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开始，爹的身体就不是很好了，时常懒得动，三天两头待工，以为就是烧灰窑、盖房过力累着。
妈为爹精神起来，能做的就是给爹单做些好吃的颐养。本以为冬天活不忙了，歇歇会好起来，不曾想到开春还是没精神。待了一冬，家中没有收入，给二姐治眼睛的钱都是借的，实在不愿再拉饥荒，就这么在家休养着。
互助组家里没人出工劳动不成，妈妈坚持上工，回到家就做饭吃，吃完点上灯还得纳几行鞋底。
阴天下雨不能上工，还要做一家人的穿着。
那时做饭没有现成的米面，下锅的粮都由碾子轧出来，轧碾子也是费时费力的活儿。
妈妈经常是天不亮就起来到碾子上，把一天的吃粮推碾子轧出来，然后回家做饭。
还要给爹掂兑点好吃的，有奶的份。她带着孩子们黑面杂菜的填饱肚子。
下地上工，别人扛个锹镐就可，她还要背着栅篓，趁别人休息，她还得拾一栅篓柴火，以填灶坑。
她说：“锅上锅下都有物才不能断炊啊！”
屋里的扫扫地、抹抹柜这些小活，她根本无暇顾及，那都是大姐、二姐的活。
奶奶还要包着纺木台营的棉花。
一天早晨，妈刚轧完碾子回来点火做饭，就听高树枝大婶趴着院墙招唤：“哥哥啊!——哥哥！你们起来了吗？”
妈妈跑到前门口：“她大婶，啥事啊？”
大婶：“金子有病了，好几天了，夜黑介忒邪乎，我婆婆说叫上哥哥跟她老叔，今天带着孩子上卢龙看看去。”
“哟，你哥哥也不大舒坦，我问问他能去不？”
妈转身进屋。
被她这么一叫，炕上的奶和爹醒了，也听清了所为何事。妈进屋一说，奶奶问爹：“你能去吗？”
爹：“不能去也得去啊！铜头不在家，这孩子若糟践了咱也遗憾一辈子啊！”
爹说着起身穿衣服。
妈妈出来告诉大婶：“你哥一会儿过去。”
大婶：“叫哥哥过来吃早饭！”
妈妈：“不用了，我做着呢，吃完就过去。”
大婶：“对了，哥哥过来，还得拉着头驴。”
爹起来去组里把熟识的驴借来，牵着来到西院。一进门，张希贵正往他嫂子那院去，见东院哥哥进来，招呼道：“哥哥过来了？”
爹回答：“过来了。”
张希贵：“你那还不舒坦呢，还劳动你，我嫂子和我妈说我自个去不放心，非得说叫上你。”
爹：“没事，若不是实在需要，你嫂子不能招呼我来。”
两个人说着到了金子家门口，爹在门口牵着驴，老叔进屋，大婶忙拿出条褥子搭在驴背上，老叔把金子抱起来，孩子真是头不抬眼不睁的，病的不轻。老叔把她放在驴背上，用手扶着，爹牵着驴北出庄，从大道沟向北走去。
三奶奶、大婶站在大门口，目送着看不见了才回去。
到了卢龙医院，检查完病情，医院留下孩子住院了。办完手续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后晌。有她老叔一个人留下照顾就可以了。
爹骑上驴回来，到组里把驴还回拴好，又到大婶住的院，把金子的情况告诉大婶。回到家，躺在炕上他的地方歇着。
妈妈下工回来，到二门里，放下栅篓、筢子，把锹镐放在屋檐下，进过道可气不歇一口，拿起灰耙伸向灶坑，用一个破簸箕接着，把灰掏出来，倒入猪圈去积肥。回来把柴火放在簸箕里抱到灶台边点着火，瓢水添在锅里，刚要起身刷锅，这工夫爹从炕上起来，到过道可拿起一小镐把，朝妈妈打去。
妈妈毫无防备的情景下，挨这一镐把，晃两晃栽倒在锅台旁，额头磕在锅台角，鲜血流出来。
刚巧大姐带着二姐从外面回来，没听见大人说什么，就看爹这一镐把下去，妈栽倒在地。她俩进来看见妈闭着眼倒在锅台边，吓得扳着妈妈肩膀呼喊：“妈——妈！妈——妈！你醒醒。”奶奶下炕，扶起妈的头，叫着：“双兴妈，双兴妈！你睁开眼睛看看！”
一会儿功夫“哼”一声，妈睁开眼睛，看着大姐二姐哭成泪人，两个孩子吓坏了，她动了动，安慰孩子：“妈没事，别害怕，屋去吧——妈给你们做饭吃。”说着，噙着的泪流出来，继续做饭。
奶奶：“烧点棉花套灰按上”。嗔着的语气告诉妈，转身上炕坐到了儿子身边。“你为啥打她呀？”
“这个废物，掏灰不知道小狗在灶膛呢？还点火，小狗唁唁的正在我耳朵下叫。”
妈妈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才知道挨打的原因，心里酸楚的翻腾着。我一天脚打后脑勺的忙，怎会知道小狗在灶膛，若是知道，叫我点火我也不点啊。
就是这样，她肩上的重担一点不减，照常起早，做饭上工；晚上如豆的灯下缝缝补补。
她心里也恨婆婆、丈夫的无情。从十五进张家门，用吃的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来形容都不过分。不管怎么说，现在闺女儿子都有了，还这么拿我不当人，搁谁身上都难忍耐。喝卤水、上吊，一了百了。可看着不懂事的孩子们，心头就想起小时候走到谁跟前被人骂：“妨人的丫头。”万万不可，决不能寻死，无论如何也得活着。
想想婆婆也不容易，二十七岁守寡，熬到儿子成家，也历经苦难。丈夫和自己一样，他是从小没爹，生活的担子过早的压在了他的肩上，他也不容易，还有病。想来想去，这么遭罪的活着，都不知道怪谁。常听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命是个什么东西，竟这样待我，倘或有一天见着这“命”，非得一把揪它两截！她心里咬牙。
额上贴着棉花套儿灰，涕泪浸浮了眼目、鼻子。
哀伤的她牵着耕地的老牛机械的走着……
白薯炕上，绿油油的秧苗长势喜人，她提着喷壶在往秧苗上洒水。
秧子长到炕帮高了，栽白薯的季节已到。今天拔秧子，大婶和妈一铺炕，拔完边上。一块大板横搭在白薯炕上，两人坐在板上倾着身子，伸右手拔下秧子交到左手，一棵一棵，拔大留小，两人边拔边说话。
大婶：“嫂子，前些日子，你额头上那口子咋弄的？”
妈妈：“唉——说起来我都嫌磕碜，别人问我都说自己不加小心磕的，你问了，咱姐俩我就告诉你。”妈妈流着泪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
大婶：“你磕碜啥呀，咱庄谁不知道，我二妈、哥哥待你交不好，你不说人们也猜出个七大八。不过你也别太难过，孩子们大了，必好了。”
妈妈：“难说，孩子们大了能怎样，他爹一瞪眼睛，孩子们都吓得没脉。”
大婶：“你不用怕，男尊女卑那是旧社会老一套，早都不时兴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中央开大会了，毛主席说的男女平等，妇女和孩子都给权力。”
妈妈：“是啊？”
大婶：“是！你等到集上，上城里看看去，女人啥都会干，还可以当官呢。”沉默片刻，大婶接着说：“我哥哥就是在家对你不好，在外边谁不说他能啊！土改，还有这几年，你看把咱庄搞的多好，谁不佩服。”
妈妈：“他？咱庄现在不是张明志当村长吗？”
大婶：“虽然张明志当村长，啥事不找他商量？庄里人都说张希望有韬略，张明志啥都听他的。你家盖房，烧一春灰窑就把房翻盖了。你别伤心了，也不用发愁，往后你的日子错不了。”
听大婶这么一讲，妈的心里亮堂了，生活还是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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