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并不相同的同类

　　我和她成为好朋友是在幼儿园阶段。那时候我刚刚被父母从奶奶家接回来，由于口音太重，周围的孩子一直取笑我，而她也刚刚来到这里，由于黑黑的肤色和卷曲的头发也被当成异类。

　　两个异类成为同类是很自然的事情，直到成年以后去东南亚旅游才明白她那黑瘦的样子应该是拜遗传所赐，她的特殊身份源于她父母是印尼华侨。生凭第一次见到长筒袜就是在她的身上，她还邀请我给大腿吹气，告诉我那个裤子是和袜子连在一起而且是透气的。

　　升入小学后我开始有了更多的朋友，我的同类越来越多而她始终是个异类。那个年代没有家长接送我们，上下学都是同路的小伙伴结伴而行，唯独她的妈妈会偶尔出现在学校门口，推着自行车等着她。

　　以我那时候的判断，她的妈妈很漂亮，至少不像她那么黑，卷曲的长头发松松的扎在脑后。她穿的裙子和衣服都是鲜艳的颜色，那样的打扮在我们平日里很少能看到。她的妈妈会轻声的呼唤她的名字，柔和着语气跟我们道别，有几次我甚至舍不得她走，跟在车后面跑了两步才摇手和她说再见。

　　那些年获取知识的手段有限，不记得是谁告诉我这棵树是绒树，开的花叫绒花，我觉得很贴切，那花朵确实绒绒毛毛的。直到一天中午，我们一起放学回家，我忘了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去哪儿了，怎么只剩下我和她一起走出学校，她捡起了一朵花递给我的时候说“我妈妈说每棵合欢树下都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我傻傻的看了看她，又抬头看了看树，问道“凄美是什么？”

　　“就是凄凉和美丽”

　　“凄凉！很冷的意思吗？可是这花儿都是夏天开呀”

　　她摇了摇头，大概想不出来怎么跟我解释。

　　我们不再说话，一路探索着路边的人和事，看着歇脚的马车和瞪着温柔大眼睛的马，拔了路边的野草试探着喂给它们吃。

　　我很快就把她的话忘了，每天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们疯玩儿，在这些队伍里永远看不到她的身影，她的疏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一到大院的晚饭时间，各家的父母会在筒子楼的阳台上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现在回想起来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有喊全名的有喊小名的，甚至还有喊外号的，随着此起彼伏的呼喊，孩子们都跑回家吃饭。如果是夏天，我们还会趁着天黑前再次跑出来玩耍，时至今天我对很多爱好的评价都是两个字“好玩儿”。

　　酷热暑伏的日子，大人们在屋里也待不住了，不知空调为何物的时候，熬过夏天的最好方式就是晚饭后扎到十字路口旁、两栋楼中间的过道，凡是有些微风吹过的地方去乘凉。他们摇着蒲扇三五成群的扎在一起聊八卦、侃大山，我有时候跑得太累了也会凑过去听听。

　　大院里的人和胡同里的完全不同，他们更多的是聊别人、聊工作、聊一些社会上的事儿。而胡同里的人尤其是老人，大多数时候说的都是自己和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儿。

　　记得在夏日傍晚的胡同里遇到过一个穿着破洞大背心的大爷给我讲他爷爷的爷爷是给皇上送信的，那表情仿佛曾经是皇家邮局的局长，他说自己家是正黄旗，他的爷爷给慈禧太后送过信。

　　我记得当时我还问皇上的信不是圣旨吗？他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摇着头说小小年纪你不懂啦。于是我有些犯坏的问他是在邮局上班吗？正黄旗老爷子无奈的苦笑，上什么班啊，天天在家坐着。

　　那应该是退休的意思，我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就说到“哦，那您是作家了”引得周围一群老头儿哈哈大笑。

　　也就是在大人们的闲聊当中我才知道她的妈妈是社长的秘书，而她的爸爸是印尼的一个官员，当年她们和姥姥姥爷回国的时候他没有跟过来。我似乎是没有听她提起过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