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北面是二层楼房。
楼房一层住人,二层可以住人但更多是当储藏室。买入前地主家在二楼藏金银财宝等珍贵物品,从房间一层搭梯子才能上二楼,所以宝贝藏上面人住下面是相当安全的。
楼房分隔成四间,父母结婚后住了一间,一间豆腐房,两间住着知青。
运动时期,家里因为爷爷的法官身份被划为特殊分子家庭,并安置了一伙知识青年。很快知青们就和家人打的一片火热,因为父母住的房间二层有太奶奶的纺车,还堆着大量发黄的书籍,由于位置隐秘一直无人想起。
书籍都是爷爷年轻时积攒的,太爷说爷爷上学正经文章没学到,歪门邪道的书看的比谁都多。小时候我还见过这堆书,我家发黄的《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彭公案》就是在阁楼拿的线装书。知青们回城时用他们的水缸、铁锅、皮箱等物件换走了一部分书,他们中有人最大做到了省委宣传部长,前几年退休后曾故地重游,说他从老屋拿走的书还保存在家里。
和爷爷一起玩的大少爷家有一年年关莫名其妙的遭到了一场大火,连烧三天三夜,火灭后他家一钱窖的财宝不翼而飞。作为东家的父亲气死了,大少爷为了抽鸦片开始变卖家产。他主动来找太爷,说与其卖给别人还不如把紧挨老宅的前院卖给我们,那是他家一处当铺的后院,原本是库房和伙计居住的地方。太爷花了三百五十银元把当铺的后院买到了爷爷名下,老宅就又扩进来一个前院。
前后两院最多的时候有大小四个厨房,一家人吃不到一起。二伯家在前院有一个厨房,父母结婚后有个小厨房,太奶奶和爷爷姑姑在豆腐房,太爷和奶奶等其他人在大厨房开火,这还不算知青们的厨房,一到饭点到处锅碗瓢盆声。
我刚出生的那年老宅就分了家,几个儿子在外各自居住,爷爷一人住后院老屋,前院是叔叔一家和太奶奶。我从小就害怕一个人去老屋,直到十四五岁才敢独自去老屋时不回头频繁的看身后。
前院当铺的库房建的特别高,屋脊有七八米。前后院的通行巷道有三十多米长,不到两米宽,夹在两侧高耸的房屋之间四季不见阳光,始终感觉有冷飕飕的凉风。巷道尽头是后院沉重的大门,一推就是门轴悠长的“吱哟”声,映入眼帘的不是老就是旧,冷不丁会从某个角落钻出吓人一身鸡皮疙瘩的太奶奶。
太奶奶非常高寿,将近一百岁才去世。我小时候太奶奶的身高已经蜷缩到一点点,只穿蓝色或者黑色的老式斜襟短袄,梳老式的盘头发髻。她是三寸金莲的小脚,老了后绝大多数时间都不下炕,即使下炕也只在前后院转转,小脚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没有声音。
无数次在老屋没看到爷爷,正各个屋子寻找时,太奶奶就从某个角落悄无声息的出来,要不就从背后传来没牙而含糊怪异的声音,但大多数时候都是默默的在身后用拐杖杵我,儿时对老屋的印象中太奶奶简直是噩梦般的存在。
随着太奶奶和爷爷的去世,不住人的老屋后院就彻底荒废了。
小镇至今还有许多老房子,都分布在老街周围,街边依旧有延续了两三百年一代代靠手艺传下来的老铺。现存最早的老房子建造于康熙初年,我曾去拜访时其后人还住在里面,说土木结构的房子只要一直住人修缮,其生命年限要远超钢筋混凝土建筑,而且冬暖夏凉的舒适程度是空调房无法比的。
这些老房子如果生在城市,可能都是踏破门槛的博物馆,而在小镇它们只是用来住人的屋子,在现代化浪潮的推进中迟早躲不开拆除的命运,这就是宿命。
从第一代迁徙到小镇的先祖算起,本姓支脉已历经九代。第九代现有五名男丁,仍在小镇居住的只有两人,其他一人落户江西两人落户上海。未生育的第八代还有两人,一人落户陕西一人落户江苏。
爷爷在世时老屋是个纽带,维系着整个家庭。爷爷去世后老屋成了象征,寄托着我们众多后代源于一脉的哀思。如今,我们失去了纽带和象征,她的后人们可能真的要开始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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