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以后，家里忽然多出了很多空闲时间。
那种空闲不是彻底没事干，而是原来每天都被上课、作业、考试塞满的缝，一下子松开了。午后太阳从百叶帘里一格一格漏进来，落在书桌上，白得发干。我把高三攒下来的试卷、错题本、资料书一摞摞搬出来，想趁着这阵子把房间收拾一下。纸箱放在脚边，翻一会儿，扔一会儿，手上全是纸灰。
最底下压着一个蓝色塑料文件夹。
文件夹已经旧了，边角磨得发白，透明封皮起了细细的划痕。我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带起一层灰，落在手背上，轻轻一吹就散了。
我起初没想起来里面是什么，直到扣子一掰开，几张照片从里面滑出来。
照片一露出来，我就愣了一下。
那不是小学，也不是初中，是更早以前的我。照片上的小孩头发短短的，站在一群孩子中间，胸口贴着号码牌，头上戴着荧光纸剪出来的王冠，表情有点发木，像是不太情愿，又不知道拍照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好不情愿的。后面挂着彩带和气球，墙上还贴着老师画的太阳和云。
我把照片拿起来，凑近看了看。
文件夹里还有别的东西：两张手工课留下来的彩纸，一张边缘卷起来的奖状复印件，一片已经发硬的贴纸，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到最里面时，夹层里滑出来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纸已经有点发黄了，上面的字却还看得清。有我的姓名、生日，还有入园日期：2009年9月1日，中班（1）班。
我盯着“中班（1）班”那一行看了好一会儿。
奇怪，我怎么没有上过小班？
我对幼儿园的记忆本来就不多，零零碎碎的，像掉在柜子底下的珠子，偶尔才能摸出来一颗。可我一直默认自己跟别人一样，是按部就班从小班一路读上去的。现在这张卡片摆在手里，像忽然把那段我根本没留意过的空白给照出来了。
我正低头看着，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母亲买菜回来了。她换鞋的时候顺手把塑料袋放在门边，没一会儿就走到我房间门口，朝里看了一眼：“还在收拾？”
“嗯。”
“这么热，不开空调啊？”
她说着把窗户又推开了一点，外面的热风立刻往里灌，夹着楼下树叶的味道和不知道谁家炒菜的油烟味。她看见我满桌子摊着旧东西，倒也没说什么，只是问：“喝不喝水？”
我把那张卡片递过去：“妈，我幼儿园怎么是从中班开始的？”
她接过去，先是眯起眼看了看，然后一下子安静了。
她不说话的时候，眉心会微微皱一下，好像思绪已经不在眼前这间屋子里了。我坐在椅子上等着。过了一会儿，她才把卡片翻过来，又翻回去，轻声说：“你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所以前面那阵子一直没让你去。”
“身体不好？”
“你自己当然不记得。”
她把卡片放到桌上，拉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像是既然提起来了，就索性跟我讲一讲。
我出生那年，家里还在BJ海淀。
那时候我生得早，刚出生时体重很轻，整个人小小的，放在保温箱里，看着都让人心里发慌。母亲说，那阵子医院走廊总有一股消毒水味，冷气开得很足，她和父亲每次进去看我，隔着玻璃都不太敢大声说话。后来有天夜里，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得厉害，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仪器一直响。那几天她几乎没怎么合眼，连父亲说话声音都比平时小了很多。
“后来总算慢慢稳下来了。”她说。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淡，像是在讲别人家的旧事，可我还是能听出来，那种“总算”不是随便说说的。
再后来，家里从BJ搬到南京。等到我到了该去幼儿园的年纪，父母去问过几家，对方听说我小时候身体弱，都有点犹豫，说不然晚一点，再看看。晚一点，再看看。她把这几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像是直到现在都还记得那种被人客客气气挡回来的感觉。
“最后去了童梦。”她说。
“那家幼儿园不大，在一条里面点的小路上，门口栏杆刷成彩色的。园长姓朱，戴眼镜，说话慢慢的。她先问了你几句，又让你在院子里自己走了会儿。后来她说，先放中班试试吧。别的小孩两三岁就来了，你起步晚点就晚点，慢慢跟也能跟上。”
我听着没说话。
她低头把那张卡片往我这边推了推：“所以你不是没上过小班，是压根没去。直接从中班开始的。”
说完她站起来，顺手理了理床边那堆刚叠好的衣服：“这些东西要留就好好收着，别翻出来又乱放。”
我“嗯”了一声。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一眼：“你小时候那阵子，老师还挺照顾你的。”
我问：“李老师？”
“好像是，”她想了想，“你回来老提她。”
母亲出去以后，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楼下有人骑电动车经过，喇叭响了一下，很快又远了。我低头看着那几张旧照片，忽然觉得“童梦”这两个字一下子变具体了，不再只是文件夹封面上印着的名字，而像一扇被推开一点的门。
关于童梦，我其实记得不完整。
不是那种能从头到尾讲清楚的记得，而是一些很短的画面，平时藏得很深，不碰不响，一旦翻出来，就会自己冒头。
我先想起来的是六一。
那天幼儿园比平时热闹，院子上面拉了彩旗，教室门口摆着塑料桌，桌上是纸杯蛋糕、橙汁和小零食。李乔老师戴着一顶红帽子，在小朋友堆里转来转去，笑起来眼睛细细的。她平时说话就不快，活动那天也还是那样，蹲下来给我们发礼物，一个一个发，不急。
轮到我时，她低头在袋子里翻了半天，最后拿出一个蓝色的“海宝”玩偶。
那玩偶很小，蓝得特别扎眼，两个眼睛圆圆的，手一捏还会响。我接过来以后立刻塞进怀里，怕被别人碰到。李老师看见了，笑着说：“这么宝贝啊？”
我点头，抱得更紧了。
那天我一直把它塞在书包里，课间还要悄悄拉开拉链看一眼，确认它还在。放学的时候，太阳照在院子里的地砖上，白得晃眼，彩旗被风吹得一抖一抖。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还记得那个蓝色有多亮，亮得像小孩子眼里那种很容易满足的高兴。
再往后一点，我想起的是英语课。
大班的时候，班里开始用那种绿色封皮的启蒙书。纸很薄，翻页的时候会哗啦一响。李老师站在黑板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教我们念，A、B、C，写得很慢，声音也不高。到了快放学的时候，她有时候又会带着我们念《三字经》，教室里一群孩子坐得歪七扭八，念得参差不齐，有人快，有人慢，有人根本没张嘴。
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想把事情做得比别人认真一点。
老师一问问题，我就赶紧举手。别人课间满院子跑，我也跑，但一到上课铃响，就急急忙忙跑回座位坐好。小红花贴在墙上的名字后面，我总要抬头去数一数自己有几朵。李老师不算特别爱夸人，可我好像总能比别人多得那么一两朵。现在回头想，那大概也不是什么“优秀”，只是一个起步晚、身体也不算特别好的小孩，下意识地想把自己放到一个安全一点的位置。老师喜欢什么样，我就尽量做成什么样。
那时候的我不懂这些。
我只知道，得了小红花，回家就能高兴一路。
还有一段记忆，是午睡。
童梦午睡的床很小，一张挨着一张排在一起。夏天中午，窗帘总是半拉着，房间里不算亮，风扇吊在头顶慢慢地转，转一会儿，扇叶就发出一点轻轻的响。我有一次午睡醒得早，别人还躺着，我先坐了起来。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小朋友翻身时床板轻轻响一下。
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细细的光，正好落在地上。
我踩着拖鞋下床，顺着那道光往门口走。刚走到门边，就看见李老师蹲在那里，正给一个小朋友系鞋带。她低着头，动作很慢，手指在鞋带上绕过去，又拉紧。那个小朋友大概刚睡醒，站都没站稳，人还有点晃。李老师就一直蹲着，也不催。
那一幕其实很小，小到说出来都像没什么特别的。
可我记到现在。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小孩子其实很容易记住这种事。不是因为它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在那个年纪，你对世界的感觉还很简单。谁对你好一点，谁愿意停下来管你一下，谁蹲下来和你说话，你都能感觉出来。那时候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觉得，原来在学校里，不只是被老师点名、被表扬，才算是被注意到。还有一种更安静一点的东西，是有人愿意弯下腰，耐着性子，把一件很小的事替你做好。
等到快离开童梦的时候，我已经比刚入园那阵子结实了一点，也敢说话了些。
离园那天，大概是父母来接我，我背着书包站在教室门口，心里其实没太明白“以后不来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那天和平时不一样。很多东西都已经收起来了，墙上少了些画，桌上的杯子也空了。李老师站在门口送人，我磨磨蹭蹭走到她面前，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大意就是以后上小学也要好好学。
我那时没立刻走，站在原地想了半天，忽然抬头问她：“英语书能给我吗？”
她大概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本绿色的小书后来真的被我带回家了。
我记得它在我家书柜里放了很久，封皮包过透明书皮，角上写着我的名字。后来不知道是哪次收拾屋子时混在旧书旧纸里，一起卖掉了，还是被当废品扔了。总之等我再想找它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也正常。
小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留着留着就没了。一支蜡笔，一张贴纸，一个塑料玩偶，一本薄薄的英语书。它们没的时候，往往一点动静都没有，等你过了很多年忽然想起来，只能记得它曾经在那儿。
我把那几张照片重新放回文件夹里，动作放得很轻。塑料扣合上时，发出“啪”的一声，不大，却很清楚。
窗外天还亮着，阳光从百叶帘的缝里照进来，落在纸箱边缘，像一层很薄的白灰。我把文件夹放进箱子，又停了一会儿，没立刻盖上。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的成长也许真的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
不是高考结束，不是收到录取通知书，也不是拖着行李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它更像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早到你自己都不记得。也许是在保温箱里第一次退烧，也许是在幼儿园第一次跟着别人坐到教室里，也许只是老师把一朵小红花贴到你名字后面时，你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
很多事情当时都很小。
可后来回头看，才知道它们原来都算数。
我把纸箱合上，双手按住盖子的边，停了两秒。
房间里很安静。外面有人说话，有车开过，厨房里传来水烧开的声音。夏天的光落在书桌边上，白白的，不吵，也不刺眼。
我忽然想，童梦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像梦，可它又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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