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忌讳

　　在蒙昧的年代，小山村里总是不缺少这些奇幻的、惊悚的故事。甚至一只巴掌大的飞蛾、一条乌梢蛇、一只夜莺，都能衍生出奇奇怪怪的故事来。逢年过节的日子，更是少不了一些离奇的忌讳之事，最寻常的，莫过于大年初一了。

　　大年初一的规矩特别多，比如洗脸、淘米的水不能往门外泼，据说这会散财；比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据说会非常灵验；比如出天行之前，不能大声说话；还比如不能杀生，等等，不一而足，但年岁小或见识少的孩子，总是不能分辨什么是忌讳的，如此总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出天行是本地春节的一个习俗，即在零点之后，太阳出来之前，焚香、烧纸钱、放鞭炮祭祀苍天。）

　　（一）煮汤圆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的山村里，是没有什么游玩项目的，当然即便现在也很少。

　　每年的大年初一大早，村里的人们上坟祭拜完先人后，就会聚集在村长家里，男人们打牌，女人们摆龙门阵，孩子们一起玩耍，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场景每年都会发生一次，一直持续到我十二岁那年村长去世后。

　　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在我六岁那年，我刚上小学，大年初一，下着鹅毛大雪。那年的春节村子里格外热闹，外出务工的人们都回来了，原本稀稀疏疏只有二三十人的村子，变成了七八十个人，村长家中坐不下，于是女人们都到了隔壁的一位奶奶家中，姑且称之为L奶奶吧，当然年岁小的孩子们也是跟着自己的母亲走的，自然也包括我。

　　起初，我们十多个孩子，围着一口水塘打着雪仗，年岁大的十三四岁，年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和堂弟了。

　　说实话，那时我的力气很小，雪球是扔不到水塘另一边的，更别说砸中人了，但就那么执着的，不断的向着对岸扔雪球，还玩得格外开心。

　　我穿的是布鞋，母亲用破旧的衣物剪裁做成的，很暖和，但也很容易被雪水打湿。

　　游玩一阵后，母亲看我鞋子已经可以挤出水来了，就把我叫到屋内去，用火笼烤干。

　　时间来到十一点出头，已经到了过午的时间了，所以L奶奶准备到厨房去煮汤圆，母亲看我的鞋子一直无法烘烤干，于是也跟着进了厨房，准备放到灶膛口继续烤。

　　（山村的生活很贫困，或是不吃早餐，或是少油水，所以人们会饿得很早，如果午饭吃太早，又难以挨到晚饭，所以就有了过午一说，过午一般是在十一点左右，用小吃填填肚子，等到下午两点左右再吃午饭，才能挨到晚饭时间。）

　　跟着的除了我，还有L奶奶四五岁的小孙子，他拿着一个小板凳，蹒跚着跟着。

　　我和母亲在灶膛前，母亲烧火，我一直眼巴巴地盯着门外的那些愉快地玩耍的孩子。L奶奶在水烧开后，开始煮汤圆。一般汤圆分为小汤圆和大汤圆，小汤圆就是把米面团好成指节大小，直接煮；大汤圆里面会包裹一些馅料，在当时，馅料通常是冰糖和红糖熬浆后，拌一些炒花生仁捣烂的碎末。

　　糖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略有些奢侈，只有在春节的时候，稍显宽裕。但大多数人家，在煮汤圆时，还是会把大小汤圆混合着煮，即显得自家不小气，也能节约一些馅料。

　　L奶奶也是如此，先煮大汤圆，然后再煮小汤圆，使得汤圆能够一起煮熟。

　　L奶奶的小孙子踩着小板凳，守着灶台，直愣愣的盯着锅中。

　　突然，他问道：“奶奶，为啥子有些汤圆飘起的，有些在锅底呢？”

　　小孩子总是有很多问题，对没见过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求知的欲望，对此，愚昧的人们总不太关心，能解释的就解释几句，自己都不知道的，就胡扯几句，或者编造一些怪异的故事，大概山村多奇事便是由此而来的吧。

　　L奶奶回答到：“飘起的是煮好了的。”

　　她的小孙子似懂非懂地说：“好一个起来一个嗦。”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常识，所以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的事情。

　　大年初一后，L奶奶病了，年岁大了的老人，身体总是不好的，何况那一年大雪封山，气温之低，村中很多人都感冒了。

　　莫约半个月后，L奶奶的病好了，她的大儿子却病倒了，发烧、浑身软绵绵地提不起精神，整天吃药，但也经历了一个月才痊愈。

　　之后她的二儿子又病倒了，然后是她的大孙女、大儿媳、大孙子、二儿媳、小孙子，莫名其妙的病症，在全家人的身上反复轮转着，持续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全家的身体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后来听X奶奶说，他们家是因为大年初一小孙子说的“好一个起来一个”，灶王爷当真了，才会如此。

　　（X奶奶是村里的神婆，很奇妙的一个老人。）

　　当时，我是相信的，村里的人也都相信，所以母亲曾在大年初一煮汤圆的时候警告过我，别乱说话，而我也总是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直到灶膛里的火熄灭了，欢快的吃着汤圆，才会开口说话。

　　（二）杀生·霉运

　　故事的发生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春节，大年初一，雪。

　　一大早，晶莹的雪花就覆盖了整个山村，房前屋后茫茫的一片白色。也许是心血来潮，我和哥哥学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润土，在雪地里用簸箕准备抓些麻雀。

　　我和哥哥悄悄的在雪地里洒了些稻谷，然后用套着绳子的木棍支起了簸箕，躲在大门后，透过墙壁的缝隙，偷偷的、紧紧的盯着，生怕会惊飞前来觅食的麻雀。当然，母亲大概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是在母亲到厨房里去忙碌的时候，才开始的。

　　或许是真的饿极了，几只麻雀来到簸箕下觅食，我兴奋极了，但却又不敢发出丝毫声响，就看着哥哥小心翼翼的拉着绳子，当绳子快要绷紧时，快速的、用力的拉动，支撑的木棍顺势倒下，簸箕也扣在了地上。

　　我急忙跑出门去，踩着积雪，咯吱咯吱的声响，走到簸箕旁，我却十分失望，簸箕下没有一只麻雀。

　　看着不远处的树枝上的那些麻雀还叽叽喳喳的鸣叫着，似在嘲笑我的失败一般，就气急败坏地捡起了一块石头向它们扔去。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把它们砸下来，只是吓唬罢了，那么小小的麻雀，离着我有十几米远，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它们砸下来呢？

　　然而，惊奇的是，我居然真的砸下来了一只麻雀。

　　我看着它被石头击中，从树枝上掉落在地，张开着翅膀，蹬着双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几息之后，就不再动弹，它死了。

　　我兴奋极了，高兴地大喊大叫，母亲被我的叫喊声惊动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问哥哥发生了什么。哥哥说，我用石头砸死了一只麻雀。母亲紧张急了，慌慌张张、手忙脚乱的从房檐下抄起一把锄头，走到死去的麻雀旁边，挖了一个土坑，把它埋了。然后又回到屋内，拿出几张黄纸，就着麻雀的坟墓点燃。

　　午饭时，去村里打牌的父亲回来，母亲说起这事，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这一年要倒霉，做啥子事情自己注意点，特别是上下学，骑自行车要看到路，别东张西望。

　　我沉默的点了点头，那时的我对于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已经不以为然了，总觉得是封建迷信。

　　接下来的几个月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大约是在五月末的某天，我略微有些感冒，早上离家上学时，母亲给了我二十块钱，让我去买药。当时的一天的生活费是一块钱，买饭五毛钱，买菜五毛钱，零花钱几近于无。二十块钱对于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我小心翼翼的，把钱放在校服的内兜里，一路上，每走上几分钟，我总会不自觉的用手摸一摸胸口，看看钱是不是还在。

　　然而我的小心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钱终究的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我沿着来时的路，一路回走寻找，始终没有找到。这时我短短的人生中，第一次丢钱，所以记忆格外的深刻。

　　我的厄运并没有就此消散。六月，快要期末考试了，所以放学的时间总是被老师们一拖再拖，经常的，放学时，太阳已经下到了山巅，夜色开始慢慢升了起来。某日，放学后，我习惯性的向着校门外停靠自行车的地方走去，然而当我走到地方却傻眼了，眼前空空如也，丝毫没有自行车的踪迹，我知道，我的自行车被人顺手牵羊了，虽然它残旧得连刹车都已经没有了，但我还是心疼得无法呼吸。

　　九月，霉运似乎已经离我而去。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不算差，在初三分班时，堪堪够着了尖子班的门槛。那时的我，对此并没有喜悦的情绪，在我的稚嫩的、刻板的思维里，我应该是初中毕业，然后跟随着哥哥去沿海打工的，对于上高中，从来都没有想过，更不用说上大学了。

　　不过，父母还是很高兴，因为要住校，所以父亲亲自背着棉絮把我送到了学校。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除了幼儿园和上小学的第一天之外，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因为他总是在外务工，即使在家里的少许时间，也是很忙碌。

　　由于我住校，不能在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了，繁重的农活、养猪、放牛……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母亲一个人承担，实在是有些吃力。但母亲把邻居家的田地也接手了，让她一个人做起来更加艰难。所以父亲也就是从这时起，再也没有外出务工了，而是在几十里之外山里的煤矿上找了一份儿活计，早上三四点起床，和母亲一起抹黑干一阵农活，然后再去上工。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父亲的收入并不算太高，每月莫约六七百块钱，两个月结算一次。

　　十月初，国庆假期，中秋佳节。

　　父亲上工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工友，对他的记忆我着实难以忘怀他，叫做李久。后来据父亲说，李久前些年盗窃被抓，在煤矿附近的农场里劳改，刑满释放后，由于没有路费，只能滞留在农场周边，又因为他的前科，没有人愿意雇他干活，每日他就只能靠着周边的人接济为生，父亲见其可怜，于是带着他到了矿上，并作为其担保人，矿上的管事答应留下他，父亲也就每天带着他上工，教他采矿的技巧。恰逢中秋，矿上放假，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矿上无聊，所以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母亲见有客人来，家中除了腊肉，实在是没有什么能拿出手，就特意宰杀了一只公鸡。李久是一个油滑的人，十分健谈，因为他的老家在四川达州下面一个县城里，对于自小生活在山村里的人来说，算得上是见多识广，所以当时的我对他并无厌恶之感，甚至还相谈甚欢。第二天跟着父亲去上工前，母亲还邀请他有时间来家中做客。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

　　十一月末，学校放月假了。我回到家中后已是傍晚，但母亲却一直没有做晚饭的意思，我知道她是在等父亲回来。

　　我和母亲守着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等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晚上九点过，父亲才疲惫不堪的回来。整夜里，父亲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没有去上工，而是坐在大门口长吁短叹。我本想问发生了什么，但母亲制止了我。她告诉我说，昨天矿上发工资，下工后，父亲和同班的工人们一起换了衣服去洗澡，回来后发现，大家放在衣兜里的工钱都没了，李久也不见了踪迹。

　　七八个人的工资，八九千块钱，在当时的小山村来说，着实是一笔巨款。虽然大家并没有要求父亲这个担保人赔偿，但他却十分内疚，即使到现在，偶尔提起，他也还是耿耿于怀。

　　直到此刻我才知道，厄运一直都伴随在我身边，一直不曾离去，只是偶尔会打一个盹而已。

　　此后每逢大年初一，我总是过得非常小心，生怕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者一句脱口而出的话，会给一整年，带来不好的后果。甚至连和亲朋们打麻将，也会在心里嘀咕，今天要是输了，我这一年就不碰麻将了，担心霉运会延续下去。

　　想来，也是十分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