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忙种

　　农村人的一年，农忙时总是各忙各家的活。忙完了自己家的活，往往也不会闲着，大家还会主动去帮张家、李家或者各种亲戚家。农村人有好心的，也有出于某种利益的，还有那些闲着找事干的，当然，也有别人看你闲着就来找你的。

　　一年中最繁重的农活就是种地，毕竟在那个年代吃饱就是最大的事情。在种地之外，还有很多日常的修理和维护工作。这些往往是家里男人的责任，而我爸就是那个负责修理的“万能工”。那个年代羊圈，猪圈，驴圈，都需要定期的修整。冬天快来时，羊圈的围栏会因为风吹日晒而松动，我爸就会带着我爷爷，动手修理这些围栏，确保牲口在寒冷的冬天能够安全舒适地待在里面。猪圈也是一样，常常因为猪过于调皮，猪栏的木桩容易被撞歪，修理猪圈成了每年都必不可少一关。还有修驴蹄子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每年冬天过去，驴的蹄子会因为干燥和泥泞的路面而变得比较脆弱，常常需要修整。

　　春天各家都会养一只小猪崽，稍微大点就会请村里唯一的兽医上门进行骟制手术，其实就是在猪崽下体割开个口子把睾丸去掉再打个结，最后用线缝上，基本在农村除了种猪没有哪头猪能逃离这个厄运。这种事情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总是充满了恐惧。每次看着几个大人在那里操刀，我都会站得远远的，眼神不敢看着。对我爸来说，这只是日常的一部分，他似乎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而我则深知它是一项既让人害怕又必须完成的工作。

　　除了这些常规的农活，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盖房子。每次盖房子，邻里乡亲都会互相帮忙。盖房子是一个耗时又体力活的过程，但它也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我爸好像从来不在乎这些事儿，只要有事，他就会去忙。木材的挑选、砖石的堆砌、泥土的调配，这些工作我从小就目睹过无数回。

　　我爷爷那时候养了一群羊，既有山羊也有绵羊。每到春季结束，我们都要把羊身上的羊毛全部薅下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来天气渐热，羊也觉得热；二来薅下来的羊毛可以卖钱，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每次我都会看到，一只只羊被按到地上，四肢被捆绑起来，然后用一个铁丝做成的巨大梳子工具在羊身上薅来薅去。如果是绵羊，处理起来更直接，直接用大剪刀把羊毛剪得精光。偶尔也会看到不配合的羊被剪刀或梳子戳破一点皮。

　　我爷爷每天都要把羊赶到几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吃草，身上披着一个羊毛做的马甲，手里拿着一根鞭子。我们那儿的人都尊称这类人叫“羊护长”。由于每天都在深山老林里活动，这些“羊护长”总能捡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记得有时候，家里的孩子在找不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会被家长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你四爷爷和八爷爷，看看他们有没有捡到。”显然，我爷爷大多数时候被孩子们称作“四爷爷”，而另一个“八爷爷”也是个“羊护长”。

　　修羊圈、修猪圈、修驴蹄子、骟猪崽、盖房子、放羊，这些劳作是每年都不可避免的家务事。每一项工作，都有它背后的责任和辛苦，也有着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坚持。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却是我们那一代人根植于农村生活的必经之路，在我离开农村之前，那就是我永远也无法割舍的生活方式。

　　我爸1989年娶了我妈，1990年生了我哥，1991年生了我。生我哥不久后，我爸妈和我爷爷奶奶分了家，具体分了几个碗、几口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这件事在我小时候常常在我妈嘴边挂着。刚分家时，我们被安置在我奶奶家门口的一个窑洞里。大家都说窑洞冬暖夏凉，但偏偏我爸妈住的这个窑洞是“死亡视角”，一年四季不见太阳，夏天总是冷，冬天更冷。这也是我妈常挂嘴边的事情之一，但我觉得她说的应该没错，因为那窑洞至今还在，我进去过无数次，冷不冷我多少还是能感知到的。

　　后来，我爸在距离我奶奶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盖了新房，至今房子的梁上赫然写着“1993年”，显然这是1993年建成的房子。我妈还常说，分家时家里没钱，别人家的房子屋顶椽子都是松木的，比我们家的白杨木结实多了，但我们家只能勉强用很细的白杨木来盖了房子。虽然勉强，但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分家后，我们并不是和爷爷奶奶断了联系，反而因为我爸是老大的缘故，一直都是主动承担家里琐事的那一个。甚至我们家的地和我爷爷奶奶的地也是混在一起耕种的。我二叔从那个年代就投靠了远在太原的舅舅，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城里人。我小叔比我爸小整整12岁，那时候还在读中学。前面提到过，农村的孩子七八岁就被当半个大人使，但也有一些孩子因为种种原因免于下地，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我小叔显然就是属于后者。这个从我妈的口中得到过证实，我七八岁加入劳动队伍后也亲自体会过这个“待遇”。不过，我小叔的书也没读多久，很快初中毕业就选择了在外漂泊。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再说。

　　我们家虽然和爷爷奶奶分了家，但我们家的地和我奶奶家那块地依然是合在一起耕种的。我们家只有我爸妈的地，后来因为我和我哥出生，又分得了一些，而我爷爷奶奶家的地则是爷爷奶奶和我二叔、小叔的。总的来说，爷爷奶奶家拥有的地比我们家要多不少。我的二叔和小叔常年在外，所以这些地的耕种任务自然落到了爷爷奶奶头上。再加上我们家和爷爷奶奶家合在一起务农，所以很大一部分农活落到了我父母身上。除此之外，我爷爷每天都要花时间去放羊，我奶奶大部分时候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去给我爷爷做饭，当然，她只给我爷爷做饭，不是给所有人做饭。

　　我妈和我奶奶本来就不和，婆媳关系在许多农村家庭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直到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回过头去思考这个问题才发现一些端倪，如果我奶奶做饭时能顺带给我爸妈也做上一份，或许我妈的怨念就少一些了。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他们分了家就相当于是两家人了，尤其是在那个刚刚处于温饱边缘的年代，农村人把粮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谁也不能随便分给别人。

　　这里就体现了一个非常双标的问题：干活的时候，我爸妈和我爷爷奶奶是一家人，而吃饭的时候，他们却成了两家人。这种生活状态持续了十几年，从我没有记忆到有记忆，熬到我被“白帽子叔叔”吓大，再熬到2000年后我爸在我舅舅的建议下带着我们去了县城读书，才似乎有了些许的改变。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爸妈的务农生涯已经结束开始过渡为打工生涯，我妈和我奶奶的婆媳矛盾似乎也有破解的意思。但在那个环境下，很多未能走出那座大山的农村家庭，婆媳关系一生都在面对这种家庭权力的斗争。有些人忍受，有些人反抗，有些人幸运地摆脱了困境，有些人则在长期的煎熬中选择了逃避。有些人悄无声息地跑回娘家，重新嫁人；也有一些人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彻底解脱，甚至一罐老鼠药下去，彻底告别了这段艰难的岁月。我妈大概属于那种敢怒不敢言、默默忍受的类型，但幸好，最终一些改变的机会提前终结了这种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