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下室的手风琴

　　三天后，弗洛姆应邀在纽约新学院做一场关于“异化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他在教学楼外的台阶上抽烟，试图整理被学生们尖锐问题搅乱的思绪。

　　然后他听到了音乐。

　　不是爵士，不是摇滚，而是一种古老、哀婉又奇异地欢快的旋律——手风琴声。琴声从教学楼侧面的地下通风口传来，断断续续，像是有人在练习。

　　弗洛姆循声走去。通风口旁，一个瘦削的身影坐在水泥台阶上，膝盖上架着一架老旧的手风琴。正是那个咖啡馆里的年轻人。

　　G正在拉一首简单的东欧民谣，他的手指在琴键上移动得有些生涩，但节奏准确。他的眼睛闭着，头随着旋律轻轻摆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弗洛姆没有立即打扰。他靠在墙边，听完了一整首曲子。

　　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纽约傍晚的空气中，G睁开眼睛，看到了弗洛姆。他没有惊讶，只是点了点头，仿佛早就知道有人在听。

　　“你拉得很好。”弗洛姆说。

　　“不好。”G诚实地说，“刚学三个月。房东太太的琴，她教我。”

　　他的英语依然简单直接，口音让弗洛姆猜测他可能来自中国或日本，但又不太确定。

　　“你在新学院工作？”弗洛姆问。

　　G摇头：“送货。给地下室的印刷室送纸。”他指了指手风琴，“中午休息时，房东太太在这里教课。我有时早到，听。她让我试试。”

　　弗洛姆注意到G的手指——修长，但关节粗大，指尖有老茧和几处新愈合的伤口。这是一双劳动的手。

　　“那天晚上你说有工，就是送货？”

　　“夜班。码头。”G简短地回答。他小心翼翼地将手风琴收进一个磨损的帆布包，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婴儿。

　　“你叫什么名字？”弗洛姆问，然后意识到这可能是冒昧的。

　　年轻人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是否要回答。“叫我吉姆。”他说，但弗洛姆能感觉到这不是他的真名。

　　“吉姆，关于那天你说的……爱是甜的。我一直在思考。”

　　吉姆（让我们暂时这么叫他）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眼睛直视弗洛姆：“你想明白了？”

　　“不完全是。但我想问你：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怎么办？或者他们需要的东西会伤害他们？如果一个酗酒者需要酒，一个抑郁症患者需要孤立自己——我们也应该给他们‘甜’吗？”

　　吉姆背起帆布包，站了起来。他比弗洛姆矮半个头，但站姿笔直。

　　“甜不是糖。”他说，“甜是‘让他感觉好一点的东西’。对酗酒的人，酒是苦的，他知道。他喝酒，是因为心里有更苦的东西。给他真正的甜，要先尝到他心里的苦。”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英语词汇：“你要问两次。第一次：‘你需要什么？’他说‘酒’。第二次：‘为什么？’”

　　弗洛姆感到一阵熟悉的兴奋——那是当一个思想触及到某种深刻真理时的战栗。“你是说，表面需求之下有真实需求。”

　　吉姆想了想，点头：“甜要給对地方。伤口在心上，你给手上的糖，没用。”

　　“那你怎么知道伤口在哪里？”

　　这次，吉姆沉默了很久。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

　　“要听。”他终于说，“不是用耳朵。”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用这里。安静地听。伤口会说话，如果你安静。”

　　印刷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着油污围裙的男人探出头来：“吉姆！纸呢？已经两点十分了！”

　　吉姆对弗洛姆微微点头，然后快步走向送货车的后门，开始卸下一捆捆沉重的印刷纸。他的动作高效而从容，仿佛已经重复了千百遍。

　　弗洛姆看着他搬运，突然意识到：这个年轻人谈论“爱”的方式，就像一个工匠谈论他的手艺——具体、实在、基于经验而非理论。

　　“吉姆！”弗洛姆在他关上车门前喊道，“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想继续我们的谈话。”

　　吉姆看了看天色：“周六下午。房东太太教完琴后。就在这里。”

　　“好，周六见。”

　　货车开走了。弗洛姆站在原地，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到了笔记本和钢笔。他迅速记下几个词：甜/苦、伤口的位置、安静地听。

　　他抬头时，发现新学院的几位同事正从楼里出来，好奇地看着他。

　　“埃里希，那是谁？”一位社会学教授问。

　　弗洛姆想了想，微笑道：“一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