火塘边看见他，一个胖胖的老头子，可是并不笑眯眯。他不像一般农村老爷子一样摸摸我的头，问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他基本上不和我们交流，一句话不说，一天说话几乎不超过十句，坐在椅子上如秃鹰敛神，眼皮似睁非睁，眼帘似挂非挂，真个眼观鼻鼻观心，状若老僧参禅。
这让我第一次对“人种”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老头子，他使我明白原来还可以有这样一种人，他是你的爷爷，但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好像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而在我们这里如果是爷爷和孙子，那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血缘关系。
开始我与姐姐在他身边绕来绕去，对他保持着足够的兴趣，只把他当成一个“老玩具”了。我们坐在他身边的凳子上观察他，接近他，只差“挑逗”他了，然而他不看我们，不为所动，面对我们的挑逗他心如枯井、目不旁视，或视而不见，仿佛一切俱不存在，他甚至不用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也不想知道。我哥哥还好些，他年龄大点，与老爷子保持了一定疏远的距离，他常常倚门而立，目光投射过来恍兮惚兮，显然比我们浅薄的探趣多了分思考。
我们不久就对这位老爷子失去了兴趣，并能感到有他在时空气的压抑，仿佛他是个空气压缩机。
那些日子，父亲少见地从街市上割回来几吊猪肉，每吊数斤，因为街上的肉是鲜肉，而我们家只有腊肉，老爷子牙齿不饶人，吃腊肉犹如老马啃树皮十分费劲。我父亲及时的孝子行为让他心灵上获得了安慰，其实父亲一直对老爷子独善其身的生存原则颇有微词。在我爷爷退休之前，他一直在县财政局做会计，掌管着全县的“经济命脉”，新中国成立前他是国民党的会计，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共产党的会计，不管政党如何变换，他都稳坐“钓鱼台”。但其实他是个优柔、畏缩和死板的人，如果按照他的地位和资历，活动一下安置几个子女当然不是难事，但他袖着两只手什么也不做，我甚至怀疑他从来没有想过安置子女的事。当年我父亲十八岁下乡谋生时只有烂铺盖卷一筒，别无他物，没有从家里带走一根鸡毛，和我妈妈结婚时穷得丁当响。
我父亲算是“卖石灰的——白手起家”，所以一生吃尽了苦头。这里当然有原因，我爷爷是地主。但你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爷爷还有另外一个奇异的身份，他之所以在新旧政党执政中屹立不倒，继续做他的会计，是因为他是“地下党”，这当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就不叫地下党了。这个身份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如果翻开我们的县志，或者打开一本叫《鸟县惨案》的书（以前叫《凤凰惨案》），上面就有我爷爷的名字：颜重植。据说我的爷爷是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在延大学习过一年，相当于进修过，但他平时掩饰的身份是国民党县财政局会计，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会有如此勇气和胆魄去玩两面三刀的把戏，因为通过接触和别人对爷爷的评价来看，爷爷都是迂腐、老实、胆小如鼠的人，甚至还用了这么一句形容：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砸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壮举？那不是精神分裂吗？
据说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由于叛徒出卖，鸟县地下党受到重创，国民党刽子手痛下杀手，逮捕了一批革命志士，最严重的损失当数中共地下党第一县委书记潘振民落入虎口，据《鸟县惨案》上记载，他身受重刑，背风箱、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他坚贞不屈，自始至终没说出一个革命同志，最后英勇就义。同时被杀的有十几人，但我的爷爷幸免于难，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也就是说知道我爷爷并认识他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介绍他入党的人，这个人咬得很紧，国民党没有从他嘴里撬出来什么。我爷爷还在白色恐怖之下受人之托将重要的革命文献和花名册收下保留，为了以防万一，他将这卷包裹藏到一个山洞里，直到革命胜利共产党进城后才拿出来，交给了组织。关于这件事在我父亲的老家广为流传，爷爷虽然是老实、木讷的人物，但他的传奇经历为他树立了光辉形象，所以还颇受人尊重。
可以说爷爷是鸟县惨案的幸运者。他的英雄壮举与他的形象是那么不和谐，不搭调。如果不是《鸟县惨案》的记载，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种杜撰的故事。但是党史研究室里分明有本书这样记载，而这本书在鸟县党史上无异于《圣经》。
因此，我爷爷的经历直接挑战了我脑细胞里负责想象的部分，并且强度激活了它，使我晕头转向。
现在话再说回来，回忆起我爷爷到来的那些日子。伙食，是当时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最初我母亲在征询爷爷吃什么时，他的回答总是说吃玉米粥，我妈妈觉得这是客气，谁不想吃大鱼大肉呢，所以仍然做她的白米细面，后来有几天他一再重申要吃玉米粥，而且看他说的意思每天吃玉米粥就行了。这也可以理解，玉米粥在乡下当然是坏饭，但对于鸟县下来的退休干部来说，大鱼大肉肯定是早就吃腻了，他对这个清淡的东西情有独钟，靠它洗洗肠胃是正常的。所以后来我妈妈就给他煮了一锅玉米粥，正巧这日我父亲不在家，等父亲回来一看，说我妈竟然给老人家做最差的饭，对我妈一肚子火，认为她苛待老人。我妈妈呢，更有气，反复说明吃玉米粥不是自己的意思，可我爷爷表现了一贯缩头乌龟的秉性，我父亲和母亲差点吵起来了，他只讷讷而语，并不用清晰的言语表明问题的实质情况，因为他的表述并不坚决，而且半天才咕哝一句，这一句话被他的喉音消化一半，另一半勉强冒出来，我父亲只逮住一字半句，所以他当然认为是老爷子的息事宁人之词，越发对我妈妈不满了。
这个不满导致了此后几天他们不是用嘴说话而是用腹语交流——俗称腹诽。也直接导致了此后一连几天伙食又是大鱼大肉，尽管我爷爷明显吃得不如吃玉米粥那么神仙自在，但他也没坚决反对，这就使我妈妈进一步不满，觉得把自己陷进去了，有冤说不出。
而通过这次玉米粥事件，虽说事实上因我爷爷的到来我们大大改善了伙食，天天大快朵颐，但我的心中还是不能接受爷爷对这件事的颠倒黑白，怎么关键时候没个清晰态度呢？又不是你当年在国民党卧底打入敌人内部，关键时候明哲保身。现在革命早就胜利了，你要相信党，要相信人民！
看来我这位共产党爷爷真是大智若愚，在关键时刻进入了老子的境界，混沌一体，大打太极。
三
接下来，又发生了几件令人不快的事，使我们对爷爷更是“刮目相看”。
说起晚上睡觉，我与哥哥本来睡大床，爷爷来了就把大床让给他，我和哥哥睡对面那张小一点的床。两张床隔得很近，所以晚上他在床上的一切活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其实那张大床每天晚上不是我和哥哥两个人睡，而是三个，还有另外一个成员——我们家里的一只猫。此猫与我们的感情极好，温顺可爱、活泼机灵，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一员，冬天它睡在我与哥哥之间的缝隙，要么在我俩的肚皮上盘伏；夏天则在凉席的一角大睡，总之构成了我们一向稳定的金三角关系，此猫已经习惯了夜夜在此处下榻。
可是不知是该猫的眼力差，还是有恋床癖，只认床不认人，明明我和哥哥已经睡到对面了，它还是一纵而上跃到了爷爷那张床上，就在我爷爷身边的空隙处身子蜷成O形，倒头便睡，并发出慈祥的呼噜声。
猫跳上来时我爷爷正面朝里侧睡着，他翻过身来发现自己的领地被异族“入侵”，但这个入侵其实对他的休养生息没有多大影响，床还绰绰有余，一只小猫睡睡又何妨，可我的这个资深共产党员差点成为烈士的爷爷毫不犹豫将其一脚拨到地下。猫正酣然入睡，突然在梦里被一种外力推了出来，腾云驾雾，一时没醒过来，但身体的本能使它在空中翻转身子甩动尾巴掌握平衡，一个马步扎落在地，它睁开眼时才醒悟原来自己是被人赶下来的，于是惊恐之余大叫一声，对我爷爷龇牙咧嘴，表示不满，带着受伤的表情摇摇身子走了……
我与哥哥当时都不明白，一个老头子为什么对一只猫如此不客气，没有仁爱之心。大凡人老了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慈爱，然而在他身上我却没有看到这种品质。我想他难道是对猫生而厌之？我只知道武则天是极度怕猫仇猫的，可我这位具有英雄色彩的爷爷怎么会怕猫呢？如果不怕猫那就是仇猫了，可他仇猫也没有理由啊！
我的爷爷不仅对猫不友好，对我们也很疏远，而且，他似乎对身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不说笑、不打牌、不下棋、不看书、不散步，他长时间坐在那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想，也许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但分明没有，他虽然话少，只要说，逻辑就十分清晰有力，他平时眼帘半挂，只要真正睁开又目露精光，注意力集中——这分明不是老年痴呆症的临床表现。
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家土豆丰收，是自家种植土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一个个土豆精神饱满。它们拳头般大小，蔚为壮观。冬天的夜晚我们围火塘而坐，有时就烤这土豆当零食吃。有一次我爷爷说他要吃土豆，但申明只要一个。立时我与姐姐的土豆欲被他挑起来了，也应声虫似的说要，我哥哥则紧随其后，于是这只土豆队伍迅速壮大。母亲去时就一共取了七八个，我爷爷看到后脸色怫然，说：“只要一个，只要一个嘛！你拿这么多做什么？”我妈妈解释说，展航他们也要啦。但奇怪的是他置若罔闻，好像没听到，仍然近乎偏执地重复：“只要一个，只烤一个就行了。”弄得我们很郁闷，面面相觑，尽管我妈妈对此解释了几次，他就是一根筋到底，不可理喻。
一直到我们吃土豆时他的脸色都有些羞赧，显得心中有“不平之气”，好像他吃土豆别人就不能吃，别人一吃他就有了排异反应影响他的食欲。这是一种什么病啊，应该属于精神科的范畴。
他吃土豆的样子令我们叹为观止。他人老了，牙齿不济，剥皮吃的感觉就像老山羊啃玉米，看起来既滑稽又悲悯——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有天我老成这样绝不会吃土豆，我保证不受土豆这样的戏弄，那是对我们年轻时“咬牙切齿”的报复！
我们几个孩子都像猴子一样吃得痛快淋漓，我们的吃才叫享受，看他的吃真叫难受。但他对我们的吃仍然表现出极度漠视，如不存在一样，眼睛都不挂一下，好像他的吃才是本分正当的，而我们是额外的、不合理的、非计划内的消费。多年后我猜想这是不是与他的本行有关，是职业习惯使然？众所周知他是会计，身上的每一个脑细胞可能都被会计化了，惯于用统筹学处理问题，精密计算、条分缕析，绝不允许节外生枝。哪怕这“枝”是多么的“细枝末节”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当然只是我的揣测，不能当真，职业性格如果发展成这样，那天下的会计不都成了一个模子了？我爷爷显然是另有来头，与众不同，极有个性。
关于我爷爷还有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段子：说有一次我爷爷总结全年账务，收入和支出，算来算去，出现了一分钱之差，抹不平。如果是一般管账人就会把这一分钱略去，写成平账就行了，可我爷爷是个爱较真的家伙，你也可以说他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他反复多遍从头开始，这账很烦琐，多算一遍要用好几天，就这样他又耗费了近半个月时间，不知杀死多少脑细胞，最终把这一分钱找了出来。他对别人的说法是：一分钱事小，可是账不平嘛！由此也获得了很多人赞赏，这其中有不少人是村里没有知识的愚妇愚夫，他们佩服我爷爷这种精神，你看人家为一分钱多么认真啊，花了十来天工夫，谁有那么大的意志呢！
这也可以理解为我爷爷多么具备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对于一个会计来说，也许是必需的，然而我实在不能忍受他把这种精神滥用到生活的某些方面。如果生活里都像他这么较真，一根筋绷到底，不绷断也成了神经衰弱。
当时年龄不大尚是学生的我实在不能接受这老头子为了一分钱而整得寝食难安两眼昏花血压升高，你说一分钱不会损害国民经济，不会影响国计民生，和他一起的同事有多少贪官污吏，一眨眼过手的几百、几千大洋就没了，落入个人腰包，大家都像没事一样心平气和，继续过日子，你反而为一分钱弄得差点成便秘，最后账是平了，可这平与不平又有什么不同呢，你背后也许只会落得被同僚笑话而已的结果。
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我承认我是个世俗乃至庸俗的人，我希望追求卓越，但我更喜欢常识。
通过我和爷爷短暂而疏淡的交往，我做出了以下浅薄结论：这老头子并不具备爱心。也许，他藏得很深，他的心深不可测，我不过是盲人摸象，只见局部不见整体。我认为这家伙就像无理方程，是很难解的。
写到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我那早逝的奶奶，这是件绕不过去的事，令人毛骨悚然。我父亲的母亲，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去世了，年仅五十岁。据说她在生病之初就找医生看了，本来只是身体有点虚，医生说吃五服中药就好了。我爷爷当时也在场，信誓旦旦地保证给我奶奶抓药吃，然后把医生送走。然而令人崩溃的是，直到我奶奶病死，这五服药仍然没有吃到口。当时我奶奶手头没钱，我爷爷在县城上班，不是天天回来，十天半月打个照面。家里所有的钱都归我二爷管，他是家长，我爷爷也把钱交给他，但你要说他手头一点余钱都没有鬼都不信。开始我奶奶只是虚，出虚汗，后来就发展到咳血，病倒了，在床上躺了一年，到底不能再起来，最后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一直到病死，我爷爷也没把他许诺的五服药兑现。可以说奶奶一病至死，爷爷分文不出。
初听这件事令人惊骇，我曾质疑过它的真实性，后来我分别从姑姑和父亲嘴里得到了答案，我父亲当时回答得轻描淡写，似乎是为长者隐瞒，或者不愿意提起过去的伤心事。而我姑姑就说得很仔细、很明白，她反复哀叹我奶奶命不好，太可怜。最后，她把人生中的诸多悲剧都归结到命运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爷爷，我觉得他已经很立体了。然而还是很陌生，我摸不透，搞不明白。也许在这世上有些人你就是搞不明白，但他不应该是你的至亲吧，你连自己的至亲都搞不明白还能把什么搞明白？我不能理解、不能相信我这位地下党爷爷，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爷爷，怎么连自己家的福利都谋不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救苦救难，连自己的妻子都屈死了，还怎么为大众伸冤？
爷爷来我家的时候大约是旧历十月末，前后待了十来天就走了。这年冬天天气寒彻，我记忆里能清晰闻到空气中那时的冰冷分子，他的身影也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投下了模糊的一瞥。秋气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他与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已经结束。
爷爷走时我正上学，父亲也在学校，是妈妈把他送走的。妈妈本来打算把爷爷送到大伯家，途经村里的商店，爷爷进去歇息，他的外乡口音十分引人注目，这时我妈妈手提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款颜色深的厚布，是当初父亲和母亲商量爷爷走时该送的东西。爷爷从没来过，走时不能让他空手回去，给钱也不合适。我父亲决定到商店去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一看老人家穿的没几件，最后就买了做一套衣服的布料，反正拿回去就能做成衣服穿。这布料厚实，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此时围观的熟人就拿出我妈妈手中的布料看，问这问那，我妈妈只好说是送给爷爷的。我爷爷这才意识到我妈妈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一改平时一言不发的“老成持重”，没头没脑地就说：“要这干啥？没有用——拿回去给展航做了穿！”
因为他说得直戳戳，毫不客气，围观的妇女便纷纷劝他，说什么这是晚辈的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然而我爷爷又近乎焦躁地重申：“要这有啥用？不要，不要，你拿回去给展航做了穿！”
我妈妈的脸色不免尴尬，就有人私下小声说：“这老爷子说话怎么那么不中听啊。”
我爷爷处于四面围合之中，是一片纷纷“劝降”之声，但是他像西楚霸王一样一意孤行，并不妥协，要突围而去。他执意不要，我母亲心想，东西买了怎么能拿回去呢，他现在不要，大老远来空手拍巴掌回去，那三叔三婶怎么看，哪怕就是根稻草也是个表示，不拿不行。
所以想到这里我母亲就顺势将布料留下，自己赶快回去了。让爷爷顺着大道往我大伯家走，其实路程也不远。
我爷爷是怎么到大伯家去的，并不重要，他当然是一路探访去的。可以想象，爷爷只得提着那袋布料一步三叹地走。到我大伯家后，临走时他果然“旧病”又犯要把布料扔到大伯家里，还好我大伯精明，硬是给他挂在肩上歪歪斜斜带了回去。
这是我爷爷最后走时的一段插曲，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款布料他之所以不要并非质量太劣，因为城乡差异，在我们这里最好的在他们那起码也算中等吧，况且我爷爷是个不注重穿戴的人，他当时穿戴一般，也显不出什么档次来。这件事的解释是，也许正因为他不注重穿戴所以才百般不要。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真相是无解的。
就像有人说，没有事实，只有对事实的描述。
所以我也可以说，没有真理，只有对真理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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